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郑瑞　　龙

　　模因（　　Meme　　）-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发明的词语，与基因相对，用以指代“一切人类思维及其所生产出的副产品”。包括人类的行为方式、艺术、思想、概念，甚至“模因”一词，本身也是一个模因。我最近像入魔一样地对模因一词产生了狂热的信仰，与基因相对的，模因是非物质的，仅存于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时断时连的微弱联系中，却像基因一样顺着文明的火种残喘地延续着。

　　在一千年前的欧亚大陆，你若对基督的子女，对天子的忠臣高喊：“人民应该当自己的主人！”或许有人会感到怜悯，会感到惶恐，但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你一定是疯了；就像在一千年后的今天，若有人疾呼：“我们需要集权，我们得有法西斯！”，八成会受牢狱之苦。而这一切价值观，一切在以前或今天使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想法，都是人类用血泪与苦难所换来的模因。

　　从皇帝的倒台到选举箱的制作，改变模因似乎就意味着要使世界陷于杂乱和悲伤中，在混沌中又涅槃新生。这与基因的遗传又何其相似：在非洲广袤的草原上，雄狮为了传递自己的基因而互相撕咬着，咆哮着，最后甚至不会留下敌人的子嗣。而模因也是如此，只不过它消灭的不是敌人的肉体，而是取代对方的灵魂。这也是为何一部分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终身没有子嗣的原因，他们传递着的并非基因，而是那形而上的模因，他们的传承欲得到了满足，也就无需再得到其他。

　　而谁是那“被传递者”？毫无疑问，是认同的人，是将此奉为圭臬的人，而更多地则是“盲目而无知”的人。何为盲目？在每个人的家族群里似乎都会有随意轻信各种不实谣言的长辈。他们闭上心灵的眼睛，依照着固有的经验和几十年来形成的模因，信任着造谣者轻易编造出的廉价模因。而这并不是年长者所专属，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思想很容易被入侵。以现在如病毒般快速兴起的短视频为例，一个有趣的音乐或动作总是伴随着大量或拙劣或精致的模仿，而这样的模因总是无害的。若将模因运用到有利害相关的领域会怎么样？日本人几十年前并不会因为自己有腋毛而感到羞愧，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在周遭重复而无休止的暗示下，他们落入了陷阱。在　　1924　　年谷崎润一郎在书中公开表示女性露出腋毛是有失礼仪的，随即各种脱毛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找到解决方法后的日本社会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女人是不应有腋毛的。现在的日本，腋毛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可理喻的事情，若有人不将其剔除，便有如裸体行走于艳阳之下一般可笑。

　　现在，我还能确定我是我自己，而不是他人所创造的模因的集合体吗？在我说出“我认为”时，是否是我真切的思想而非在某时某处寻章摘句又转述而为的片段？何为无知？无知不是在知识储备上的匮乏，而是没有自我产生的模因。我见过许多满腹经纶的才子，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而在自我思考上，却空无一物，用着华丽的辞藻来粉饰思想荒原的贫瘠。这样的人是无知的，而无知却有识的人是恐怖的，我曾亲眼见过有学生用课本所教的定式去证明课本本身是正确的。在和平时代，这样的人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是国之栋梁之才。而在动荡的年代，这样的人便会成为“红小将”，投入自身所有的热情来“发光发热”。在政治上我不想做过多的展开，祖国如今已繁荣昌盛，何必再揪住过往不放呢？

　　可成为模因囚徒的人远远不止是盲目的和无知的人确切来说是所有人，虽不是囚徒，却也被模因束缚着。我们能否相信自己？若每一个人都处于一个立场之下，那如何看到事物的全貌？在选择立场之前，我相信人处于一个“明”的状态，但在选择立场之后，或在拥有某一倾向之后，我们是否还处在一个“明了”的状态？其他立场是否都成为了对立面?正因为如此，在无止境的模仿与重复中，没有人得到幸免，模因与模因交织在一起，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分辨我是谁，真的有我存在吗？我没有用陈述句并不是想增强情感，而是这样的问题，作者也无法给出真理一般的答案。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人类永远无法客观认识世界。人的主观性似乎永远存在于认知中，得到纯粹客观的认识与感知绝不是人类所能做到的事情。就如颜色来说：大家都对一个相同的颜色叫红色，但我们何以确定每个人看见的是相同的东西？人们只能辨别一个人是否为色盲，因为他看见的与大家不一样，但对颜色是否一样却束手无策。物理学表明，我们认识到是因为电波反射进入人眼而使大脑识别出颜色，那我们又何以明白他人的红色，不是我们眼中的绿色？自我绝对的主观性再与其他个体绝对的主观性相互叠加，就成为了一个循环的巨型圆圈，永不会偏移轨迹。

　　现在，我们回到标题，我们能否相信自己？这是一个永无答案的命题，或许需要无数人的一生去寻找背后的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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