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亲们心目中，牛羊氏这个食堂保管员职务最重要。选她，是因为最相信她男人。矮子幺爷最无私、最善良、最公平，没有当成高级社社长、大队长，按乡亲们的解读，完全是因为“自然灾害”——天生半个残废。而她，身世坎坷、低调稳重。同时，葫芦尾河女人中，唯一真正见过点儿世面，会点儿口算的，就只有她了。公共食堂成立之初，从各家各户抄家抄来的柴米油盐、鸡鸭鱼肉，没记个数，分类堆着，随用随取。也没个严格的计划。今天煮百斤米没吃完，明天少点儿，九十斤吧？公共食堂轰轰烈烈吃了一个月不到，牛羊氏私下一“毛算”，顿觉大事不好：照这样下去，最多再有两个月，全部能吃的东西都会被吃得精光！新粮出来，小麦胡豆登场，怎么也得四月底五月初，撑不拢！这么多人开饭，万一断粮了咋办？吊着锅儿当钟敲？牛羊氏自觉责任重大，想找机会把自己的担忧向大队长羊绍章吹吹风。

对牛羊氏这位昔日的堂嫂，羊绍章一直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现在，他大队长兼食堂“堂长”或曰伙食团“团长”，有权三天两头到伙食团去“检查”。看周金花和牛羊氏站在一起，羊颈子总忍不住要想起那句挖苦话：“一朵鲜花插进牛粪里”。眼下不是插在牛粪里，是“一泡牛粪屙在鲜花旁”。凤凰身边站了一只脱毛鸡。他并不嫌弃周金花。理论上他赞成父亲的观点：丑婆娘十有八九心肠好，既经得住摔打，又遭得住折腾。丢哪儿都放心。但不知咋回事，只要一见到牛羊氏，他总要想到村里那经典的顺口溜：“大磨盘，小磨磴，就靠中间的磨心稳。”忍不住要叽咕：“狗日的矮子幺爷，他这小磨磴才享福啊，癞蛤蟆偏偏就有天鹅肉吃！”

每次进食堂的厨房门，羊颈子总要在脸上挂出点儿怒气，像是所有人都“借了他的谷子还了他的糠”。但看到牛羊氏，他冰封雪冻的脸立即就会春暖花开。人精瘦，一笑，嘴就大了，眼睛就小了，鼻子分外突出，样子很可怕。如果周金花不在场，他会故意走到牛羊氏面前，嘴里吼着别的炊事员，说他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眼睛却斜着观察牛羊氏的表情，看她是否在偷着乐。这种时候，牛羊氏常常会没有任何表情，不让羊颈子有想象的空间。于是，羊绍章就会不小心“撞上”或“挨擦”着牛羊氏。可是，牛羊氏不领情。她会假装没有感觉到羊绍章的存在一样来，借口撮灰或者抱柴，躲开他。羊绍章只能闻闻牛羊氏留下的气味儿，眼睁睁看着她走开，多数时候闻到的是柴灰味儿。

这回儿，是牛羊氏主动找大队长“说事”，羊颈子高兴得鼻子眼睛挤成了一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笑道：“啥事儿？你说，没问题，你说咋办就咋办。保证给你办好。”

“我是担心，照现在这样吃下去……”

原来是说这个？羊绍章笑着的脸先展开，再绷紧，迅速晴转阴，而后“垮”下来，没听牛羊氏说完，就火了：

“我看你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日妈不能天天吃白干饭、天天打牙祭，这共产主义还奔个锤子呀？你这种人，‘开会不听，散会发昏’。人民公社，你晓得么？一大二公。有的是大米，有的是大肥猪，我们仓里的粮食吃完了，圈里的猪杀光了，还可以从外面调来，我们国家的吃完了，还有老大哥‘输脸（苏联）’他家里的——”

牛羊氏懵了，他羊颈子的“堂哥”，不就是自己过去的老公“狗子三”羊绍雄吗？从没听说过他有个叫什么“输脸”的“老大哥”呀。你大队长说吃不完用不尽，那当然好啊，谁不是巴不得这样呢？

心里不踏实，晚上把事情向矮子幺爷说了。牛道奎说，羊颈子说那个“老大哥‘输脸’”，他在县城开先进会的时候，听人家说过。靠不靠得住还说不准。他们说那也是个 “饿螺蛳（俄罗斯）”。去过的人回来说，那里冷球得不得了。脱裤儿屙尿，要双手把那玩意儿捂住，稍微大意一点儿，时间长了，鸡鸡都要冻脱。而且还远得很。矮子幺爷觉得婆娘的担心非常有道理。从孩提时代起，屎观音和幺婆太就教育儿女们：“家无隔年粮，儿孙必典当。”牛家祖传的观念是：任何时候，无论多艰难，即便田地里庄稼颗粒无收，家中的米粮也要再吃一年绝无问题。这样的人家才说得起硬话。照眼前这种搞法，一旦断炊……转念一想，现在是人家羊绍章当大队长，自己“人微言轻”，也用不着自己担这个心。第二天早饭时候，牛道奎在食堂里找到朱光明，说起这个话题。朱光明也说，再不捏着点儿吃，几下就要搞光。但他明确表态：“不敢乱说。”镇上那边儿好几个干部，就因为说了公共食堂的坏话，遭了“右派分子”，把自己整来“笼起了”。矮子幺爷在心里骂道：“狗日的滑头。你这样当官，当你妈的蚱蜢官。一旦无米下锅，饿得你狗日的翻白眼！”他不仅担心乡亲们——当然包括自己这一篼子——饿肚子，更为司马大奎、朱正才和白鹏他们着急：“你们一个二个吵着闹着的，吼得屁眼儿翻舷，革了命了，还说是新社会了，吃的都没球得，还‘翻身’‘翻身’的，不翻到阴沟了去了？”想到这里，他找出司马首长当年送给他的那顶旧军帽，郑重地戴上，义无反顾地赶到镇上，找到外甥女婿兼社长白鹏，把他和牛羊氏两口子的担忧，一五一十坦诚地说了。

白鹏很为难。作为社长，他对社里各公共食堂的大体情况心中有数。幺舅牛道奎反映的问题绝非个别，非常普遍。红奎大队“包队干部”罗天英，私下也向白鹏埋怨过大队长羊颈子和社员搞“饭量比赛”，比“肚皮大”，“抛撒粮食”。“脱产干部”们都知道，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公共食堂不吃好点儿，群众不满意，就没有吸引力，人民公社就没有向心力，“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表现？但是，像现在这样憨吃傻胀，铺张浪费，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由于父亲的原因，遵照县长妹夫的指示，白鹏极少介入葫芦尾河的事情。眼前的事不可不说，又不可明说，思前想后，转个弯，写了篇《一位土改老干部的担忧》，书面把情况向区、县政府传递上去。文中，他指名道姓情报来源是原红奎村村长牛道奎，以及“葫芦底河公社红奎大队食堂保管员牛羊氏”。

朱正才在《情况通报》上将白鹏的文章登了出来，还加上自己的亲笔批示：“牛道奎老村长这种担忧有道理，但气可鼓不可泄。公共食堂是新生事物，需要逐步完善逐步改进。虽然出现了问题，事实上没有他们担忧的那样严重，但也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从字面看，县长似乎在劝大家不要大惊小怪。其实，心里在向幺舅和“她”作揖磕头，感谢他们为自己提供了“炮弹”！面对公共食堂铺天盖地的浪费现象，他这个县长如骨鲠在喉，打不出喷嚏冒不出汗，浑身上下闷烧，比谁都着急。这年头，稍不注意，就容易沾染“误伤群众积极性”，因“泼冷水”而成为“总是埋怨走快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朱正才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和方式，来处理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带来的麻烦。事情只好拖着。他觉得，牛羊氏看得比他远，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该如何 “过日子”。朱正才知道这事的分量，为了拿到更多“把柄”，他祭起“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旗帜，立即派人下去分头收集情况。几天工夫，信息就反馈回来了。比白鹏文章说的严重得多。县农委把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普遍反映归纳起来，车前草主任搞了几条：

第一，走在前面肚子胀圆，走在后头吃个铲铲；

第二，吃饭要跑五里路，老人孩子走得哭；

第三，百十个人一把勺，轮子等拢人变老；

第四，打霜落雪天下雨，为吃碗饭累脱皮；

第五，炊管人员尽日鬼，能把猪油变清水。

……

为了掌握真实情况，朱正才让县妇联蒲思秀主任安排马白莲，请她独自悄悄下乡走一趟。三天之后，马白莲就急匆匆地赶回县城。她没有按照蒲思秀的要求写书面报告，当天夜里径直去了朱正才办公室，当面向他口头汇报：情况很糟糕！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群众满意不满意和食堂开支有没有计划的问题，而是几乎每个食堂——“可吃的东西很快就会搞光！再不痛下决心整改，放任大家憨吃傻胀，吊起锅儿作钟敲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有的地方已经在策划——该如何伸手向哥你这个当县长的——要‘共产粮’‘革命肉’了。哥哇，你再不打主意，小心——到时候抓不到缰啊！” 马白莲一席针针见血的话，说得朱正才直冒冷汗。自从送画那天晚上，马白莲义无反顾地主动和朱正才度过了刻骨铭心的一夜——之后，她还是第一次夜里踏进朱正才这县长办公室。马桂英长差结束，回到县城，在宣传部任职之后，马白莲和朱正才极少有机会单独在一起。而今，她也“清汤挂面”发型，女式列宁装，腰间扎根皮带，匀称、干练、秀气。灯光下，怎么看都是大美人一个！第一次面对面和“正才哥哥”说公事，她竟然落落大方，一点儿也不回避朱正才热辣辣的目光，这反而让朱正才更加一阵阵心潮起伏——

形势严峻。朱正才不得不横下心，要求县、区、乡三级政府的人，能下去的统统下去：“一个一个食堂整改。不见成效，不准撤退！”

按照公社的分工，罗天英下到红奎村。在牛家大院的堂屋隔壁，她另铺了一床。和幺婆太，还有两个娃儿牛天高、牛天才一起，住了七天。监督红奎村“整改食堂”。

这种事，慢不得，也急不得。她指示：第一二天，早晨鸡蛋取消，馒头每人两个、白米稀饭随便吃；中午，米饭，肉整在蔬菜里，油气大点儿即可；晚上米饭，加些红苕。吃咸菜。

第三、四天，早晨馒头，每人一个、成人加根蒸红苕，白米“稀饭”以“稀”为主，以“饭”为辅，随便喝；中午米饭，一桌一盆，可再添一次，但只有蒸红苕。炒素菜；晚上，红苕稀饭，成人一海碗，老人小孩一斗碗。

第五、六天，早餐红苕稀饭，咸菜。中午红苕干饭，红苕为主；炒素菜。晚上红苕稀饭，主要是红苕。

第七天，谢天谢地，罗主任走了！羊颈子找到牛羊氏，说是大家都希望“改善改善伙食”。“日妈出工走在半路上，两泡尿一屙，肚皮就贴着背了，还干个锤子活路啊？”牛羊氏不急也不气，不轻不重地说：“罗主任昨天晚上打了招呼的，只能改花样，添菜不添粮。哪个要闹，就到公社找她。说这话，金花嫂也在。——金花嫂，你昨晚上没给大队长说呀？”周金花正扯了围腰擦脸，斜了羊颈子一眼，“我说话，他龟儿子几时相信过？”

伙食一天不如一天，事到如今，再没人相信大队长羊绍章“人民公社有的是大米，有的是大肥猪”的承诺了。关于“老大哥输脸”的传说也没人再提起。野牦牛一提起此事就要骂人：“龟儿子讨口子就是讨口子。螺蛳肉哪里上得席哟。”大队长他爹羊登山不敢还岳父的嘴，他也觉得，早知如此，那些白米、肥肉、鸡蛋，还真该省着点儿吃……

吃的一天天减少，怪话却一天天增多。有顺口溜唱道：

牛羊氏，

大美人

稀饭几大盆，

边边起波浪，

中间淹死人。

牛羊氏听了，觉得活天冤枉，哭笑不得。

羊大队，

很会吹，

不吃嘎嘎奔个锤！

而今老子天天奔，

痨肠刮肚盼油水。

羊绍章听了很有同感，跟着埋怨：“日妈是噻，我说的实话。嘎嘎都没球得吃的，这共产主义还奔锤子个奔！”

问题没解决，包村干部一走，吃喝风立即死灰复燃。最喜剧的是有大队食堂半夜三更杀猪“打牙祭”。没肥猪就拉大架子猪来杀，连更连夜吃得干干净净，把猪骨猪毛挖坑埋掉，鸡才叫头遍。神不知鬼不觉。几天后包队干部下来给猪 “点名”，才发现蛛丝马迹，把个大队长骂得狗血淋头。说是要开他的斗争会。大队长不服也不虚。憋急了就和包队干部吵：“吃都吃了！咋子嘛！庙里的菩萨，初一十五也要盯两眼猪头肉嘛。我们是人，几十天没沾点肉星星。肠肝肚肺全都锈成坨了。自己喂的猪，杀个把子，关你鸡巴事！老子不当你这个大队长，天和地一样高！你看得起哪个找哪个！”把个包队干部整来傻起。

朱县长调不出粮食调不出肉，反反复复思考了三天三夜，凭他的政治敏感，认定要制止这种现象，防止出现更大的悲剧，必须也只能在“阶级斗争”上下工夫。于是召开全县紧急干部会。会场上拉起大横幅标语：“向剥削阶级吃喝风开战”。朱正才动员报告说：“同志们啦，不能那样吃啊！如果再那样吃，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我们就会变成另一种人，什么人呢？就是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那种人。无产阶级不会大吃大喝，只有剥削阶级才铺张浪费！”

朱正才的三段论，基层干部容易记牢。大原则：大吃大喝，奢侈浪费是剥削阶级的本性，剥削阶级之所以有今天这种下场，与他们原来吃得好有关系。小原则：穷人本性节约，穷人今天过幸福生活，是同我们过去吃得孬有关系。结论：吃好的，是剥削阶级；想吃好的，是剥削阶级思想在作怪。要想继续当贫下中农，就不要怕吃得孬，不要怕吃苦！

朱正才知道羊绍章不懂也记不住那么多名词。无论在哪里开多重要多热闹的会议，只要有会议伙食，他肯定是“吃得饱，睡得着，不怕蚊子咬脑壳”。除了吃饭，其余时间基本都靠着椅子，叉开两脚两手，肚皮翻翻，低下头噗鼾喧天地打瞌睡“消食”。会议间隙，朱正才单独召见他，简洁地宣讲会议精神：“吃好的或想吃好的，肯定就是狗子三、马保长那种人。是要被打倒的。”自从当了大队长，每次见了朱正才，羊颈子都忍不住想给他鞠躬，总咧着嘴傻笑。这次他也一样，根本没有细细品味朱县长的话。他没有注意到，红奎村的阶级敌人，朱正才只提了狗子三、马保长，省掉了“牛道耕”。朱正才这样说，是很有分寸的。绝非因为牛道耕是他大舅，就“口下留情”。牛家大院长大，他知道，吃喝问题上，大舅牛道耕算是“阶级敌人”中的另类。老人家是著名的“抠抠精”：“一个咸鸭蛋，要下三顿饭”。 把大吃大喝的脏水往他身上泼，鬼都不会信。

羊绍章哪里会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回到葫芦尾河，把县政府会议关于“剥削阶级才吃好的；想吃好的是剥削阶级思想作怪”的理论向朱光明通报了，又到羊子沟、朱家塘串联了人，然后在大队部开会，“抓阶级斗争”。让民兵连长羊绍银负责，务必通知马保长和牛道耕，各自来“低头认罪”。

开会了，羊颈子自拉自唱，把他在县城开会捡来的几句关于“吃”的大话，翻过来翻过去说了几遍，就想不出新的话来说，没词了。情急之中就提高嗓门，高声问马保长，牛道耕“是不是这样的？啊？你们剥削阶级，有没有罪？”

马保长低着头：“是这样的，我有罪！”

羊绍章大吼一声：“日妈说大声点，让大家都能听到！”

马保长便大声说：“是这样的！我有罪！”

依例，他“低头认罪”之后，就可以从高板凳上下来，取出叶子烟，打燃火使劲“吧嗒”几口叶子烟了。

好长时间没有开过斗争会了。牛道耕不知哪河水发了，满不在乎。一听斗争大会的主题，乐了。“你狗日的羊绍章，自己一辈子喜欢大吃大喝，现在来说这些，完全是‘茅厕里捡帕子’——亏你狗日的揩（开）得口。”越听越冒火。轮到问他有没有罪，牛脾气又上来了，大声吼道：“给你说清楚，老子不是剥削阶级。老子没有罪！老子这个富农，是一锄一锄挖来的，一口一口省来的！老子一辈子从小到大，屎尿都舍不得在外头屙，最节省。葫芦尾河，哪个龟儿子一天到晚好吃懒做，羊大队长你还不晓得呀？”

当了富农，满肚子鬼火。牛道耕平时不说话，逼急了，开口就是“棒槌话”——敲打别人的。他所说的“哪个龟儿子才是一天到晚好吃懒做”是指的哪些人，大家心里有数。人群里羊登光和他那民兵连长儿子，顿时面红耳赤。

牛道耕说完，不屑地半闭着眼，谁都懒得看。司马大奎、朱正才不在现场，他口里没说，心里在想：“我牛道耕怕过谁？”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模样。

那些羊颈子动员来准备斗争会发言的人，一下子全都愣住了。牛天宁、牛天宇还有牛道松、牛天安、牛天泰他们几个，在一旁嘻嘻地笑。老粪船羊连金和小粪船羊登亮也在幸灾乐祸，自言自语“就是就是”。羊登山眼看儿子出丑又帮不上忙，又气又急，脸青面黑坐在矮凳上，低着头按着胯下喊“哎哟喂”。 羊颈子更难堪了。自从当了大队长以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近千人还没有人敢当面顶撞他。牛道耕一下子把他“抵到了门背后”，没了退路下不了台。放眼一看，今天会场里不但牛家人多，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恨牛道耕的人，谁也不会帮他这个大队长“抽下马威”“吼吆火”。

实话实说，心底里，羊绍章也不恨牛道耕。解放前，他家房子被狗子三勾结土匪烧了，父子两人浪迹天涯。后来，他们回到葫芦尾河，投奔野牦牛住到牛家大院，牛家没少接济他们。土改分了牛道耕的房子，那是政府干的，但占了人家的大便宜，牛道耕从没对他们家任何人说三道四指鸡骂狗。现在，农活上的很多事情，羊绍章还得依赖牛道耕。更何况，朱正才教他说的关于“吃”的“阶级斗争理论”，似乎并不很通。他自己也知道：“像狗日的羊登光、羊绍银这种人，只要家中有一点好东西，不吃下肚就睡不着。政府救济的种谷都磨来吃，拿他们和‘剥削阶级’咋个挨边儿嘛？”

听牛道耕问他“这葫芦尾河，哪个龟儿子一天到晚好吃懒做，羊大队长你还不晓得呀？”羊绍章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瞪着眼、憋着气，指着牛道耕的鼻子：“你、你、你”，“你”了好半天，才骂出一句这样的话来：

“——日妈惹毛了——老子不球斗争你牛道耕了！”

这话实在是无话找话。话一出口，会场里就有人应声而笑。羊绍章也发觉自己“开了黄腔”。站着不是，坐着也不是，在牛道耕面前走两步，还是觉得不对。恼羞成怒，丢下一地坝社员群众，气冲冲转身扬长而去。边走边骂骂咧咧：“老子今天霉昏了，撞到鬼了！”

大队长独自一人“走球了”，副大队长朱光明慌了。

站在高板凳上的牛道耕，看羊颈子怒气冲天地离开了走马转阁楼的“村公所”——而今该叫“大队部”，也颇觉意外。回味刚才羊绍章的话，觉得好笑：听他的意思，好像斗争我牛道耕，是在给老子天大的面子和好处，下次不给了。于是，他也无话找话地回骂了一句：“未必然是老子请你来斗争我的啊！”说完，轻松地下了高板凳。向院大门走。边走边咧开嘴补充了一句:“嗨，格老子才稀奇哟！”

朱光明心里在埋怨羊颈子“木匠带枷——自作自受”。但知道这是上面朱县长的“精神”，也不好妄加评议。只好站出来收场：

“散了散了。不管怎么说，朱县长说要省着省着吃，是对头的。今天就不扯了。下午照常出工。”人们三三两两离开大队部。年轻人觉得今天的“猴戏”太不过瘾。老老少少都在议论，羊颈子带回来朱县长新创的“吃孬”论，既然已经和剥削阶级挂上了，大家不敢不认同。为了革命，宁肯吃孬一点，再孬一点。路上，小粪船羊登亮感叹说:“恐怕以后一个月也难得吃一回儿肉了。”旁边的矮子幺爷牛道奎听到了，纠正说：“没得事的。往年子，我屎观音老汉儿在，即使我屋头嘛，也是逢年过节，才打一回牙祭嘛。日妈未必就不活人啦？关键是每顿要有米下锅，才是正经。”

伙食团的伙食越来越差了，私下牢骚多，但都忍着。时间一久，又觉得像是该这样过。

遗憾的是，这一次，朱正才新创的“吃孬论”，没有得到司马大奎的赞扬。反被他嗤之以鼻。在省、地（市）、县三级干部大会的演讲里，他斩钉截铁地说：

“同志们啦，那种认为只有剥削阶级才能吃好、穿好、耍好的观念，是非常幼稚的、可笑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无产阶级也是人，凡是人所喜欢的享受，我们照样喜欢——是不是呀？”会场里一阵哄堂大笑。紧跟着，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们辛辛苦苦打土豪分田地，搞互助组合作社，而今办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这到底是为了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老百姓谋利益，让全体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的同志哥，记住，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绝不是为了‘跑步’去抢一碗红苕稀饭！是为了所有人都能吃好穿好耍好，而绝不是为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又是一阵更热烈的掌声。

司马大奎说，这些日子，他到京城开了好些天会。全国范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革命烈火越烧越旺。京城会议后，他踏遍几乎大半个中国，参观、考察。他说：“这回，我是带着‘精神原子弹’回来的。”他指着桌上自己的公文包：“我告诉你们，这里面装着三件法宝。第一件法宝，是领袖的讲话；第二件法宝，是康有为的《大同书》;第三件法宝，是我国当代首席科学家的精彩论文《粮食亩产万斤不是问题》。”

这次葫芦局几个省的“传达贯彻京城第二次全会精神”会议，司马大奎指定拿到自己土改时候的“麻雀”——葫芦口河市召开。为了夺取革命建设的新胜利，在京城开会期间，他向有关部门提出，把自己曾经的老部下刘天明同志要来，做了葫芦口河市市长。刘天明上任当日，司马大奎赠他“墨宝”——手书的八个大字：“紧跟形势，再立新功”。这刘天明市长，就是当年跟着司马首长身陷敌营，躲进粪坑，藏枪、化装牛家大院，之后蟒蛇洞逃生的那个矮个子警卫员。这之前，刘天明从部队下来，在京城一个部门工作，而今已经升为处长，专门为京城几位大首长服务。司马大奎他们“各路诸侯”，第一站就参观了《革命日报》专题介绍的“洪仁县黄岩公社霞炊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小麦3821斤”的生产现场。带队考察的京城大首长动情地说：“同志们啦，你们看，我们的农民兄弟，压倒了科学家！科学家没敢想的，农民兄弟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之后，在刘天明陪同下，司马大奎体验了各省市自治区最具浪漫色彩的“放卫星”大会战，听取了领袖亲自视察过的馨香县萌华人民公社社长作的《革命加拼命，苦战三个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专题报告。刘天明向老首长司马大奎说，大跃进的这些“卫星”，“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旗帜！”可以断言——亿万农民兄弟即将告别“红苕稀饭”的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他说，走在前面的地方，只需三个月；后进的地方，也最多半年，共产主义即可建成。司马大奎非常感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为老部下的大进步高兴。当即决定，点名要他到自己麾下来，作一名能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司马大奎说，《革命日报》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以及那篇首席科学家的精彩论文《粮食亩产万斤不是问题》，“如春天的惊雷，让我豁然开朗！同志们，放眼我们自己负责的这一块地方，反省我们大跃进的步伐，我们是不是‘胆子太小了点儿？’‘步子太慢了点儿？’”

《革命日报》的文章和首席科学家的论文，所有参会领导人手一份。为了增加分量引起足够重视，会议组织者刘天明请司马大奎亲笔为《文件汇编》加按语。为此，司马首长夜不能寐，浮想联翩，欣然命笔，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的一篇长文：《我们怎么办？》

司马首长这篇文章，经过删节，后来收集在了他的选集里。文中，他回顾了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历程”。想当年，他凭甲等前三的优异成绩，考上京城的大学。在那个年代，本属凤毛麟角，很让司马家族在方圆几百里露脸。在大学的日子里，耳闻目睹这个国家百年积弱，灾难深重。为了救国救民，他曾仔细地研究过各种时髦的“主义”。后来，他认定了一条路，回到家乡，说服父亲和家人，变卖家产，竖起旗帜，拉起队伍，真正干起了“秀才造反”的危险活动来。

二十多年，血雨腥风，成功了。进城当“官”后，他才发觉，事情远不是当初设想的那样简单。“打土豪分田地”，土豪打倒了，田地分到户也好些年了，农民兄弟怎么样了呢？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富裕起来。互助组，多数徒有其名；合作社，“合”而不“作”，倒是“合”出来一批混蛋，比过去的保长、甲长更坏，骑在百姓头上拉屎拉尿！挖根究底，司马大奎说，可能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千百年来人们渴望的“耕者有其田”上面。“有其田”而非“耕者”有之，“有其田”而“不思耕”者有之，“有其田”而“不善耕”者更有之，“有其田”后又思“卖其田”者也有之。没有共同的理想、目标，没有每个人的大公无私和共同努力，就不能通过共同劳动来实现共同富裕。司马大奎在文章末尾，深情地呼吁道：“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我感悟到这样一条真理：只要人人团结，上下一心，劲往一处使，就像当年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那样，我们就没有攻不下的山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在大会讲话中，司马大奎说得更加坦诚：“大家可以到我家乡去问问。当年举旗造反的时候，我家的田产，已经差不多占了当地半个县，如果仅仅为了个人享受，我何苦要去冒抛头颅洒热血的危险？”司马大奎说得热泪盈眶，“现在，我们真正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人类大同的曙光。眼前的这场新的革命运动，比以前的所有运动，都更加深刻，更加伟大。因为这场运动，要把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流行了千百年的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改造成‘一大二公’的公社经济！我坚信：只要每个人都没有了私心，人心齐，泰山移，我们一定能够把人民带进幸福美满的共产主义明天！”

来自基层的领导私下虽然对报纸上的“玄龙门阵”多少有些疑惑，但所有参会的人都能感受到：司马首长的感情是真的。他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实在是美好的，是令人向往的。司马大奎凭自己的威望、理论水平和人格魅力，让所有人都精神振奋，跃跃欲试，下决心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