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老上级放放心心进城上任，赵连根决定：在区政府礼堂，为白鹏、朱正英举办一场新式婚礼。

葫芦底河乡没有“正”乡长，白鹏是“主持工作的”副乡长，“一把手”的婚礼，别人只有跑腿张罗的分，婚礼的策划和主持，由见识过革命队伍里新式结婚的赵区长“代表组织”全面负责。新娘子的父亲朱光富非常配合。他听朱正才说过：妹妹的婚事，是司马首长“保的大媒”，“组织”作的决定，政府负责办理。——任何人都反对不得！他还告诉父亲，嫁妆酒席等等，都不要家里操劳，更不出一分钱，收的礼品礼金，全部归妹妹他们小两口儿。朱跛子听了，连声说“我好激动好激动——又整住了！”朱正才看老人家感动得鼻涕口水一包糟，还没喝喜酒，就已经醉醺醺的了，也高兴。“那你给二妹说了没有？她高兴不高兴呢？”朱光富担心女儿不识抬举，误了大事。朱正才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啥子高兴不高兴啊？眼下，能嫁个新政府的副乡长，未必还亏了她啊？”朱正才说，“这白鹏，又不是不认识不了解。”

“那司马首长给你找那个婆娘呢？”朱跛子目光飞快地在儿子脸上扫过，生怕儿子生气，小心翼翼地问道，“马先生其实早就有心，把他家白莲娃娃——”朱正才赶紧打断父亲的话。“这你就不要管了。我而今是组织的人，要听组织的。”朱光富连声道：“那倒是那倒是。话说回来，我哪敢管你的事嘛，也管不了哟。只是——白莲娃儿对你那么好——心里话，我也舍不得——”看儿子不高兴了，朱跛子没再说下去。

乡长完婚，当然是大事。何况这又是葫芦尾河第一场“新式婚礼”。朱正才出的题目是：既要体现“革命”，又要体现葫芦底河风俗，起到示范作用。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实在很费了赵连根这个策划和组织者一番心思。

第一大难题是“请客”。

新郎一方难办。白鹏父亲马德齐是管制分子，“不说了”。钱家外公和舅舅虽然就住在镇上，但“成分高”，也不能请。“人不是岩缝里蹦出来的吧”？总不能让人们误以为“白鹏”真的姓“白”了吧？思前想后，只好请理论上“代表马家”的堂伯马德高。可是，马先生一个老病号儿，成天鼓着眼睛红着脸粗着脖子咳嗽吐痰，要他到镇上参加婚礼，除非八乘大轿先去抬他。不得已，只好由伯娘牛道梅和女儿马白莲，带着按照朱正才吩咐“一定要带来”的马白鹏胞弟——屁臭不知的马白三，作为新郎方马家的“代表”出席。

新娘子一方，朱家塘本房满请，亲房只请女客。外婆幺婆太牛黎氏尖尖脚，嫌路远，不来了。大舅牛道耕，富农，也“成分高”，幺舅不好说“形象太差”，只说是“请了幺舅不请大舅说不过去”。干脆，牛家大院就由两位舅妈朱光兰、马德春代表。——有个小插曲。“到底用伯娘牛道梅，还是用姑姑马德春代表马家”这个问题，赵连根也难下论断，让几个参加筹备的人都发表意见。争论了半夜。一方认为：既然马德春参加婚礼，她本来就是白鹏的亲姑姑，由她代表马德齐“天经地义”；另一方认为，马德高是隔得最近的堂伯父，由马德高代表马德齐更合适。既然马德高合适，牛道梅就不用争议了。更何况有马白莲、马白三两姐弟作“注释”！争执不下，请示到朱正才名下。朱正才想了想，指示：这两位长辈均为女人，根据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原则，马德春只能算牛家代表；牛道梅代表马家。——这才平安敲定，搁平。

两个代表的争议解决了，没想到朱二妹自己又闹出点洋相。朱正英向罗天英口授邀请“最好的朋友”名单中，居然有钱耀梅。在朱正英心目中，多少有点认定钱耀梅是“新时代”妇女的代表。而且她们本来就是很要好的朋友。

自从钱耀梅评了雇农，当了妇女主任，分了田地和马德齐家一通正房之后，真可谓分外地“意气风发”了。而今，她头发剪得短短的，学着队伍上的女兵样儿，腰间扎一根皮带，箍得胸口更显丰满，浑身洋溢着村姑们纯天然的健康美。一天到晚四处革命，革得满脸红通通的。她走到哪里，都和人们笑语喧天，像是随身带了一个宣传队。朱正才每次到葫芦尾河，她都大大方方地和他有说有笑。下意识中，朱正才还曾经有点为白鹏惋惜。“红樱桃商船事件”发生后，为了把唯一的知情人和操盘手与自己牢牢地捆在一起，他请司马首长出面，把妹妹嫁给白鹏。那之后，他一直担心白鹏和“解放”了的钱耀梅见面多了，旧情复燃，严肃地提醒白鹏，要尽量“回避见到你父亲”，“能不回葫芦尾河”就“尽量不回去”。

收到朱正英这个邀请，钱耀梅这位革命革得风风火火的妇女主任为难得肠子打绞。无论怎么说，自己曾经是白鹏的“童养媳”。而今白鹏洞房花烛，娶的是县长的妹妹，如果自己去了，这算什么事儿？不仅白鹏面子上不好看，自己也难免尴尬。

钱耀梅不便给朱正英把话说得太明白，只好请朱正英的小姑姑，泥瓦匠朱光寿的妹妹朱光莲带信，说自己有点急事，无法到镇上参加婚礼。朱光莲脑子灵光，听钱耀梅一说，心里立即就明白了。也觉得朱正英邀请钱幺姑参加婚礼不合适，但这层窗户纸实在不好戳穿，就向堂姐、朱二妹的大舅娘朱光兰挑明说了。朱光兰一听，哈哈大笑，拧着新娘子外甥女的脸蛋，打趣她道：“你还真的蠢得可爱呢。你邀请钱幺姑也来，想没想过，白鹏那个外号‘小男人’是怎么来的？这钱耀梅曾经就是白鹏的小媳妇儿！你请她来，算哪门子事呢？”大舅妈一句话点穿了机关，朱正英这才记起钱幺姑和白鹏的那段“姻缘”，窘得头发根根儿都红了。

还有一大难题，是“娘家”和“洞房”的确定。按照风俗，“接亲”“接亲”，必须的程序是“接”。 八抬大轿也好、驴马披红也好，理当新郎一方吹吹打打、闹闹热热、风风光光到新娘家去“接”新娘子。新娘子哭哭啼啼告别父母亲人，体体面面让新郎“接”过婆家来。考虑到男女双方特殊的家庭情况，决定这个程式就免了。改由朱二妹收拾停当，由舅妈朱光兰、马德春领着，表妹牛天香，好友朱光莲、羊绍芳陪着，事先住进区政府。他哥哥升任县长后刚空出来的房间，就算朱正英象征性的“娘家”。婚礼进行时，白鹏只需在众人陪同下，到房间门口去“接”，即可。

关于洞房的安排，最让赵连根和罗天英费心血。起初的方案：设在白鹏乡政府的寝室。这房间是十一柱进深的一通房子，“一隔五”。横隔成纵向五单间。每间屋摆一铺双人床，放一张抽屉桌之后，人勉强可以侧着身子通过。除此，就只剩下床头能放下一个尿桶。朱跛子站在房间门口一看，一阵鬼火冒，一言不发扭头就走。不消说，通不过。

第二方案是将白鹏、朱正才两隔壁中间的隔板去掉，两合一，搞成间大屋子。两用：先作“娘家”。仪式完了后，再作“洞房”。那通 “一隔五”的房子，昔日是领导们的卧室，领导们都是男性。所以房间之间是隔而不隔的格局。隔板太低，人稍微高点，站在自己房间能看到隔壁蚊帐顶。稍有声响，尽人皆知。还是不妥。

想来想去，赵连根出了第三个方案：马家在镇上那两间店铺，而今不是分到白鹏名下了么！这店铺一直空着，土改结束至今，白鹏还没有进过店铺的门槛，两通房子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安家安家，白鹏的家正该安在这里！”朱正才对这个方案不表态。大家理解为是“默许”了。朱跛子连声叫好。他不懂啥子策略不策略的，几句话就把窗户纸戳破了：“老子早就想说该这样搞整！我那女儿没过门，还不算马家人，我开不出这个口。龟儿子白鹏，你狗日的莽起（装傻）捞球。新社会，政府分给你的，关你那个地主老子的屁事？”劈头盖脸一顿骂，搞整得白鹏面红耳赤，不敢搭言。

一切搞定。婚礼如期举行。

区乡两级政府办公室出通知，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干部，都到文昌宫区政府礼堂婚礼现场来“祝贺”。场镇上各单位的头头脑脑，辖区内不少村长，听说新娘子是朱县长的妹妹，也争相前来贺礼。宾客坐了满满一礼堂。还有个小插曲。在礼堂里，座次一排下来——新娘父母唯有朱跛子、新郎“父母代表”伯母牛道梅，这两位，座位理当正中。朱正才理当靠父亲坐；马白莲、马白三理当靠牛道梅坐。并按男左女右各自坐一侧。偏偏马白莲不干，坚决要挨着“哥哥”朱正才坐。不明就里的人一看，朱县长身边那个女娃娃，人长得伸展，漂漂亮亮的，大大方方，毫不掩饰对朱正才的亲近。很多人误解了。于是私下叽叽咕咕议论：“那个县长夫人，好漂亮！好年轻啊！”这话恰好又被他们两人无意中听到了，都被搞整得面红耳赤的。害羞归害羞，马白莲偏要挨着“哥哥”，就不坐回母亲那一侧去！

乡妇女主任罗天英拟定的结婚仪程，简洁明快，颇有新意。最大的看点是“拜堂”：取消了拜天地，改为向领袖像鞠躬；保留“拜高堂”。但是，理论上讲，“高堂”仅指新郎的父母，根本没有朱跛子这位“老泰山”什么事儿。罗天英临场发挥，将这个项目改为“拜父母”。但操作起来，还是遇到了麻烦，新郎的伯母担心自己和新娘的父亲朱跛子坐在一起引起误会，坚决不受这一拜。于是只有朱跛子独自消受了。“夫妻对拜”这一项改动最大。赵连根说，新社会了，要来点儿“洋盘”的，提议要新郎、新娘学学解放区传过来的“接吻”。罗天英是城里罗副县长的妹妹，文化不高，不懂。误“吻”为“稳”。觉得“两口子还没上床，鬼才知道接不接得‘稳’”。想改为“夫妻握手”。赵连根不得不明白告诉她：“接吻”就是“亲嘴儿”。罗天英一听，乐了，笑得热泪双滚。结果，这个项目最受欢迎，得了满堂彩。

另外，昔日入洞房唢呐吹奏《花好月圆》，而今改为大家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婚礼上，最出彩的是朱跛子。平时口若悬河。婚礼上，轮到请他“代表双方父母作指示”，他激动得眼泪婆娑，鼻涕口水流成一长线，泣不成声。半天才说出一句：“女呀——你还是——要乖些哟！”

大家都在盼望着朱正才“代表组织”讲话，结果，这回“组织”是让赵连根代表的。他说了些什么新社会了，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包办；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之类大家似懂非懂的话。这个场面，像是开会又不是会。又不兴喊口号。多少有些冷清。事后，朱光莲向钱耀梅转述所见所闻所感：人多，但不热闹，不好看。新社会了，不吹吹打打，不兴坐花轿，没劲儿。有吃的，几颗“鹅包糖”，莫得捞头，不实惠。而且只是座位面前有桌子的人才有糖吃，因为那糖是有颗数的。站着的人光眼看。茶水所有人都可享用。灌得肚子走一步就叮当响，心头还是饿的。都以为，“会”开完了要大吃一顿，结果完了就完了。这新式婚礼简直不像个婚礼！“哪里赶得上坐大花轿，吃‘九斗碗’安逸哟！”

婚后第二天，朱正英“回门”。到牛家大院向幺婆太汇报：“两间店子，屋子倒是宽敞。两隔壁，一家茶房，一家杀猪卖肉的案铺。有点臭。逢场天，恐怕多早就会搞整得惊天动地的。” 有点埋怨。但总的来说，她还是满意。“到底有个地方落脚，总比原先说的住在镇上官家那房子里，好得多了。”

办完妹妹的婚事。离开葫芦底河镇之前，朱正才郑重地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家庭会”。眼前情况看，白鹏让人放心，“人贵有自知之明”，他明白自己的斤两、处境。说话轻言细语，万事小心谨慎。“逢人面带三分笑，不敢泄露半点情”。朱二妹也让人放心。从小在幺婆太、朱光兰身边长大，为人“知本”，不张扬。土改工作队进村后，跟着钱耀梅、马白莲、朱光莲这些积极分子跑上跑下，但很能自尊自重。朱正才明确说，对白鹏和二妹，他“完全放心”，只是以兄长的身份，要求他们“多关心关心老父亲”。朱正才最不放心的，是父亲朱光富。朱正才不得不苦口婆心晓以大义：“我和白鹏都是政府的人，是干部，还是领导。我们知道你老人家为我们好，但要特别注意影响。记住：在红奎村，眼下有件事必须马上办。我进城后，白鹏你立即请赵区长派人，到红奎村和村干部商量一下，老父亲那个‘管制人’官衔，要尽快安排别人来当。无论怎么说，村里两个‘管制分子’， 一个是你白鹏的爹；一个是我朱正才的大舅。而今，你老人家继续当他们的‘管制人’，合适吗？这么严肃的事情，搞整得有点像是‘水场合’了！”朱光富连连点头，表示没意见。朱正才又叮嘱他，不要天天往牛家大院跑，也尽量不要回朱家塘，就住镇上，和二妹一起，有个照顾。“劳累了一辈子，走乡串户剃头的事，要我看就别做了，你也该歇歇了。当然不强迫你——随你的便。”朱正才本想说“等我在城里安顿好了，再接你进城”。但他知道父亲那张嘴巴藏不住话，省掉了。在上级面前小心谨慎惯了，朱正才讲话，白鹏立即本能地摸出小本本和钢笔要做记录。朱正英皱着眉头，用肩头碰了碰他，他回过神来，改为点头称“是”。连声“县长放心。一定办好一定办好。”朱正英又白了他一眼，“自己家里，啥子县长嘛。你不会喊哥哥呀？”白鹏笑了：“批评的对。县长——哥哥——”朱正英打了个抿笑，右手半握拳轻轻在白鹏的肩上锤了一下。补充哥哥的话，对老父亲说：“老爹呀，当着哥哥面我要说你：你要管住你那张嘴哟。酒不准到处乱喝，话不能到处乱说。我也不告你的状了——这个春节，你喝了好多酒，出了好多洋相？自己说！”

女儿新婚燕尔，儿子、女婿加官晋爵，朱光富高兴得成天“神狂神狂”的。逢人打哈哈，独处哼小曲儿。听女儿在儿子、女婿面前揭自己的短，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女儿啦，你这就是在告我的状啊！我咋子了嘛？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参加国民党。——格老子，我一不抽烟，二不打牌，不喝点酒，不吹点壳子，摆点玄龙门阵，这长天白日的，你叫我这日子怎么打发哟！”

交代完官事、家事，朱正才高高兴兴“打马进县城”。按习惯，骑马，就走西门。不过，上次骑马走西门，是带兵从外边打回来，“解放”这一方百姓；这次是官升一级，来作这一方百姓的“父母官”。

葫芦肚河县城，位于横岭腹地一块大约方圆十来公里的山间坝子上。说是“坝子”，其实也就是山势平缓些的浅丘地带。从石夹口扭扭捏捏伸进来的葫芦河，在这里顺着山势划了一道弧线，东流的河水被迫在城外向西转了个半圈，才又绕回东面，扭捏而去。那形状，恰像葫芦河腆起的一个小肚肚儿。所以称为“葫芦河肚”。这里是葫芦河上游地区和外界联系的中转站，属葫芦河上游最繁华的地方。外边世界进山的盐巴、铁器、洋布、洋火，洋油之类，船运到这葫芦肚河县城中转；山里要外出的干果、兽皮、木材、竹器、奇花异石，在葫芦肚河县城集中，装船，然后顺流而下，经石夹口赶到葫芦河口，再水陆分散各地。斗转星移，葫芦河这个“小肚肚儿”逐渐发展，成了一座县城。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葫芦肚河县靠着横岭“山”的养育，葫芦河“水”的滋润，财源茂盛。财气人气都旺相，算是葫芦河流域的富庶之地。

堪舆先生说，县城是个“龙抬头”地形。这龙头，就是文庙背后的“千佛岩”。整个县城建在河西岸，兜在葫芦河的肚肚儿里，沿河都修有城墙。县城东门、南门建在河坝，实际上是两个水码头。北门建在县城背靠千佛岩的小山上。陆路骑马一般走西门。当朱正才和葫芦底河区政府专程护送的通讯员两匹马到达城门口时，县政府一大帮人，早就在那里等着“欢迎”新县长了。回想起当初大军进城时候，“伪政府”的博士帽县长，双手捧着大印，跪迎大军的情景，朱正才忍不住一阵哈哈大笑。

县城的主城区，其实就是沿河的一条“正街”。县政府设在“老衙门”，文庙背后的小山上。拐过文庙旁边的小巷子，就是宽大阔气的九十九级青石板台阶。上完石台阶，迎面是高大威严的石柱门枋，方木门槛。门枋两旁，蹲着两只石狮子。进门后是三层套院。县长办公室设在最后一层，昔日县太爷的“客厅”对面。典雅气派，古色古香。解放大军进城后，被革命“敲了沙罐儿”的伪县长，以及后来在这里“搞试点”的大首长司马大奎，都曾经把这里作为办公室。县长办公室两旁，靠里一间是个小会议室，靠外一间是秘书室。天井对面的“客厅”，是县长的会客室。

“组织”里不成文的规矩，当官能坐上县长位置，衣食住行的安顿已经不用自己操劳费心了。中国人讲究“新官上任三把火”。走马上任前，人还在葫芦底河，朱正才就在琢磨如何把属于自己的“火”烧起来。眼下坐正了交椅，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指望着大显身手，干出一番成绩，给司马首长一个惊喜。

令朱正才始料不及的是，刚进城，还没有“搞清楚坟头”，还没找到“火”苗在何处，上任第二天上午召开的第一次“县长办公会”，就把他这位刚满二十的年轻县太爷“烧”懵了。

第一个发言的罗副县长，向朱县长汇报情况时，毫不掩饰地说：“全县总的形势不容乐观。”他一言以蔽之：“工作队撤离后，到处都在出问题，我们县已经出了几起恶性事件，影响极坏！”

公安局长是个东北大汉儿，真资格的“南下干部”，络腮胡子，说话声如洪钟。他汇报说：“奶奶的。我觉得，当前主要问题，是阶级敌人贼心不死。千方百计搞破坏。奶奶的。三大运动。眼下土地改革搞完了，一些贫雇农说还没过到瘾，闹事，背后就是地主富农们在挑动。奶奶的。部队撤走了，前些日子躲进大山里的土匪残余，时不时下山骚扰，报复，打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冷枪。悦来区有个农会主席，赶场回家路上，被土匪拦腰砍成两段……”

县妇联主任蒲思秀是昔日县城小学的老师，解放前就是“地下组织”，老资格了。说话不藏不掖，直言不讳。她认为当前的问题主要出在内部。她说：我们的干部队伍，混进了不少地痞流氓，工作队前脚一走，这些人就原形毕露，为非作歹，肆无忌惮。恒升区东岳乡毛家坝村村长是个老光棍，快四十岁了，过去穷、为人很混账，没人嫁给他。土改工作队进村后，也不知怎么看上了这个王八蛋。重点培养，当了村长。村里一个富农，懦弱本分，胆小怕事。这混蛋村长硬是明铺暗盖，把人家老婆的肚子搞大了。还不甘心，春节前，又公开霸占了村里地主的一对双胞胎女儿。简直是畜生一个。乡政府的人批评他，他反说人家帮地主富农说话！村里的长辈看不惯，也劝他。他大言不惭，说自己只不过是搞搞破鞋而已，说是这对双胞胎女儿，早就被工作队的人干过了。他还威胁村里人，谁敢说出去，他就去喊工作队回来，“杀他全家”，“烧他的房子”，“整他当地主富农”！

县农委主任姓车，也是部队下来的，南方人，小个子，很精干。名字很滑稽，叫“车前草”。说话风趣幽默。他认为，当前更多的麻烦，是大家都“解放”了，“翻身”了。“狗日的就没想想，翻身翻身，你也要摸摸床沿在那里嘛。翻过了头，就翻到床脚下地上去了啊！”他说，一些家族之间，村民之间，几代人的积怨一下子全都浮上水面了。还有个原因，“土改分果实，工作队一些人不依规矩，太随意，想给谁就给谁。看你顺眼多给点，看你不顺眼，你就格老子爬！”多寡肥瘦强弱，差别太大。土改工作队在这里的时候，“背后有枪杆杆镇着，谁都不敢放个响屁”。工作队一走，芝麻小事也能酿成惨剧。而今，村干部都成了自己家族的代言人，‘叫花子烤火，只往自己胯下刨’。乱整。地主、富农躲在背后煽风点火。观音阁区竟然发生李氏家族和黎氏家族为一个南瓜窝的归属，邀约上街 “吃茶”， 大街市上发生家族械斗，大打出手。动手打人者，大多是贫雇农。这种情况，几乎每个区都有，全县已经发生几次近百人的械斗，每次都是几人乃至十几人受伤。严重的还出了人命。

罗副县长补充说。教育贫雇农固然重要，但目前最棘手的，还是某些土改工作队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好办：得了地主富农的好处，就故意漏划成分；看上了别人的老婆没能上成，恼羞成怒，把本来的中农划成富农；土地丈量马虎，也不打界桩，随手捡块石头做标记，或者铲几锄头钩画一条线算数，丈量的人前脚一走，有人后脚就把石头向别人那边移！而今工作队走了，都说自己短了尺寸。到处都在起火，村村都在冒烟。告急的人一个追着一个赶到县政府来，要求县政府出出文件派人纠正、协调。工作队干的事，县政府咋子整嘛？！

朱正才一边注意倾听各位的发言，一边对自己手下这一帮大员察言观色。这些问题，有些他很熟悉，有些他听说过。毫无疑问，目前全县最稳定，各项工作进展最顺利的，是自己主政的葫芦底河区。看样子，能在众多区长中“脱颖而出”，除了司马首长的器重，工作成绩还是个重要因素。目光在与会者之间扫了几个来回，朱正才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除了政府办公室给自己配的秘书小李外，在座的十多个人，都比自己年龄大！而且多数比自己资格老！他对自己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很高兴。下意识地整了整衣领，摘下军帽，学着昔日司马首长的样子，将军帽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看大家的发言差不多了，就点名坐在自己身旁作会议记录的秘书小李也“谈谈看法”。明摆着，是有意考考他。

还好，小伙子很能出众。按说，这种场合没他发言的资格，所以觉得意外。当弄清楚是县长点名要自己发言时，也就放开胆子，直言不讳了，“……我觉得，如果要细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司马首长说，为人民服务无小事。各位领导摆出来的这些事，县政府都该管，但其实都管不好，更不好管。主要还得靠下面的区、乡、村。”李秘书看朱正才赞许地点了点头，放下钢笔，大声道：“根据我的观察，特别是有些长期在城乡之间流动，不工不农不商，‘阶级成分’又好，什么正经事都不会做的人，动不动‘老子无产阶级’，‘老子贫雇农’。估吃霸赊横行乡里。倘若任冉这种风气发展下去，肯定要酿成大事。过去是土豪劣绅老虎屁股摸不得，而今是贫下中农耗子屁股也摸不得了。”

李秘书此话一出，哄堂大笑。朱正才却笑不起来。

记得上任葫芦底河区当区长的前夕，司马大奎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找朱正才谈的话，教给他四句话：“镇得住场子，打得准敌人，笼得住人心，分得匀财产。”区长任上，朱正才虽然遭遇了“红樱桃商船风波”，但终于顺利过关。离开葫芦底河的时候，他自认向司马首长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就全局来讲，而今，政权建立起来了，“场子”镇住了，敌人打垮了；走到哪里，都是掌声雷动，笑脸相迎，恭维奉承，歌功颂德，说明人心也算是笼住了。分财产不可能绝对公平，但起码——“耕者有其田”这个喊了好多代人的口号，兑现了。按说，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李秘书的发言，让朱正才记起了司马首长说过的“李自成京城四十九天”。特别是那个流氓村长的事，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让他很难受！

会议轮到他“作指示了”。朱正才习惯性地站了起来，咬了咬牙，斩钉截铁地说道：“……新问题，老办法！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管的管，该斗的斗！还是这四个字管用：‘杀、关、管、斗’！坚决要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大家还记得司马首长离开葫芦肚河县时候，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的那句话吗？‘治乱世必用重典’。近期，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政府出面和部队联系，以剿灭残匪的名义，拉支部队到县城来，先把场子镇起，声势造起来！

第二，通知各区，近期对全县的地主富农一个一个地作一次梳理，凡是有乱说乱动嫌疑的，弄落实了，杀他几个，抓他几个，其余的，训话、警告！

第三，公安局出面，坚决清理流动人口。民兵为主、部队协助，张开大网，大鱼、小鱼、虾米全网进来，再一个一个甄别落实，弄清楚一个放一个，把暗藏在流动人口中的阶级敌人抓出来。

第四，请县农委认真研究，如何把翻身农民空前高涨的革命积极性，引导到搞好生产上来。要提可行方案。

最后：听好了，县政府出面，立即通知，明天——啊，不——后天吧，全县所有的村长以上干部，自带干粮，不准缺席，到恒升区东岳乡毛家坝村开斗争大会！公安局今天晚上立即派人，把那个流氓村长先抓起来，审问清楚！我不信，就反了他了！只注意一点，任何人未经请示，不准涉及土改工作队的事情。——今晚执行抓人任务的，去给那个流氓村长讲清楚：张嘴乱说，污蔑革命，污蔑组织，就地枪毙！完了，散会！”

学司马首长的样，朱正才已经习惯在自己主持召开的会上，站着讲话，边说还边在房间里踱步，既便于思考，又很有风度。与会者坐着听指示，就不得不仰视，便于集中注意力。朱正才讲得坚决果断，斩钉截铁，让在座的人震动不小。一面飞快笔记，一面对这位“娃娃县长”点头称是。最后，当所有人记完了笔记，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全都瞠目结舌了：“小县长”那把椅子已经空着，他早离开了会议室。

恒升区东岳乡毛家坝村的“斗争大会”，开到后来就开成了“公判大会”。斗争大会前，那个“老光棍”流氓村长答应了绝不说土改工作队事情的，到了正式斗争会开场，挨了邻村民兵几枪托后，“不依教”了，就喊冤：蒲家的人公报私仇，他搞了姓蒲的富农的老婆是实，但这是两厢情愿的。蒲家地主那女儿，是“土改工作队的人先搞了的”。这村长所属的桂姓家族的人，有人竟然在台下跟着喊冤，说是蒲家县衙有人，公报私仇。场面差点就失控了。

矮子幺爷半个残废，行动不便红奎村由朱光明代表村长参加斗争大会。他回来告诉牛道奎说，幸好有我们朱大在场！蒲家人说干了，桂家人说没干。安逸！朱正才火了，亲自审问那个姓桂的村长，问他昨天交代的怎么今天就反口了。说他是在自寻死路！下令公安局大汉儿局长，把那个翘起鸡巴杆杆到处乱整的村长，押到会场外面的河坝里，当场枪毙！狗日的——那些桂家私下帮着喊冤的，还有好多屁股沟子上头不干净的村长，当场吓得屎尿流！

——朱正才上任县长刚半个月，《葫芦日报》就发表了长篇通讯：《坚决打退敌人的反攻倒算——葫芦肚河县保卫土改成果纪实》。两天之后，京城的《革命日报》全文转载。朱正才上任的第一把火，得了个满堂彩。当天晚上，司马首长亲自打来电话说：“正才呀，干得不错嘛，又长进了！我很高兴啊！”

听语气，朱正才知道司马首长确实很高兴。司马首长还问起葫芦底河镇、问起红奎村，特别问起矮子幺爷，关心他是不是从牛家大院磨房，搬到村公所住去了。

接完司马大奎的电话，朱正才热血沸腾。立即摇通了赵连根的电话。指示：红奎村村长牛道奎，三天之内，务必搬到村公所去住。他说：“司马首长离开这么久了，首长指示至今没落实，牛道奎村长还没有按照首长的指示，搬进羊绍雄那走马转阁楼的院子里去住下来。这合适吗？”——拐了，司马首长竟然还记得羊绍雄走马转阁楼“闹鬼”的事！

估计也只有朱正才，能理解司马首长的真实用意。首长这一招，叫做“借力打力”。土改时候羊绍雄的房子分不出去，说明“狗子三阴魂不散”。什么半下午就有鬼魂晃呀晃的呀，什么青云观道士附身呀，其实都是人们自己想出来的。有些说不定还是“阶级敌人”瞎编出来的。只有住进了人，并且平平安安的，这迷信才会不攻自破。而眼下，只能是牛道奎去带这个头。再说。村长和村里的干部，本来也该有个正经办事的地方。解放了，人民政府的村长，还到伪保长过去主事的那个破破烂烂的青云观去搞整公事，怎么说也不顺。如果在他牛家大院的磨房里搞整公事，那简直就是丢人民政府的脸了。

县长发话，赵连根区长第二天亲自到红奎村，当面亲口对牛道奎交代：“你要记住，红奎村是司马首长战斗过的地方。翻身了，幺爷你当领导了，应该有个新面貌，拿出点儿领导的架势，有点儿领导的威风。你想想，如果你们搞整成了模范村，外村的人来参观取经，记者来采访，你这个当村长的，总不能够在那磨房旮旯里接待嘛。”

牛道奎想想也是这个理。从小听老辈人讲鬼故事，眼睛一闭，全是活灵活现的牛头马面，说“不信迷信”，那是假话。但既然司马大奎有话在先，朱正才扭住不放，而今区长亲自上门督办。没办法，只好麻着胆子，硬着心肠，拍着胸口：“啥——我不相信，羊绍雄——他能把本幺爷的球咬了！”看矮子幺爷真的要搬过去，堂哥牛道松拿他开涮：“幺弟，羊绍雄是被镇压了的，他会服气么？他变了鬼，肯定首先找当官的。别人都升官走了，就你这个村长在。眼下你送货上门，还跑到他的房子里住起，——你真不怕呀？”

矮子幺爷听了，急得冒汗翻白眼：“有鬼？真有鬼又能哪门？——如果真有鬼——怕？日妈怕还不是有鬼呀！”

无论怎么动员，幺婆太就是不肯去住。儿子牛屎高看幺婆太不去，他也坚决不去。其实，老人家倒不是怕鬼，只是习惯了牛家大院那堂屋门口，在别的地方站着、坐着，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牛道奎只好一个人先住进去，一日三餐回磨房来吃。人矮腿短，走路吃力，特别是下雨天，挽了裤脚也是一腿子泥水。幺婆太心疼儿子，犟不过，勉强同意了。就带着牛屎高和“已经长大成狗”的黑八，搬进了羊绍雄的走马转阁楼。果然，房子有了人住，就有了人气。由于这住下的人是村长，上上下下找村长办事、问话、聊天扯把子的人多，时不时还有村民扯筋、干架、闹矛盾的人，请村长断公道。人来人往，冷清的“村公所”慢慢就热闹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