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大学，文学院往届学长学姐们雁塔校区住两年，搬到长安校区后再学两年。这叫“2+2”模式。自我们二〇一五级开始，变为“1+3”，即雁塔校区一年，长安校区三年。于是，大一结束，暑假前夕，我们得搬离老区。

　　男生被要求去给女同学们帮忙搬宿舍，我与仲玮、罗总到宿舍下时，觉到可怖。花花绿绿的纸箱、手提箱、收纳盒，大大小小围在宿舍楼下，四处是人，满是喧闹声。

　　我有吃早餐的习惯，仲玮和罗总平日倒没有。看这情况，罗总忙跟着我到园丁面食屋的窗口夹了个荷叶饼。仲玮依旧没吃。

　　走进女生宿舍楼，楼道地上全是各种化妆品小瓶子、废纸、带不走的公共课书籍。搬行李的人歇在各个楼梯拐角处，手掌通红。间或有一人高矮的巨形玩偶放在宿舍外行李箱上，盯着从它面前走过的忙碌人群。女生宿舍东西繁多，我们三人搬得晕头转向，也还没搬空一个宿舍。仲玮没吃，加之这样消耗体力，满脸通红。

　　中午，将近四小时过去，女生的物品大多装上学校联系的红色大卡车，我们终于能去给自己搬行李了。宿舍楼旁是高大梧桐树，树下不热。我们把各人的行李搬到楼下，坐在行李堆中静等。

　　仲玮一脸无所谓。他一向无所谓，依旧戴着耳机，什么话也不说，默默在树下听歌。对于大学生活，他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与我无关”。我从来看不出他对大学的期待或厌恶，大学在这儿，考上了，他来；毕业了，他便走。大学丝毫没驯化他，他照着自己的节奏和习惯过着。

　　仲玮同我们一起到学子食府二楼吃四季小炒，每次必点青椒肉丝盖饭。后来，他到了窗口，人家问也不问，刷卡8元，直直给他做一份青椒肉丝盖饭。他吃了一年。

　　他曾说过一次：“趁大学的时候，我得好好洗洗。”这是某天中午，他又去洗浴中心洗澡时说出来的。他每天中午都要去洗浴中心淋浴，一次近两小时。往往是吃过午饭，回宿舍拿好洗浴用品；我们大约醒来时，他回到宿舍。我问为什么，他讲起自己在甘肃家乡读高中时，学校里没地方洗澡，想洗只能和同学凑钱去校外开钟点房轮着来。他这么洗了一年。

　　罗总还是那副样子。不管喜不喜欢，总蔫蔫的，一副苦瓜脸。他穿着牛仔裤坐在树下，玩玩手机，抬头看看四周，用手抹抹脸。有时站起身走两步，走不多远，回来坐下，继续玩手机。偶尔，不知看到什么好玩的消息，他从苦瓜脸里挤出诡谲的笑，把手机屏幕拿给坐在近旁的人看。

　　一班的男同学们忽然全站起来，聚在宿舍门前摆姿势拍照，这使我感到一丝别离的气氛。我不是机敏的聪明人，反应慢，善守常而难处变。大一一年，我恍若刚刚熟悉了老区环境，竟要在这时搬到从未去过的新区。大二上学期我要去交换，新区的生活只能交换回来再体验。真不知会是什么模样。

　　说不上究竟是不舍、忧虑的情绪多，还是期待的情绪多，脑子里乱乱的。独坐无聊，我回想起大一的生活。

　　我最怀恋的是宿舍楼下读书的情景。

　　图书馆有诵读室，是在室内。但朗声背书者众，我又好静，遂不去。又因为大一时的课程多在教学四楼、八楼、九楼，而这三幢楼在一条路上，我们从宿舍出来，右拐，往牡丹园、积学堂方向走便是。图清静、图方便，我七点左右起床，挎了蓝色帆布书包去学子食府，吃过早餐，折回楼下背书。等舍友们从宿舍出来，再一道儿去上课。

　　宿舍楼下有两套石桌凳，一方桌配四凳。冬日晨起，桌凳往往有露水。擦干石凳，垫上厚厚一本书，我坐下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我们班先秦至汉魏那段文学史由杨晓斌老师讲授，他要求背诵的篇目很多。感谢他的严厉。在那石凳上背了一年书，我记下《诗经》《楚辞》《庄子》《左传》《古诗十九首》《乐府诗集》等古典名著中的好多名篇。在那里，我独自一人度过了好多个清寂的早晨，这实在美妙。看金灿灿的冬日如何升起，打在自己身上，驱走寒冷；看夏日如何在还未到八点的时候，便把我从石凳上赶到树荫下；看春天的白蝴蝶，笨笨地扇动翅膀，在草木间躲闪；看穿着整齐、带着帽子的小孩子们，由老人牵着，从我面前走去上学。我看不厌书，同样看不厌人世的景。我想自己可以藉由背书，越千年而端端正正立于孔孟老庄面前“学礼”；亦可以站在树下，或坐在春阳中，闻青草的气味、石楠的气味、洒水车将水洒在沥青路面而引起的气味，并在这些鲜活的声音与气味中学习生活。于我而言，这些都是美的。

　　大一里，除过读书，便是唱歌。

　　宿舍里仲玮最爱唱，唱情歌。他喜欢仓央嘉措和扎西拉姆多多的诗，唱歌时总带着诗人的气质，于是多情且深情，这样，便很好听。我觉得有些曲目他比原唱唱得好。

　　石哥唱得最多的是降央卓玛，《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乌兰巴托之夜》。因为本是内蒙壮汉，唱歌起来，总叫我浮想联翩。草原、苍鹰、赤马、烈酒、狂风一齐在脑里涌将出来。每当我把自己这些古怪想法告给他时，他回：“信不信明早把你泡在福尔马林里。”

　　舍友们唱起歌来千姿百态。罗总把裤管挽起至膝，右脚踏在桌面。右手捏话筒时，总像影视剧里将要用牙齿啮掉手榴弹引线的战士，一脸视死如归。尚哥喜欢摸着肚子，因为我们唱歌总在饭后，而他大抵还在消化。酒足饭饱，又能唱歌，他脸上便总是喜气洋洋，很享受的样子。

　　某次唱完歌，仲玮提议办张年卡。那卡365元，办过后，一年内每日下午两点至六点可免费去唱歌。

　　有了卡，我们每周去唱两三次。仲玮觉得频率太低，总约我们去。我们或者有别的事情，不能陪同，他就一人独自去唱。一唱便是两三个小时。

　　就这样，很简单地，背过一年书，唱过一年歌，我们要搬到长安区了。

　　搬离雁塔区，是在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三天后，即七月十日，我独自回了趟老区，在操场散步。独自走着，我会心想，这里是我们军训的地方，那里是我们与女生对练防狼术的地方。我还会想到墨香斋的炸鸡饭、园丁面食屋的韭菜大肉饺子。走到厕所时，我看到了那棵树。就是军训里我与朋友、其他连几位男生歇荫的那棵树。它的树枝全被锯断了，只剩米黄色树干，光秃秃的。这操场要开始施工改造了，可为什么一定要砍这棵树呢？我不明白。后来好几次回雁塔区，操场的门总是锁着，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搠起的小土丘，想必施工还在继续。

　　大学毕业后四个月，操场终于竣工。二〇一六年七月十日从操场走出的那个我，彼时已过了三个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