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色恐怖中的红色中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和1927年7月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白色恐怖笼罩各地。“八七”会议后，同年9月，转入地下的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秘密迁到拥有众多租界、城市大、人口多，相对比较容易隐蔽的上海，继续领导和开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共产党人的野蛮屠杀政策，尤其是革命队伍内部叛徒破坏革命为害甚巨，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临时扩大会议，决定建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专职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中共六大以后，为加强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务委员会，简称“特委”。特委由三人组成，即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中央委员顾顺章，实际决策人周恩来，掌管日常工作者顾顺章。

　　在白色恐怖遍布的上海，中共中央潜伏其中，通过无线电台和交通线，指挥各地的武装割据斗争。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共中央机关、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特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保卫了白色恐怖中的红色中央的安全。

　　1931年1月7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中共中央候补政治局委员、贺昌中共中央委员职务，改选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九名政治局委员组成，即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陈绍禹（王明）、蔡和森，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4月去鄂豫皖苏区）、陈绍禹（2月补入）。另有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即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分工如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代理总书记陈绍禹（王明），秘书长柯庆施；宣传部部长沈泽民，副部长罗绮园、张闻天；组织部部长赵容（康生），秘书长陈铁铮（孔原）；农民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杨匏安；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副部长叶剑英；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兼），团中央书记秦邦宪（博古），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项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

　　在这个领导层中，身为总书记的向忠发与身为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的顾顺章，既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也不具备领导经验和才干，是在共产国际片面、单纯、教条地强调出身和经历的情况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上层的。正是这两个人的叛变，险些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另外，同样是工人出身的卢福坦也在1932年12月被捕后叛变。

　　向忠发生于1879年，湖北汉川人，又名仲发。早年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1922年经包惠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任最高领导人。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在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由于向忠发并不具备党的总书记的领导才能和理论水平，所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务会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

　　顾顺章本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吴淞人，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加入了上海滩的“青帮”，因好勇斗狠，在江湖上脱颖而出，在工人中也颇有影响。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在“格列乌”（国家政治保安局，克格勃的前身）短期学习“政治保卫”。经过短期培训，顾顺章在“文”的方面学会了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等，在“武”的方面学会了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等等。1927年，顾顺章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其间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顺章在上海参加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即“红色恐怖队”)极为活跃有名，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顾也由此而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居功自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曾任顾顺章副手（行动科副科长）、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白色恐怖中的红色中央，因为自身组织的严重不纯，暗藏着巨大的危机。

　　二、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红色中央危机

　　陈赓的话不幸言中。

　　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产生后的两个月，3月下旬，掌管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下属董健吾受中央指派，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赴鄂豫皖根据地。临行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千叮万嘱，要求顾顺章一定要胆大心细，严守纪律，任务完成后即刻返回上海。

　　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一演就是七天。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顺章早年在武汉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时的下属、后来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艺场发现舞台上表演“枪击活人”的魔术师，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共特工首脑顾顺章。尤崇新暗中跟踪盯梢，盯到顾顺章的住处后，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当日，顾顺章被捕。听说抓到了中共大头目顾顺章，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立即提审。顾顺章开始大叫冤枉，说自己是江湖艺人，不是共产党，等到尤崇新现身，顾顺章知道身份暴露，很快就招供叛变了。

　　顾顺章叛变后，向何成浚提出三点要求：一、立即送他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破获中央领导机关，一网打尽中共首脑；二、此事千万保密，千万不要向南京发电报，以免泄密；三、绝对保护他的安全，他一切都交待。

　　顾顺章之所以提出以上三点，是因为他深知中央特科的行动效率和周恩来的厉害。周恩来安插在南京的特工只有周恩来自己知道，连他这个掌管特科日常工作的都不知道。所以，顾顺章再三叮嘱何成浚不要给南京方面发电报。

　　但何成浚邀功心切，不把顾顺章的话放在心里，连夜电告南京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CC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言：“中共要犯顾顺章获擒在押，现已招供，速来飞机接往南京，并告蒋委员长。”

　　何成浚给徐恩曾的电报正巧落在周恩来安插在徐恩曾身边，深受徐恩曾信任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手中。钱壮飞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向周恩来报警。

　　周恩来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赵容（康生）等协助下，迅速果断地立即采取了下列紧急措施：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

　　据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在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镇静的指挥下，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中共中央的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随后，顾顺章带领特务抓捕了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周恩来紧锣密鼓准备把中共中央挂名书记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的时候，6月22日，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了向忠发。向忠发一被捕，周恩来立即安排在沪的中央领导人转移。当日，向忠发叛变，并带领军警特务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领导人看文件的地方，逮捕了三位工作人员。幸亏向忠发只知道周恩来、邓颖超的大致住处，只有一把周恩来、邓颖超住处的钥匙，说不出具体门牌号码，周恩来、邓颖超撤走第二天，特务才找到住所。周恩来、邓颖超幸免于难。

　　三、经共产国际同意，临时中央秘密向苏区瑞金转移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中，项英、张国焘、任弼时、徐锡根已经先后去农村根据地，蔡和森去南方局后不久被顾顺章抓捕，陈郁去了苏联。候补委员中，王克全因参加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顾顺章被捕叛变，温裕成因贪污被撤销职务，关向应被捕入狱，毛泽东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罗登贤夏天已去东北。如此，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已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不能行使职权。7月，中共中央由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刘少奇（7月回到上海）、张闻天等为常委，实际决策者为陈绍禹（王明）。随后，因在苏联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陈绍禹将飞往苏联；因叛徒顾顺章、向忠发非常熟悉周恩来，按中央原定计划，秋季周恩来将动身去中央革命根据地。

　　有鉴于此，1931年9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陈绍禹、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陈绍禹提出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又经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指定，最后决定由博古、张闻天、赵容、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9人：卢福坦、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陈云、赵容、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一个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诞生了。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机构为：

　　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博古负总责；组织部部长赵容，秘书长孔原；宣传部部长张闻天，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李雪峰；职工部部长刘少奇，农民部部长张闻天（兼），军事部部长李富春（代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陈云、赵容、潘汉年、陈寿昌、杨森；中共中央秘书长柯庆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陈绍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曼弗里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

　　9月25日，陈绍禹偕妻子孟庆树从上海动身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到苏联后更名王明，成为博古推行“左”倾路线的后台。

　　然而，虽然政治局的架子搭了起来，但由于熟知党内机密的高层领导顾顺章与向忠发的相继被捕叛变，各类反动暗探、叛徒、工贼四处刺探钻营，撒开一张张无形的大网，妄图找到中共中央机关，彻底瓦解和破坏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的情势下，匿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已经成累卵之势，工作已经很难继续开展下去。

　　1932年12月，鉴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已经无法立足，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秘密迁到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博古、陈云去苏区；赵容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赵容到苏联后更名康生；卢福坦、李竹声留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

　　于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及命运的秘密大转移，就此悄然拉开了帷幕。

　　四、周恩来三易装束过险关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借助暗夜的掩护，周恩来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脚蹬一双皮鞋，头戴鸭舌帽，看上去像广东的普通工人，在交通员黄平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直奔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为了保密与安全，邓颖超和母亲未能送行，只在狭小的阁楼间悄悄目送他快步离去。

　　到码头后，他们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此时，中央特科的神枪手，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

　　经过几天的颠簸，轮船抵达广东汕头。当地的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住进了“金陵旅社”。然而，就在周恩来二人踏入旅社后，他们却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那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集体合影照，周恩来引人注目地居于照片中央。

　　事不宜迟，周恩来果断起身，带着肖桂昌立刻离开“金陵旅社”。当地交通站安排周恩来二人立即搬到该市棉安街一间小旅店去住。

　　次日大早，周恩来第二次改易装束。这次，他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带上宣纸、画笔、颜料之类的东西，改扮成一个画匠，在保镖肖桂昌和汕头交通员护送下，按照计划，准备坐火车到潮安，然后转往大埔。

　　三人原本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一看，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个人，太显眼了，于是他们马上挤进人多嘈杂的三等车厢。

　　检票员是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的铁路工人积极分子，当年周恩来担任“东江行政公署”专员时，这位检票员曾多次向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一惊，一面轻声告知肖桂昌，一面连忙把帽舌拉低，转过脸望着窗外。肖桂昌大惊，摸着腰间的短枪，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了周恩来。交通员则主动把车票拿给那个检票员检查。检票员一看是二等车车票，就用手指着二等车厢，示意他们坐错了车厢。交通员连连点头应承，等检票员走后仍坐着不动。这一次总算有惊无险，蒙了过去。

　　到潮安下车，吃过午饭便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船到大埔，他们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然后经由此地转往闽西苏区福建永定县。这一带是赤白交界的封锁线，土匪成群，经常拦路抢劫。国民党的队伍在龙冈寨一带修筑了碉堡，设置了关卡和哨所，封锁了去苏区的道路。

　　为了确保安全，周恩来第三次改换装束，这次他改扮成了当地“土豪”，头戴礼帽，身着对襟丝绸长衫。当天深夜，在当地交通站六名武装队员的护送下，他们翻山越岭，攀藤附葛，沿陡峭的小路越过封锁线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村。永定交通站的五位交通员接过护送任务，一行六人两天后到达合溪（区苏维埃所在地)。恰巧永定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周恩来应邀在团代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形势报告。这时，中共闽粤赣省委已派了两个精干的马夫带了两匹好马到永定接周恩来去长汀（旧称汀州）。

　　进入苏区，已经安全脱险的周恩来，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12月22日，周恩来到达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所在地长汀。

　　周恩来在长汀停留了三天，便骑马向瑞金出发，于1931年12月底到达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同志。第二天，他电告上海临时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周恩来抵达瑞金后，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五、博古、陈云并行离沪，化险为夷进入苏区

　　1932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护送周恩来安全抵达中央苏区的交通员肖桂昌来到博古住所。按照计划，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党团书记的陈云也早早来到博古家中，二人一起离沪。

　　在肖桂昌的保护下，博古和陈云化装成工人，乘三轮车去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轮船先到汕头。

　　博古和陈云所乘的轮船颠簸着在大海中航行，二人虽然在同一个船舱，却装作互不相识。肖桂昌也不和他们搭话，形同陌路。到了汕头下船，三人住进一家旅馆，很快与设在汕头的中法药房分号的交通站取得联系。按照汕头交通站的安排，第二天博古和陈云、肖桂昌三人乘火车到了潮州。

　　为了确保博古和陈云顺利进入苏区，在瑞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派出一个由十多人组成的精干的武装便衣小分队，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卓雄带领，从福建长汀赶到大埔青溪，迎候和保护博古、陈云。小分队到达青溪后，卓雄先派出三人到潮州，将博古和陈云秘密接上开往青溪的小火轮。小火轮来到青溪，博古和陈云上岸，到青溪地下交通站开的一个杂货铺，与卓雄率领的小分队会合。

　　青溪地处闽粤交界，国民党粤军时常过境骚扰。为了确保安全，白天由青溪交通站的同志将博古、陈云和武装小分队安排在附近山上隐蔽，夜里由青溪交通员带路，沿山间小路前往永定。

　　行至福建永定县境，眼看就要到达苏区，忽然得知，敌人已经知道中共中央有重要人物经过永定，在永定布置了一千多人的军队，搜捕来往行人。博古和陈云以及小分队，正在山中行进，突然发现山下有二三百敌人。博古和陈云以及小分队、交通员等，近二十人，目标很大。继续行进，恐暴露目标。停下隐蔽，又恐敌人搜山。情况十分危急。卓雄正急得满头大汗，忽然发现对面山头有一个挖过煤的旧煤窑。卓雄命令永定交通员和几名便衣队员迅速把博古和陈云转移到那个旧煤窑中隐蔽起来，自己带着剩下的几名队员悄悄转移到相反方向的一个山头。卓雄扬起驳壳枪，啪啪朝天开了几枪，又向山下扔了两颗手榴弹。

　　清脆的枪声和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果然吸引了山下的敌人。敌人赶紧收兵向爆炸的方向追去。卓雄和几名便衣队员和敌人周旋了半天，把敌人引得远远的。博古和陈云在旧煤窑里蹲了大半天。天黑以后，卓雄带着小分队又摸了回来，并带回来了糙米南瓜饭。博古和陈云接过用篾篓盛的冷饭，急急忙忙填饱肚子。当晚，他们一行离开旧煤窑，朝上杭方向前进。

　　两天后，博古、陈云一行到达上杭县白沙地区。正在白沙指导边界游击战争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和福建军区政委谭震林，热情欢迎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罗明特地吩咐伙房杀鸡烧菜，款待两位中央领导人。第二天，博古和陈云骑上马，继续向瑞金进发。

　　几经周折，1933年1月中旬，博古和陈云终于到达瑞金，与先期到达的张闻天、刘少奇等会合。

　　六、刘少奇抛妻别子，聂荣臻单骑夜行

　　1932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化名唐开元，告别妻子何葆贞和两岁的正在牙牙学语的二子刘允若，经过化装，在地下党交通员的保护下，乘坐一艘客轮，离开上海，向汕头转移，辗转前往中央苏区瑞金。1933年3月，何葆贞被国民党宪兵逮捕。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母亲何葆贞就义后，4岁的刘允若被地下党安排请人代为抚养，十二三岁到上海当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直到1946年被地下党在苏北找到，才回到刘少奇身边，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学习。

　　党中央派到苏区瑞金的同志，在上海起程前，须通过地下电台先将人数、姓名、性别、接头暗语等电告驻香港的南方局。如果情况正常，便由交通员带领，一同出发，乘船或到香港，或到汕头，辗转进入苏区。

　　刘少奇一行抵达汕头后，又由汕头交通员带领，坐火车到潮州，再由潮州换乘小火轮前往广东大埔。小火轮到达大埔后，大埔交通站把预先安排好的小木船靠拢过来，刘少奇一行再换乘小木船，逆流上行30华里，到达闽粤边境的青溪。小木船靠岸前，青溪交通站派人武装接应，看见来船，放出讯号，同时用暗语唱出客家山歌。船上的交通员听到歌声，知道是自己的人，加紧靠岸，安全渡过关口。

　　上岸后，刘少奇一行由武装交通护送，穿越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红军游击区，再经过上杭、长汀，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刘少奇到达瑞金后，193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

　　聂荣臻和周恩来情况一样，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时，与叛徒顾顺章和向忠发打交道很多，又因为聂荣臻活动频繁、接触面广，许多叛徒和特务都认识他，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十分危险。有鉴于此，中央原来考虑让聂荣臻去湘鄂赣苏区工作，考虑到安全问题，最后决定聂荣臻直接去苏区。1931年12月下旬，聂荣臻接到中央通知，迅速撤离上海，前往苏区。

　　前往苏区的聂荣臻身着长袍，化装成普通老百姓，与当时中央负责交通工作的陈昌寿同行。他们乘轮船在海上颠簸几天后，经香港到了汕头。到汕头后，汕头交通员将聂荣臻等接上小汽船到潮州，再沿赣江溯流而上到大埔。大埔到苏区，中间隔着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封锁线，筑有碉堡、岗楼、哨卡，只能偷渡，不能走大路。聂荣臻一行由交通站安排的向导带领，或钻山沟，或走小路，有时白天走，有时夜间行。因为聂荣臻和陈昌寿都是四川人，一说话就会引起注意，所以尽量不说话，靠近村镇时拉开距离，跟在向导后头，气氛显得分外紧张。还好，路上没有遇到意外，顺利到了永定。在永定，聂荣臻一行稍事休息，即向长汀进发。

　　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聂荣臻遇到了和自己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欧阳钦。这时，欧阳钦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此时适逢新年，两个老战友相聚十分高兴。欧阳钦告诉他，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一万七千万人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拜别老同学，聂荣臻跨上福建省委给他准备的一匹骏马，单身匹马上路，直奔瑞金。这条路，他在南昌起义后南下时走过，长汀离瑞金60来里。快到中央所在地了，又受到宁都起义消息的鼓舞，聂荣臻感到心情舒畅，一路纵马奔驰，疾行四个多小时，于晚上9点多钟，赶到了瑞金。到了瑞金，首先碰到叶剑英。叶剑英说：“单身匹马走，并不都是巩固区，还有一定危险哩！”聂荣臻说：“在家里走路还害怕吗？”

　　当晚，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很高兴。聂荣臻向众人讲了初到苏区的感受。他说：在白区工作，处处显得被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到了苏区，才感到是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毛泽东哈哈大笑说：这就好比白区是别人的家，苏区是自己的家。

　　聂荣臻到瑞金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

　　七、林伯渠途中负伤，瞿秋白幸免于难

　　1933年2月，林伯渠开始从上海向苏区转移。在交通员的保护下，林伯渠乘船先赴香港，又从香港转赴汕头，由汕头转到苏区与白区的交会地永定。在永定，敌人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中共方面经常有人经过永定前往瑞金，因此加派兵力严密搜查。

　　在永定，籍贯湖南的林伯渠被敌人拦住盘问。敌人听出林伯渠是外地口音，准备逮捕。永定站交通员果断地拔枪把敌人哨兵击毙，然后掩护林伯渠向山上猛跑。敌人派出一个排兵力紧追不放。林伯渠和交通员在山里待了两天，第三天被搜山的敌人发现。林伯渠在撤退时被敌人打伤了手。后来，在永定地方武装的掩护下，林伯渠终于脱离了险境。

　　永定党组织要留下林伯渠治好伤再走，林伯渠坚持带伤赶路，于1933年3月16日到达瑞金。

　　林伯渠进入苏区后，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

　　瞿秋白也是在1933年2月初离开上海前往苏区的，护送瞿秋白的是中央交通局派出的交通员曾昌明。在上海码头，曾昌明觉察情况有点不对劲，当即取消了乘“广生”号英轮出海的计划。“广生”号英轮出海不久即因意外事故触礁沉没，瞿秋白和曾昌明没有搭乘此船而幸免于难。

　　随后，瞿秋白在曾昌明护送下化装成医生，从上海经香港转汕头，随即转大埔、青溪，然后步行进入苏区。沿路多为昼伏夜行，非常艰辛，到2月底，终于抵达瑞金。

　　瞿秋白抵达瑞金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主持工作。

　　八、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诞生

　　除上面所述的周恩来、博古、陈云、瞿秋白、聂荣臻、林伯渠、刘少奇之外，此次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人员，还有项英、任弼时、邓发、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叔衡、李富春、张爱萍、董必武、谢觉哉、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等人。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还在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加强对苏维埃区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的宁都县黄陂成立。上海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同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出席。博古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合起来，选出一个中央总负责人。选举结果，博古当选中央局总负责人。其他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为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部长兼党校校长，陈云为常委兼全总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会议决定，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同时是常委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在苏联）、康生、任弼时、毛泽东、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顾作霖，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凯丰）。党中央领导机构为：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总书记博古。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产生的新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接受远在莫斯科王明遥控指挥的博古当选为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会议强调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这次会议，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它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党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苏区，结束了党中央机关远离革命根据地遥控指挥的局面，为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长期以来的党中央“左”倾领导创造了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