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筐蘑菇
1996年的时候,我携妻带子在朝阳北街的一条老街上卖菜为生。那时候卖菜的条件很艰苦,政府还没有对菜市场进行规划,菜贩子们都是在露天卖菜。尤其是到了冬天,卖菜的环境很差。怕菜冻坏了,妻子帮助我把菜筐全部用棉被包裹起来。
我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床。租住的房子大门口窄,每天收摊以后,我需要把推车推倒,侧着车身拽到院子里。早上出摊的时候我再拽出来。好在熟悉了这个流程,也不感觉有多费劲了。
那年冬天,我在蔬菜批发市场看到一个外地卖蘑菇的车。本来是想批发一筐蘑菇回来卖的。就在我打开蘑菇筐看蘑菇的时候,我发现蘑菇筐里垫着崭新的报纸。我当时眼睛一亮,那些报纸是《兴城市报》,没有过期多久。几年前,我在兴城这座城市打工,当时在《兴城市报》的副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后来回到老家朝阳,结婚生子,流落街头卖菜,就把文学的种子深深埋在了心里。
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于是,我把剩下的四筐蘑菇全部买下了。推着四筐蘑菇,看着蘑菇筐里的报纸,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妻子不知道原因,等我把蘑菇卖掉,小心翼翼地把报纸展开,开始阅读副刊里的文章。叫我激动的是,我看到副刊的编辑熟悉的名字。
那个编辑我认识,三年前,我在兴城打工,去过报社送稿。有时候去得时间早,报纸副刊编辑还没有上班。我发现一个办公室开门了,那里有一个阿姨。她非常热情地叫我在办公室等。有时候看我着急,就把我的稿件转给编辑老师。没有想到几年以后,这位阿姨做了副刊编辑老师。
这次与四筐蘑菇结缘,重新唤醒了我的创作之梦。中午卖过一段时间菜,会有一段闲暇时间。于是,我就在北风呼啸的街头,坐在马路边上我的菜摊,头上顶着大棉衣开始拿起笔来写文章。散文,小说,诗歌,只要是能够表达我内心的文字都写。晚上,我把写好的小小说读给妻子听,她觉得挺好,我就认真地抄写在稿纸上,然后第二天从邮局寄走。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兴城市报》的来信,编辑老师收到了我的投稿,鼓励我继续写作。这位编辑阿姨叫张春彦,她重燃了我的热爱之火。在信封里,还有发表我小说的报纸样刊。看着自己在菜筐里写出的小说变成了油墨芳香的文字,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在社会最底层打拼,生活得相当不容易。有一天晚上,我推着车在朝阳北大街卖剩下的菜。不小心跟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刮蹭了一下,他大声骂着臭卖菜的,照着我的脸就打了一拳。
要我谈当时的感受吗?那绝对是我人生的屈辱一幕。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非常愤怒,那一刻我特别想抡起棍子打死他。可是,就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年幼的儿子,在家等我的妻子,他们需要我的坚强面对。我不顾一切地拼命,非但不能叫我赢得尊严,还会丢下妻儿没人照顾……
还有,我是一个会写作的人,我怎么能够跟一个粗鲁的人计较。谁都可以瞧不起我,但,我不能鄙视自己。
我理智地选择了忍受。我的脸被打破了,回到家,我一直情绪不好。细心的妻子发现了我脸上的伤。安慰我,鼓励我,那一瞬间,我再也无法忍受委屈,泪水哗哗地流下来。脸上的伤遇到泪水,钻心地杀着肉疼。
二十年前,在北方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与文学抱团取暖。那时候,能够为我获取自信和尊严的只有我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之心。我卑微地活着,顽强地追求着,我相信靠我的努力,会得到艺术女神的垂青。
迟早:性别女
我在朝阳北街边卖菜边写作,后来不断在一些报纸和电台发表作品。渐渐地,我在那条老街上就有名了。卖鸡蛋的大姐,每天早上从我家门前路过,就会大着嗓门喊:小李子,别再胡编乱造了,赶紧出摊。
我乐颠颠地跑出来,把黄瓜,豆角,土豆摆在我的菜摊前叫卖。闲暇之余,我一直笔耕不辍。
有一天,我隔壁新搬来一家邻居。男主人看我在筐里写,以为我在算账。看半天,我一直都在写啊写。就好奇地问我写什么。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一直在写小说。
他很惊讶,再来我菜摊买菜,就高看我一眼。有一次,他跟我说,你要是投稿的话,我的表弟就在《辽宁青年》杂志社。你要是需要投稿,就写上我的名字,编辑会看你的稿件的。
我对《辽宁青年》杂志一点都不陌生,平时也总买来看。上面有个栏目叫“文学梦园”,每期发表一篇小小说,还配发照片。邻居的话叫我感觉很惊喜,我暗暗记下了邻居表弟的名字:编辑迟早。
后来,我根据家乡的风俗写了一篇小小说叫《打花脸》,装进信封投寄给了《辽宁青年》,信中还有写给邻居表弟迟早的一封信。
1997年年底,我结束四年的卖菜生涯。1998年正月,到盘锦市辽河油田曙光的建筑工地打工。村里在盘锦打工的人不少,他们回村,妻子就赶紧把最近收到的一些信给我捎来。每次老家的工友都会给我拿来好多信,基本都是我的样报样刊,当然也有退稿信。那时候的编辑老师都特别好,有的稿件不能用,也会提出意见退给我。
那次,我从一堆的信件里发现了《辽宁青年》的信封。激动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便签,好看的字迹,简短的一封信。信是迟早老师写给我的。迟早老师说,我写的信和小说已经看了,小说很好,邻居亲戚的关系并不重要。但是有个问题,因为版面有限,你必须把字数控制在八百字之内。修改以后再发给我。
这封信我看了无数遍,在曙光的工地上我是更夫。每天晚上要看守工地,冬天好冷啊,夜也好难熬啊。迟早老师的信是寒夜里的一股暖流,叫我看到了人生的光明!
我认真地读一遍我写的那篇小说,可是怎么也压缩不掉字数。我就把小说重新抄写在稿纸上,写了一封信,说明小说字数只能压缩在一千字了。我到邮局把小说和信件再次寄给了《辽宁青年》。
一个月后,家乡的工友捎来了迟早老师的回信。信中迟早老师说,小说字数还是不行,版面原因,字数不压缩,那就得挤下别人的诗歌。小说必须控制在八百字之内,另外请附上你的近期照片一张寄给我们。
晚上打更实在太冷,需要不断生火取暖。在燃烧的篝火前,我给几个工友读我的小说,读编辑写给我的信。我们都很幸福,我边念边修改,到底把小说的字数压缩到了八百字之内。第二天,我坐车去兴隆台,在油田客运站附近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是室内照,看着背景好滑稽。
我郑重地把照片和修改后的小说投进邮箱,怕信封卡着,使劲地拍邮箱几下。1999年第一期的《辽宁青年》发表了我的小说《打花脸》,上面还有我的照片。我在工地上欢呼,跟我一起高兴的只有三个打更的:老白头,孙耀春,二十家子的小高。
我们买了羊蹄子,散白酒,小高还去冰窟窿里逮了几条野生鲫鱼,炖了鱼汤。我们几个喝酒划拳,穷欢乐一场。那晚的酒,喝得我回味无穷。
小高喝多了,拉着我到边上,跟我说起了心事。他说,兄弟,通过观察你这个人不简单,有才。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问小高怎么回事。小高跟我说,他媳妇和公公关系一直不好,他拙嘴笨腮地不知道怎么劝。想叫我帮他写封信。第一次给别人的媳妇写信,我也没有干过,可是小高恳求的目光我也不能拒绝。于是,就在那个夜晚,我俩一句一句地措词,给远在百里之外的一个女人写信。信中,是两个男人满满的真诚和爱。
半年后,我见过小高一次。小高跟我说,媳妇跟公公的关系改善了不少。看来我们的信是起作用了。
2002年,我再次流浪,从建筑工地到了辽宁省文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我在文学院收发室打工。我用收发室的电话联系迟早老师。第一次打通,我说我找迟早老师。里面的人告诉我不在。后来再打一次,里面的人喊:迟早,接电话。
于是,迟早老师接听了我的电话。
我瞬间愣住了:迟早老师是一个女的!
我有点反应不过来,我说,你不是男的吗?迟早老师告诉我,她一直都是女的。从来没有是过男的。
那在朝阳北街,我那个邻居,他说迟早是他表弟……怎么回事,哪个环节出现了这天大的玩笑……
迟早老师说,是不是你邻居的表弟没关系,欢迎你继续投稿给我们。她还热情地给我寄一期他们新办的一本刊物叫《华夏少年》。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给这本《华夏少年》写过一篇科幻小说,迟早老师给我发表了。
至今,我没有见过迟早。但,这段记忆却已经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