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鄂孟迪（辽宁省艺术研究所）

　　夏天到了，满世界的气息好像都跟随着天气燥热起来，似乎静静读书成为喧闹的一种强烈对比而无法自持。但是就在这种与天气相纠结的阅读时光里，偶遇到李铭亲赠的大作《星星点灯》，细细读来，竟遗忘了季节的温度，别有一番感触。

　　李铭的散文我读过一些，笔法细腻真实而且温柔。说实话，我很喜欢读他的散文，那感觉像是在欣赏柯罗的风景画，生命中许多温情的东西，被他缓缓倒出来，真切，动人。他写城市里的树，写出和人一样的寂寞；写天边放羊的孩子，写出任谁也不能忘却的童真；他甚至连出租给他房子的女主人的心思都可以揣摩，他写那厨房里细心贴上标签的调料瓶和写着做菜步骤的小卡片……似乎只要生活给他一丝讯息，他就能描绘出它的味道来。所以我想，他具备作家的潜质，他有一颗敏感的心。只有敏感的心灵才能捕捉到生命最本能倾诉。

　　在我眼里，小说是需要有艺术深度的，那不是仅仅依靠作者一颗敏感的心就能获得的。它是一种心理积淀，需要作者对生活的体悟和思考，更需要时空的累积。我常常一本正经的跟李铭探讨，俨然以教育家的口吻对他说，你要多读书，多积累，多思考，你的作品太浅，没有深度，你还停留在对过去岁月的无比怀念和温柔感激之中，不能跳出自我情感的小圈子……他总是认真的听，然后点头说对、对。他的诚恳打动了我，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口沫横飞是如此的不够真实。于是我把《星星点灯》拿到床上，摊开，很随意的读了他的第一篇小说《风中的驴子》。这一读，我在小说的结尾处竟然落泪。突然我内心就涌起一种落寞，我在想，这个现代化建设琳琅满目的工业科技世界，究竟侵占了我们多少休闲惬意的文艺时光。我不要成为被“工具理性麻痹”的人，所以，带着向往，读完了整本书。

　　我发现，小说作为一种阅读上的视觉艺术，它最明显的外表就是语体。不同的作家，语体风格是不同的，这种风格是一个读者在阅读时候的最直观感受，比如读鲁迅和丁玲，语体呈现是截然不同的，这意味着，语体代表着一个作家的风格。为什么我要“专营”这个语言体式的问题，是因为李铭的小说启发了我关于这方面问题的丰富思考。

　　作家是每天跟语词打交道的人，通过跟语词的交往，他形成自己的把握习惯，于是每一部作品，实际上就是对关乎这部作品主题的语词的盛大组装，像孩子的积木，要拼出千变万化的故事。我没有想到，李铭在短篇小说领域，竟然是这样一个善于组装的人。他的语词积木，在每一次行走体验中，都是一次无与伦比的狂欢派对。

　　这个感觉让我想到一个人，王小波。我知道会有人发出嘘声，但我建议你可以比较阅读之后，再进行嘘叹。因为我们此刻探讨的是语体呈现的语词风格问题。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描写豆腐厂革委会老鲁因为怀疑青年工人王二在厕所里画了关于她的淫画，便常常要扑打后者，因为扑打不到，便吐吐沫，但是吐吐沫需要角度准和射程够，老鲁因为肺活量不足，所以常常失败。这种夸张而滑稽的镜头感似的描写，也大量的出现在《星星点灯》这本小说集里，比如在《寻母》这一篇中，写刘桂香带着臭妞去城里找她亲生母亲，谁料在两人走着吃面包的时候，被小偷抢了包，刘桂香对臭妞说，你把我面包捡起来，我一会回来吃，说完就开始以不朽的耐力追小偷，李铭描写刘桂香是箭步如飞，边跑边骂，小偷是越来越呼吸困难，嗓子冒烟，但是因为敬业精神，不愿放弃劳动果实。到后来，场面是，刘桂香越追越轻松，因为很多行人自愿的加入到追捕的队伍中来，更有“尾随的群众很热情，都紧紧跟着怕掉队”，而刘桂香则边跑，边跟旁边的人讲解。于是给我们展示的画面就是，一群人嬉笑着跑马拉松，最前面的则是一个拎着沉沉的黑包满头大汗也不撒手的小偷。后来小偷自主投降，刘桂香打发走围观的人便开始翻小偷的前兜屁兜，索要坏了的鞋子的赔偿费,累的快奄奄一息的小偷浑身上下只有两块钱，当他被民警带走时，才知道包里只有一兜咸菜，悔恨不已……吐吐沫和马拉松抓小偷，这些场景在生活中即便存在，我们也发现，两个作者是在试图以极为夸张的方式去描写，试图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种尴尬或冲突演变为一场轻松的游戏。

　　这种描写背后的心态特别有意思。我发现李铭在每篇作品中，都对一些看似平常、与主题无关的细节做极其夸大的描写，仿佛将许多无聊又琐碎的事件置身于哈哈镜之下，他本人似乎也对这些小事件充满极大的热情，为之组织狂热的语言，不遗余力。比如在《民工大嘴》里，他描写大嘴和锤子去王科长家干活，听到王科长的小老婆跟人开窗对骂，骂的让听者心惊肉跳，最后竟然上升到城乡差别，就是城里人骂的更有趣味性更经得起推敲；在《迷失的白菜》里，写老林看到前妻留下的字条上写着“白菜”两个字，便想到要去市场买过冬的白菜，作者用了四大段丰富的语言描写整个过程，先讲老林如何跟卖菜的娘们讲价，如何占了三斤的便宜，如何捏着裤兜里的硬币说没零钱而又占了一元钱的便宜，待到老林开始往楼上折腾白菜的时候，他又开始严重怀疑市场的称不准，左右感觉都觉得自己被骗了七斤，也就是一块八毛九，抵去占便宜的一块钱，至少还有八毛九是损失的。老林怎么找，也没看出来哪颗白菜像姚明一样个大，进而他开始怀疑所有的白菜都缺斤少两，于是取了家里的小弹簧秤，给白菜绑个绳儿，准备开始一棵棵称……这样夸张的去描写一些细小的情景，究竟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作者愿意进行的语言拼装游戏？

　　答案不尽然绝对，至少我的窥探结果是，作者是有意的在游戏中掩藏他的居心。王科长的小老婆住在豪宅里穿着名牌，与街上邻居对骂，不过是想让我们看到一副在物质包装下的庸俗的躯壳；老林斤斤计较的买菜、称菜的过程，也不过是在用小人物的人生验证着作者自己写的话“生活就是这样，患得患失的”。所以，在他的每一篇小说里，每一句废话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每一个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情节拼凑都是对生活某个层面的揭示，看似无意，却是有情，读时荒唐可笑，品味始觉辛酸。

　　崔卫平老师曾经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如果我们有一天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发现了拉伯雷的影子，那么“只能说历史有时候‘何其相似’，来自民间的精神力量‘何其相似’”。这让我不免幻想，如果说是因为非官方性的、非文学性的语言特质让人们在两位作家身上找到了某些同质的话，那么李铭的语体叙述风格也可以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当然我本人也很清楚他与前两者之间的殊异。虽然都是语体、语词、语言上的狂欢，但拉伯雷的《巨人传》是一个国家甚至全民的狂欢，是对整个世界的质问；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则是王二等年轻人在那个混乱的特殊年代的狂欢，是对那段荒唐岁月的拷问；李铭的《星星点灯》小说集，则是当今这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面对身体压抑性时的自我狂欢，是每一个像我们一样的孤独个体在此时此刻正经受着的精神世界的虚无和无所适从。无论“狂欢”的时空和主体、对象有怎样的变化，在他们的作品中，从根本上，我们都会最终看到——人，不快乐。

　　拉伯雷暂且不谈，因为三者中，毕竟我们更能从王小波和李铭的作品中看到中国人近现代的生命、生活、生存镜像。我其实还是很好奇，拥有这样风格的语体创作者背后的心态。正如我前文用过的比方，他们似乎在用哈哈镜看这个世界许多微小的事物，镜面观照过的世界，一切显像都变得夸张无形，普通变得离奇，痛苦也变得荒唐；一切隐像也无所藏匿，内心被曝光，罪恶更显世态炎凉。这种视域，不是人人都拥有，实际上这种视域背后的心理特征正是崔卫平老师分析中所指出的“儿童性”。“儿童性”意味着“色彩丰富的人民性和民间性”，意味着“生气勃勃的奇想和革新精神”，当然也意味着“下层”和“无权”。

　　两个人的“哈哈镜”视域毕竟还是不同，当然本文主要涉及的文本研究是《黄金时代》和《星星点灯》。王小波的语言显然更怪诞更离奇甚至更变态，而李铭的语言除了夸大一些身体意识以外，其他只是戏谑和调侃。前者看到的更多的是那个时代的疯狂，给我们呈现的画面联想是仿佛在听莫扎特的《唐璜》，又仿佛在看杜尚、达利的荒诞作品，偶尔的那种无厘头场景（如王二打好友毡巴）又会让人想到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后者看到的更多的是人对这个巨大的生活世界的无奈，故而他的笔触描绘出的是一幅幅小人物的辛酸画面，带点偏执，冒点傻气，揣着一点点小自私，却还是掩不住最心底的那一丝善良的气息，那种叫做道德的东西似乎一直挣扎地游走在这个堕落的浮华世界中。所以看《星星点灯》的过程好似在看赵本山或范伟的电影，偶尔那一两个景致定格的画面（麦穗与弟弟在麦田地里），竟然如此温情脉脉。但归根结底，两部作品的呈现，还是——人，不快乐。两位作家的语言狂欢，也都无法掩饰他们内心的荒凉，那些语词对性、排泄、谩骂、讨伐、欺骗、伪装等所有这一切生活中的小事件的堆砌和追逐，不过是在呈现被压抑的时代和被压抑的人。

　　我想到福柯的《性史》，变态的、混乱的性的方式出现，表明个体正承受着无法挣脱的压抑。哲学家果然有过人之处，他在那个时代，就描绘出了人类此刻所遭受的群体的苦难。

　　读李铭的小说，有的时候是真的会流泪，因为他笔下的那些人，就仿佛真实存在一般普通，每个人心里都有对生活小小的期望，每个人也都在那样脆弱的挣脱和逃避着苦难。你不得不承认，你会在某个人身上深切体会到某种情绪，因为它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偷情、滥情、学业、失业、结婚、离婚、生产、背叛、死亡、谎言、梦想、青春……所有小说里写到的情节，或真或假，我相信，都在上演。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李铭讲故事的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狂欢式的语体并没有掩盖他叙述方式的变化。这一点，我是从《石匠·铁匠》这篇小说中发觉的。他讲述了两个传奇，明明是两个惨痛的故事，却被他毫无感情的慢条斯理的盘剥开来，这感觉似曾相识，我想起了讲述祥林嫂的鲁迅先生。没有色彩的白描，刺向读者的心，更疼痛。未婚的少女被三十六个日本人轮奸，在村民的讲述中竟然有神话的口吻，铁锤和铁蛋对父亲铁匠的批斗，仿佛一段平实的家常对白。铁锤去城里收武斗中牺牲了的弟弟铁蛋的尸体，只是用一个铁罐子把他的脑浆子收了回来。所有的死亡都没有疼痛，所有的胜利都没有欢笑。这两段传奇，从抗日年代跨度到文革再到近代，让人几乎掩面不忍看到，中国人，在经历了那样残酷的血肉战争之后，又经受了怎样残忍荒唐的心灵摧残的岁月。作者的这种叙述，是一种镜头的直面，而没有什么描写比直面更震颤灵魂。

　　从热闹的下午，我写到了安静的夜晚，我发现即便某个个体不参与喧嚣的外界活动，这世界依然运转不息，带动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和生生死死运转不息。人是多么渺小，究竟什么能够解脱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快乐？我看到李铭在《情愫三咂》里写的这一句话,“洗尽铅华，我们两手空空”，内心竟是这样荒凉。

　　李铭常常会说，他心底里有莫名的忧伤，他总有那么多的疑问，无处安放，无人解答。我想说，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如果有一天，他对人生不再有疑问，那么他的心也就不再敏感了。麻木的心，还能讲出故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