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大报》出版600期征文活动中，我曾写过一封信。《四月的信》里写道：

　　第一次去校报编辑部是在大二下学期。赴台交换回来后没几周，同学通知我去领稿费，校务楼628办公室。

　　“当当当”

　　“请进”。

　　这办公室很让人亲切，打印机旁和沙发下堆放着一沓沓报纸。墙上挂着一副字，“远心旷逸”，是沈兰荣先生写的，字体遒劲洒脱，很有风骨。

　　办公室共有三个办公桌，“品”字形排着。老师们办公桌后的墙壁上分别挂着她们的照片和简介。

　　老师问：“你是胡鑫吧？”

　　“嗯？啊，是。”

　　她把稿费递给我，“我看你文笔不错，有没有兴趣加入咱们校报啊？”

　　“嗯？哦，校报，校报平时要干哪些事啊？”

　　那是个并不长的对话。我不敢直接答应，也不想拒绝。好在那学期我选修了红柯老师的《文学与人生》。课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他说：“我之前大学毕业，留校，就是在校报当编辑。这是好事儿嘛。军人和记者转行当作家的最多，你喜欢写东西，可以去锻炼锻炼，有好处。”

　　某次朱同学问我：“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进咱们校报的？”上面的文字或可以作这问题的答案。但若有谁问我是什么时间加入校报的，我可回答不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一天进入校报，并成为学生记者的。单记得红柯老师告诉我“可以去锻炼锻炼”后，心里便再静不下来。

　　二〇一七年春季的某天上午或下午，一个莽撞无知的少年怀着忐忑不安，第二次敲响了628办公室的棕色大门。没提前联系，我敲门进去时，大约把老师吓了一跳。可老师脸上的惊异一闪而过，她那么聪明，已经知道了答案。她微笑起来，让我坐下，说如果想要喝水自己在饮水机里倒。吩咐好琐事，她递来一张A3纸打印出的黑白样稿，“你把这一版给咱校一下。”在办公室校了两小时稿子，出门时，我成了学生记者，或说准学生记者。

　　才入校报，我的表现大约很差。熟络后，学姐和老师都说：“你才来的时候，真是怪。就是怪。差点不想叫你留下。”我是蠢笨人，对这些毫无察觉，即使现在也仍然想不明白。那时，我一心只想着如何完成老师分派的任务。

　　工作日内，第一位来值班的人员先要在校门口收发部领取前一天收到的信件，并收拾干净卫生。校报半月一期，平日写稿、校稿，出了新报纸仍从收发部领取——办公室先放两摞，其他的分区发放。前两三个月里，我一直收发信件、打扫卫生、校稿、发报纸，没写过一点东西。实际上，我也没曾想过自己能采写些什么。以半月为一周期，拿报纸计量时间，这频率只使我心里宁静平和。这种状态，可以用“安心”两个字形容吧。干这些琐碎小事，我已经很安心了。

　　六月下旬，我正校稿，石老师忽说：“要不，你给咱写一个人物通讯？”

　　“老师老师，我写不来，我不会写人物通讯。”我连声拒绝。

　　老师似乎已全安排好了：“咱老记者带着你写，不是你一个人。你副刊上那篇散文写得很好，写人物通讯肯定也能写好。”

　　“老师，我不知道人物通讯究竟是啥样的，我……”我还要推脱。倒并不是因为懒散，只是自己实在没底气。这些文章会印在纸上，如果出错，很麻烦。

　　老师看看桌面右侧，那儿摆放着褐色封面精装合订本《陕西师大报》。她对我说：“这儿。历年的人物通讯都在这儿了，你读一读之前人写的。我可以你推荐一两篇。照样子写就行了。写完又不一定采用。就算要用，还得改好多遍哩。”

　　我没法拒绝了。

　　那期由与我同级的王春迎同学带我采写，采访对象是本校优秀毕业硕士研究生，一位很美的维吾尔族学姐。约见与提问都是春迎安排的，我只在改稿子时，订正错别字，并同春迎把题目、小标题翻来覆去改了多遍。

　　我与春迎一同去办公室，预备把稿子交给老师。办公室里间桌前，坐着位女生。她手拿打印稿，嘟嘟囔囔念着，像是在检查有没有语句不通的地方。我们改稿时，老师也是这么教的。先捋一遍，改定框架、文辞，之后最好读一读。这样，我们的稿子又改了几遍。不是这里标点符号运用不规范，便是那里语句冗长。直至最后定稿前，我们还将几个顿号改为了句号。

　　七月一日那天，这篇通讯见报。春迎表现得很欢喜，倒是我，心里竟觉若有所失。我不清楚这种感觉从哪里来的，或许因为头一次写，做得不好；又或者因为自己并未出多少力却署了名？总之，大二下学期里，我只在校报写过这么一篇通讯，便到了暑假。

　　第二篇人物通讯由石老师、张老师带我一同采访，那是同年十月。直至当年十二月，我入校报大半年后，自己才独立写了一篇人物通讯。那时候，校报里有了许多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忽然成了人家的学长，我惊觉，自己已步入大三。只要大三下学期一过，大四上学期实习，大四下学期则写论文毕业，这样我的大学生活便告结了。

　　和人家无法儿比，我学的太少、知道的太少、起步又晚，处处显出笨拙。在校报当学生记者近一年，还没好好写几篇东西就要毕业。想到这些，我更努力地要多写些什么，于是埋头同学弟学妹们做了几期未曾写过的关注。

　　后来有位学弟问我既然是“老记者”，为什么不竞选其他岗位。我回说自己只想把手头的事干好，多写些东西，没想过其他事情。从加入校报直到毕业，我始终是名普通的学生记者，没当过组长、未曾有过其他头衔。我心里明白，真叫我当我也干不来。我的气质，始终只是一个小兵、匠人而非将军、管理者。能力所及，只够认真干好手头的事。大三上学期三月份，我写了第四篇通讯，那是在校报留下的最后一篇。那以后，直到现在，我没再写过通讯了。

　　去年十二月，毕业后六个月，我回了趟校报。那时校报已经搬到另一个办公室。

　　敲响校报办公室的门，我走进去。老师没有惊异，反很亲切，她微笑着说：“你回来了。”

　　“校校稿。”我说。

　　老师递来一张黑白样稿，A3纸打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