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明
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日渐激烈。我们必须认识到,曾经“夫妻论”的中美两国正在逐渐走向脱钩。反对“硬脱钩”的黄奇帆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贸易摩擦的本质是让中国和美国经济脱钩,让中国和世界经济脱钩,试图让中国回到封闭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精准扶贫”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升格为“二号任务”,中央提出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这些密集出台的扶贫开发政策都指向一个意图——“去依附”。
“去依附理论”是温铁军教授在萨米尔·阿明针对欧洲中心主义掌控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依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即摆脱“中心资本主义对外围地区进行不对称的统治和不平等的交换”。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我国在经济上逐步“依附”于美国。从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到锚定中国新基建的科技冷战,再到打断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冷战,经济依附的负面效果凸显,让国家意识到“去依附”势在必行。
2019年,三位研究“贫穷本质”的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发现,解决贫困的切入点包括两个:一是解决原始资本的匮乏,另一个则是解除信息渠道受阻困境。
近年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在进行。在解决信息渠道受限方面,以“两新一重”为代表的新基建成为了拓展信息渠道的利剑。一方面,5G通信和数据中心建设加速了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传输,推动线上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高铁建设和发展新能源汽车,降低出行成本,畅通线下信息流通。在解决原始资本的匮乏方面,系列政策落地。在直接增收方面,集体土地入市有望为农民带来“第一桶金”,扶持农业拳头产品可能带来持续现金流;在间接增收方面,发展特高压和油气等能源项目,可以有效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推动地区社会福利的改善。此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两万亿资金都将直达基层,支援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加快资本的原始积累。
不论是过去五年的“精准扶贫”,还是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二者围绕信息渠道和原始资本的种种政策,本质都是在为“去依附”创造条件。
在经济层面上,扶贫开发涵养和修复广阔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本“蓄水池”。农民购买能力的不断提高,将会创造亿万级的消费市场,内需消费将有机会取代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此外在经济危机后,“蓄水池”可以吸收过去十年的经济泡沫,使得我国可以把握最好的“走出去”时机。
在产业层面上,巨大的消费市场将推动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带动东部制造业转型升级。与苹果带动中国消费电子产业链崛起类似,汽车和新能源产业链也有望伴随特斯拉的落户而走向腾飞。东西部产业互补,产业经济形成闭环,“工业2025”也将有真正实现的机会。
在科技层面上,巨大的内需驱动让我们有机会在全球购买先进技术,与此同时,巨大的消费市场能够吸引国外高科技来华投资,实现潜在技术转移。此举将有利于我们在美国科技战“卡脖子”背景下,走出一条自主发展与吸收外来先进技术并存的发展道路。
在金融层面上,我们获得了“货币换锚”的可能性。一种大胆的猜想:人民币将会以我国土地资源和生产总值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这种“物资本位”的思想,既符合政治经济学的货币流通公式,又符合宏观经济学上的“货币数量论”。总而言之,精准扶贫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将有助于中国在经济上、产业上、科技上、金融上逐步实现对美国的“去依附”。
当然,矛盾是具有普遍性的,扶贫开发也需要处理好各种矛盾。“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过去五年,我们已然暗中布局:
在政府层面,开展“利剑巡视”和“扫黑除恶”,目的铲除在体制内外阻碍政策落地的蛀虫。在产业层面,以环保为名去除了大量僵尸企业,避免扶贫资金流入到这些落后产能之中,阻碍经济转型升级。在资本层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取得初步成效,经过去杠杆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在合作模式层面,以京沪铁路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政府与社会共同开发的新模式。除了政府、产业、资本等方面的布局,我们还在逐步推动土地流转的立法,使得这一扶贫开发的根基获得立法支持。
扶贫开发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重要战略,其使命是在中美脱钩的大趋势下,围绕原始资本匮乏和信息渠道受阻两大难题,打造和修复“蓄水池”,统筹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优势,推动中国经济良性循环,以实现对美国的“去依附”。
尽管很多人不认为中美将会脱钩,也不承认我国需要对美国“去依附”,但不可否认美国一直都希望中国成为其经济殖民地、政治附属地的事实。未来我们面临的风将会更大、浪将会更高。“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只有我们敢于和美国做斗争,美国才会真正重视和我们的关系。否则,妥协就是“以地事秦,薪不尽火不灭”,就是“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我们要坚定斗争的决心,下定对美国“去依附”的决心,做好新时代的扶贫工作,做好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附”而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许才是扶贫开发的深远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