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为什么要重提“良知”问题

　　我简要回顾一下儒家良知论。“良知”最早由孟子提出来，而且只有一句话：“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以后，儒家思想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没有人专门讲良知，直至明代，才有阳明子重提良知。这是由于自明代中叶以来，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当然也有人说中国的近代化应追溯至南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思想，是与时代潮流相吻合的。阳明心学的兴盛，被满清入关所打断，政治高度专制，回到了中国的中世纪，阳明学因此衰落。再次的兴盛，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再次启动。阳明子的学术思想虽然有变化，但比较一贯的主要讲是良知。他文治武功，戎马倥偬之际，随时不忘讲学，也就是讲良知。有一个乡绅请他讲学，问他：“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他用原话回答：“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他认为那个时代所缺乏的就是良知。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提良知？余平教授有一句名言：“如果哲学没有意义，十年前我就卖烟去了。”哲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是极为重要的。今天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和问题，当今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想把它们归结为两点，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两种最重要的感觉：羞耻感和敬畏感。

　　我的一个朋友张钊，在网上发过一个帖子《重读〈狂人日记〉》，大意是说：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狂人看书，足足看了一宿，才从字里行间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来。这就是说，那个时代，虽然不乏“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但毕竟还是在暗中，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可是今天呢？过去羞于说出口的事情，现在已经大言不惭地说了，大张旗鼓地做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鲁迅先生的年代，吃人是暗中的，现在却是赤裸裸地吃人！这是个突出的现象。

　　以前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过去也有什么都不怕的人，但是他们怕天，怕天打五雷轰。今天的人们却完全失去了敬畏感。可以肆无忌惮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现象，一是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一是宗教信仰在某些层面有复兴的倾向。这说明了敬畏感是人的一种终极需要。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丧失敬畏感呢？有一种观点，从百姓到学者都有，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没有上帝。几年前，我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在火车上看到偏远的山区都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堂。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请一个西方的上帝来，才能解决问题？我不这样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轴心期大转型之后的走向是不同的。西方轴心期之后的上帝，类似于中国前轴心期的殷商时期的神；而轴心期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是走向世俗化、甚至无神论的。没有宗教的神学的信仰，是否就不能找到敬畏感呢？我认为能，就是良知问题。

　　面对当今世界的严重的精神危机，就全世界的思潮大势来看，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

　　（1）沿着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向走下去。按二十世纪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思路，似乎可以作出一个判断：今天的精神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对传统还没有解构到位，应该更加彻底地解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危机的发生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价值被解构了，被颠覆了，而走向了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例如，如何确定行为正当与否，其标准是在当下经验的个体好恶的判断，个体根据自己的好恶给自己定标准，这样就会导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这样继续解构下去，就会走向伦理上的相对主义。所以，我在许多场合都提出自己的主张：重建第一实体！重建绝对！

　　因此，（2）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重建传统。我可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只能失落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我们“失落”了羞耻感和敬畏感，就意味着那是在传统中曾经本来有过的东西。当然，我们应该“重建”传统，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我不主张所谓“回归传统”。传统至少在两种意义上是不可“回归”的：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如果说有一个摆在那里的传统，我们去回归它，那么，它恰恰是应该被悬搁起来的超越物，所以这样的回归是不应该的；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按其本来面目确切地回归传统，其实是不可能的。首先是不应该，再者也不可能。必须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