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暑天早晨醒来，总会这样。口干舌燥，眼睛干干涩涩。眼珠在眼眶里打转，似乎会发出沙沙声。我皱着脸，坐起身，眼睛依旧没有睁开。

　　“看来是真累着了，昨晚那么热还睡得下。我一夜都睡不着。”父亲拍拍我的肩膀。

　　这一路真算不上顺畅。

　　昨天中午，我和父亲拎着一个新买的行李箱，从村子里出发。关于这个行李箱的尺寸，父亲和母亲一致的意见是：反正不管尺寸如何，价钱一样，不如买个尺寸最大的。于是就有了这个二十八英寸的硕大行李箱。行李箱里衣架、香皂、拖鞋一路伴随着我们。我想如果不是再也塞不下去，母亲恐怕会把家里棉被也给我装上。从我十岁开始寄宿，一直是这样，每次离家，总像搬家。母亲的理由是：“反正是车子拉着，你自己又不用背。”

　　我和父亲坐了两个小时左右的客车到县城。接着，下午从白河火车站出发，前往西安火车站。共六小时车程。下午出发，晚上九点左右就能到站。那天正巧，半路碰到暴雨、泥石流，到西安火车站时，已是凌晨。

　　我和父亲出站，好在西安没有下雨，不用撑伞。虽也是陕西人，但这是我头一回来省城。我前十几年的生活，不过围绕着陕西东南角，与湖北接壤处的一个小城打转。所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十堰武当山。因为紧邻，来回车费不到三十元钱就能解决。西安火车站出站时，一抬头便看见车站外面有黑黢黢一条大横线，我没仔细看，随着人流，只顾朝前走。这个点下车，父亲不打算送我去学校，我们准备就近找个住处。

　　父亲说道：“洗一下吧，洗好我们去学校报到。”

　　后来我知道那条横线就是城墙，有句歌词唱道：“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说得应该就是这儿。后来我还知道，原来可以从解放门出来，步行不到二百米便是公交站。在这公交站乘603路，吴家坟下车，走过天桥，就是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了。

　　那时的我却与父亲绕了好大一圈。

　　收拾行李，出了旅馆。父亲记不大清路线，一路问我，仿佛头一回来这儿的我天生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我焦急地拿着手机看导航。

　　我们向西，走到尚德门，出城，往东走，到了公交站——那个公交站就在解放门的正对面。

　　行李笨重，好容易才挤上公交。一路朝南，我和父亲却坐过了站，到了电视塔，我们才下公交。于是，又朝北，往吴家坟走去。

　　我本来方向感弱，头一回到这么个陌生地方，心里更怯。颠三倒四地波折，我早晕头转向，只一把捏住手机，盯着导航。父亲跟在我身后，不时问我“导”得怎么样了。我便更加心急。

　　他把行李箱扛在肩上。我又气又觉得他愚得好笑，“那行李箱下面有轮子嘛，拉着就行，扛着做啥，重死了！”

　　他喘着气回我：“这新买的，总得过细用。起码要管这四年。”他衬衫最上面几颗扣子不知什么时候解开了，能看到汗珠从他歪着的脖子顺流而下，淌到前胸。

　　我劝不下，无法儿。依旧在前面拿着手机导航，忽然手机报出语音“目的地在您附近”。我抬起头，扫视四周，终于在马路对面看到“陕西师范大学”的字样。

　　2

　　阳历八月十三日，正是仲夏，叶子出奇得肥大。那排梧桐挡在窗前，拦住大部分阳光，反使得这儿有了一丝清凉。

　　父亲刚刚离开。我找到了自己的四号床位，行李暂时放在上面，还没开始收拾。我觉得脑子很胀，人太多、声音、气味太多。在寂静乡下生活了那么久，我熟悉草木虫鱼、熟悉青草和泥土的气味。来到这儿，虽处处是人，处处热闹，可我全不熟悉，便觉格外孤独。那么多人在这儿生活，彼此却那么陌生，在乡下出生长大的我看来，这很奇怪。后来很久，我都拒绝外出，话也不多。有时偶尔出去，站在天桥上，看着桥下流动的车辆，我仍会感到头晕。适应这里，大概的确需要一段时间。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仿佛跟窗外的梧桐、石楠，树下草丛里的小猫、昆虫更亲近，也更能交流。我于是望着宿舍窗外的梧桐，发起呆来。

　　和父亲走进学校时，我一眼便看到那座假山，假山后面宫殿似的建筑。进了学校，手机导航失去效果，我们只能跟着人流向前。经过那建筑时，我瞥了一眼，是图书馆。我知道书是有用的，读书是好的，这么大的图书馆，不晓得装下了多少有用的书？我在心底生出一种敬意与欣喜。脚下没停，我们继续朝前。

　　走到学汇路。阳光从道旁浓密的树荫穿下来，在地面形成闪闪烁烁的亮斑；人群在亮斑中涌动，把整个学汇路占得严严实实，叫人目眩。这些人的衣着相貌这么不同，有的女人带着头纱、她们身侧的男人则留着大胡子；有炭黑色的外国人，头上绑着细密的小辫子；迎面还走来几位穿着白色丝绸长袍的大高个儿，把自个儿裹得严严实实。除过外国人，其他人大多四五成群。成年男子拖着大行李箱；学生则背着书包，在一位母亲模样的人旁边走着。大体能看出是家长陪孩子来校报道。

　　学汇路走尽，便到了学子食府，一个三岔路口。正自思忖，一位学生打扮的人凑到我们跟前：“这位同学，你是来报道吧。你住几号宿舍？”

　　如果愿意，他肯定能成为一个极好的推销员。见我们没回答，他热情地说道：“你看，我是在这儿接新生的。你住几号宿舍？我知道路，可以带你们去。”

　　“四号宿舍楼。”

　　他于是很欢快地在前面带路。走到宿舍楼下，他指着楼门，“那儿就是四号宿舍楼。”我和父亲顺着看去，是一栋粉红色的建筑。一块圆圆的铁牌挂在楼门上方，牌子上写着阿拉伯数字“4”。

　　我们还未道谢，他说道：“你们需要被褥的吧。送蚊帐、被套、床单、枕头套。给你送到宿舍楼下。”

　　我和父亲自然不好拒绝，掏了钱。

　　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他的一位伙伴，他交代了一声：“一会儿把东西给人送到。”自己转身走了。那位留下来的伙伴则登记我的宿舍号和父亲的联系方式，登记过后，也走了。

　　那时我还真容易相信别人，竟与父亲入楼门、找床铺，径自安放行李起来，没有想到他们会是骗子。

　　父亲还是老习惯。他们这一辈儿人，外出，到了地方，总要拿毛巾香皂洗净手脸。他正洗着，电话响了。他于是下楼，回来时，抱着我将使用四年的被褥。

　　放在床上，他准备接着洗脸。

　　父亲的电话又响了，“好，我晓得了。这边儿才收拾好。我马上回来。”他挂了电话，对我说：“良娃子掉水里去了，我得回去了。”

　　听到这话时，我忽想到，就在前天，八月十一日，我还回去探望过奶奶和这位脑子有些迟钝的堂兄。“我不用回去吗？”我问道。我当然晓得，生活在水边的人，说一个人“掉到水里”或“被水打跑”，意思是这人已溺水而死了。

　　“开学才来，咋能现在又回去，你就呆在这儿。”父亲说完，整整衣服，急匆匆走了。

　　3

　　后来我好多次回想，终究记不起高考成绩是多少。曾准备拿着账号网上查询，未果。拿着证件去教育局查询？对已经上了大学的我来说，查成绩的意义是什么呢？

　　母校白河一中会给每个高三学生一人发放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可以填写自己的目标分数及院校。拿到这张纸条时，我并未敢直接填写，只在心头默想着：“我得考上南京大学”。我曾在一个七厘米长宽的小本上写下过这个校名，后面跟有另三个校名，不知是什么时候加上的，分别是：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

　　二〇一五年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查过，把手机放在一旁。这个成绩上一本是没问题了，但我知道南京大学肯定没戏。

　　父母是五六十年代的人，初中尚且没有读完，上大学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同辈兄姊之间，上过大学也仅寥寥三两位。于是拿到这成绩，明白目标院校无望时，我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是农村很常见的情况了。寒门出身，就算晓得要奋发向上，努力把成绩考得很好，但考上之后呢？报志愿时他们多半四顾茫然，轮到选专业，则更无计可施。

　　我从没想过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也不知道大学是怎样的地方，它会对一个人的四年乃至一生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心想：随它哪个学校吧，反正去的也不可能是我想去的学校了。我丝毫没研究什么院校的招生目录，甚至没操什么心，只是很偶然随意地由一位亲戚托人帮我报了志愿。自己的高考成绩，随之忘却。

　　当宿舍舍友来得差不多了，聊起高考成绩以及自己如何来到师大时，我很羞惭。我居然能忘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报志愿时我也居然会没有一点挣扎。听他们交谈，似乎他们清清楚楚记得高考哪道题得了多少分，丢了多少分；而且因为家中出主意的人太多，他们会在好几个院校、好几个专业之间纠结徘徊。

　　反观自己的考试和择校，像被小孩子搓就的橡皮泥，粗率而随意。或许并不仅我一个，和我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都像随意生长的野草或未插签棍引导的藤蔓。乡下亲友既给不了意见，又无人指引，于是只能凭着不怕吃苦的蛮力，跌跌撞撞生长。

　　聊了一阵，大家相约晚上逛逛校园。像这样在一个陌生地方“集体出游”，我们的话渐渐变多，甚至不时开起一个玩笑。

　　“出游”回来，我已知道我的五位舍友们分别是：内蒙赤峰李石、贵州遵义李尚、陕西山阳武杰、甘肃武威王仲玮、云南会泽罗连涛。我们将一同在师大度过四年。

　　晚上躺在床上时，聊天还在继续，石哥称“卧谈”。那天聊得很晚吗？很晚吧。

　　就这样，我从一个小村子，来到了省城的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