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问题也没有牛道耕想的那么复杂。谷栅“搬家”，很大程度上是看羊颈子太想“复辟”，想得心焦，担心继续住在他家，稍不谨慎，就会出差错，自找麻烦，惹火烧身。他这是第二次参加四清运动了，如果搞成个“三进宫”，那就太让人跌眼镜儿了。

京城机关第一波下乡四清，谷栅也参加了，在牛栏山地区。京城文体部文艺局的人也是他带队，三男一女四个人组成一个组，也是他当组长，负责一个大队的四请工作。——官话叫做“全过程全方位参与”“解剖麻雀”。

可惜，运动还没扫尾，文艺局来通知，说有紧急任务， 要“临时抽调”他，回去了。——功亏一篑。

文艺局郝局长和谷栅是解放区政治大学同窗。写散文的。创作成就远在谷栅之下，但官场上有一套，而今，行政级别比谷栅高好几格了。见了谷栅，郝局长支走外人，开门见山，问：“你给我老实交代，你上没上洪霞飞？搞了几回？！”谷栅一听，心里咯噔一声：拐了，有人告刁状。肯定是那个“闷骚客”干的。

工作团组团人员集训时候，地方上的领导担心京城来的同志们不熟悉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专门安排来一位姓邵的地方干部参加他们组。这邵老兄是牛栏山地区组织部门的干部。一见面，看这个邵科长那神情，谷栅差点儿就下决心把他退回去。也不知道咋会有这么贱的人！这邵科长那一双眼睛，有事无事都在洪霞飞身上打转儿，像是巴不得用目光把人家脱光。后来，因为工作上的关系，“闷骚客”发觉洪霞飞和谷栅“时常双飞双栖”，“眉来眼去”。而对自己，洪霞飞却从来不拿个眼角斜一眼，一直是爱理不理的，于是便推断谷栅和洪霞飞两人“扯不伸展”，向领导反映，他担心会“搞出丑闻”“败坏四清工作团声誉”，会“影响极坏”。谷栅心里明白，“他狗日的是嫉妒得肚脐眼儿都在冒火。”

工作团领导收到这份揭发材料，很为难。写的《情况反映》，看是“似是而非”，细想“似非而是”。自古文人多“骚客”。特别是那些演员，一朝上舞台，终身在演戏。随遇而安地即兴搞点风流韵事，实乃家常便饭。每到一处，都会不知不觉地在地上留下点儿“鸡毛蒜皮”，这也算一种修炼。而且这种事情，认了真查，只要当事人死不认账，结果就只能是“话出有因，查无实据”。

俗话说，“屎不搅不臭”，四清工作组出现这种丑闻，只要一查一追，肯定立即闹得沸沸扬扬，就像你工作组男男女女成天都没干别的事，尽在“打床弦”一样。工作团领导思前想后：京城来的，见官大一级，惹不起躲得起。查了也白查，何苦？就淡心无肠。干脆，把那封反应谷栅和洪霞飞“有可能”的信，外面再套一个印有“牛栏山四清工作总团”字样的信封，直接“上报”文体部文艺局。让他们的领导“自己消化”。

局长拿到材料，哭笑不得。他太了解谷栅了。他是红色诗人，不属鸳鸯蝴蝶派，但鸳鸯蝴蝶情节很浓。一旦动了感情，哪怕那女人属“狼”的，他也敢上！“我的大诗人啦，你又不是不晓得，人人都说这个洪霞飞哟，人漂亮，戏漂亮，一个眼神，如来佛祖也能勾上床——不晓得她哪里那么好的精神！——算了，不说了，你我之间，亲兄弟明算账。没搞大肚子，我也就找不到证据。你知道我把你没办法，咬你脑壳梆硬，咬你屁股滂臭！自己还是好好总结一下吧。你呀，让你出京，你准给我出事。牛没有骟成，先把地头搞脏了。咋整？这期四清，就只好泡汤了。——下不为例啊！”

谷栅对郝局长指天发誓，说绝对没上过洪霞飞，“局长啊，我是冤枉的呀。我这个样儿，她哪里看得起哟！我这一身，加上衣帽鞋袜，通共毛重也才他妈的八十多斤。风都吹得倒的。妈也，天天在一起，就闻到点儿味道儿，摸都没有摸过。我才是背名无实呢！”

——既没“书面”批评，更没处分，只“提醒你”，让你打不出喷嚏。

回京城就回京城，有些事，像手铐，越展劲，反铐得越紧，越倒霉。任其自然，“不了了之”，最好。麻烦在于，京城有规定，四清运动，每个占组织的干部都必须干完全程，不能“有头无尾”。所以，谷栅就得“补课”。

今年，他“梅开二度”，又被安排下乡。这次，文艺局只派了三个人，没女的。文艺局“知识分子成堆”，“占组织”的人凤毛麟角。谷栅“占组织”，副处级，是“老革命”，风流倜傥，当然又被推荐为“组长”。

得知是到葫芦口河市。出发前，打电话先把消息告诉马桂英。约好了。马桂英说：“我到火车站接你。”

人算不如天算。下火车，葫芦口河市的“诗友”告诉“谷老师”：马桂英今天早晨出发，到望葫地区，也参加四清培训去了。理解。这年头，讲究“令行禁止，雷厉风行”。马桂英给“恩师”留了纸条：

神螺山上潸玉人，

玉扇坝里拜荦神。

若能度得葫芦全，

还须真情了旧情。

诗人之间，“心有灵犀”，总能“不言而喻”。这诗只有他两人才读得懂。谷栅这种人，为情所伤乃常态。受了重托，深感责任重大，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于是，落实“去向”时，谷栅主动要求到葫芦肚河县。分到葫芦肚河之后，他又找到罗天邦。希望到葫芦底河公社。官场规则，有过一面之交就算熟人，罗天邦不好推辞，同意了。

谷栅得寸进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罗队长你就行行好吧。我这次带来的人马，全是雄性。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还是再给我们组配个女的啊。”

希望组里有个“女同志”，虽是玩笑，也属正常。按规定，工作组每到一地，全面接管当地干部的工作，没有女同志，“有些工作不好开展”。

轮到下乡前具体落实大队，谷栅又点名，愿意到葫芦尾河红奎大队。县工作总团事先掌握的情况，近年来，红奎大队是一个摘帽富农分子在掌权，两位主要干部都不是贫下中农。仅此，就知道阶级斗争情况“相当复杂”。排位下来：属全县四清工作重点“监控”单位。罗天邦找到妹妹罗天英，一问才知道：姓谷的和朱正才市长的夫人马桂英，是解放区时候“政治大学”的同学，后来又有几分诗坛的“师生情谊”。大跃进的时候，谷栅到过葫芦尾河。有人看到他和马桂英手拉手上过神螺山。罗天邦权衡再三：京城来的，虽然“见官大一级”是玩笑话，但“向最高层反映情况，起码少走几步路”却是实在的。没必要得罪。既然人家主动提出，地方领导按惯例最好“欣然同意”。

临到最后落实工作组人员，罗天邦多了个心眼儿。听人说，这个谷栅，诗人，生性风流，走哪里，都爱一路拈花惹草的。不派女同志到这个组，说不过去；派别的女同志，又不放心。既然参加了自己这个队，就算自己的人，倘若出了丑，自己也跟着丢人现眼。不划算。再说，和谷栅同来的两位都是作家。梁新眉和崔桂华，“出身”都不好，都是“国统区”走过来的“旧文人”。他们参加四清运动与其说是来“当工作队”领导运动，说好听点儿，叫“体验生活”；说不好听点，是来“经受锻炼，接受考验，促进改造”。上级规定，文艺局除了老弱病残，实在走不动下不得乡的人之外，统统扫地出门，“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学立场、学观点、学方法，找生活、找灵感、找作品”，所以，根本不要指望他们本单位的两个人能对这个谷大组长有任何监督或制约作用。巴结还来不及呢。反复权衡，罗天邦决定安排妹妹罗天英到他这个组。

罗天邦在葫芦肚河任副县长时候，罗天英曾长期在红奎大队当“住队干部”，情况熟。即便有人要搞点有点儿猫腻也瞒不过她。为了罗天英不至于被谷栅架空孤立，罗天邦认可了洪布尔的意见，安排了京城大学历史系的应届毕业生单启仁到这个组。学生，单纯。参加运动主要是完成毕业作业，写毕业论文。按理，他会很在乎工作队日后给他写的“评语”和出的“鉴定材料”，为此，他必定千方百计和队长搞好关系。队长的妹妹就是你的领导，明着递给你一架梯子，谁不顺着爬，傻的？

牛道耕朱光明他们镇上学习的人回来了。“学习文件，宣传动员”阶段宣布结束，直接进入第二阶段“讨论表态”，并适时相机转入第三阶段。

经验证明，“讨论表态” 多是走过场。其一是根本“讨论”不起来；其二是“表态”全是大话、废话、屁话。

在第二阶段工作总结会上，住牛家大院的梁新眉的汇报在全公社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梁新眉举例说：“外号仁菩萨牛敬仁的发言是这样说的。”梁作家边说边拿出小本本儿， “我照着他说的原话说啊——”念道，“文件上说了些啥？我听都听球不懂，哪门记得住嘛。我吗，说不拥护吗？我哪里敢不拥护嘛。不拥护那是假话！说拥护？我也不晓得拥护啥子。我占不到阶级敌人那一头。从前在伪政府手头，而今人民政府，我都没当个一官半职。老实话哟，我们这些人，中农，贫下中农喜欢我们，我们就是好人一头的；不喜欢我们，其实我们也不敢跑到坏人那一头去。伪政府手头，马保长还不是也不要我们啦？我孙儿被抓了壮丁，找到他，求爹爹告奶奶，球用没得。现在也想清楚了，反正我们这些，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参加国民党。运动一下，也要得。不运动，也要得。其他，任随你们大家，怎么说咋么好。都要得！”念完这段话，梁新眉告诉大家，讨论会很多时候都冷场，没办法，只好逐个点名，先点贫下中农。照着本本上的名单，点到牛道华的时候，他在地坝里乘凉睡着了，梦梦忡忡，听有人叫他，睁开眼一时还没回过神来。梁新眉说：“我住那家，房东叫牛道荣。是他堂哥，就坐他旁边，摇了摇他：‘醒醒，喊你发言表态呢！’牛道华冒火，吼了一句：‘闹个球哇，耽误老子的瞌睡！’你说他是有意装怪对运动有意见，也不是。但听那语气，怎么说也还是有点儿认为我们工作组的人‘多事’。用他们的话说，叫‘找个龙门阵来摆’。”梁新眉说了一句行话，“我这全是在白描，没加任何修饰。”随后补充道：“那些没有打瞌睡的人，听到点自己的名字，多数人的回答都是两个字：‘同意’。那口气，像是大领导在‘批阅’文件。”

其他大队工作组汇报的情况也差不多。让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山乡农民对京城文件和外地经验“讨论表态”，不走过场才是怪事。工作队拍板：全面进入第三阶段：“自我交代”和“背靠背揭发”——“四清四不清”问题。

这才是本次运动的核心内容，书面用语叫做“攻坚阶段”，工作组的行话称为“实打实捞干货”。《李园经验》说，这个阶段的工作，以“自我交代”引路搭桥，“背靠背揭发”必能事半功倍。通过“自我交代”，“解放骨干、团结多数，孤立敌人”。《李园经验》强调：这一段搞好了，后面“背靠背揭发”的工作就会“风起云涌，势如破竹”，“犹如雷霆万钧，开展起来，非常顺利”；这一段搞不好，后面的“背靠背揭发”，要么“乱揭”，一场混战；要么“没人揭”死水一潭。如果“背靠背揭发”没有挖出名堂，整个运动就“难免走过场”，很难再“深入下去”了。

“自我交代”搞了六七个晚上了，统计起来，几大院子里只有红豆林马家院子，地主马德齐主动交待出一条罪状：吃伙食团时候，有一次收工，他走在最后。发现使牛匠羊登贵儿新领的牛鼻绳没派上用场，丢在路边。“——我当时就动起了万恶的私心呀，悄悄把这根新绳子系在腰间，拿回家了。家里茅厕棚棚快垮了，没东西捆，这绳子拿回家，正用得着。”全大队其他几百个成年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自我交代”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谷栅在羊子沟的会上自嘲说：“耶——贫下中农兄弟们都不买账嗦？政策都懂啊，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未必大家都想到要从‘严’啦？”

经过梁新眉反复启发，牛家大院终于有了一个“自我交代问题”的人：野牦牛说，有一年，赶场回家下神螺山，见四下无人，路边集体的菜地里，偷偷搞整了一条黄瓜，衣服角角抹了皮面的刺，生吃了，晚上还拉了肚子。——完了。朱家塘没有一个人发言。一开会，待单启仁说完，一个个菩萨一样，紧闭双唇，眼睛半闭垂帘，正襟危坐。除了气势汹汹撞得人脸生痛的夜蚊阵嗡嗡有声之外，整个会场死一样的寂静。没见过如此阵仗的单启仁，急得额头的汗水一把一把地淌，抹都抹不赢。几个夜晚的“自我交代”会开下来，小伙子满脸都长火疖子，牙龈红肿，顿顿都喊房东唐菊花“熬绿豆稀饭”。

羊子沟几乎都是贫下中农，听说四清运动“比土改还要凶些”，很是热盼了一阵，希望能像土改那样来点儿“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儿，管他好不好，值钱不值钱，有进账就好。羊绍青理直气壮，“而今这工作组还兴得怪呢”，他质问这次运动才选出来的贫协主席，堂哥疯儿洞羊绍银，“喊我们自己交代自己的问题。拿我们也当地主富农哇？” 非常不屑地昂着头，“你当我——真的不懂政策？是傻的哟？”

经过贫协代表和工作组共同认定的几个“重点监控”人物，只有其中的地主分子马德齐坦白捡了集体的牛鼻绳没有还；“伪甲长”野牦牛承认偷了根生黄瓜。拉肚子当然该挨。之外，“四不清干部”牛道耕、朱光明，有“暗藏地主成分”嫌疑的牛羊氏，“下台干部”牛道奎和羊绍章以及伪甲长老粪船父子，全都在 “负隅顽抗”。

没有像样的“自我交代”，就无法解放大批积极分子，运动就没有“生力军”，“背靠背揭发” 就无从谈起！罗天邦带工作队领导下乡来，在杨柳滩召开葫芦尾河、杨柳滩、沿河、湾滩、宋渡、连津几个大队工作组、贫协、四清积极分子联席会，听取汇报。童兰铁和洪布尔一致认为，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根本问题在于群众有顾虑。要打消群众顾虑，暗藏的敌人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不至于“有恃无恐”。他们都建议：立即开展“忆苦思甜”，让广大贫下中农明白，不搞阶级斗争，斗倒斗垮阶级敌人，不反修防修，搞掉腐败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洪布尔慷慨激昂地说，历史的经验证明：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一顺百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绝对真理！”他说，解放这十多年的执政经验告诉我们，当前社会上的所有病症，一切的丑恶，都可以用“阶级斗争”这副灵丹妙药来医治，而且“据我观察，研究、分析，这副灵丹妙药，在今天依然还是百灵百验的”。他认为，“忆苦思甜”的最大、最明显的收效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

罗天邦是地方上的老领导了，也对忆苦思甜教育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农民朴实，看问题直观。新、旧社会一对比，一个苦来一个甜，阶级觉悟立马提高，阶级敌人自然原形毕露。鉴于目前群众情绪不高这一带普遍性的问题，会议决定：“各大队工作组立即行动起来，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广泛地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让人民重温阶级苦，明白是谁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生活。”会议还决定：红奎大队搞示范，总结经验，然后推广。

会后，童兰铁副队长留下来，专题指导谷栅、罗天英几个人。他提出了“忆苦思甜活动”四条原则：

一要选有阶沿的院坝，这样有利于布置会场。社员整齐地坐在院坝里，诉苦的人和主持的人在阶沿上。有张桌子就行了。

二要选好时间，黄昏开始最好，有诉苦气氛，晚上看不见，妇女就不会做针线活，走神。

三要选好诉苦的人（这一点最重要）。诉苦的人要能动感情，会哭诉，异常悲痛中，还能把话说清楚，使社员深受教育；既不能干巴巴地只是讲，又不能惊哇哇地只会哭。要会讲又会哭，才感染人。

四是要事先拟好口号，选好会领呼口号的人。

谷栅听了童副队长说的四条，发觉其中有的还是老解放区时候，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

开筹备会的时候，羊绍银和马晓梅都证实，从朱正才市长来“刮单干风”，“把他亲舅舅抬出来当大队长”那次开过会，之后，全大队性质的大会，基本上就没开过。会议主持没得说。至于呼口号——社员们好久都没有喊过口号了。你们工作组说的“选好会领呼口号的人”，事关会议成败，既然这么重要，恐怕还是选羊颈子来领呼，稳当点儿。

这个建议让工作组颇为难。谷栅组长住进他家都搬出来了，就因为他“贫农虽然是贫农，但毕竟是还没‘下楼’的下台干部。”同时，羊颈子在群众中威信低。童兰铁地方工作经验丰富，一锤定音。说：你们太过小心了，就让他呼呼口号，算个啥？写好了教他认，认不到教他背，有意喊错、乱喊，当场开他的斗争会，怕什么？——就这么办。定了。就是他——羊颈子来喊口号。

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是诉苦的人不好选，而这，恰恰又是忆苦思甜大会成败的根本。在牛栏山搞四清的时候，谷栅参加过这样一个忆苦思甜大会。一位“老贫农”忆苦时，有声有色地讲：解放前，他迷上了赌钱，手不摸着牌，心里就是慌的，于是天天上街赌博。赢了钱就进窑子嫖婆娘抽鸦片，输了钱就回家卖田卖地卖房屋，后来把田地房屋都输光了。最后连老婆、女儿都输掉。没有办法，只好去要饭。“如果不是革命来了，有组织来解放我们，自己哪有今天！”他感谢政府给他评了雇农成分，分了财产分了地，他还有幸把狗地主的丫环搞整到手了。他说，他知道那丫环已经不是黄花闺女了，被狗地主搞过的。但是，“你们没看到过，这婆娘漂亮得很呢。过去，从面前路过，我斜着眼睛也不敢看一眼，狗地主瞅着了，准遭打。嗨呀——而今甘心情愿嫁给我了，就睡在我的床上，老子想咋子就咋子。这下，才真是叫我们穷人翻了身嘛！”他在上面讲得痛哭流涕，下面的听众在破口大骂：“你个狗日的赌鬼! 你妈老汉儿才该来诉苦，咋会整出你这个现世报来！”

谷栅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在自己组织的诉苦会上出现。那太掉价了！

选来选去，人员确定有些难度。最后，经过三轮筛选，疯子羊婆周金花脱颖而出，成为最合适的不二人选。她是全村最会哭诉的人。婆家、娘家，都是讨口子，都是雇农。女儿家家当叫花子，罗天英说，“想想就让人掉泪”——实属罕见。羊子沟伪政府手里叫花子多，但娘家、婆家都是叫花子的，只周金花一人，她不算苦大仇深，谁还能算苦大仇深？

崔桂华提出个新建议，他觉得，只是诉苦还不尽如人意，“农民识字不多，对他们的教育，越直观越好。要看得见，摸得着。”他说，“既然叫忆苦思甜，只忆苦，就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了。我建议先忆苦，忆完苦，直观些，马上吃‘忆苦饭’。然后再思甜，也搞点直观的，搞整点儿好吃的，吃‘思甜饭’。吃忆苦饭之后吃思甜饭，一对比，大道理小道理都说清楚了。”

谷栅一拍手：“这个意见好。就这么定了！”文人的灵感一触即发。

忆苦大会如期召开。通知所有的人带好板凳。成立人民公社后，经常都开社员大会，都“自带板凳”。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几根携带方便的小板凳。

开了会，要吃两种饭，会场只能选在当年公共食堂所在地牛家大院。新鲜啊！通知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自带碗筷，诉苦大会后，先吃“忆苦饭”，再吃“思甜饭”。

牛天宝消息最灵，告诉牛家大院的伙伴们，说是本来说好了要吃“九斗碗”的，时间太紧了，“请殁耳朵大师傅何望喜回来，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只好干回锅肉，那是肯了定的”。他说这是朱光明的大女儿朱蕾蕾说的，绝对不假。

红奎大队公共食堂那几眼灶，全是青石头砌的。出于对人民公社美好未来的憧憬，石木雕花匠朱发钟带着一帮徒弟，精心打磨，灶门石上灶王爷的位置雕了领袖像，灶台上凿了“向日葵”，简直就一大民间艺术精品。这么多年了，人们舍不得毁坏。至今完好。食堂的锅盘碗盏及各种炊具，保管员牛羊氏不声不响地全部收捡起来，解散食堂时候是多少，至今仍是多少。羊颈子曾经闹着把那些锅、顶罐，“拿去卖废铁算球了”。牛羊氏没做应承。羊颈子也就说说算了，没有当真。没想到，这次还又排上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