马德齐时昏死过去了。谷栅组长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心里发怵，院坝也不敢下，一时六神无主。八仙桌边，说话声调都变了：“大家，批斗他，是可以的，应该的。但是，不要出手打人嘛。动手打人，后果自负啊！”

关键时候倒是罗天英撑得住。当机立断：请狐、熊两位公安同志“牵头”，责成民兵连长兼贫协主席羊绍银，安排四人，以最快速度送马德齐到葫芦底河区人民医院抢救。马德齐毕竟是“不拿枪的敌人”。运动中的斗争会上被人活活打死，对工作组来说，起码不是好光彩的事。

恢复了“基干民兵”资格的“伪军逃兵”牛天安、牛天泰 ，“洗澡”“下楼”之后，已经“归队”。毕竟队伍上“专业训练”过，知道早一分钟抢救就多一分活下来的希望。听罗天英如是安排，没等“连长”下令，已经大队办公室找来牛道耕从家里拿来那架凉椅，两根竹竿几段绳子，三五几下，就绑成了一副简易担架。夜半三更的送镇上，抄最近的路也十多二十里呢。眼看婆娘就这几天要生娃娃了，听罗天英安排要自己带人连夜送，羊绍银一阵鬼火冒。但人命关天，不敢推辞。闷着头一挥手，示意“抬着走吧”。

羊登健知道闯祸了，死活都要跟着去。羊绍银想骂他几句，自己是晚辈，不敢太过造次。“去嘛去嘛。不过，求你老人家啊，不要动手动脚的嘛。实在忍不住，扯根麻线，各自把手脚捆起嘛。你以为当真是‘打敌人’嗦？整死了，走得脱？”

这些年运动来运动去的。谁都知道，运动中最忌讳“非正常死亡”。镇上“集中学习”时罗祥光“畏罪自杀”。事发之后，层层上报，被省四清工作总团“通报批评”，罗天邦还写了书面检讨。今天，斗争会现场出这种事，万一马德齐不治而亡，呜呼哀哉了，麻烦不会比罗麻壳儿罗祥光那事小！

工作队几个人，梁新眉年龄最大，经历坎坷，人生经验多，“碰头”时向两位组长献策：“这种事传得最快，更何况抢救要送镇上？‘早汇报、早主动’，处理得当，说不定‘坏事变成好事’。如果待到人已经死来摆起了，才向上级反映，被动了。”

“岂止被动？‘瞒上欺下’，要倒大霉的！”罗天英气冲冲地说。罗祥光之死让他哥哥差点儿受处分，自己手下再死个人？撞到鬼了！她对谷栅说：“别说了。我连夜上街，先到工作队做个汇报，给我哥他们打打预防针，‘占个主动。’然后到医院，必须有专人守着，免得有人再做手脚！马德齐眼下死了，我们几个，哪个都要遭说聊斋！”

谷栅连声道：“好好好。这样最好。有言在先，上级如果批评起来了，就说，是我没有把握好会场。不怪大家。”

梁新眉说：“有罗组长在镇上，这就对了。随时了解马德齐的死活。万一死了，对上对下要有个统一的口径；没死，工作组有人在，医院会更尽责些。”罗天英要求崔桂华和她一起上街，说：“你写东西来得快，万一要书面材料，你就辛苦点儿了。”

事不宜迟。崔桂华很快给马灯加满油。进屋拿了件外衣。问罗天英要不要回红豆林马晓梅家拿东西。罗天英说镇上他哥那里有她的衣服。于是，说走就走。

斗争马德齐，叫做“打死老虎发现新罪过”。可惜，那小纸卷仅仅是粮票，虽然是全国粮票，但比起事先怀疑的 “敌特的联络文件，联络暗号，乃至美蒋特务名单、暗杀名单、密码或变天账”来，刺激性、惊险性，就差远了。不过，这也是个不小的收获：送粮票的那陌生男人和小孩是谁？从哪里来的？谁也不能保证这里面没有“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还是有干头。

第二天中午，崔桂华回来放信：马德齐没死，还昏迷起的。另外，工作队领导的最新指示：“不要惊慌失措。”崔桂华说：“工作队上上下下的人，对斗争会上揭发出来马德齐粮票的事儿，都觉得出乎预料，多少有点儿扫兴。”工作队三位主要领导认为：“杀鸡儆猴”是方法，不是目的。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不能“杀鸡”的时候，反而把“猴”忘了。罗队长明确指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红奎大队运动的重点是大队长牛道耕和那个保管员，以前叫红樱桃的女人牛羊氏。罗队长认为，朱光明的问题要尽快搞清楚，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崔桂华说：“洪副队长强调了两遍，要我将罗队长的话，原原本本传达给你。还说，你已经是第二次领导四清运动了，对运动的理解，应当比一般同志更深刻。”都不是傻瓜。谷栅心里明白，洪布尔明明白白是在趁机“敲打”自己。集训时候，自己风头压过他。这正好报一箭之仇。

让谷栅万没想到的是，马德齐这道难题还没找到答案，偏偏牛道耕不知趣，竟然自己跳出来和工作组较劲：死活都不肯在别人代笔的“交代”材料上按手印，搞得红奎大队工作组一班人全都“很被动”。

工作组规定，几位大队干部外加牛羊氏，白天劳动，晚上到大队部交代问题。牛道耕和牛羊氏都不会写字。必须找人为他们代笔。他们交代一句，代笔的人写一句。不固定是谁，有时是梁新眉、有时是崔桂华、单启仁，没考上初中的朱正明也被安排来协助。梁新眉为牛道耕代笔的时间最多。

说来也是笑话。粱、崔两位，都是真资格作家；单启仁正牌大学生，为牛道耕代笔，本该“小菜一碟”。可一上手才发觉是件苦差事，自己还不好意思说出口。牛道耕的口述，话把儿多，而且多是骂人的脏话。开始是听来半懂不懂。后来熟悉些了，一句话听懂大概了，却很难翻译成规范的书面语。直接写方言吧，一是担心把他的意思搞错了，二是好多词语闻所未闻，不知道咋写——青蛙称为“客猫儿”；蚯蚓叫成“蛐善儿”；垃圾叫“渣渣”；骂人叫“日卷”；吃肉叫“吃嘎嘎”；说话不算数叫“水”； 遇到麻烦了说是“涮繁”了；夜里出门做贼，他说是去“摸夜螺蛳”；他认为事情不关痛痒就说是“鸡儿不楞腾”或者“拉鸡巴倒”；说人不灵活他骂成“像他妈个木楱楱”；说人慌了、着忙了，他说这人是“搞刨昏了”；心里不舒服，烦躁，叫“毛焦火辣的”；……写完一段，代笔人早已是汗流浃背，为难死了。牛道耕反过来倒还同情他们，很大度地说道：“梁同志啊，个把个字写不起就算球了嘛。你画个叉叉，读到那儿，我晓得是啥子就拉鸡巴倒。也别太难为你了。”搞得代笔们全都哭笑不得。

写交代不是天天晚上都干，社员大会常开。凡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会，人人都是要参加的。为了有利于发动群众，干部下楼之前，统称“四不清”干部。开大会时，社员坐着，阶级敌人跪着，“四不清”难免不委屈委屈，弄来“站排排”。这就从“形体”上告诉他们：你们已经介于“人民”和“敌人”之间了。依院子为单位的“小会”，家人面前，工作组发善心，多不罚站，但绝不敢像其他社员那样，地坝里几瓢冷水一泼，甩一张凉席，就扯起场子睡大觉。 “四不清”们得规规矩矩坐着，老老实实听。

慢慢儿地，牛道耕也看出点儿这运动的门道儿来了。刚开始，牛道耕基本不懂“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宁可斗错，不可漏网”是啥意思。现在明白了：运动所到之处，每个成年人，包括老丈人朱发丰这样的七老八十的人，全都得“洗手洗澡”。所有人，自土改交代起，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一路下来，把自己所犯违纪、违法错误，有的还是“罪行”，交代清楚。先“自我交代”，再“背靠背揭发”，然后是大小会“斗争”。最后才把人分开来——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哪些该入组织、得提拔、当干部；哪些该关、管、斗、杀。

有时候，牛道耕自己想想，想想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几乎所有人都要经历一场从“避重就轻”“态度不端正”，日复一日“挤牙膏”似的“交代”，过不了关，被痛骂是“极端不老实”，“不见棺材不掉泪”，“负隅顽抗”。这种话狗日的单眼镜儿最多，崔桂华有时也冒一两句出来。实在憋不住抗不下了，知道“脱不了爪爪”，就逐渐交代自认为是重要的、“压秤” 的“干货”；还是过不了关，开始来凶的了：“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砸烂狗头！”交代的人泄气了。“算球了，算你狠，老子投降，说就说嘛。”这下子，用朱光明的话说，真的是“屁眼儿垭垭里夹着那点儿屎粑粑，都挤干净了”。但是，工作组会相信你哟？还是不相信！没办法了，于是有人就开始编造自己的罪过。使牛匠羊登贵，解放前在狗日的狗子三家当过“常年（长工）”，帮狗子三到外地买过耕牛。有人揭发他帮狗子三干了不少坏事。他自己一件也说不出来。总下不了楼，就编：“在买牛那里，帮狗子三整了个婆娘，养在那街上的。每回儿我自己去，也搭着搞整一盘儿。”工作组按他说的线索，一查，根本没这事，更没这个人 ：“你这叫老实？嗯？滚！”牛道耕突然觉得，集中学习时狗日莫大队长说自己的那些艳福，未必不是抓屎糊脸自己编出来的？

牛道耕私下里掐着指头一算，从端阳节工作组进葫芦尾河“扎根”开始，芒种夏至，大暑小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儿童节组织节建军节国庆节，栽秧薅秧，打谷收草，犁田关水，眼下寒露将临，又该种小春粮食了。大半年时间过去，读文件表决心，交代、检举、揭发、斗争，清过去清过来，大家也都慢慢儿“有感觉”，看出“板眼儿”了：牛道耕没文化，不懂文件，懂理。越往后面看，就越清楚：搞整普通老百姓那是杀鸡儆猴，“配盘儿”，搞来耍的。像伪甲长羊连金、野牦牛，下台干部羊颈子羊绍章、矮子幺爷牛道奎，还有牛天安、牛天泰两弟兄这些人，开始的时候，他们脑壳上是起了满天的乌云，搞得雷公火闪的，到后来，全“打个瘪屁幺台”，他们是“受教育为主”。全大队只有自己和弟媳牛羊氏两个人的这点儿破事儿，总没有点儿“松动”迹象。牛道耕的结论自然就出来了：看来，这工作队，可能真还不是“朱正才一伙的”。

牛道耕历来只听说“官官相护”。即便戴着富农分子帽儿时候，脱产干部们来葫芦尾河，只要知道他牛道耕是朱正才亲大舅的人，虽不交道，也还客客气气。见面点个头。没想到，这官场也会“槽内无食猪拱猪”。难怪得，只要说到包产到户、单干的事，那个罗天英就特别感兴趣：时间、地点、人证、物证，越详细越好。牛道耕的交代，社员们的揭发检举，全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一处：葫芦底河公社，特别是红奎大队的“单干”“包产到户”。根子，就在朱市长朱正才身上。有个下雨天，专门在羊子沟开“帮助牛道耕洗手洗澡”的下楼会，羊颈子说得声泪俱下。强烈要求工作队“把公社那个狗日的啥子鸡巴马礼堂也弄来斗争”，他说自己就是遭马礼堂“卖了的”！“老子辛辛苦苦反倒退，结果把大队长帽儿都给我抹脱了。”

罗天英马上纠正他说：“今天是帮助牛道耕认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马礼堂？公社的一个小文书，没后台敢那么嚣张啊？”

说起后台来，牛道耕一下就醒悟了，他告诉矮子幺爷：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牛道耕算哪根鸡毛？蚂蚁儿，毛毛虫！明摆着要整朱大娃儿。他们就是想用我的这些交代，来搓捆朱正才的索索儿（绳子）！你那婆娘的事，更是冲着朱大娃儿来的，不信你看着！”

几个月下来，那些交代材料，摞在一起，足有几寸高。于是就整理。单启仁整理装订成《牛道耕自我交代材料》，还搞了个封面。摆到牛道耕面前。告诉他：“按照规定，要念给你听。”他说，“这些材料是每件事一个单页。一件事情拉通念一遍，完了，你认为是这样的，就点头。”

牛道耕说：“要得。辛苦你们了。”

于是，念，核对。点头。

“有没有要修改的地方？”

“没有。差球不多。就这样的吧。”

牛道耕不会写字，就要求他在刚才的材料上按手印。告诉他：“这是你的交代，我是在帮你写，所以全是我的笔迹，必须你盖手印，才有效。才能存档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

牛道耕站起来，点头哈腰，非常诚恳地解释道：“单工作组，单同志呀，先请你不要生气。我这一辈子，按了一回手印，倒了八辈子血霉。狗日的狗子三，马保长还有马先生他们写的契约文书，抵押我的玉扇坝，我按了手印。老子后来恨不能砍下自己这根指头！”牛道耕翘着自己的右手大拇指给单启仁看。“而今这四清，本来就是公事，更得公事公办。我把话说白了，我认不到字，我晓得你在上面是不是写的我说的这些？写没写别的啥子？”任凭单启仁如何解释，牛道耕就是不盖手印，“这年头，莫说相信不相信那些话。扯把子、日壳子的人，多的是！没得那回事他能吹出那回事，还活灵活现的！前几年说亩产上万斤，革命日报上都登了的。那些文章未必不是你们这些文化人写的呀？未必是我们这些睁眼瞎吹出来的呀？能信么？所以，管你生不生气，我都要说，万一你这些材料上头写的是拉我去杀脑壳，我也按手印？”

单启仁哭笑不得，直想冲上去给他两巴掌，忍住了。也不敢。牛道耕比他父亲年纪还大些；还有，罗天英副组长有交代：相信群众、相信组织。群众觉悟有个过程，组织查清问题也有个过程。她还说过，牛道耕、朱光明和牛羊氏，这三个人很会笼络人心，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之前，老百姓对他们很难恨起来，我们无论多冒火，千万不要动手。常言道，众怒难犯。脱离群众，一事无成。

牛道耕不盖手印，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有关他的这些交代“材料”就全是废纸，屁用没有。单启仁觉得冤枉，自己堂堂京华大学历史系高材生，竟然被一个乡巴佬“耍”得既没一点儿脾气，又没一点儿办法。

牛道耕不认为自己在为难谁。他觉得这根本不和所谓的“对抗运动”搭界。为人要光明磊落，讲究“月亮坝里耍弯刀——明砍（侃）”。自己不来“阴的”，也绝不容忍别人对自己来“阴的”。他拒盖手印，自认天经地义襟怀坦白。自己事小，万一因为自己盖手印的材料把朱大娃儿整来“笼起”脱不了干系，别的不说，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死去的姐姐。

单启仁干着急，没办法。找到罗天英。罗天英让他把材料交给梁新眉，让他来处理这事。

陪了牛道耕好些日子了，梁新眉确实更了解牛道耕。对这老头儿还颇有点儿好感。他先通读了单启仁整理的牛道耕交代的全部内容，很客观，实事求是，单启仁没做任何手脚。凭直觉，他感到牛道耕是在凭良心讲实话。比如牛道耕说，在“舀水不上灶，没粮食吃”的时候，认为反正一个死，憋急了，出主意怂恿儿子们带头发难，复耕玉扇坝；与羊颈子“抓扯”后，外出“躲灾”，被亲弟弟“卖了”，遭公安押送回来。读到这段，梁新眉自觉眼泪花花的。他家也在农村，成分不好，十多年不通音讯。哥哥嫂嫂侄儿侄女们前些年“活出来”没有，他还不得而知！前几年，虽然自己在京城的大机关，那日子感同身受。牛道耕说，后来京城讲究“实事求是”的时候，甄别下来了，给他摘了富农帽子。“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群众把他“吼成了大队长”。

梁新眉觉得，这老头儿还真有几分可爱。就抽时间主动上门找牛道耕摆谈。

话题一扯，立即说到眼下的运动。

牛道耕毫不掩饰，反复声明自己是“冤屈”的：这几年，没偷、没抢；没贪、没占，没搞过别人的婆娘，“凭良心当这个鸡巴干部”。“现在反说老子是‘四不清’干部”。他问梁新眉：“你说老子冤不冤嘛。好好地，不当富农了，谢天谢地。又不吃伙食团了，我屋里有的是劳力。男人随便甩那里，每天挣十分儿工分，雷都抓不脱；女人田间地头一站，不给八分儿是没良心！全大队我是第一号归钱户。哪个想当这个鸡巴干部嘛！不怪天不怪地就怪朱正才那短命鬼儿崽崽。他当区长，反而把我错化成富农，你看他这个鬼猴儿是不是五孽不孝！社员们遭饿怕了，都赞成我站出来当干部。我晓得，也是朱大娃儿点了头支持的。收风放风，都是他！”他坦承，自己当这个大队长，跟朱大娃儿朱正才、“两根毛”赵连根、“小男人”马白鹏，还有公社的黄大峰确实有关。“老实话，这些年我舍起力气干，为的啥子？一是自己要吃饭，二呢，真还有些害怕，怕给他们这些脱产干部丢了脸，特别是朱大和白鹏，一个亲外甥，一个亲外甥女婿。我乱整，人家不把我这一家人的先人板板，翻过来日卷啦！你说对不对？”

梁新眉说：凭人格担保，天理良心，这些材料上没有乱写任何东西，都是你说的，多数还是原话，你也不要让我们为难。两人正在讨价还价，梁新眉突然发觉牛道耕的小儿子牛天宝在堂屋门口晃。灵机一动，偶然来了个主意：“这样吧，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干脆，到走马转阁楼大队部去。让你这幺儿牛天宝来，他像是在镇上读初中了吧？请他一字一句，把这些材料读给你听，好不好？有意见，当场改。你说怎么改就怎么改，由牛天宝写。认可了，按手印。不认可，再改！”

牛道耕愣了半天，这下，真还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了，不扳不跳。“这样嗦，好嘛。那又何必到走马转阁楼去呢？天宝，你给老子进来——”

终于，交代材料每页的右下角，都盖了血红的手印。牛道耕说：“格老子，这一辈子，头回盖手印儿，卖祖宗的玉扇坝；这回儿盖手印儿，卖我自己！‘好事不过三’，下一回儿盖手印，就该是老子自己掏钱买棺材板板了！”

红奎大队干部下楼，一直是罗天英在负责安排。为了生产稳定，工作组进村不久，四个生产小队的队长、记分员全部最先“解放”。大队四个干部，工作组实际上早就已经把两个“贫下中农”干部羊绍银和马晓梅当成“自己人”了。他们的“洗手洗澡”“下楼”，检讨交代，都是一次过关。马晓梅的“下楼”会安排到羊子沟去“下”，都知道她是“羊家未过门的小媳妇”，谁会为难她？她扭扭捏捏嗲声嗲气撒了一会娇，没有人揭发任何一条问题，自然就顺利“通过”。

羊绍银的“下楼”会安排在选贫协代表当日进行。他检讨了一件事：“土改时候上夜校，说怪话。被搞整成坏分子，当了几年，上级都没有批准，所以就算球了。”他现在是贫协主席。除了工作组，他“操头把交椅”了。

剩下个牛道耕和朱光明。成分，两人都是中农。一个大队长，一个副大队长兼着会计。葫芦尾河稍有点儿见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罗天英讲的“要坚决地查清楚，前几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话指着谁来的。在乡亲们看来，工作组现今抓在手里这四个人：马德齐、牛道耕、朱光明，牛羊氏，中心还是两个人，牛道耕和牛羊氏。抓住这两个木脑壳儿（木偶），那线线儿一拉，当年在后面“耍木脑壳儿的人”——朱正才，就会牵扯出来。

葫芦尾河能与朱正才、白鹏沾上点儿瓜葛的人不少，都在担心：“这回儿，说不定，朱大娃儿，要吃够！”

工作队内部一直在传，前不久召开的葫芦局“四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会”上，京城专程前来参会指导的大领导讲话中三次点葫芦肚河县的名。把这里的情况说成是“资本主义泛滥成灾！”京城大领导的话，惊世骇俗：“从土地改革开始，拿枪的敌人被消灭后，阶级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如领袖所言，主要用的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去作怪的战法，用吃、喝、玩、乐，用化成美女的蛇，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他强调“社教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广泛、更复杂、更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罗天邦在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全体会上，明白：“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有受下边地富反坏影响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这次‘四清’运动，不仅要挖下边的根子，也要挖上边的根子。”

谷栅私下也在想，“看样子，马桂英他老公，这回儿麻烦有点儿大。”

把朱光明留在后面下楼，看得出来，是罗天英的一个“姿态”。想当年，朱光明他婆娘能够当脱产干部吃国家供应，靠谁？哪一个？赵连根。谁牵线搭桥？罗天英！没有罗天英罗主任当年的提拔，培养，哪有朱光明这一家人今天？朱光明他婆娘钱耀梅，能下狠心，把马德齐那个跳河寻了短见的老婆钱文秀那对价值不菲的碧玉镯子，悄悄送给罗天英，为的啥？人要知恩！知恩要图报！

眼下，罗天英来葫芦尾河四清当领导，“掌阴教”。朱光明敢不巴心巴肝配合？京城来的四个大文化人，何等精明的人物，他们其实早就听说了，罗天英和朱光明他老婆钱耀梅关系特殊。镇上集训回来后，朱光明对运动非常“配合”。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交代十分坦诚。在走马转阁楼里写交代，他详详细细凑了厚厚一叠。

朱光明自书的“交代”，还有群众“背靠背揭发”的材料，摞在一起，百好几十页。“上纲、上线、上阶级”的“四不清问题”，“实打实的干货”，例如账目、仓库、工分和财物这些，没有。巾巾袢袢多。几乎都属多吃、多占。

他说，伪政府手头，自己跟着朱正才白鹏“闹过光明正大法庭”。那里面的 “正大”两个字，说的朱正才，“光明”两个字，就是说的自己。解放军一来，我就当积极分子，后来就当干部。我算不得好干部，但也不是坏干部，没有贪污受贿私分集体钱、粮、财物。错误有，就是没有管好自己的嘴巴。“至于下头的鸡巴，那是管好了的。别的女人，从来没想过，也想不到。各人的面糊糊还吹不冷，哪能去吹别人的稀饭？”谷栅对最后这句有关“吹”的话，左思右想不得要领。京城来的其他三人，更是不知所云。只好虚心求教罗天英。罗副组长一看，脸红到耳根子：“这个朱光明，简直找不到话说！”

朱光明承认，自己还是多少有点儿“资本主义尾巴”的。趁开会外出，常常把父亲雕刻的石头玩儿，悄悄拿到县城卖现钱。石头是集体的山上采的，卖的钱却从来没有交过集体。其他的主要内容，不外乎是羊颈子当大队长的时候，平时在大队食堂、开会在公社食堂，食堂垮杆儿后，在社员家里多吃多占。现在觉悟提高了，愿意把吃了社员的那些，折成钱、粮退赔出来。该集体的退集体，社员的，我挨家挨户去还……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马家院子，马德寿请喝酒。开始，落花生下酒，后来现煎了鸡蛋，马晓梅见下酒菜不够，又煮了半边腊猪耳朵，没煮好，嚼不动。吃了一大碗面条……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牛家大院牛道民家，过生，我送了礼，主人家不收礼，又不准我走。吃了两顿。吃的散菜，喝的葫芦特曲……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朱家塘羊连金家，包产到户，他家有史以来第一回儿杀年猪，吃庖汤。那天喝醉了，老婆钱耀梅回葫芦尾河家里来了，很起我的火……

钱耀梅“集中学习”结束时候，专门回了趟家。把个朱光明“押”到罗天英面前，笑着说：“他不向你老实交代问题，我就不要了！”罗天英给他们出主意，先主动“退赔”，争取群众“谅解”。

这主意好。于是，两口子“放下架子”，朱光明背了个大口袋，几大院子逐门逐户赔罪：“我在你家，白吃了三餐，按照工作组规定的标准，陪退每餐三两米，一毛钱。这里是九两米，三角钱。对不起呀，你们吃点儿亏啊——”

朱光明的父亲石木雕花匠朱发钟，在葫芦尾河人缘历来很好，不看僧面看佛面，所以谁都不收。于是苦苦哀求：“这是规定啊，不然，我就下不了楼啊。行行好行行好吧——”

乡亲们看钱耀梅陪着老公清退，感动得不得了。人家都脱产干部了，放下身段，陪着男人来“陪退”，乡亲们反倒像是欠了他们的情，“嗨呀，快不要这样说嘛。这政府也兴得怪，乡里乡亲的，吃个便饭，拿啥子钱粮嘛——”

退赔完了，罗天英让单启仁和马晓梅在朱家塘先开个小会，让朱光明“亮亮相”。——实际就是通过这一招，向全大队社员和工作组其他人传递一个信息：根据朱光明自己的交代和群众反映出来问题，结合他本人的态度，已经找不到多少“压秤”的东西。所以，只要走完程序，就可以宣布 “朱光明是四清干部”了。罗天英要连夜赶到镇上开会，临走之前，安排马晓梅到朱家塘，“帮助单眼镜儿”掌握一下朱光明下楼会议的会场。她还对单启仁交代说：“先开个小会的目的，就是让朱光明先演习演习，以免全大队的社员大会上整来卡起。”

大学生也是学生，社会经验、工作经验都不足，让单启仁独立应对朱家塘生产队的日常四清工作，罗天英一直有些不放心。看马晓梅热情、活跃，积极进步，就要求她常到朱家塘看看，协助协助单启仁，也便于她掌握全大队的情况。

单启仁住朱光寿家。单启仁住进朱家的第二天，才知道房东家里有位秀秀气气美丽可人的“军婚”村姑。原来，朱光寿的妹妹朱光莲找了个“军官”，杨柳滩的，是罗祥林的远房侄儿，叫罗晓成。连长了。他们早就“扯了结婚证”的。这个春节就要回来“办酒”。据说是罗晓成“再升半格”到副营，就可以“带家属”了，朱光莲理所当然“随军”“吃国家供应”去了。

朱光莲和马晓梅两人年龄差不多大，父亲名字都有一个“寿”，心中自认这就是缘分，于是成了“毛根儿”朋友，长大就成了“闺密”，无话不说。四清工作组进村，罗天英一直把马晓梅抓在自己身边。她心目中，这个马晓梅，很有点儿像当年的钱耀梅。身边有个姑娘，方便工作更方便生活。工作组五个人，三个结了婚的大男人加一个气血正盛的黄花郎，都不愿把这个粗手大脚花枝招展的未婚妇女主任拉在身边，怕万一出点儿故事，不好交代。罗天英心里也有数。哥哥罗天邦提醒过她：红奎大队一个诗人，两个作家，外加一个大学生，得小心呢！这些文化人，书越读越蠢，小资产阶级情调重。心血来潮了，啥子都不顾。走到哪里都要出点儿故事，闹点儿笑话。

据罗天英观察，梁新眉、崔桂华不敢，单启仁男子汉二十三岁。正是最容易出故事的年龄段。回想自己刚结婚时候，丈夫二十二岁，天天晚上揪到自己不丢，一直折腾到两人都汗流浃背筋疲力尽。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夜里上床不翻几次身就能睡着，那反而是怪事了。观察发现，这个单启仁还算收敛，也有教养。也就放心让马晓梅来“帮扶帮扶”。

果然，经过“小会演习”，朱光明对“洗澡”“下楼”的要诀心领神会，全大队的会上“下楼”，一次就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