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形势好转，“立三路线”抬头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李立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央农委书记。由于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由周恩来主要主持，李立三协助。1929年，李立三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从1929年到1930年，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两年的休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在中心城市的力量也得到了恢复。同时，国内新军阀混战激烈，国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蔓延开来，国内外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都有较大发展。

　　虽然国内外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但国内反动力量仍然占据压倒的优势，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也没有崩溃，没有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但是，此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头脑发热，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有关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和赤色工会问题。

　　周恩来走后，李立三独揽大权，“左”倾思想迅速膨胀。4月、5月，李立三在《红旗》和《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左”倾观点。

　　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中国革命的高潮，势必掀动世界革命的爆发。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基于这些错误认识，李立三提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口号，并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责令武汉、南京举行大暴动，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全国举行总暴动，并准备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李立三推行上述“左”倾路线，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辛辛苦苦积聚起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二、王明反对“立三路线”，遭到“立三中央”留党察看处分

　　1904年出生的王明，比1899年出生的李立三小5岁。虽然只小5岁，但与李立三的党内地位相差悬殊。

　　王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同年秋，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1929年王明回国，先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王明先后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宣传共产国际的思想、方针、政策。

　　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下发前，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李立三对中国革命所持的盲目乐观态度很不满意，反对下发这个决议，但李立三和向忠发强硬表示谁不同意立即发布这个决议，谁就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

　　李立三、向忠发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发生争执，身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王明，坚决地站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一边，反起了自己的领导——高高在上的李立三。

　　还在决议案形成之前，王明找到留苏学生博古（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说，李立三的文章中有许多说法不对。三人立即找来李立三文章进行研究，得出了和王明一致的意见。此后，王明等四人一方面频繁给莫斯科写信，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自己的老师米夫状告李立三，一方面起而反对立三路线。

　　1930年6月8日，决议案通过的前三天，王稼祥致信米夫，指责李立三等对国内外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认识不足，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战争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共领导人犯了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没有给予纠正。

　　6月11日决议案通过后，24日王明写信给米夫，说中共党内有四名右倾分子和派别分子，他们已经全面开展运动。

　　7月9日，立三中央召开会议，李立三长篇讲话之后，王明抢先发难，说李立三所言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爆发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也是错误的。王明之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尖锐批评李立三不认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看不到苏联单独维持胜利十多年这一事实。何子述肯定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批评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说法太过夸大。当宣传部秘书潘问友站起来批评王明的发言是“反中央的”时，博古紧接着对潘的发言进行了反驳。

　　王明、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相互呼应反对李立三，李立三立即感到这四人可能结成了“小组织”。

　　李立三声称：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影响更大，有了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结果，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如果王明等人真的结成小组织反对中央决议，那性质就严重了。

　　何子述首先软了下来，声明他并不反对中央路线。王明却强硬表示：可以服从中央决议，绝不发表个人意见，但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一点，将保留自己的意见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再提出。

　　随后，向忠发和项英召集王明等人谈话，要求四人限期发表声明，承认错误，服从中央，否则开除党籍。

　　王明不服输，坚持要闹到莫斯科去。博古等人看出事态严重，主张先保留党籍要紧。经过劝说，王明同意四人共同写声明书，承认错误。声明书递上去后，向忠发认为四人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坚持要给四人处分。于是，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其他三人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随后，王明等四人被调离中共机关，重新分配工作。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原在全总宣传部当干事的博古被分去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工人小报，王稼祥、何子述分别去广东与河北另外分配工作。

　　1930年7月22日，王明和王稼祥联合写信给米夫，通报立三中央工作情况，指责李立三与从苏联回来的人为敌，李立三甚至藐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指责立三中央犯了右倾错误。24日，王明单独致信米夫，声称立三中央已经对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承认错误，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开除党籍。8月1日，王明又致信米夫，声称立三中央到处都在开展反对“莫斯科派”的运动。在上述信中，王明等都提出改组立三中央的要求。

　　立三中央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王明的所谓“反立三路线”，只是在中国革命的高潮能否引起世界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与武装保护苏联的关系这些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进行无聊的争执和辩论。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的爆发掀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苏联人民投入到世界革命战争中，促使中国革命伴随着世界革命的胜利而胜利。王明并不是认为立三路线左了，而是指责立三路线右了。所以，王明的思想和李立三一样，也是左的，两人仅仅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异。这也是王明上台后实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政策的内在原因。另外，王明纠集在苏联学习的同学，一起进行所谓的“反立三路线”，是明显的宗派行为。

　　三、“钦差大臣”米夫来华，“反立三路线英雄”王明抬头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1931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指令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结束立三路线。

　　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后，于1931年9月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向忠发、李立三等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会议同意李立三的检讨，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错误”，并停止了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会后，瞿秋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强调李立三执行的路线是反马列主义、反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信从莫斯科发出之前，中国留苏学生沈泽民、夏曦等就通过米夫获知了信的基本内容，10月下旬，他们回国后，按照米夫的授意，首先知会了米夫的得意学生王明。

　　王明得知信的内容后，立即纠集新老莫斯科留学学生，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批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继续了“立三路线”，要求撤销向忠发、李立三给他们的处分。在米夫的遥控指挥下，王明向瞿秋白发难，扬言瞿秋白不能主持中央工作，要求政治局改变成分，由从苏联来的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干部来充实和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在王明的挑动下，许多对“立三路线”不满的干部，纷纷谴责“立三路线”，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改组政治局。

　　就在这时，12月上旬，米夫突然秘密来到上海。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执行是很不彻底的。与六届二中全会相比，政治局正式成员几乎没有变动，除关向应是新补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外，政治局正式成员仍旧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张国焘，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应该对“立三路线”错误负责的向忠发、李立三、项英三人，也没有得到惩处。米夫来华之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这个问题时，许多人为王明鸣不平：“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些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犯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金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中国党却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允许的。”

　　米夫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潜来上海，就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米夫来到上海，首先单独召见王明，了解情况并面授机宜。然后，12月14日，米夫与瞿秋白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面，要求大力提拔“拥护国际路线”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干部”到高级领导岗位上来。

　　在米夫的干预下，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了关于撤销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承认过去对上述四位同志的处分是错误的。这样，一夜之间，王明摇身一变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并戴上了“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身价陡然上升。同时，为给王明登上高位创造条件，米夫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施加压力，于12月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代书记，并增补王明进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

　　12月2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全体代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会商改组中央政治局问题。远东局正式通知中共中央：尽快召开扩大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凡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均应参加，扩大的人数以不超过与会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即六七人为宜，应允许公开反对过“立三路线”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参加会议。关于改组政治局问题，周恩来汇报了党内各部门的种种意见。远东局根据周恩来所提名单研究后提出，中央委员补选不能太多，以七八人为宜，同意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荩仁、徐畏三、沈先定及苏区1人，多数是留苏学生。政治局则可考虑瞿秋白、李维汉退出，同时补入王明、王克全、陈郁等。

　　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远东局的意见自然没有引起任何异议。第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的王明谦逊地说：“我的工作能力不够，还应到群众中去学习”，所以“不同意我自己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沈泽民也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不应到政治局。原先死命反对王明并力主处分王明等人的向忠发，却明确说王明参加政治局不仅仅是因为他反对过“立三路线”，而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进步与发展，工作上也显示出有相当的经验，增加这样的同志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有助于加强中央指导的力量。于是，不满27岁，回国后从事基层实际工作尚不足两年的王明，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选人名单。

　　四、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罗章龙折戟，王明登上政治舞台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37名代表中，包括王明在内的15人不是中央委员，占出席会议总人数的40%。米夫出席了会议。

　　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艾伯特秉承米夫的意志，希望通过选举，把王明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高位，以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但在选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歧。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

　　米夫和远东局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协商拟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是：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王明）；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名单宣布后，全场一片哗然。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为首的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及北方工会的干部，坚决主张六届三中全会选出来的全部退出，彻底改造政治局。罗章龙、何孟雄他们甚至拿出了另外拟出的一个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

　　艾伯特则坚决主张停止争论，必须按照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单进行表决。

　　罗章龙等人坚持己见，决不让步。罗章龙甚至气呼呼地说：我们不同意按照远东局的名单进行选举，干脆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好了，我们放弃表决权。

　　艾伯特于是提议就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否全部退出问题由与会代表表决决定。表决结果：赞成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部退出去的11票，反对的15票。罗章龙见自己的提议被否决，气鼓鼓地站起身来要退出会场，被顾顺章连劝带拽地拖回到座位来。但罗章龙仍旧冲着艾伯特喊：你指定好了，不必表决了。何孟雄等其他数人也都不满地随声附和。

　　艾伯特强硬地说：6个月前李立三也说过同样的话，那是对共产国际的冒犯，是轻率的。现在又有同志这样说话，这是李立三的做法，同样是对共产国际的一种冒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要求马上将名单付诸表决。

　　会场安静下来。周恩来重新宣读了名单，因为罗章龙、何孟雄等拒绝投票，参加投票者只有20余人。远东局提名增补的9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都顺利通过。其中王明得赞成票18票，反对票4票；沈泽民得赞成票17票，没有反对票；夏曦得赞成票17票，反对票1票。

　　新的政治局委员中，排除了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三人。会上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有人反过来又坚持周恩来应该留在政治局。因为分歧较大，难以一致，会议又对周恩来去留进行单独表决，结果以18票对6票的优势，否决了要求周恩来退出政治局的动议，同时以差不多同样的票数通过了赞成增选卢福坦加入政治局的动议。

　　共产国际名单获得通过，连同以前的成员，计政治局委员九人，他们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七人，他们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刘少奇、顾顺章、王克全。

　　1月10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王明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为党的总书记。

　　为了说服反对派，1月13日，米夫专门召集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同意王明进政治局的罗章龙等二三十人开会，指出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反对王明上台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应该受到处分，就应该开除党籍。罗章龙、何孟雄并不屈服，联合十几个人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了由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干事会”，罗章龙任书记。此即为第二中央。接着，第二中央在华北、上海、东北等地区展开了地方组织的筹备活动。不久，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和王克全谈话，指出“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罗、王对此不屑一顾。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罗、王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以“反革命活动罪”将罗章龙开除出党。

　　2月，经提名，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五、王明、博古主政，毛泽东遭批评被撤职

　　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产生后不久，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王明代理总书记。随后，因在苏联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将飞往苏联，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王明提出由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于是，一个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诞生了。9月25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从上海动身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成为博古推行“左”倾路线的后台。

　　王明执掌中央大权后，开始推行他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但在推行过程中，在中央苏区遭到了毛泽东的抵制，毛泽东也因此遭到压制和排挤。王明飞往莫斯科后，继续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继续压制和排挤毛泽东。

　　就在这一期间，毛泽东主政的中央苏区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20军抓捕“AB团”分子。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这就是富田事变。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会议形成的《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和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但是，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却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遂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赶赴苏区，进行肃反工作。中央代表团抵达苏区后，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其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富田事变的性质再次演变成了敌我矛盾，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

　　在接下来的肃反中，红20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20军番号被取消，余部被编入红7军。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随后，各地失去控制，肃反严重扩大化，成千上万的无辜共产党人遭到杀害。

　　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

　　虽然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在苏区的军事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等问题上，毛泽东同王明及其后的博古临时中央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按照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命令毛泽东、朱德集中有限兵力主动出击，毛泽东据理力争，引起王明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9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9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连续给苏区中央局发报，严厉批评毛泽东。在第四号电报中，王明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在以下四个方面受到严厉批评：一、在军事路线上，指责毛泽东避敌锋芒、积极防御为“狭隘经验论”；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改政策，被指责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要求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三、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指责毛泽东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通湘赣苏区；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重新担任此职务。

　　会后不久，王明在莫斯科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调整苏区领导机构的电报，指示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职务也没有了。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致信中央局，坚决主张由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上海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毛泽东、朱德率军北进。毛泽东、朱德了解到北进所攻之敌有３个师之多，且蒋介石为防红军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驰援。有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改变原来部署，挥军后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上海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朱毛带领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上海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0月3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会议开了两天，虽然周恩来和王稼祥在会上为毛泽东作了耐心的解释，但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和顾作霖等大多数委员，严厉指责毛泽东屡次寻找借口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严重缺乏对敌斗争的信心，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态度，是对革命极为悲观的严重右倾情绪。他们还指责毛泽东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项英还提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不了解工人阶级，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他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项英甚至指责毛泽东讲话很少引用马克思列宁，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

　　最后，项英指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尽管周恩来提出异议，但大多数委员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毛泽东有理说不清，强忍悲痛，表示服从中央的处理。表决结果，通过了解除毛泽东军权的决议。毛泽东第二次被迫离开亲手缔造的红一方面军。

　　几乎与宁都会议同时，上海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搞“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临时中央这个电报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在继续批判毛泽东的同时，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六、清除毛泽东影响：反“罗明路线”、批邓毛谢古、公审萧劲光

　　被撤职的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恰好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这里养病，并即将出院。二人交谈中，毛泽东向罗明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不久，博古等人由上海转赴苏区路过上杭，罗明前去迎接。博古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过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此时，毛泽东职务已经被撤销。博古一愣，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罗明答道：“我还没有听到传达。”中央的新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反而大行其道。博古对此当然不满。所以，当罗明要接着回答时，博古便不耐烦地打断说：“吃饭了，不谈了。”博古到长汀时，当罗明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中的毛泽东时，博古不耐烦地说：“毛泽东又有什么可看的。”

　　1933年1月下旬，罗明根据他在长汀、连城和新泉等县的工作实际，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中，罗明认为党在岩、永、杭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意思仍然是主张实行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政策。罗明从实际出发提出边区斗争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恐慌情绪看得过分严重，而且在情绪激动时，口不择言，有些说法不当。如：“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把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而且语言如此尖锐，自然引起党中央实际负责人博古和张闻天等人的不满。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这个“比你更高级的干部”，自然指的是毛泽东。随后，1933年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宣布福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号召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在博古中央的推动下，反“罗明路线”迅速走向高潮。斗争中，“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闽西的干部被斗得晕头转向，在“肃反”之后剩下的一点老干部都遭到打击和排挤，一时间人人自危，发生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严重的脱节现象。

　　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开展了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反“江西罗明路线”运动。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当时在上海的邓小平就对四中全会表示了不满，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表示不信任。为此，一些人指责邓“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在赣南会议上，当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和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毛泽东三弟，1935年4月牺牲，时年29岁）、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的谢维俊、任寻乌县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举出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他们四人被称为“毛派”，并被认为是反对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被撤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针对“左”倾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讽刺，邓小平等人指出：“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上海来的“左”倾中央领导人称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们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在江西，邓、毛、谢、古等不理睬从上海转移来的博古中央，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邓、毛、谢、古的抵制，遭到博古中央的打击。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同时，博古中央指责邓、毛、谢、古实行的是“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号召开展反对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从1933年3月到1934年2月，邓、毛、谢、古遭到反复的批判和声讨，并逼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写检讨书，并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其中，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被撤销，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毛泽覃被强令劳动改造一段时间后，调到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部长；谢维俊被调到地方参加突击队，挖工事，抬担架，后在乐安当一般干部，长征前夕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古柏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职“改造”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因他不搞强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务，于1934年初被开除党籍，2月到中央粮食部当秘书。

　　与此同时，江西根据地上上下下各类干部必须“人人过关”，大批“江西罗明路线”，同时大批“洗刷”被戴上“江西罗明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轻易提拔没有经过根据地斗争经历的随声附和的人，给江西根据地建设带来极大危害。

　　公审萧劲光发生在1934年1月初，这是博古中央清除毛泽东影响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从地方到军队的延伸。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围剿伊始，蒋介石就集中3个师进攻黎川。黎川位于瑞金东北部，毗邻福建，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它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接合部，也是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东线与西线的会合部。时闽赣省委和省军区司令部均设在黎川，省委书记顾作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省军区司令员是萧劲光。

　　大敌当前，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主张避敌锋芒，放弃黎川，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萧劲光赞同毛泽东的看法，并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从侧面打击敌人。但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黎川。

　　1933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三个师兵临黎川城下。在主力部队全被博古调走，黎川只剩下一支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率机关也撤出黎川城的情况下，萧劲光无法“死守”，遂率教导队撤出黎川。9月28日，黎川失陷。

　　黎川失陷后不久，萧劲光被押送瑞金，博古中央很快掀起“反萧劲光机会主义”的斗争。博古指出萧劲光是红军中“罗明路线”最典型的代表，并声言凡是对临时中央军事路线不理解或执行不力者，都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有人甚至诬陷萧劲光是蒋介石的内应，是蒋介石的走狗。

　　1934年1月4日，在博古的建议下，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公审萧劲光。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开除萧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的公审结果。但军事顾问李德认为判决太轻，提出枪毙萧劲光，以杀一儆百。由于博古中央刻意隐瞒，毛泽东最初并不知道他们迫害萧劲光之事。公审会后，毛泽东十分气愤地说：“打击萧劲光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得知李德主张枪毙萧劲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不同意，并拒绝在枪毙萧劲光的文件上签字。经过两人共同努力，终于保住了这个可贵的军事干部。

　　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24师代理师长职务。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贺子珍回忆：那时，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七、遵义会议：毛泽东崛起，博古让位

　　如前所述，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

　　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和李德等“左”倾错误领导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拒绝毛泽东、朱德弃守广昌、诱敌深入的正确策略，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博古中央又令红军“兵分六路”，“全线防御”，使红军进一步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为筹划战略转移，博古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博古中央在战略转移中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做政治动员，而是几个人秘密决定。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屡遭敌人截击。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前有敌人重兵堵截并拟一鼓聚歼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仍然机械地坚持原定计划，命令红军向敌人重兵集结的湘西进军。

　　在这红军即将全军覆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红军立即转而向西，进军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道、黎平、猴场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同，终于确定了向贵州遵义进军的计划。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向遵义挺进，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随着一连串的战斗失利，毛泽东多次提出正确的主张被否定，红军逐渐陷入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作战相对照，根据地的广大干部战士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湘江之战后，在广大干部战士中，特别是在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中，迫切要求纠正“左”倾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回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以摆脱红军的被动挨打困境，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在行军转移过程中，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和红军高级干部战士反复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以来“左”倾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各种错误。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大部分领导人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进入贵州境内，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共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得一致意见，已经转向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党的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议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八、王明携“太上皇”之令返国

　　遵义会议虽然确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但由于张闻天和毛泽东以及新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之间合作得很好，党和红军的重大战略决策基本上遵照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予以实行。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和到达陕北后，张闻天还几次提出把自己的职务让给毛泽东，虽然每次都被毛泽东推却，但在实际工作中，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但是，原博古中央的总后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教条主义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因而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最大障碍。

　　国共第二次合作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此时的苏联在西线已经同纳粹德国形成战争局面，胜负未卜，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为此，1937年8月21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斯大林来说，是不利于国民党政府集中全力拖住日本的。为此，斯大林把王明派回中国，希望通过王明不让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影响利用国民党政府拖住东线日本的战略。

　　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叮嘱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不要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

　　29日，王明、康生等一行抵达延安，在延安的党政领导人当然要齐聚机场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王明在讲话中颇有反客为主的口气：“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王明提议下，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报告中，王明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王明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主张，显然与毛泽东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王明声称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尚方宝剑”在手，大多数与会者表示赞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不知如何回去贯彻会议精神。有些表示支持王明的主张，有些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次政治局会议，由于王明搅局，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彭德怀事后回忆说：会后，“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人选上增加了和他一同回国的康生、陈云两人，时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被降至第七名，毛泽东排在第一，王明紧跟其后，大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不久，王明来到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领导成员多有交叉，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在武汉，王明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他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人称“第二政治局”，从而形成王明在长江局贯彻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贯彻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局面。

　　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令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感意外。为防止王明再生枝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但在会议讨论中，大多数委员却同意王明去武汉，只是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毛泽东这个意见没有得到贯彻，表明王明对毛泽东党内地位已经形成一定的威胁。

　　但事后王明没有执行“一个月再回来”的规定，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这又引起不少党内同志对王明的不满。

　　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得知这一消息，未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报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不妥，为了补救，中共中央立即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王明收到电文后，并没有立即送达国民党，而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国民党。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这件事表明，王明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在党内造成了分裂。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王明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王明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科学分析，竟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

　　就在王明贯彻斯大林意图，与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战统一战线策略斗争最激烈的关头，在莫斯科养病的王稼祥归国，改变了力量对比。

　　九、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以毛泽东为首”

　　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时带着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和请求给八路军武器援助的任务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情况，并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任弼时着重补充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并指出它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即国共两党都有武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认真的、充分的讨论之后，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这两个文件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在莫斯科，任弼时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了解，从而消除了很多误解和成见。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在莫斯科养病的王稼祥提出回国工作。王稼祥在莫斯科养病期间，曾向斯大林简要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策方针，并说明：“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很有成效的，我们全党、全军和全体爱国人民，都支持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王稼祥的介绍，得到斯大林的理解和支持。此次任弼时来到莫斯科，王稼祥与任弼时也交流了有关意见，更加认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又同王稼祥和任弼时谈了话，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吧！

　　1938年7月，王稼祥由莫斯科乘飞机经新疆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上述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此时，王明仍在武汉。王稼祥遂给王明去电，让他来延安听取并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情况。王明一再迟延，中共中央再次让王稼祥致电王明：“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接到这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后，王明打点行装，立即奔赴延安。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14日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肯定了毛泽东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指出共产国际已经明确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氛围。

　　在24日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摩擦和共产党的反摩擦。在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共53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上，毛泽东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开幕式上宣布全会议事日程。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在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抗日战争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战线的广度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国共两党要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以至合作建国。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上。其中第七部分编入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目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1月5日至6日，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报告。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1月6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同日，全会闭幕。

　　王明在会上也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会议后期王明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这两篇发言稿，从总体上说，王明对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态度。为此，毛泽东指出：“王明同志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撤销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中共中央对王明作了重新任命，王明留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

　　自此，王明不再独当一面，宣告了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时期的终结。

　　十、延安整风，清算王明教条主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王明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特别是在王明主持工作过的地区，还有相当的影响。

　　另外，虽然共产国际确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党内的领导地位，但莫斯科与毛泽东，或者说与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有隔阂的。这主要体现在：一、苏联不断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各种援助，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却援助甚少。二、苏联根据自己的利益，不断督促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出击日军，特别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反复要求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地区的八路军迅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阻止日军向外蒙古集结威胁苏联。毛泽东对苏联不给予根据地援助自然很不满意，同时当然不会冒着自己被打瘫、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危险，动用宝贵的有限的八路军主力，放弃游击战争，同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正面作战。而对于习惯了苏联一遇危险中国共产党就实行“武装保卫苏联”政策的共产国际来说，对于毛泽东的不配合，显然是不满的。

　　而在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熟悉斯大林理论教条的留苏人员，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或者实际工作经验很少，甚至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犯过各种错误，仍然打着共产国际的大旗，对党的各种正确政策指手画脚。按照毛泽东的讽刺，他们“言必称希腊”，“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专门吓唬那些不懂理论的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所谓“希腊”当然是指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然是指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党内领导人。而“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钦差大臣”，最典型的当然非王明莫属。

　　毛泽东曾公开说：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毛泽东认为：不从中国革命的利益考虑问题，习惯于唯莫斯科是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使共产国际不干涉，党内也势必出现严重问题。

　　因此，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毛泽东的党和军队领袖地位稳定下来之后，为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对80万中共党员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正确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首先从学习和澄清历史是非开始。

　　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毛泽东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关于澄清历史是非，早在1936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对于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至今都还没有给予平反，这是说不过去的。为了澄清那一段历史是非，毛泽东几次找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等谈话。博古、张闻天等先后表态承认错误，指出共产国际把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给党带来很大的损失。当时的其他领导人，如李维汉、邓发等也先后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但博古中央的总后台王明却无动于衷。王明认为江西时期博古中央的错误与他无关，至于毛泽东屡次提到的抗战初期的右倾，他也认为那仅仅是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要他承认错误，岂不等于说共产国际犯了错误？

　　王明深知毛泽东对他在博古中央时期和抗战初期的表现不满，所以一直小心翼翼，甚至在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等人还没有意识到应该突出宣传毛泽东的情况下，他就在1940年5月4日破天荒地公开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演讲，肯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唯一正确政治方针”，号召全党要“始终追随毛泽东，为毛泽东事业而奋斗”。王明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缓和同毛泽东的关系。但是，对于自己的错误，王明始终认为只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有共产国际在那里顶着，用不着自己检讨自己。

　　因此，在博古、张闻天、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只作了一个自我表白式的发言。发言中，王明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好处，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强调自己回国比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早，参加实际工作时间比他们都长，工作作风已有些转变，并且较早地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套办法，只是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对国内各派人物的情况还不甚清楚，以后又一直忙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各种领导工作，弄得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际。好在1939年后开始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最近又参加边区管理工作，应当能够学习实际工作，纠正思想中的主观主义。

　　王明拒绝检讨也还罢了，但他忽然转而揭发批判他李维汉、博古、张闻天等人。他先是批评李维汉自我批评的态度不诚恳，想马虎过关，然后批评博古、张闻天等人到中央苏区先是夺了毛泽东的党权，转而又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竟连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也给夺走了，还说自己早在莫斯科时就对这件事深感不满了。更令人惊讶的是，王明突然表示要揭穿一个“秘密”，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他们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这个“秘密”当然引起震动，并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

　　王明如此攻击博古、张闻天、李维汉等人，博古、张闻天等非常被动，只好重新检讨，除检讨路线错误外，着重检讨自己的“篡位”错误。但王明此举显然引起了“留苏派”的众怒。

　　博古、张闻天、李维汉原本自己检讨自己的，王明愿意怎么承担责任由他自己去。但王明死活不肯承认“总后台”这个角色，不肯分担责任，他们就只好边检讨边揭发了。

　　博古明确讲：自己所犯的错误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有篡位之嫌，但共产国际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

　　张闻天也承认：当时的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些事情上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

　　邓发表示：对于当时的错误，博古的确要负第一位的责任，李维汉、张闻 天其次，但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呢？在夸大红军力量、断言党的路线正确等问题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

　　和王明一起驻共产国际的康生起而批评王明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相一致，这是应该承认的。康生还特别提到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称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却非住武汉不可，王明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实事求是讲，博古、张闻天、邓发、康生等人对王明的揭发和批评，是符合实际的，并无夸大和虚妄之处。如此一来，王明成为众矢之的，不承认错误显然是不行的。在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都承认错误，做了检讨，取得了大家的理解后，王明虽然处境极为窘迫，但仍然不肯承认错误。

　　1941年9月中旬和10月上旬，毛泽东两次找王明谈话，一是了解王明所述博古、张闻天篡位问题，二是指出王明的错误，尤其是抗战初期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所指王明武汉时期所犯错误共有四点：一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态度问题，二是拒绝发表毛泽东《论持久战》问题，三是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形势估计问题，四是领导长江局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四个方面问题，实际上给王明提出了承认错误和检讨错误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令王明十分紧张，他深信这回毛泽东要和他算总账了。

　　但是，恰在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于10月初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而发的。质询电一连提了15个问题，要求中共，实际上是要求毛泽东回答：如果中共因为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了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还能与哪些人继续合作抗日？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如此等等。

　　以往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做法，都是先来指责性电文或文件，然后进行组织清理。深知共产国际运作思路的王明，得知这封电报之后，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王明估计：继如此强烈的质询电之后，接下来共产国际就会进行组织处理了，毛泽东很快就会被共产国际拉下马了。

　　因此，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找到任弼时、王稼祥、王明等几个与共产国际较熟的领导人商量回电办法时，王明竟借着共产国际批评中共中央的机会，对毛泽东发起了反击。他说他早就与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的看法，即中共中央目前的政策太左，是自我孤立。在第二天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不仅再次批评毛泽东的政策太左了，而且批评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来，指责《新民主主义论》同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代表着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是一种两面作战路线，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政策。对于毛泽东批评他在武汉时期的四大错误，王明坚持认为：这里的许多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他只是转达而已，而且他的做法和路线都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缺点错误罢了。

　　王明的上述表现说明：一、王明仍然认为自己的右倾教条主义是对的；二、他仍然把共产国际当靠山，依然对莫斯科唯命是从；三、王明仍然认为共产国际是最信任他的，或许季米特洛夫会像米夫那样扶他上台。王明悄悄地对博古说：“‘那边’（指共产国际）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

　　但是，王明对毛泽东估计错了。已经确立起全党全军绝对权威和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对于远在天边的那个共产国际，是绝对不会惧怕并唯命是从的。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不允许共产国际迫害自己的领袖的。所以，王明此刻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是必然的。

　　王明的讲话刚一结束，凯丰、陈云等人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实际上王明是各种错误的根源。

　　王稼祥和任弼时则指出王明关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谈话有许多是不准确的，有些关键部分没有谈到。如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搞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并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搞好关系；季米特洛夫还指出不论谁推举，王明也不要当总书记。另外，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因为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王稼祥和任弼时的上述发言，对王明来说，是重重的一击。

　　毛泽东表现得很冷静。他平静地说：王明在武汉时期虽然还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但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许多原则性错误。我们等了他许久，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的让步太多，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毛泽东提出：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请王明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供政治局会议检查讨论。

　　10月8日的会议，对王明的打击太大了，以致王明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原定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被迫延期。

　　王明住院后，毛泽东先后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和任弼时去医院探望。王明承认武汉时期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13日下午，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听取任弼时汇报王明生病情况。会上，毛泽东说明，王明错误问题暂以10月8日书记处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即肯定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是个别的，工作路线是对的。至于苏维埃后期博古中央的错误，则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至于其他领导人这一时期的错误，则属于不自觉的。这个结论，对王明来说，是很宽大的。

　　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要从这次检查过去的讨论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要治病救人，使犯错误的人能客观地看问题，逐渐纠正过去的错误。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清算过去的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牵头，成员为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另一个是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审查委员会，由陈云牵头，成员为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

　　王明住进中央医院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陆续前去探望。对毛泽东、任弼时等，王明总是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王明则在大吐苦水的同时进行挑拨。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你过去也反对过他，现在他整我们，你也跑不了的。见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按指莫斯科）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见张闻天说：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等等。特别是对在延安的苏联人，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进行煽动和挑拨，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

　　1942年上半年，在清算过去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一些重要的档案，特别是王明起草和签发的错误文件，王明在博古中央时期的错误逐渐暴露出来。

　　在毛泽东看来：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于其思想，完全和李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武汉时期的王明，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其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还是右倾投降主义，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在取得刘少奇、任弼时两位书记处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认可和支持后，于1942年下半年开始，对王明的错误开始进行批判。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此后，王明的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只留下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而统战部又被划归这次会议新成立的组织委员会管理，组织委员会书记是刘少奇，王明没有入选组织委员。这样，王明实际上只剩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头衔了。

　　从1943年9月7日起，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再度讨论历史问题。

　　会上，毛泽东坦率地说出他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到处篡党夺权。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在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毛泽东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博古在会议上明确表态赞同毛泽东关于抗战初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并肯定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为首的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王明的错误路线经过长江局统治了东南局，影响了华北和边区，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完全抹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完全是叛变无产阶级革命。

　　陈伯达发言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产党身上的，他实际上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两条心，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他的理论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论。

　　康生的发言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说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套与毛泽东对立的路线，他根本上已经成了买办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鉴于政治局会议就王明错误的性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11月29日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供会议讨论。王明看到大势已去，只好让妻子孟庆树代笔，明确表示“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并声称“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王明错误作出正式决议：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就会议中讨论的有关问题与王明进行谈话。王明最初对中共中央的上述决议表示不满和疑问，但很快就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就王明而言，通过延安整风，教条主义思想被批判了，一系列的职务没有了。相对抗战之初作为“神仙”（共产国际代言人）威风凛凛地从“昆仑山”（莫斯科）归国，中共中央齐聚机场欢笑迎接，随后与毛泽东并列一较雄长，那是天壤之别，从台上到台下了。

　　延安整风结束后，紧接着，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毛泽东的说服下，代表们仍然把王明选举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二位，列在博古之前。七大开幕不久，王明就离开会场而去，出席时间不足15分钟。

　　七大后，中央分配王明做政策研究、起草法律和参加土地改革等工作。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明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会议并两次发言大加颂扬毛泽东。会上，毛泽东希望王明彻底改正错误，以新的姿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此，会议决定让王明对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所犯错误写一个声明书。王明在会上表示接受这一决定，但一直迟迟不写。

　　从七大到七届二中全会，王明一直身体不好，工作断断续续。所以，王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中自我解嘲地说：“七大以后，做工作的时间与害病的时间差不多，工作除土改外，都是关着门，在家里搞教条。”幽默中透着无奈，无奈中还有些不满。

　　十一、晚年王明，终老异乡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委员。这一时期，王明和法制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沿用到1980年。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会议专门讨论了王明问题，通过了《关于王明问题的决定》，再次要求王明就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写一份声明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

　　党中央一再要求王明写一份声明书，实际上是要王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以便继续使用，发挥王明的作用。但王明死活就是不写。

　　这次中央以文件形式督促王明，王明拖不过去，遂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声称因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自己的文献太多，作出检讨和写声明书，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毛泽东接到王明的信，立即在信上批示，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协助王明查找有关文献，王明必须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写好声明书，并送交政治局。

　　王明接到杨尚昆转来的毛泽东批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在9月上旬突然要求去苏联治病。虽然王明没有交出声明书，但王明确实有病，因而中共中央批准了王明的要求。10月25日王明赴苏治病，三年后，即1953年12月，王明归国。但不足四个月，王明旧病复发，再次住进医院。此次一病连年，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1955年10月初，王明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鉴于王明的实际病情，中共中央再次批准了王明的请求。于是，1956年1月底，王明第二次赴苏治病。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中共八大召开前，曾经通知在苏联治病的王明，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可以回国参加八大。但王明回复说身体状况依然不好，不能归国参加八大。八大期间，经过毛泽东提议，王明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不过名次从倒数第二退到了倒数第一。

　　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王明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与苏联有关方面很熟。苏联政府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所以，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但他回复国内，总是强调自己身体还是不行，就是不愿归国。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特派随团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等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见到国内来客，分外高兴，嗖地一下站起来迎接，左顾右盼，谈笑风生。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但也说明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但谈到是否归国工作时，他表示已不愿再回国了。

　　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多次要求他写书面检讨和声明书，虽然王明反复推托不写，但在生活上，党和政府却是细心照顾的。王明去苏联养病，每月照常发全额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都给予满足，及时送过去。“文革”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国内秘书田书元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红卫兵运动开始后，王明当然受到批判。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也编印成册，广泛传播，“打倒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王明”的口号也开始出现。王明若在国内，遭受批斗和皮肉之苦肯定是跑不了的，能否渡过死劫，也未可知。

　　“文革”之前，虽然中苏关系破裂，但王明并未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进行公开攻击。“文革”爆发后，王明开始连续发表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论中国事件》、《“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中共五十年》等。与此同时，王明还就延安整风写出《“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一文，为自己的历史错误翻案。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写完《中共五十年》后的第四天，病逝莫斯科，终年70岁。王明逝世后，苏联有关方面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圣母公墓。1983年9月5日，王明妻子孟庆树也病逝莫斯科，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