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宗的兴衰与外缘性的社会条件，即唐宋的宗教政策以及唐宋王朝对待法眼宗的态度有极大的关联。唐代较为宽松的佛教政策为禅宗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五代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对佛教的政策主体上是采取打压、抑制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政权对待佛教的抑制政策极大地影响了中原佛教的发展与繁荣，但这并不意味南方佛教就受到了打压而没有发展。中原政权对待佛教的态度与五代时期江南区域性政权对佛教的态度迥然不同。南方区域性政权对佛教的亲善举措则为佛教禅宗在南方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禅宗会在江南兴盛和繁荣的一大外在原因。禅宗五家分灯，其中就有四家都活跃在南方并取得迅猛发展，这与中原对佛教采取抑制措施而南方对佛教实行亲善举措不无关联。宋代早期帝王对待佛教的态度整体而言是采取温和的政策，故在宋代并没有发生像历史上“三武一宗”那样的所谓“灭佛”事件，但是在具体对待禅宗派别上，北宋政权却也没有像南唐、吴越政权那样给予法眼宗特别的优待，这对于法眼宗的发展则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思想文化思潮方面来看，唐宋儒学的复兴运动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书院讲学兴起，从思想领域对禅宗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禅宗的思想话语权逐步被削弱，法眼宗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或影响。

　　一、唐宋佛教政策对法眼宗衰落的影响

　　唐宋佛教政策以及唐宋政治上层对待佛教的态度对于法眼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唐五代宗教政策总体上如何促进佛教的兴盛以及宋代宗教政策又如何具体影响禅宗的发展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则不难窥探到法眼宗一时兴起与一时衰落的重要社会原因。

　　从整体上说，在唐五代至宋的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和进程中，宗教社会环境则处于良性的发展状态。总体而言，唐代的佛教政策有利于佛教的发展。这对于禅宗发展和出现“五家七宗”的繁荣局面创造了条件。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也具有两面性，即在有利于王化的形势下而加以利用，若不利于政治的一面又加以限制，这是因为“帝王对待佛教的态度就不单纯是宗教信仰问题，它实际上成为如何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组合、平衡的问题”。尽管如此，佛教仍然处于发展的主流趋势。唐代社会僧尼也有一定的地位，武则天由于本人有出家为尼的短暂经历，且“有世代信佛的传统”，又在“改唐为周”中利用了佛教作为舆论武器，而对佛教颇有好感。同时，为打压李氏集团，武则天一度将佛教置于道教之上。天授二年(691)三月，武氏下诏曰：“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自今已后，释教应在道法之上。”一改贞观年间太宗所制《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的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