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虽然发源于古印度，但开花结果却是在中国。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同属东方文化圈，两者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也在彼此的历史展开中形成了很大的差异，但两种文化在历史的相遇中碰撞交融、彼此渗透、双向影响。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地中国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这种中国化的佛教，既非对印度佛教的简单照搬照抄，也非对印度教的背叛偏离，而是在印度佛教基本教义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因子后的创新与发展，并以中国式的思维习惯和语言方式来加以表达，故其既不同于印度佛教，又有别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

　　诚然，“法不孤起，应缘而生”。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和演化，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环境与时代机运。在中国佛教史上人们最为熟悉的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就都是应时应机而产生出来的宗教文化和历史现象，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和中国化佛学体系的基本建立，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就是禅宗。禅宗是佛教发展与中土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和人们的心灵需求相交织相契合的产物，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性选择和必然性结果。禅宗因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和“教外别传”，而在历史上受到普遍推崇并广泛传播，宋代以后几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由于诸多的历史文化原因，唐末以降，中国佛教整体趋于式微。在各大佛教宗派不断走向衰落之时，禅宗的发展却一枝独秀，尤其是“五家七宗”的出现，进一步凸显了禅宗发展的繁荣景象。入宋以后，禅宗各枝派虽然时有消长盛衰，但作为主流的临济和曹洞二宗却一直绵延不断，传承着禅宗的法脉。禅宗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禅宗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本质是关于“人”的学问，即探讨人的生命存在之价值和意义，其重要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渊源于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的禅宗，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重视人的主体性价值，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突出人的心性之学。其所提倡“自性自度”原则，乃是对“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历史性话语的进一步肯定。禅宗与中国文化关系紧密，它既是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同时也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多彩发展。禅宗所坚持的基本思想观点、所持有的人生基本态度以及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和超越，对于中国民众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儒道精英对其进行的义理探究或诠释，还是佛教僧人对其禅悟之路的不懈奉行和坚守，或是民间百姓对其禅法实践和文化精神的传承，都多元、立体、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禅宗在人们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复杂图景和巨大影响，凸显了禅宗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精彩画面。

　　正是因为禅宗与人们的思想、生活密切关联，对古代的精英、民众思想均产生过较大影响，故其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学界也加强了对禅宗各个方面的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禅宗研究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禅宗研究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大陆的佛教研究开始升温，有许多学者对禅宗研究倾注了很大的热情，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乃至到今天仍有学者不断推出禅宗研究的新成果。然而，虽然禅宗研究一直是近年来佛教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但对于五家禅之一的法眼宗，相对来说学术界的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尚未有学者将法眼宗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来进行全面的整体性考察和系统研究，尚未出现专门的学术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一方面是由于学者普遍认为唐末五代，中国处于政治分裂的时期，整个五代十国时期仅有百余年时间，并没有特别璀璨的思想文化，选择形成于这个时期的法眼宗这个禅宗小宗派进行研究，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或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法眼宗至宋代中叶法脉就断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较短，容易给人造成其没有多大思想文化影响的错觉，从而制约了对它的深入研究；再一方面，由于研究法眼宗的相关性资料不多，新发现的资料也相对匮乏，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对其的研究。

　　然而，在中国禅宗史上，法眼宗是一极富独特性的禅宗派别。黄诚同学以法眼宗为题来展开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这对于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禅宗的发展，尤其是宋代禅宗的特点，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黄诚同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收集资料，并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法眼宗的创立与传衍、法眼宗的传播与区域分布做了较好的梳理，对法眼宗的思想特点、法眼宗的宗风特色做了较好的分析，并比较了法眼宗与其他禅派的异同，特别是对法眼宗的衰落原因做了独到的具有创新性的探索。全文资料丰富，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文字清雅，分析细致，立论有据，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具体言之，全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注重禅宗宗派史与禅宗思想史的结合。将法眼宗置于禅宗发展的整体历史以及思想文化发展的背景中来探究其形成与发展以及衰落的过程，运用思想史与区域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因而能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法眼宗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把握法眼宗发展的思想线索和发展规律。

　　其二、将区域史的研究方法引入思想史的研究，对法眼宗的思想传播和区域分布进行探究，既关注法眼宗代表人物的思想流布，也注意到法眼宗其他僧人的禅学贡献，并通过考察法眼宗僧人活动的区域分布及其思想的传播流向，从比较广阔的视野较为全面地考察区域文化环境与禅宗及法眼宗的相互关系，从而更清晰地把握法眼宗僧人活动的历史场景和法眼宗思想传播的整体面貌。

　　其三，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法眼宗纳入禅门“五家七宗”的整体性架构中进行禅风禅法的比较研究，以探讨法眼宗与“五家七宗”其他禅派禅法禅风的异同，从而能较为完整地呈现法眼宗禅风的自身特色和禅法风貌。值得指出的是，关于法眼宗的禅法特点，后世禅家多有概论，总体而言，其禅法简明细密，质朴平凡的语句中又暗藏机锋，其接化学人，往往是根据学人的根器不同而相机行事。法眼宗禅风特色与其他几家禅派禅法风格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独到的教学方法构成了法眼一派独特的宗风、禅法和宗要，不仅在实践中丰富了禅宗的教学方式，而且对后世禅宗的禅法思想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黄诚同学在这些方面做了有益的梳理和阐述，很有意义。

　　其四，在探究法眼宗的形成与衰落之原因上注重从禅宗思想自身发展脉络与外缘性条件的相互关系上来加以考察，特别是探索性地提出了“以人施教”和“以法施教”可能对法眼宗衰落产生影响的思考，颇具新意。所谓“以人施教”是指在教法上突出因材施教，“以法施教”则是说偏重教法本身。这样的提法是否最合适可以再斟酌，但从这两种不同倾向上来探讨禅宗的盛衰则是有意义的。因为佛法强调应病与药、因材施教，如果过于强调使用一种方法或以某种固定模式去应化接机，当然会影响到其自身的持续发展。因此，对禅宗法脉传承的研究，关注传法本身的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黄诚同学的论文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思考和探索，值得赞赏。当然，要清楚地梳理唐五代禅宗发展的内在机理，深刻理解宋元以降禅宗衰落的根本原因，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者积极参与，细致梳理，深入思考。

　　总体而言，黄诚同学的论文选题和研究视域都有一定的创新与开拓。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此论著亦复如是，从内容和观点看，都还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或商榷的问题。例如对某些禅师之禅法隐喻的意义世界作过度的体悟性，未必就符合佛教的本意；对法眼宗思想体系中所涉及到的部分佛教义理的理解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五家禅法的比较还可以进一步深挖厚掘；对“以人施教”和“以法施教”的提法及其与法眼宗禅风特色和盛衰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说明；文字表述的简练与概括，也可以进一步完善，等等。不过，瑕不掩瑜，一部博士论文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黄诚同学的这部论著，已基本达到了其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故仍是一部值得推介的禅宗新作。

　　黄诚同学2007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我的博士生，虽然他步入学术研究领域较晚，但在南大学习期间，他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各科成绩均获得优秀学分。而他选择颇具有挑战性的禅宗宗派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也可见其迎难而上的学术勇气和克服困难的决心。三年中，他受到了南大较为系统的学术规范训练，并克服了学习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在博士论文答辩中，他的论文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并获得了全优等次的通过，这也是对他三年博士生期间努力学习、全面进步的充分肯定。黄诚同学博士生毕业后，回到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工作，有了更多从事科研工作的条件和机会。目前，他正结合具有贵州地域性特色的历史文献资料来开展区域性的宗教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并着力从大小传统的双重视野来观照和审视传统思想与地方性文化的交互关系，无论是研究方法或是研究关注点都颇具人文关怀和思想史意义，这不仅将会有力地推进区域文化史和区域思想史的研究，而且对他本人今后的学术方向和研究理路也将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远景。在他新的人生转折中，期望他一如既往地沿着学术科研之路不断走下去，在新的研究领域中能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取得更大的进步！

　　是为序。

　　洪修平

　　2011年12月23日初稿

　　2012年2月21日定稿

　　于金陵港龙园寓所

　　中文摘要

　　本论著研究对象是法眼宗，它是五代时期形成的一个禅宗宗派，其开创者是文益(885—958)禅师。因文益禅师示寂后被南唐中主李璟谥为“大法眼禅师”，故由他所开创的禅派被称为“法眼宗”。法眼宗作为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在五代时期获得了较快发展，其势力广泛性地渗透到江南地区，推动了禅宗的整体发展和思想传播，对禅宗的思想理论建设也有重要贡献，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本论著主要对法眼宗的形成发展、禅学思想内容、宗风特色、衰落原因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细致的研究。论著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前言部分，对选题缘由、法眼宗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说明；二是论著的正文部分，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探讨了禅宗传衍与法眼宗的形成问题。一是简单回顾了中土早期禅学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禅宗的思想系谱与传承。二是探索了慧能禅宗创立后禅宗各派的分化与传衍，论述了禅宗各支派在自身努力以及各种势力的支持下，获得了空前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有将一区域性佛教宗派推展到了大江南北，一跃而成为唐代最具有时代气象的宗派，为法眼宗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三是对文益禅师的生平以及著述进行了研究，尤其对文益的《宗门十规论》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全面分析，阐明了文益之所以能创立法眼宗有其自身的条件和因素，指出了他面对禅宗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改革禅门的主观愿望和努力。四是在传播禅法的实践中，文益禅师设立门庭，形成一家之风气——“清凉家风”，且又广收学徒、师弟传承不断，故为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五是法眼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和合共生性产物。

　　第二章，探讨了法眼宗的传播发展与区域分布及其现当代传承。一是以区域为视角探究了法眼宗在南唐、吴越的传播情况。二是对德韶、延寿对法眼宗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贡献进行了研究。三是对法眼宗区域分布以及现当代传承进行了探究，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较全面地考察区域文化环境与禅宗、法眼宗的关系，且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了法眼宗传播、发展以及区域分布的繁荣景象。

　　第三章，主要对法眼宗最为重要的禅学思想理论进行了研究。一是重点探讨了法眼宗的核心思想理论内容，认为“三界唯心”、“理事不二”、“禅教一致”与“禅净合流”思想，是法眼宗最为主要的禅学思想内容。二是以哲学诠释的方法在对法眼宗的禅学思想内容进行分析、阐述中说明了法眼宗在继承佛教禅宗思想的同时，又有自己新的发展和创建，而且还指明了禅宗与华严宗以及唯识宗之间存在思想的互动交涉和相互影响。

　　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法眼宗的宗风特点。法眼宗属于禅宗派别，自然有禅宗的基本特质，但是法眼宗又作为一独立性之宗派，其宗风有其自身的特色。一是以法眼文益“清凉家风”为例，而就其“箭锋相拄，句意合机”、“调机顺物，斥滞磨昏”、“对病施药，相身裁缝”的法眼宗风之特点进行了探讨，显示了法眼宗所具有的教学风格和思想精神。二是在此基础上，又将法眼宗与“五家七宗”其他禅派的禅法、禅风异同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探讨了它们之间禅风和禅法的不同处和相似性，呈现了“五家七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禅风或禅法特色。

　　第五章，在唐宋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整体背景以及禅宗自身发展走向衰落的趋势下重点探讨了法眼宗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是从唐宋的佛教政策对法眼宗兴衰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法眼宗的兴衰与唐宋整体上的佛教政策以及对法眼宗的政治态度有紧密的关系，指出法眼宗能在南唐、吴越发展和兴盛与南唐、吴越王权在政治上给予的特别支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认为入宋之后法眼宗影响力不足，地位不够显赫，也未受到像南唐、吴越国主那样在政治上给予的足够重视和特别扶持，加之法眼宗又未出现法门龙象引领发展，故其走向了衰落。二是从儒学的复兴，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对法眼宗兴衰之影响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唐宋思想文化转型的进程中，思想界不仅出现了儒学复兴运动以及宋代理学建立的实际情况，而且兴起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思想潮流，这对于禅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使禅宗逐步丧失了其在思想界的话语权，法眼宗的发展也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影响，势力不断衰减、法脉不再延传，继而走向衰落。三是就禅宗在自身发展中所出现的内在危机以及对法眼宗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佛教内部的生活作风在世俗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世俗化和低俗化倾向，加深了禅宗自身内在的危机，从而对法眼宗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眼宗在自身建设上因受禅诤、离宗、“禅净合流”等因素影响，出现了有违于禅宗宗旨的现象或问题，如法眼宗偏离山林佛教的作风，依赖于政治的扶植而获得了短暂的繁荣与兴盛，丢掉了简单易行的思想作风而大肆建构复杂的理论体系，因此法眼宗在各种危机影响之下而走向衰落。四是从法眼宗的宗风以及法脉传承人与宗派兴衰之内在关联方面分析了法眼一宗走向衰落之原因，尤其是提出了“以人施教”与“以法施教”可能对法眼宗衰落所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思考。

　　关键词：禅宗 法眼宗 形成发展 思想体系 宗风特点 兴衰原因

　　前言

　　一、选题意义

　　唐五代至宋既是禅宗形成、发展和分化的重要阶段，也是社会处于思想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思想文化演化交相辉映、纷繁复杂，表现出了一派活泼生机，并具有时代性的精神气象。禅宗发展到了“五家七宗”时期，即在禅宗发展史上被誉为“一花开五叶”的发展阶段，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机遇，出现了一幅繁荣图景。法眼宗作为禅宗“五家七宗”中的一个派别，不仅在五代时期获得较快发展，而且对禅宗的理论、禅法、教学方式等均有所总结和贡献。因此，选择法眼宗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其一，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一般认为唐末五代，中国处于政治分离时期，整个五代十国时期仅有百余年时间，故很难有璀璨的思想文化。所以，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思想史，或是哲学史，基本上是以“跳跃式”的写法一带而过，即便是以“唐五代”冠名的著作，也有“详唐而略五代”的偏好。故五代思想史的研究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五代的佛教研究也是如此。因此，对法眼宗展开研究，不仅可以完善五代时期的佛教研究，而且也能够丰富五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其二，具有进一步深化禅宗研究的意义。从所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未有学者将法眼宗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来进行整体性考察或研究，仅有对于法眼宗思想系谱中的某一代表人物和禅学思想进行的个别性研究。譬如，关于法眼宗的渊源与流变、中绝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联以及和其他派别的交涉等问题均未有深度的探究。因此，对法眼宗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厘清法眼宗自身的演化线索和思想脉络，而且能够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禅宗的研究，尤其对推进五代的禅宗史、禅宗思想史和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极有意义。

　　其三，法眼宗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本身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无论是法眼宗之开山鼻祖清凉文益的《宗门十规论》，还是禅净思想集大成者永明延寿的《宗镜录》，都是禅宗研究的重要著作。《宗门十规论》对五代时期禅宗自身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改进措施，无疑对禅宗的自身建设有着重要作用。一百卷、近八十万字的《宗镜录》，堪称“中国佛教的百科全书”。有学者认为，“它（《宗镜录》）总结了宋以前中国佛教的得失，指出了此后中国佛教的发展道路，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佛教在五代宋初演变的基本轨迹”。法眼宗一派所形成的禅学思想论著无疑是中国佛教禅学史上宝贵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资源。就此而言，法眼宗之文献本身也极具研究价值。

　　总之，选择法眼宗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一是能够深化和拓展中国禅宗史、中国佛教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和领域；二是能够推进唐五代思想文化转型中的区域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三是有利于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整体把握禅宗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思想脉络以及它在区域中的具体展开。

　　二、研究现状

　　目前，法眼宗宗派研究相对薄弱。虽然有少量的论文、专著就法眼宗的个别人物和思想进行了研究，但是将法眼宗作为一个宗派进行全面、系统和整体的研究则未见；即便是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牵涉到了法眼宗宗派思想与宗风等内容，但主要以片断形式散见于各论著之中。就法眼宗的宗风而言，则注重简单概述法眼一宗之宗风的大体情况，而在对禅师怎样在实际教学中具体运用以及如何体现禅风的精神和禅法内蕴的深刻涵义方面，则缺乏细致分析和深入研究。就法眼宗的禅学思想及理论体系而论，对法眼宗的思想研究多集中在某一人物的思想研究上较多，而将法眼宗的思想内容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还有不足。

　　1.大陆研究情况

　　(1)专著

　　大陆学者在论著中所涉及法眼宗研究的几部重要著作有：洪修平先生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修订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和《中国禅学思想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杨曾文先生的《唐五代禅宗史》(简称“唐”)(中国社会科出版社，2006年新版)、《宋元禅宗史》(简称“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简称“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吴立民先生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简称“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潘桂明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二卷，下)(简称“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洪修平先生在其著第六章第二节“越祖分灯与五家宗风”就“法眼宗”的禅学思想特点、禅法特色和宗风，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概括性总结，对于全面把握法眼宗思想有重要的参照性价值，并为进一步研究法眼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杨曾文先生在其著“唐”八章“禅门五宗的形成及其早期传播”介绍了五宗法脉及禅法，并在“宋”第二章“北宋法眼宗的学僧”也详细介绍了永明延寿心性论和禅教会通的思想，对于法眼宗的研究具有启示性作用。杜继文先生的“通史”第五章“晚唐五代十国的形势与禅宗五家的分立”下第六节“法眼宗及其在南唐、吴越的发展”叙述了法眼宗的发展，重点突出介绍了延寿的思想。潘桂明的“史稿”第八章“全盛时期的五家禅思想”对文益的“宗门十规”思想有较细致介绍，而且也对文益与德韶的思想进行了论述。吴立民编著的“源流”对五家七宗有较详细的介绍，等等。此外，还有程东，薛冬编的《沩仰与法眼：历代禅师绝世奇行录之六》(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属于普及性知识读本，该书取其思想价值和娱乐价值较高的古代禅师奇闻轶事进行通俗性介绍。

　　上述论著对法眼宗所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法眼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具有研究的参照性价值。但是，他们对法眼宗的宗派形成、区域分布、思想流布、中绝原因以及现当代传承等问题未能进行更为广泛深入和全面系统的探究，故为进一步研究法眼宗留下了余地或空间。

　　(2)论文

　　在涉及法眼宗研究的论文方面，根据各类数据库的查询情况(不含国内外会议论文集)，大陆涉及法眼宗研究的论文不足百篇，标题直接冠名有法眼宗篇名的仅有几篇，而且论文也仅是对法眼宗的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关注点也主要集中在延寿上较多。如本人在CNKI(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搜寻1999—2008年近十年来的研究情况：对博士论文中关于“法眼宗”的题名、摘要和关键词，没有发现研究该宗的博士论文，而仅有200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生何文凤的硕士论文——《法眼宗延寿佛教心性论及其实践观研究》1篇，涉及了法眼宗延寿佛教心性论研究，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眼宗宗派研究；在《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询1994—2008年论文，了解十五年来研究的情况，仅有31篇论文涉及了法眼宗之关键词，但是标题中直接冠名有法眼宗篇名的仅有2篇，也仅是对法眼宗的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又在维普期刊数据库1989—2008年，查询近二十年的研究情况，涉及“法眼宗”题名或关键词仅有10条；在万方数据库1997—2006年中国学术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文版)，没有查阅到与法眼宗相关之论文；在南京大学博硕论文库中也未发现有直接将法眼宗作为研究对象之论文，但有1篇关于永明延寿研究的学位论文；在人大报刊数据库1995—2008年，输入法眼宗查阅有关论文，出现29条(含摘要)信息涉及了法眼宗内容，但标题含有法眼宗的仅4条(含摘要2条)，等等。2009年，有南开大学郭延成的博士论文《永明延寿“一心”与中观思想交涉》1篇出现。可见，学者总体上对法眼宗研究热情不高、关注较少，而且均未将法眼宗作为一宗派来进行系统研究。

　　2.台湾研究情况

　　台湾研究论著方面，有邓克铭先生的《法眼文益禅师之研究》(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版)，直接以法眼文益为主题对文益禅师的生平、思想、宗风等诸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胡顺萍女士的《永明延寿“一心”思想之内涵要义与理论建构》(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对永明延寿的“一心”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涉及了一心思想与天台、华严与唯识思想之间的多维关系，研究比较全面和系统；还有王凤珠的《永明禅师禅净融合思想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7年版)对永明延寿的禅净合流思想进行了研究。值得指出的是，何国铨先生的《中国禅学思想研究——宗密禅教一致理论与判摄问题之讨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版)中的第十章“禅分五宗其宗风特色与判摄之道”对“五家七宗”的禅风特色有较系统和较完整研究。此外，孔维勤的《永明延寿宗教论》(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年版，是其在就读中国文化大学时所撰博士论文——《宋永明延寿宗教论与根识境之探讨》基础上的修改版本)等等，均对延寿有一定研究。然而，仍然未见有台湾学者将法眼宗作为一宗派来进行专门性研究的动向。

　　在台湾研究生学位论文方面，涉及法眼宗研究比之于大陆稍多一些，有台南大学黄志忠的硕士论文《禅宗五家七宗之形成及其教育风格》，探讨了“五家七宗”是如何运用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来教化学人；辅仁大学高秋香的硕士论文《法眼文益思想研究》，探讨了文益会通学理、圆融互摄的创宗途径，凸显了法眼文益在中国禅宗史，乃至整个中国佛教史的地位；庄白珍的硕士论文《法眼文益“禅”、“教”思想研究》(2007年已出版)对文益也有一定的研究。此外，还有杨惠南的《五家七宗之禅法初探》(国立编辑馆刊第2卷，1992年12月)、陈荣波的《禅宗五家宗旨与宗风》(佛光学报第6卷，1981年5月)等刊登在杂志上的论文，都对“五家七宗”进行了专题性研究。然而，将法眼宗作为一个宗派进行整体研究仍未见到。

　　3.海外研究情况

　　日本增永灵风的《中国禅宗史五家的地位和性质》(《驹泽大学纪要》，1956年14期)，柳田圣山的《唐末五代河北地区禅宗的兴起》(《日本佛教学会报》，1960年25期)，阿部肇一的《唐宋转换期禅宗史的诸问题》(《驹泽史学》，1962年10期)、《唐末变革期的禅宗》(《历史教育》，1963年4期16卷)，以及铃木哲雄的《唐五代福建的禅宗》(《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1973年3期)等，均涉及了“五家七宗”的研究。阿部肇一的《中国禅宗史的研究——南禅宗成立后社会政治史的考察》(《东京诚信书房》，1963年3月)对唐五代以及宋代的禅宗发展问题作了较全面的研究，涉及了五代吴越佛教政策，但对法眼宗仅有简略的概述，涉及的内容较少，属于宏观勾勒性研究。此外，加拿大学者冉云华先生的《永明延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等著作虽对延寿有较深研究，但也未将法眼宗宗派作为对象而进行过研究。美国学者顾伟康先生的《禅净合一流略》(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虽然从禅宗与净土两宗的会通上对永明延寿的禅净合一思想有一定研究，但也仍未对法眼宗宗派进行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一是以单个的法眼宗人物为研究对象者居多，即集中于对文益、延寿等单个人物思想进行研究，而将法眼宗作为一个单独的禅宗宗派研究，专著则未见；二是法眼宗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散见于部分学者的禅学通史和通论性论著中；三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如将法眼宗的思想发展与外缘性条件结合起来作结构性分析研究的较少，且与其他禅宗宗派作比较性研究还欠深入。可见，对于法眼宗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如对法眼宗的形成发展、禅学思想体系、宗风特质以及中绝原因等问题还需要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将对法眼宗的形成发展、禅学思想内容、宗风特色、衰落原因等方面进行全面和细致的研究，以期在整体上把握禅宗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思想脉络以及它在区域中具体展开的历史面相，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法眼宗产生的一般规律以及法眼宗思想理论发展的基本特点，进一步深化我们对禅宗史和禅宗思想史的思想认识。

　　其一，将法眼宗置于禅宗发展的整体历史、思想文化背景中探究其形成与发展及其衰落过程，运用思想史与区域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一是注重禅宗史与禅宗思想史的结合，从禅宗的传衍入手，探究法眼宗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厘清法眼宗的历史传承和思想演化，更好地把握法眼宗发展的思想线索。二是将区域史的研究方法引入思想史的研究，对法眼宗的思想传播和区域分布进行探究，既关注法眼宗代表人物的思想流布，也注意到法眼宗其他僧人的禅学贡献。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较全面地考察区域文化环境与禅宗、法眼宗的关系，深入探究法眼宗的自身发展以及法眼宗的区域分布和现当代传承等问题。三是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对法眼宗禅僧的出生地、活动区域进行分类编排，以此观测法眼宗思想人物活动的区域分布空间及其传播流向，尽可能呈现法眼宗僧人活动的历史场景和整体面貌。

　　其二，运用哲学诠释与比较的方法对法眼宗的禅学思想理论内容和禅风特色进行探析。一是对法眼宗的禅学思想和禅学理论进行哲学诠释，从而更好地把握法眼宗的思想主张和理论精神；二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法眼宗纳入禅门“五家七宗”的整体性架构中进行禅风、禅法之比较研究，即比较法眼宗与“五家七宗”其他禅派禅法、禅风之异同，从而力求呈现出法眼宗禅风的自身特色和禅法风貌。

　　其三，在探究法眼宗的形成与衰落之原因上。一是从佛教政策对禅宗发展的外在影响着手来探讨法眼宗兴衰的外在原因。二是将法眼宗置于唐宋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阶段，着重考虑宋明理学的建立、书院讲学制度的兴起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出现对法眼宗发展的影响。三是注意从禅宗内部存在的禅诤、离宗、合流等现象及其对法眼宗的影响来分析法眼宗衰亡的原因。四是对禅宗和法眼宗历史发展与思想演化的整体脉络进行探讨，尤其重视对“禅净合流”、法眼宗风以及法眼宗的法脉传承人进行细致分析，从而尽可能推导法眼宗形成、发展和衰绝的合理性因素。

　　四、创新之处

　　一是选题的创新。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将法眼宗作为一宗派进行研究未见，因此，选题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是研究视域的创新。在禅宗史研究中引入区域文化史和历史地理学的视野来讨论禅宗及其思想的演化和传播。尽可能通过人物、思想与场景来展现其相互交融互动的历史场面，对禅僧活跃的区域或地理分布作分析，力求从整体上把握禅宗及其思想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演化的历史面相。既重视法眼宗代表性人物及其思想对法眼宗发展的贡献，也关注到了思想史中除代表性的思想人物之外的其他人物的活动及他们对法眼宗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并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了禅师的分布状态与活动情况。

　　三是注意禅宗思想自身发展脉络与外缘性条件的相互关系。在政治、思想、文化和地域等历史性结构中探讨其兴衰之原因。政治环境、思想文化形态和地域环境，从来都是有意义的历史性结构，是法眼宗形成发展必不可少的社会文化条件和区域历史环境。故研究时尽可能地分析唐宋政治、思想和文化环境，以及区域环境与法眼宗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重视佛教政策和思想文化思潮对法眼宗兴衰所起到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一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