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会场里听现身说法，还是戏台子下听朱光明读布告，临到要“散会”回家了，牛道耕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

对照被大队长们称为“活宝”的那几个人的“洗手洗澡”“干净下楼”的事迹，牛道耕开始心焦自己这双“手”，这个“澡”，如何洗才能算“干净”，才能够得到组织、群众，特别是工作队的人说“要得了”？“现身说法”们干的这些，“我操他祖宗八代！像人干的事吗？我牛道耕既无那贼心，更无那贼胆儿，会坏到那步田地吗？对天对地，这辈子，除了朱光兰，没有搞过别的女人，想都没想过！估吃霸赊多吃多占，更是不沾边。要是我照实说，这狗日的工作组些人，会相信么？”至于布告上的那些“罪犯”“阶级敌人”，让牛道耕感受最深的，是那几个“对抗运动”被判三五年劳改的“牢骚怪话”犯。他猛然醒悟到端午节朱正才让马白莲带信回来，告诉他四清运动会“比过去任何运动还要运动得狠些”，希望牛道耕能做到“随便怎么批怎么斗，都要承起”。明确警告他这个大舅：“谁敢对抗，是要进班房的！”也许，如果不是朱正才事先的预防针，凭牛道耕那脾气，说不定轻轻儿就会遭搞整个三五年牢来坐坐，才是“倒血霉”了。

回想当年，因为看不到出路，饿慌了，绝望了，抱着“充其量搪炮眼儿挨枪子儿，横竖饿死整死都是死”的心理，铤而走险，麻着胆子带头复耕玉扇坝，和羊颈子整来“拐起”。谁知苍天在上，歪打正着，不但没遭搞整，反而“黄袍加身”，“捡了顶大队长帽儿”来戴起。他上台之后，葫芦河流域到处都在刮“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单干”风。那个年头，上头政府确实发了话的。而今，又说这些是错的，要批判。退一步说，要整，也整不到自己这个小小大队长头上嘛。葫芦尾河两包三定——“包田包地”，“定公粮、定征购、定提留”，田土都是别人选完了，自己最后一个要；国家的公粮、征购，集体的提留，他拿最好的去交。那两年，每次把粮食送到粮站。那才真正给在站里当“验质员”的女婿马常山长脸啊。老丈人家来“完粮”，马常山主动“回避”，请粮站的罗清泉罗站长亲自验收。这罗站长总是把“牛大队长”送的粮拿来做标本，在粮站坝子里打着圈儿向人们展示。那时候，他家上的粮，从来没动过风车，没占过晒坝，没少过斤两。想到这些，牛道耕似乎有了底气，是嘛，这些都是有根有据，根根蒂蒂都经得起查。现编故事，也编不圆范。到后来，朱大娃儿带信，说要赶快纠正“单干风”。红奎大队“闻风而动”，两三天时间就平窍落板。收包产田，当年不少地方闹出人命。红奎大队人少，也上千人，竟然没人争吵、打闹，几乎没人红过脸。这在全社、全区，乃至全县，都属稀罕事儿。为这，大会小会，红奎大队，“牛大队长”还得了不少表扬。

包产田地收回集体后，办学习班，培训新的管理办法。学习班上，车前草副县长解释说：“这次的单干风，肯定地说，是错误的。但是，上头说了，大家这次犯错，也‘事出有因’，是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问题。四句话：‘搞清性质，不追责任，教育群众，下不为例。’总之——搞社会主义，不能单干，单干要两极分化。就是说，这样搞整下去，要不了多久，又会穷的穷得伤心，富的富得流油，这和解放前又有什么区别？那样，我们的‘命’不是白‘革’了么？”

车副县长这些话，牛道耕似懂非懂。细细想来，像还是有些道理。遇到天灾人祸，单家独户确实无能为力。那些年成，牛家种着玉扇坝，名义上“一家一户”，实际上自己家五六个大男劳力还常年请着三四个“长工”，农忙时节，“短工”随叫随到。论劳力，往少里说，也相当于现在的半个生产队的男劳力吧？俗话说“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种庄稼，抢季节的时候，早半天晚半天大不相同。本来就应当人多。单干了，那些本来就“劳弱户”的人家，农忙季节遇上生疮害病，就更惨了。即便没人生疮害病，像幺弟矮子幺爷家，一大家子的嘴巴，两口子做农活，手艺孬不说，重活还拿不下来。包产到户之后，如果不是牛道耕两口子带着儿子媳妇们帮助他们家，同样的地块，粮食比一般人家少收三五成算幸运的。弄得不好，还会撂荒，颗粒无收。

而今，人民公社统一实施的这一整套新办法，名儿很好听：“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牛道耕虽没文化，对这个办法中间的“铆窍”还是看得清楚的。最根本的毛病在于：除了像他牛道耕这种极少数把农活、庄稼和粮食当成命根子的“傻瓜”之外，没有多少公社社员会真心诚意自觉自愿——“尽所能”。干部根据社员个人能力大小统一派活儿，上级说，这个就叫“各尽所能”；每一个月或者每一个农时季节完了，男女老少坐拢一堆，熬更守夜“评工分”。根据每个社员的个人劳动能力、态度和效果评分，以便和后面那一句“按劳分配”连得起来。葫芦底河全区一个样：男主劳最高十分——使牛匠平时出工十分，使牛的天加分，按照十二分算；妇女属附属劳力，最高是八分；其他老弱病残割牛草，割肥料草，捡粪，也评工分，每天三到七分不等。记得早在当年办培训班时候，牛道耕就私下向朱光明说过，这个主意是他妈个馊主意：庄稼活，全凭“手上过”，既不能“称”，也无法“量”。用不用心，用不用力，全在各人捏拿。他开玩笑说，别说你是大队长、生产队长，哪怕你是他老子，给你杆枪让你在他屁股后头逼着、比着，又如何？能管得住偷懒取巧？管得住磨洋工？管得住“毛手毛脚”地把农活做成“猫儿盖屎”？朱光明想了想，认可牛道耕说得对。但不这样干，你说咋整才好？隔了几天，牛道耕不得不叹服：“狗日的，这还真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不出所料，大家心知肚明，“哪个不想偷奸耍滑，舅子才愿意尽所能”。没干几天，“舅子”没人想当。都说你那“分配”能“按劳”吗？“分配”不“按劳”，只要老子“尽所能”，这不是明摆着让老实人当瓜娃子，吃大亏吗！工分等级不说了，年终“比起”了，才晓得划不划算。

按照新办法，一年两次预算，一次决算。收小春作物，预算一次，预分配；收大春作物，再第二次预算。年终结算。分配主要是实物：粮食、油料、柴草以及甘蔗、水果等等，绝大多数实物的分配。分配有两种份额：人口份额和工分份额。七、三开。例如粮食，人口份额叫“基本口粮”；工分份额叫“工分粮”。只有“工分粮”与“劳动工分”的总量挂钩。粮食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按人口分配，百分之三十按工分分配。年终决算的时候，实物事实上已经无法找补了。问题在于，所有分回家的东西，理论上又都要和这家人劳动工分折算的“钱”挂钩——是买回去的。这样一来，劳弱户那点工分折算的钱，远远不够了，“超分配”，分多了，该退。既然不能退实物，就补现钱。于是有了个新名称：“补钱户”。本来就劳弱户，能补得出钱吗？于是就欠着。——各色人等暗自心头一合计，很快发现，——劳动力少，娃儿多的，由于见人就能分一份口粮以及别的生活资料，所以差不多都是补钱户。补钱户粮食够吃，但哪来钱补？本来就穷嘛。于是，经验出来了：“与其白天集体的田地里展起劲做活路挣工分，到头来‘猫儿扳甑子给狗刨’，不如省点力气，晚上回到家里两口子床上展起劲造人。人财两得。”还嘴硬：——不就是补点钱吗？算个球哇？——拿不起欠得起——欠账，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进钱户多是强劳力多，粮食不够吃，应当归的钱进不到手，找干部闹——闹也没有办法，该补钱的人没有补来，娃儿屙得出来，就是钱屙不出。——进钱户就骂“水凫龙”——说娃儿又不是众人干出来的，凭什么要大众来给他们养？

补钱户干活的时候抬不起头，忍气吞声。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耍横：“老子拿不起——欠得起！你几爷子是对的，就不分我娃儿的口粮嘛！土地是国家的，粮食是国家的，我娃儿也是国家的，你嘴巴再张得大，敢把我儿那粪（份）吃了么？”

劳强的“归钱户”一年下来，差不多一家人中好多人都在“帮人家养娃儿”——劳力越强越吃亏。道理很简单，但就是没人也没地方和你讲道理。没有办法，劳力强的人就想：锤子大哥才展劲做给你吃！别的做不来，磨洋工未必老子还磨不来呀？劳力弱的也不甘心，你不认真干活，关我球事！田地荒起，没得吃的了，你狗日的一个二个都是大咚咚的人，总要先饿死！

——天理良心，这些年牛道耕当大队长，既然已经看穿了西洋镜儿，自己又是个“吃得亏打得堆”，不爱算小账的庄稼把式。所以他就认准一条：“一门心思带头干”。在他的调理下，红奎大队的集体庄稼，在全社乃至全区，一直是黄大峰社长说的“呱呱叫”。牛家本来就人多。自己这“一兜子”中间，幺弟一家就是“劳弱户”。不干好对不起祖宗。牛道耕不像羊颈子那样动不动就骂人，自己还偷奸耍滑多吃多占。田地收归集体后，开始也有些劳强户心情不爽，偷懒，做活偷奸耍滑磨洋工。牛道耕耐着性子，也不言语，做给人家看。

牛道耕自己不偷懒，也不准家里的人偷懒。时间一久，没人敢不口服心服。而今，他家就是全大队最强的劳强户之一。他本人就是葫芦尾河绝对的第一号庄稼把式，和他一样“拿十分”的全劳力，如果把活路做孬了，做少了，自己都要脸红。田地里的庄稼，怎么看怎么顺眼。外乡人路过葫芦尾河，不得不服。

“狗日的红奎大队那庄稼，咋会长势那么好啊？”

“你不知道吧？而今是牛老大当大队长，他呀，远近闻名的‘咬卵犟’，自己做得一手好庄稼活。斗得起硬。手下些社员，哪个舅子敢偷奸耍滑？遇到了，他不把你祖先人都翻转来骂过才怪——”

实际上，牛道耕没那么霸道，当干部后很“积口德”，除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他很少骂外人。平时连葫芦尾河人通常的发语词——“日妈”“狗日”之类“把子”，也尽量少带了。他的理论简练实用，“管你怎么搞整，怎么算，老子摸着良心当这个大队长，不偷懒，带头做活路，问心无愧！”公社干部总结红奎大队牛道耕当“带头人”的经验，就四字儿：“斗得起硬。”

日子虽不算富裕，但还算平安祥和。可是，眼下“寒冬腊月涨端阳水”，要“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听工作队请来的这些典型们“下楼”，“现身说法”，牛道耕心里反倒没底了。——父亲屎观音爱说：“一根田埂三节烂，这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这话牛道耕信。但是，眼下这道坎——“阶级斗争”。听到这几个字，牛道耕总忍不住打尿惊，要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光脑袋。——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搞得不好，又把那顶“富农”帽儿整回来戴起，那就真交了他娘的“冬瓜运——霉起灰灰”了！土改时候，戴着高帽子给“狗日的狗子三”当陪斗的事，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大队干部全封闭集中学习，原定半个月，十五天。端午节是阳历六月十四日，星期天。大队干部十五日上午报到，下午“预备会”。正式学习十六日星期二开始。原定三十日结束。第二天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过生日。大队干部多数占组织，刚好能赶回去参加工作组主持的四清运动中第一个“组织生活会”。——节外生枝。突然宣布延长一天。

出事了。

三十日下午，区工作团在文昌宫开“总结大会”。各公社的工作队，少数人带队参会，多数人分两拨：一拨人整理内务，一拨人写书面总结。鬼使神差，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杨柳大队大队长罗祥光，独自溜回葫芦初级中学学堂，在大礼堂背后的厕所里，“上吊，死球了。”

县公安局来人了。

县四清工作总团来人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一夜，葫芦底河公社十二个大队参加学习的大队干部们，几乎全都彻夜未眠：每个人都要写材料。牛道耕这种写不起字的，口述证明：“工作队的人从来没有打骂过谁，更没有逼、供”，“毛都没有扯他一根”。是“他自己自绝于组织和人民”，口述完了还要签字画押按手印。

第二天上午，罗公馆开会。队长罗天邦在会上检查自己工作没做好。副队长童兰铁也在会上检查自己工作没做好。

洪布尔没那么谦虚，更没那么斯文。前两位队长副队长检讨完了，他上台，有节制地敲点了一阵桌子说：“我操他先人板板——”都知道，这是葫芦人气极的发语词。“——我连更连夜赶到杨柳滩大队，调查过了。”看他那熊猫似的黑眼圈，鸦片儿鬼一样的脸色，这话肯定可信，或许一夜未眠。“这个罗祥光，他娘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比《夺印》里面的瘸大爷还瘸大爷的瘸大爷！说句只准这里的人知道的话——先打招呼，谁传出去处分谁！——困难时期那两年，杨柳滩大队，生下地的娃儿，几乎全长得和他罗祥光一个模样儿。——想想，想想，那么怪呀？简直坏透顶了嘛。他该死不该死？该死，死有余辜嘛！”

死了人。人命关天。最后时刻多出一道工序（据说是县工作总团的指示）：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组织生日”当天各大队的“组织生活”延后。责成各工作组的组长，务必亲自到镇上“接人”，把大队干部“带回去”。

牛天香马常山两口子，还有朱光明的亲房，骟匠朱发青，马常山的亲舅舅铁匠朱光财，三十日下午就到初中学堂的校门口等过了。七月一日下午，又去。终于看牛道耕朱光明带着行李出来了，刚要上去打招呼，接。一个穿白衬衣，猴子样的陌生人一个大步跨上来，一脸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双手一拦，喊道：“干啥？嗯——”牛道耕连忙向牛天香说：“啊，幺女，常山，这是我们大队的谷组长。今天不到你那儿去了。才宣布的规定，必须立即赶回葫芦尾河去。”

牛天香一听，顿时眼泪花花儿的，欲言又止，看样子还想说点啥。牛道耕苦笑了一下：“幺女，放心。你老子我心里有数，我不是罗麻壳儿。没得事的。”谷栅不知道吊死鬼罗祥光的外号叫“罗麻壳儿”，但听出牛道耕的话味道不对。更加严肃起来：“牛大队长，朱会计，不要为难我啊！安排了的，河边有船送。我们快走吧。”

纸包不住火。一夜工夫，满街上下都知道杨柳滩的罗麻壳儿罗祥光 “畏罪自杀”。联想到马白莲回来说的那些话，牛天香心里郁闷。有点儿怨恨朱正才：当年不是他跑回去鬼吹鬼吹的，父亲绝不会去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大队长！这下安逸了，“猫儿抓糍粑，脱不了爪爪”了吧！

镇上整整半个月。牛道耕向老伴儿坦白，开始那几晚上还真睡不着。一是择床；二嘛，“两口子睡一床快四十年了，突然身边少个人——空落落的。”朱光兰笑。说：“老头子，你也有睡不着的时候哇？说来哪个相信！好吃好喝，活像喂猪儿，还多安逸也。你都长来白胖白胖的了。”

牛道耕以为老婆在“说风凉话”，“你说那些捞球！日妈关犯人一样关在一起。像赶鸭儿。一竹竿赶过去，又一竹竿赶过来，愁都愁死球了，还白胖白胖的！哼，你没听说哟？罗麻壳儿，算是大队长里头的疯头子了吧？都遭吓死球了！”

朱光兰说：“罗麻壳儿，罗祥光嘟嘛，中学堂茅厕里上吊嘛，全公社哪个不晓得？都是那个话：报应！那个狗日的，脑壳生疮，脚下流脓——坏到了底的！早就听人说，杨柳滩那些稍微标致点儿的婆娘，只要遭他看上了，没得哪个跑脱了的。睡了人家，他还要拿出来当龙门阵摆，丧德喔。最不要脸的，是到处吹，说他那鸡儿是‘胡椒鸡儿，搞了消搪化气’！这——简直就没沾到点儿人的气气！早几年，爹在杨柳滩做木匠活，就听人背后骂，说他比起葫芦尾河解放前那个狗日的狗子三，还坏一万倍！那时候就有人撂了狠话的：总有一天，要割他裤裆里那东西喂狗！这回儿四清，听风声，他估计自己跑得脱哟？”

牛道耕想起，老岳父确实说过，罗祥光肯定“不得善终”。朱发丰眼中：“杨柳滩罗氏三兄弟都是这葫芦河上河飞起吃人的货色。比较起来，早前帮过狗子三的两个，大癞子罗祥林，二癞子罗祥森，人品还算好点儿的，讲义气，没那么阴毒。这三兄弟罗麻壳罗祥光凭成分好，土改时工作队面前装孙子，表现得一抹溜光，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没有人敢不投他的胡豆。工作队走后，他真的成了万人恨。”朱发丰像是在大赞四清运动。

走了这些天，牛道耕最想知道葫芦尾河的事。

朱光兰苦笑。说：“有啥子？活像没有啥子！反正就是工作组，天天晚上开会，学习，读文件。啊，对了，前天，重新成立了个啥子‘贫下中农协会’。这跟我们不搭界。这回儿，疯儿洞羊绍银整住了。羊绍章颈子伸起八尺长，望着当这个贫协主席，可是听‘滑脚板儿’牛道华昨天说，工作组指定的羊绍银当贫协主席。嗨呀，‘民兵连长’帽儿还戴起的，眼下就两顶官帽了。狗日的‘鸡脚神戴眼镜儿，假充正神’。做起那个样子，对完了。一个老粪船，一个小粪船，外加一个羊绍铜，一家人把工作组那个瘦猴子组长简直当成老人那样经佑。唉，当年大粪船在世，他那一儿一女，从来没有这样经佑过他吧？不然，咋会摔倒茅厕里淹死球了？”话到这里，朱光兰告诉牛道耕，说瘦猴儿组长‘扎根’扎到羊颈子家，只住了三天，搬家都搬不赢，眼时，已经住进疯儿洞羊绍银家里去了。

牛道耕实在不解，这回工作组可是喊醒了一定要住贫农家的。羊绍银家只是下中农呢。朱光兰说：“嗨呀，你还是啥子大队长呢，当的啥子官啊，啄木官呀？你也不弯着指头数一数，羊子沟尽是茅草房，除了这羊颈子和疯儿洞，哪一家还搬得进去人嘛。狗都只愿睡门边的人户，叫人家大地方来的工作组的人咋住嘛！姓谷的，姓梁的，还有那个姓崔的，都说是京城来的耶，那羊颈子家和我们一个院子住了十多年，你没看到呀？那屋里都是人住的哟？”

朱光兰说，她是听羊颈子他舅舅牛道松说的，绝对假不了。牛道松说，工作组组长住进羊颈子家三天，就搬出来了，这让羊登山父子很没面子。工作组的人解释说，“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个人都要接受教育。羊绍章同志虽然是贫农，但是，他担任大队长多年。按规定也要‘洗手洗澡’。在他‘下楼’之前，我住他家对他不好。我们要爱护每一个阶级弟兄。”

朱光兰笑，说工作组那解释，是担心扫了羊颈子一家的脸面。我们牛家大院子这些人，和他们一家同一个院子十多年，哪个不晓得他屋头那本经？即便他亲外公那一家人，有哪个甘心情愿迈进过羊颈子的家门？连他亲舅娘马德春都说，“羊颈子两口子，还有他们那三个宝贝儿女，搬出了牛家大院，说实话，苍蝇蚊子都少多了！”——牛道耕后来听到了另一个版本。说是谷栅组长换房东，是因为他住进去的第二天早晨，起来上厕所，才发现羊颈子家的茅厕在露天坝里，毫无遮拦。而且更稀奇的是，恰好遇到羊颈子两口子都在茅房里翘起屁股屙屎，还边屙边摆龙门阵。搞整得京城来的谷同志进不是退不是。刚转身要走。被羊颈子他婆娘周金花看到了，大声高喊：“谷同志要屙屎啊，你来屙嘛，我屙完了。”气得谷组长连续两天拉不出大便。第三天只好搬家……

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对。谷栅占组织，十多年前就投奔解放区那“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绝对没那样“金贵”。之所以他换房东，既不是嫌羊家太脏，也不是天坝坝里屙不出屎。当然，也不是工作组对外解释的——因为羊颈子属“下台”干部。

实际情况是端午节晚上开完贫农会，把谷栅迎回老屋场的家，羊颈子那高兴劲儿，简直胜过赶场路上顺手捡了条大水牛。全家人手忙脚乱地为谷组长搞整出晚餐后，羊颈子让老婆去和女儿睡。自己亲自陪着谷组长睡堂屋。他担心京城来的“首长”嫌自己脏，他让谷组长睡床，自己睡踏凳。

谷栅上床，看看表，已经半夜时候了。羊颈子仰躺在踏凳上，却十分兴奋，没有半点儿睡意。思路无比清晰，口才像竹筒倒豆子，无比流畅。他瞪大双眼望着漆黑的房顶，口中滔滔不绝——从上一次，马桂英陪谷栅来葫芦尾河说起。说大跃进放粮食卫星；说大炼钢铁平玉扇坝；说“日妈解散食堂”；说“狗日的牛老大搞倒退”；还有，“朱正才、白鹏他们遭牛老大他们哄了，骗了，耍了”；“我这个大队长，是朱县长——现在是朱市长了，提名，大家投了胡豆的。”说到兴奋处，更是忘乎所以，像遇上了知音，把所有的愤怒不满都倾泻一通：“我反对他们搞倒退，还把我的帽儿搞脱了，你说怪不怪？”“这下你们四清工作组来了，有人为我撑腰了！”“现在我们这个红奎大队，大队长是个摘帽富农；副大队长上中农，格老子，还兼会计；民兵连长一个疯儿洞，球经不懂；妇女主任马晓梅一天到晚疯叉叉的，就想嫁个脱产干部——再不然，就随军。”说到高兴处，羊颈子忘乎所以了，竟然提出， “——谷组长你帮我把大队长搞整回来嘛，只要事情办成了，随便你要我干啥子都行。哪怕是绕着葫芦尾河爬三圈，我也干！”听床上的谷栅没有回应，羊颈子很失落，“哦——谷组长——你睡着了？哦——那就睡嘛。哼，只要你们来了，哎呀，是不早了——恐怕鸡都要叫了啊——”

谷栅确实疲倦，但此时此地，面对此人，他哪里还睡得着啊？心里直想骂娘的！帮你把大队长搞整回来？你以为你是谁，这谁当大队长的事情，难道就像到镇上猪市坝里买笼子猪儿（仔猪）那么简单？简直乱弹琴！

像谷栅这个年龄的高级知识分子，能投身革命的，身世大多雷同，而且故事情节也差不多。谷栅原名谷胜贤，大地主的二少爷，七岁能背唐诗一百首，十五岁到省城读书，爱上了新诗，特崇拜大诗人郭大侠。历经曲折，热血少年诗人终于目睹了风流倜傥的大侠诗人风采，聆听了大侠诗人慷慨激昂的谆谆教诲。于是不惜千里跋涉，朝拜解放区而义无反顾进了“政治大学”。终而至于成就了一位创作颇丰的“红色诗人”。他的诗集《麻雀飞呀飞》《太阳早晨才出来》，再版又再版，全都被读者疯抢。他的诗句“啊，太阳出来了，这天气，暖和多了”被千百人吟咏传诵。

但近些年来，“红色文化人”已成批量生产趋势，其中“红色”太浓，几成紫色；特别是反右以来，“文化人”的文化含量渐低，“红”而又真有些“文化”的人，渐渐就成了稀有金属，像他这样“背叛家庭”之后，一二十年之间再没回过“剥削阶级”家门的大文豪，又占组织，更成了“抢手货”。为了保持自己“红色”“先锋”的本色，政治上他得不断地“运动”。创作上，也得带头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经风雨、见世面、长知识、育感情、出作品”。

解放区政治大学时候，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们一帮年轻人照样过得有滋有味。眼下葫芦尾河羊颈子这木架草顶的屋子，比起当年革命圣地乡亲曾经做过羊圈的窑洞来，简直堪称皇宫了。羊家不讲卫生，一家人都不爱收拾打扮，这些区区小事，相对于一个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大诗人来说，就好比屈原被发跣足，恰好体验“生活的多姿多彩”，也是“长知识”的内容之一呢，他哪里会嫌弃啊！

——说白了，谷栅下决心搬出来的根本原因，就是觉得羊颈子这人已经“喉咙里伸出手来了”。继续住在他家，所有人都会和羊颈子一样，“误读”他这位谷组长。为此，他有点儿后悔端午之夜那个选择。

本来，朱光兰也和绝大多数乡亲们一样，把“谷组长搬家”，当成了羊颈子一家出丑闹的笑话，讲给久别归来的老公听。没想到牛道耕却越听越不是滋味：“瓜婆娘也，你还笑哇？我们的大麻烦就要来了！”

朱光兰说：“我们又不是贫下中农，随便怎么，又住不到我们屋里来，关我们什么事？”

牛道耕点着朱光兰的鼻子：“你不是说他搬进疯儿洞家去了吗？老粪船那一篼子的德行，你今天才晓得呀？而今工作组组长送上门去，在他家里喂着，谁能猜得到这个老粪船会下些啥子‘烂药’啊？”

朱光兰默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