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毛红军的组成和“朱毛之争”的缘起

　　朱毛红军即是工农红军第四军，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所以，根据地的群众亲切地称呼红四军为“朱毛红军”。当时中共中央和湖南、江西、广东省委在一些指示、报告、通报中，也都称红四军为“朱毛红军”。

　　朱毛红军共有六个团，即28团、29团、30团、31团、32团、33团。这六个团由以下三部分队伍组成：一部分是毛泽东率领的1927年10月上井冈山的秋收起义及上井冈山过程中沿路收集的各地农军部队，这部分队伍中的湘南起义农军编为30团和33团，湖南宜章农军编为29团，直接参加秋收起义的农军编为31团；一部分是原来就占据井冈山的两个“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率领的当地农民自卫军，被编为32团；另一部分是1928年4月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的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被编为28团。1928年5月下旬，因井冈山给养困难，枪支不足，由湘南起义农军编成的30团和33团返回湘南，其余28团、29团、31团、32团继续留在井冈山。1928年12月1日，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同朱毛红军会合，这又是一部分队伍。

　　朱毛红军组建之初，几支队伍组成不同，各支队伍经济状况、战斗力不同，难免产生摩擦。

　　朱德、陈毅带上山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其中有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正规部队，武器好，战斗力强，上井冈山之前，部队每月每人发饷12块大洋。而毛泽东的井冈山部队，每月每人只有3块大洋。经济待遇差距如此之大，不好管理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采取了釜底抽薪之策：废除发饷，改为供给制，全军官兵平等，每人每日发菜金5分钱，每月共1.5元，每月每人另发零用钱2元。

　　从战斗力来说，朱德、陈毅的28团自然战斗力最强，湖南宜章农军组成的29团次之。一般作战模式，袁文才、王佐的32团总是担负守山任务，28团、29团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秋收起义的31团作为助攻部队随时堵漏。这样一来，28团、29团战果大，俘虏缴获也是全军最多，但损失也大。但在分配战利品上，毛泽东坚持的却是平均分配，这又引起28团和29团官兵的不满。当时这两个团普遍看不起31团和32团的人，认为他们不会打仗只会捡洋落。毛泽东则严厉批评28团和29团是本位主义，朱德、陈毅夹在中间，相当为难。据老同志回忆：“朱德到三十一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二十八团讲话”，都是事实。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的“土气”，秋收起义的农军看不惯南昌起义“铁军”的“流气”；“铁军”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不愿意拿出来武装“农军”；“农军”占乡据村，筹款筹粮有优势，也不喜欢“共”出来资助“铁军”。那个由湖南宜章农军组建的29团，乡土意识很浓，老琢磨着要“打回老家去”，不愿意在井冈山“饿饭”──“饿饭也回家里饿去”。

　　1928年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带着两封信来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当时，井冈山前委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现在出击时机不成熟，弄不好连家也回不了了，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讨论，慎重决定。不久，湘军两个师向井冈山发起进攻，朱德、陈毅率28团和29团下山主动出击，击溃了敌人。湘军打退了，但29团官兵不愿回井冈山了。朱德强令29团回返，但杜修经坚持执行湖南省委命令向湘南进军，29团党代表龚楚附和杜的主张。杜、龚提出表决决定，朱德同意。表决结果，大多数主张进军湘南。无奈之下，朱德只好服从。毛泽东接到朱德关于28、29两团向湘南进军的报告，大为吃惊。此时国民党军乘井冈山空虚，已合兵攻来。毛泽东急忙再写一信，要求28团和29团立即返回。但此时已晚，29团在攻占郴州抢了大批国民党物资后，一哄而散，除副营长萧克带回来200多官兵外，其他多在回乡途中被国民党军截杀。与此同时，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6个连部队，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在追叛军时被袁崇全枪杀。所幸林彪率28团第1营官兵包围叛军，虽然袁崇全逃脱，但叛军大部被林彪追回，大大减少了28团的损失。因此之故，林彪升任28团这个主力团团长。这就是著名的1928年的井冈山“八月失败”。“八月失败”不久，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

　　1929年2月10日大柏地战斗之前，曾经酝酿由朱毛各带一支队伍的“分兵”计划，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镇住了场面，坚持不立即分兵，从而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巩固了局面，也巩固了红四军内部各支部队之间的团结。

　　由上所述，朱毛红军的组成其实是很复杂的，内部也是有“山头”的。要把这样一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其复杂程度远非今人所能想象，有相当一段的磨合期，在磨合期中产生一些矛盾，是很正常的。

　　在磨合期中产生的矛盾，主要是在军队建设上。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和地方的绝对领导，在规定军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外，还制定了军队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增加到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强调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即军队决策权归党的一把手。在地方上，不但在各地建立了县委、区委党组织，县区之下也成立了党支部，其行政工作也主要是由党的组织去推动。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一个是1928年5月20日至21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这个特委负责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和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组织；一个是1928年4月朱、毛会师时成立的红四军军委，军委书记初由毛泽东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产生后改由陈毅接任书记；再一个是1928年6月恢复的中共湖南省委前委，也是毛泽东为书记。这个前委受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即是湘赣边界特委的上级，也是红四军军委的上级。

　　毛泽东一人而身兼中共湖南省委前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两个都是红四军军委的上级。按照毛泽东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思想，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方式，实际上红四军的决策权集中在毛泽东那里。同时，30多岁的毛泽东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时难免“专断”，也“喜欢发火，教训人”。

　　总的来说，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军事首长对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并无抵触，也是积极拥护的，但对这种“一人集权，‘前委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的安排是有意见有想法的。另外，在一些党和军队的关系和军队任务方面，双方也有分歧。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从上而下的民主”不是等同于“家长制”了吗？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等等。

　　随着这些分歧的积累，“朱毛之争”发生了。

　　二、中央来信又来人，引发“朱毛之争”

　　如前所述，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实在是叠床架屋。所以，在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红四军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军政治部的职权与军部相平衡而不相隶属，共同受前委领导，“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运动，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此外，部队的筹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挥各级党委负责实施。这就是说，部队的财权也主要由政治部掌握。

　　这个“精兵简政”的举措，大家是赞成的。但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再兼任之。这样一来，毛泽东是集党、政、军、地、财权于一身。陈毅后来在给军委写报告时，有毛泽东“喜欢揽权”一句。朱德和下边干部的意见说得更严重，说毛泽东实行“家长制”。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于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毛泽东和朱德要“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朱德看完“二月来信”，也深感不满。对这封信，朱毛意见一致：抵制。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朱、毛在复信中说明不能分兵的理由的同时，均对个人职务问题及去留问题比较克制，表示可以“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但同时建议如果朱、毛离队，宜派刘伯承和恽代英前来接替。

　　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做法是不多见的。朱德对中央“二月来信”确实也不满意，但可能是出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本能，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的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许多红四军官兵是不愿意朱、毛离队的，其中红五军军长兼红四军副军长的彭德怀，是表态反对“朱毛离队”中最激烈的一位。

　　这件事情很快在红四军中引起了议论。为明辨是非，毛泽东把中央“二月来信”和红四军前委的复信一起交各个支部讨论。一讨论起来，自然就要谈到：朱、毛该不该走？是两人一起走还是一位走一位不走？哪一位走？谁该走谁不该走？要走了谁来接替？等等。

　　恰在此时，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

　　刘安恭是朱德、陈毅的四川老乡，留德学生，川军行伍，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也很勇敢。他是中央派来的，又从革命中心苏联归来，讲起国际国内形势口若悬河，一时间大家十分钦佩他。

　　因为四川老乡及留欧经历，刘安恭与朱德、陈毅更为接近。但朱、陈二人对刘的看法又有所不同。因为刘从苏联带来的“一长制”（军事首长负责制）和侧重军事工作的观点与朱德更为接近，朱、刘关系更为密切。而陈毅则认为刘下车伊始就对红四军内部的一些分歧问题哇里哇拉，乱发意见，有欠妥当，且影响领导人之间和党内团结，曾提醒他应该作一番调查研究再说话。但刘安恭听不进去。

　　毛泽东感到了大家对他身兼三职有意见，自己也觉得忙不过来误事，在前委扩大会上主动提出更换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由刘安恭接任，刘位于朱、毛之下、陈毅之上。这个意见在前委扩大会上获得了通过。但是陈毅、林彪二人不赞成，会上投了反对票。

　　刘安恭刚就任政治部主任，就赶上蒋桂战争结束，局势于红军有利。前委决定入闽作战，大家同心协力，“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取得入闽作战的巨大胜利。

　　入闽作战期间，朱德、刘安恭提出要成立“红四军的最高党部”，即恢复“红四军军委”。毛泽东不便反对，虽然陈毅和林彪反对，此议仍然得以通过，于是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任书记。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二人联署给中央发去《红军第四军报告》。这个报告，没有军党代表毛泽东的署名。

　　三、林彪站在毛泽东一边

　　本来，毛泽东是准备在成立军委问题上继续让步和妥协的，多一层机构就多一层机构，前委不还是领导军委么？

　　但是，刘安恭主持临时军委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并声称“苏联红军就是这样的”。且要求变临时军委为正式军委，实际上是把军委排除在前委的领导之外。刘安恭的做法，是下级党委擅自作出决定要限制上级党委的职权，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同时，刘安恭还武断地散布这样一种观点：红四军中有派别，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

　　刘安恭把军委排除前委领导之外的做法，使毛泽东顿时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于是，毛泽东决定起而抗争──“共产党不要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

　　5月底，在永定县湖雷镇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毛泽东提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特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朱德等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并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双方互不相让，意见不能统一。形势演变至此，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已经难以继续工作。为此，毛泽东要求辞去前委书记职务。毛泽东认为：临时军委对前委的意见是“攻击前委”，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前委“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此次会议没有结论，决定6月初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6月8日，红四军在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召开三小时前，红四军主力团28团团长林彪送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这封信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劝阻毛泽东不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听说毛泽东要辞去前委书记，表示“非常不赞成”，认为“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就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之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二是指责朱德和刘安恭。“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这是指责朱德。“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屁的攻击别的同志”。这是指责刘安恭。信中严厉指责朱德、刘安恭用“政客的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摆脱前委羁绊”是“卑污的行为”。信中还指出：“但是许多党员远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蒙蔽阴谋，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接着在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讨论的主题仍然是需不需要恢复正式军委。大家争得头脑发热，毛泽东把林彪这封信端了出来。林彪也在会上极力支持毛泽东，指责刘安恭、朱德。这当然更激化了争论各方的感情。刘安恭情绪振奋，慷慨陈词：“既有四军，就应有四军这一级党部──军委”。同时指斥毛泽东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毛有“家长制”作风。朱德赞成刘的观点，提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朱德并批评毛泽东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说毛“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不听中央调动”。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刘安恭信心百倍一再督促大家表决。但或许是因为刘任临时军委书记后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让众多跟随朱、毛打出如今这个局面的人难以接受，认为一旦此公当了正式军委书记，毫无意义的“叠床架屋”不说，一旦与前委唱起“对台戏”来，于团结奋斗的大局不利。所以真到表决时，反对成立正式军委并赞成撤销临时军委的意见却占了绝对优势─36？：5。“军委恐怕还是得要，没军委怎么能行呢？”虽然表决结果撤销临时军委，但朱德很担心，因为中央对红四军成立军委有指示。“有其名无其实，要也没用！”血气方刚的毛泽东强硬顶回。红四军的部分将领因两位领导人的分歧开始了沉闷。

　　虽然表决惨败，但刘安恭继续对毛泽东“党管理一切”大加抨击，并提出“党内实行选举制”“各级负责同志限期更换”等口号。所谓“各级负责同志限期更换”，实际上还是要剥夺毛泽东的前委、特委书记的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气愤难平，放言：“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奋笔疾书，愤而辞职，并建议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解决这个是非问题。

　　毛泽东撂挑子，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前委扩大会议在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解决这个是非的同时，干脆就讨论起毛走之后谁干的问题了。

　　这时的陈毅，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中立派”。他与朱、毛双方都有一致之处，又有不一致之处。他与朱德关系较深，但反对刘安恭的做法，和林彪一起两次反对刘安恭的任职。他佩服毛泽东的才干，赞同以毛泽东为首，但反对林彪对朱德的无限上纲，批评林“过分估量，失之推测”，“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使之加重”。所以大家都同意由陈毅代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并负责筹备红四军党的七大。

　　四、口舌争辩演变为笔墨之战

　　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争论各方都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一致建议在全党公开展开争论，还要“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做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作为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同意了。

　　于是，不久，《前委通讯》上公开刊出了毛、朱、刘三人的文章和林彪的信。《通讯》还号召道：“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很快，红四军上上下下就争得沸沸扬扬了。各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

　　毛泽东和朱德的文章都是以“给林彪的信”为名，借回答林彪提出的问题，阐述自己主张的。毛泽东指出：大家所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红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时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的，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红四军领导人之间之所以产生分歧，是因为领导人中有人在最大的组织原则上发生动摇。这“最大的组织原则”就是“绝对的党领导”，即党管理一切，“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一颗子弹不问过党，都不能分配”，“指导员支配军官”。在红四军中党的主要问题，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毛泽东还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就要领导一切，党员个人自由要受限制。

　　针对“家长制”的指责，毛泽东说明：红四军从来都是集体讨论决定问题，没有家长制。只是因为“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党代表制度”，引起了误解。

　　毛泽东在信中多次强调有人“与党争权”，指的就是朱德。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收在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

　　朱德针对毛泽东的上述意见，说明并反驳道：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故而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同时朱德指出，实际上党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朱德表示“极端拥护”，但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不反对集权于前委，但反对集权于前委书记。现在，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三、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朱德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朱、毛之间的上述争论，毛泽东强调的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而且是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党组织能实实在在地掌握住部队。但在阐述这个主张时过于绝对化，用词不科学，如“党管理一切”、“一颗子弹不问过党，都不能分配”、“指导员支配军官”、“一切工作归支部”等。随着革命的发展，逐渐成熟起来的毛泽东等人，把“党管理一切”完善成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一切工作归支部”演化成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指导员支配军官”改善成为“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党委会分工负责制”，等等。这样，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政工作也有明确职责，就容易被人接受了。

　　朱德、陈毅等人是赞成党领导军队的。朱德所要争的是他作为前委集体领导下的军长应有的独立工作的职权，反对党的包办代替一切。从军事指挥意义上来说，朱德的意见是无可非议的，是合理的。但由于他采取的是“叠床架屋”，再设军委与前委分权，这就引起了双方不同意见的激烈交锋。

　　那是一个“民主”口号畅行的时代，但在严峻的革命斗争中如何运用民主、发扬民主并团结群众统一意志去争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问题上，朱德等与毛泽东的明显分歧是：朱陈等人都认为“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才是工农革命军队与军阀部队的区别，因而往往遇事交下级“自由讨论”，而未能充分认识到战争年代军队的特殊性在于军队必须集权，必须按级服从。军机大事必须由军队的党委或军政领导讨论决定，可以征求也可以不征求下级意见，有必要交下级讨论时也必须先拿出领导集体讨论拟定了的方案，而决不能放任地“先由下级讨论”。“八月失败”之教训之一，就是这种放任地“先由下级讨论”导致朱德、陈毅等党政军的领导人无法控制和掌握住部队。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再加上毛泽东的个性、作风和方法的缺陷和缺点，就引起了双方的争辩。至于“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显然是还没有认识到那是毛泽东为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的过人的英明和坚强。以后毛泽东顽强地顶住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也同样反映了毛泽东这一最优秀的政治品质和胆识魄力。

　　这一场笔墨之战，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自然没有是非结论。然而，通过这个笔墨之战，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光明磊落，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是为此争个人名利，而是探索战争年代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

　　五、毛泽东抱病黯然离开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者除前委委员及大队（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据与会的时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和前委委员傅翠柏、红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第一纵队参谋长萧克等人回忆：会议气氛是非常民主且热烈的，甚至有些过火。对朱、毛指名点姓的批评不说，像刘安恭这样的，还像袍哥骂茶馆一样一条腿蹬在板凳上对着毛泽东指指戳戳地批评。林彪也不像写信那样还多少讲一点含蓄，干脆就点着朱德的名一一数落。以宽厚著称的朱德也一反平日的谦和忍让，作了长篇答辩，而且还谁都劝不住─“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打我五百屁股！”倒是平日里言语尖锐的毛泽东表现克制，发言简短。除了对一些批评意见作扼要解释，承认自己态度不好，目的是为了周密计划严格管理外，声明对很多意见保留看法，留待实践来证明。

　　另据陈毅后来回忆：身为代理前委书记的他，在大会报告中，对毛、朱进行了口头批评。他批评毛泽东有四条缺点：一是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不够的，因为毛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还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去创造。二是说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来领导一定会失败的，这个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来领导革命就要失败。三是说毛泽东的领导是家长制，爱发火，爱教训人。矛盾公开了，实际上就是你们朱、毛两个人的矛盾。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在两大国之间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四是说毛泽东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是共产党员都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嘛！

　　对朱德批评两条：一条是说朱德在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后没有作检讨，我回来后作了检讨，你根本不检讨。二是说朱德重用刘安恭是不妥当的。刘一来就当二纵队司令员，是不对的，我是不同意的，要撤刘。我对刘说，你真要愿意干，就到连队里当个副连长，顶多当个副营长。

　　毛泽东对陈毅的四点批评，是非常不满意的。毛泽东表示：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不管大家分歧如何，现在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一定要按这个来做。

　　最后，按陈毅报告中那个“各打五十大板”的思路，由陈毅起草，大会形成了《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决议。决议对毛泽东批评七条：英雄思想；固执己见，过分自信；不接受批评；有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因有以上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对朱德亦批评七条：相信私人；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件，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容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小团体观念极深。红四军七大决议也否定了刘安恭的“轮流坐庄”论──“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非常不对”，并对林彪、刘安恭给予了相对来说比较严厉的批评。

　　决议结论说：“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朱毛两同志的去留问题，决议提出：“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决议通过“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的决定。

　　这个决议，朱德方面没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虽不满意，但如果仅仅如此，他或许也就认了──他本来就是准备“让步”的。

　　然而，本来中央并没有指示湖南省委改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班子，但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七大却擅自进行了改选工作。陈毅原以为选举不会有大问题，还会选出原来的领导班子，毛泽东仍然是前委书记。而由于双方的矛盾只是部分缓解而非彻底解决，更由于“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决议对与会者的影响，还由于此前毛泽东撂挑子引起的不满（七大口号为“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内”即指毛），在选举新的前委会书记时，大多数前委成员既不选朱德，也不选毛泽东，而是选出了“中立派”陈毅。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陈毅预料。选举过程中，当陈毅的票数明显占了上风时，陈毅慌了：“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但不管陈毅怎么着急，木已成舟，他根本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了。

　　会议结束，面对如此料想不到的结局，朱、毛情绪更加低沉了。

　　对朱德而言，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同毛泽东有分歧，尽管同毛泽东争辩得很激烈，但内心里还是愿意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的。

　　对毛泽东而言，这个结果也是未曾想到的。毛泽东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红四军也是毛泽东呕心沥血缔造的。毛泽东此前撂挑子只是一时情绪使然，并不是真的不干了。但现在不同了，没有了前委书记职务，失去了贯彻自己政治主张的主导地位。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当头重重一棒。已经生病数日的毛泽东，病情加重了。

　　或许是觉得实在不好再在红四军干下去了，毛泽东向前委要求，让他暂时离开部队，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去闽西视察和帮助工作。情况已然如此，前委也不好挽留，只好同意了。

　　于是，会后，病情加重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以及一部分部队，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同时，毛泽东再次请求中央调他到莫斯科学习，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列进红军赴苏学习人员的新名单里。

　　六、有“朱”无“毛”，形势不好

　　1929年7月9日，陈毅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随报告送去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等，并附信说明自己即将来中央报告工作。

　　七大刚一结束，交通员送来消息，国民党当局重新组织的“三省会剿”的前卫部队已经逼近长汀。红四军获得这个情报已晚。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提出：“快召开前委会，确定御敌方案。”朱德说：“会不能在这儿开。这事还得同润之商量，听听他的主张。”“好，我们到他那儿开去！”7月29日，前委进一步摸清敌情后，朱德、陈毅从龙岩赶到上杭蛟洋，同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一起开了前委会议。

　　面对外敌，朱、毛忘记了前不久的内部争论，很快确定了一个由朱、毛各带一支部队、兵分二路的扰敌计划。

　　在蛟洋会议中，有人提议陈毅和毛泽东同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已经不是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声称不愿意去上海住像班房一样的亭子间。于是前委决定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不去上海，陈毅又请毛泽东仍回前委工作。毛泽东说身体不好，同时说你们七大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于是会议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会后，陈毅即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离开红四军到厦门，经福建省委安排由香港去了上海。

　　红四军一下走了两位核心人物，尤其是走了毛泽东，问题就出来了。

　　7月29日，前委机关在新泉得到红四军前方部队于25日写来的报告，说敌“李文彬两团到汀并有两团续到的消息”。于是，前委于当天带领大队从新泉开到闽西根据地之中心区古田，并立即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应付当前敌情的办法。

　　走了毛泽东、陈毅，这次会议就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了。会前前委并未准备方案和中心意见，会上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各纵队领导都为本纵队说话，为调人调枪问题吵吵嚷嚷，争论不休，结果讨论终日谁也说服不了谁，朱德一人又调和不过来。故此，有人讥讽说前委会成了“纵队联席会”。

　　这时有人提出：敌军三路进攻，兵力众多，红军兵力弱小，固守闽西无法打破敌人“会剿”，干脆，咱们打出闽西去。大家没有细想，都附和着通过了。就这样，“前委会议变更行动计划”，即放弃了7月初前委会议制定的“坚守闽西”的正确策略，而仓促决定第四纵队留守闽西，第一、第二、第三纵队远离闽西根据地向闽中出击。

　　红四军此前从未到闽中活动过，对于闽中的党情、军情、地情、人情均很陌生。而闽中实际上还没有党领导的群众斗争，红军来了，家家关门闭户，完全不能策应红四军的进兵。且闽中地势险恶，山高水深，行军消耗太大，病员剧增，逃亡亦起，众多反动帮会和土匪也依托坚固高大的炮楼常找麻烦。红四军溽暑远征，兵力疲惫，孤军深入此无地利人和之区，实为兵家所忌。

　　8月18日，前委写信向闽西特委通报了这一计划。闽西特委见此报告后，根据病中的毛泽东的意见，致信前委说：我们以为闽中山河险阻，防守不便，兼之难走，又无群众帮做侦探之困难。……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危险，提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

　　此时红四军在闽中已经遇到很大困难。见此信后，决定返回闽西。8月底，前委率二、三纵队由闽中回师闽西。“闽中出击”失利。此次去闽中，“损失三百多人、一百多枪”，外加“一门炮”。

　　但一回闽西就不同了。8月29日，一战漳平，击溃张贞部的张汝匡旅；二战永福，再歼其一营，占了永福，还吓退了进占龙岩的杨逢年。在此期间，第一、第四纵队在闽西特委领导下（毛泽东病中遥制），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回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湖雷。9月21日，红军第二、第三纵队与第一纵队会合，在上杭群众配合下，一举攻下上杭城，取得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最大胜利”。打开上杭，除掉了闽西苏区西部的大白点，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闽西根据地，红四军由此扩大到7000多人，每个纵队都由两个支队扩编成三个支队。三省敌军久攻闽西不克，又见红四军大队重返龙岩、上杭，谁也不愿率先进攻红军致损实力，乃纷纷引兵退却，各自缩回原防地。所谓“三省会剿”，随之宣告瓦解。

　　七、朱德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说必须打倒“陈毅主义”

　　“闽中出击”失利之后，红四军内议论又起，思想也很混乱，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前委代书记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是召开前委会议，定在9月下旬在上杭的太忠庙召开红四军八大，一是希望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二是借此让毛泽东“光彩”地回到红四军来。

　　八大给毛泽东发了通知，毛泽东托病没有来参加。

　　八大可以说是“民主”到了家。由于前委机关不健全，会前基本上没有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没有什么具体成熟的意见和方案，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在会上放手让群众自由讨论，就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讨论来讨论去，结果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例如，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到底应作何规定，会议讨论了两天仍旧没办法决定，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大会选举前委委员，事先也未作酝酿，而是到会上来临时推选，结果形成平均主义，各纵队都要有人参加前委，结果前委成员增加到17人。一纵队推举的一个委员，这个委员根本未与大会代表见面，只是因为提议他的人两次提议说他好，此人不但被选为前委委员，还被推为前委常委。

　　这个时候，朱德和诸多同志一样，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领导的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起草了一封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的信。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毛泽东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打倒“陈毅主义”，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我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次大会了。

　　朱德看了生气地说：“我给他写信，这说明过去的事我都收回。我们请他回来，而他却转移目标，攻击陈毅……”前委立马给了毛泽东一个“党内警告”，命令他立即回来参加会议。大家也七嘴八舌地嚷起来，认为毛泽东是摆架子。大家一吵，朱德却冷静下来。毛泽东转移矛盾，实际上也是避免同自己的进一步冲突。都想坚持主张，而不伤对方，这说明大家还珍惜这份感情。

　　两天后，毛泽东坐着担架来了。他的的确确是病得不轻，恶性疟疾发作起来很厉害。但心中有气也是一个因素。

　　朱德等看到毛泽东病成这个样子，再想着他离开前的委屈和往日里的亲密合作的种种好处，心里都很难受。虽然这时八大已经结束，但朱德等仍然把他留在上杭，找到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朱德说道：“润之，看来你身体确实需要休息。不过身体一好，你就要马上回来，我们来接你！”毛疲惫地说：“不用接了，大家都忙，我什么都帮不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还不能下床的毛泽东又坐担架随闽西特委转到苏家坡继续休养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敌人知道了毛泽东病重的消息，传来传去，竟然传成了“毛泽东死于肺结核”。1930年年初，传到共产国际那里，共产国际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千字讣告。声称：“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八、有“朱”无“毛”，再现窘境

　　1929年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接到中共福建省委于10月6日转发来的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福建省委亦表示“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红四军前委“坚决的执行”中央指示。

　　中央这个指示是正确的。当时粤敌二陈（陈铭枢、陈济棠）正借“两广事变”之机而忙于争地盘打内战，东江地区敌人兵力空虚，而闽西却因敌刘和鼎部进占龙岩、金汉鼎部南压以及周志群部入武平而局势日趋紧张。红四军倘借此机会东进东江，收获定会不菲。

　　但因为中央从上海发信，辗转来到闽西朱德手中，时机已经过去。随后，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进行自由讨论，因多数人对“闽中出击”受挫心有余悸，不赞成立即出击而要求“缓进”，前委又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处理，以至于到了10月19日，才决定率三个纵队南下。

　　10月20日，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史称“冒进东江”。

　　此时，两广事变已经接近尾声，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头两仗很顺，但牺牲了冒进的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10月25日，两广事变结束，粤敌开始集中兵力对付红四军。26日，蒋光鼐的3个团突袭，红四军仓促退出梅县，避入丰顺以北山区。如果就此退回根据地闽西，损失还不算大。但在随后民主讨论中央的红四军“避免深入东江”的指示中，在不清楚梅县敌人实力的情况下，大家都嚷嚷着再打梅县，出一口恶气。

　　于是，31日拂晓，乘敌不备，包围梅县。一打起来，红军才知道梅县之敌是两个团而不是一个团，蒋光鼐本人就在城中，粤军又有一大堆机关枪，火力强大。结果，红四军打了“七次冲锋”，仍然没打下来。这时，敌人的增援又来了，局势更加不利。红四军被迫又一次仓促撤出，退向赣南，经平远到了寻邬大田乡，住下来一查，梅县作战伤亡200多人，不算太多，可上杭战斗补充的俘虏兵却逃亡殆尽。一结算，各纵队减员达四分之一，“精锐损失不少，一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二纵队收编的俘虏动摇而沿途逃跑，也缩编为两个支队；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合计损失一千多人”，“为四军郴州失败(指井冈山时期的“八月失败”)后之第一次大损失”。

　　而此时毛泽东领导的闽西区，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自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闽西根据地尽管遭到敌人不断进攻，而且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冒进东江”，但由于毛泽东和闽西特委领导得当，留在闽西的第四纵队和当地赤卫队战斗不懈，根据地由3个县扩大到6个县，共成立县苏维埃205个，区苏维埃2050余个，乡苏维埃20400余个。在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内，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党和各种组织也不断发展，已有工会会员近1万人，农会会员约70万人，党员7800余人。与此同时，闽西工农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从3月间的800多支枪发展到5000多支枪，赤卫队员6000余人。闽西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得知红四军主力进军东江失利，毛泽东赶紧以闽西特委的名义致信朱德：外线作战不宜远离根据地，仍应坚持在闽西、湘南发展，部队重返闽西为好！

　　陈毅后来感慨地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毛泽东不在，政治领导没有确立，这过了头的“民主”也着实害人不浅。我挂帅，的确不行。

　　萧克后来也回忆：“冒进东江”失败后，“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的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九、周恩来、李立三高屋建瓴，惊醒陈毅梦中人

　　赴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的陈毅，在赴中央前后的几天里，基本态度还是“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但他个人主张“毛走朱不走”。在1929年8月26日他与中央接上头后，在向毛泽东的学友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汇报中，仍然是“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替代毛泽东。

　　当时，党的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是向忠发，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是周恩来，时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的李立三同时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具体负责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

　　陈毅首先向李立三汇报了情况。在1929年8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听了李立三的报告后，决定再召集一次政治局临时会议，由陈毅出席作详细报告。

　　8月29日，临时政治局会议的参加者有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李立三、项英、关向应等。会上，陈毅就第一次与李立三见面要求他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工农运动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等书面材料，向政治局会议作出口头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陈毅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问题，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等，都作了相当准确的叙述。

　　在汇报中，以及三天后的9月1日在上交政治局的《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对朱、毛去留问题，陈毅仍然提出：中央能各派一人去担任他两个人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如不能同时派两人去，则先派一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据陈毅后来回忆，这个讨论会是“两个月的训练班”。

　　在“三人委员会”第一次讨论时，周恩来开头的一番话，让陈毅如醍醐灌顶。周恩来说：你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我看了，这里头很多新鲜的办法和经验都是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从来没有的，的确别开生面。照这些办法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是红四军的创造，是红四军对全国的宝贵贡献。这篇材料，将在《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发表。看来，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而且对全中国都有重大的影响。

　　李立三在与陈毅的讨论中也称：对比着看，城市工作举步艰难；而凡是有红军有根据地的地方，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地方，斗争都在继续，在发展。而红四军的经验尤为成熟。

　　陈毅当时就为之一震。这个评价，他们自己是从来没有想到的，或是不敢设想的。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人们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个高得多的视点，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道路。陈毅在红四军时也爱红四军，但总觉得毛病不少，纠纷很多。而今到了上海，到了中央，从大城市、从全国的高度回头一看，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是那么坚定正确地走着胜利的革命道路，气呼呼的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就是前委中主张“朱毛皆离去”的那一些同志，未尝不是出自对红四军部队的一种挚爱之情─你们不是要吵么？吵得上下不安宁，干脆，你们上别处吵去，别为这个废了咱的家当。

　　这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为什么周恩来会那样了解和重视红四军的情况？“这还要感谢润之兄的那封信。”周恩来说。

　　那封信就是毛泽东4月5日回复中央“二月来信”，坚决主张不能分兵的那封信。周恩来收到那封信后，很快起草了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离开红四军。同时，在陈毅到来前的8月21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一个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指示”。这个指示，是中央政治局在收到福建省委秘密交通转来的陈毅关于红四军前委争论问题的报告后，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议定的，其主要宗旨，就是要朱、毛站高一点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全国形势中的地位。

　　“八月指示”对毛泽东的建军主张作了充分肯定。指示信明确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一意见非常正确”，你们的任务首先是发展游击区域，加强农民武装，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实是扩大红军的前提，你们必须坚决地执行这一路线，应视与发动群众斗争一样的重要，不容许有丝毫动摇”。指示信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指示信提出了“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了这一根本路线。关于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集中制的党绝不容许极端民主化，“尤其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绝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要求红四军的领导同志要团结一致。对于目前“三省会剿”，指示信指出：“你们必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斗，来冲破这一狭小的局面向各方面游击骚动”。指示信并且强调说：“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联系，才能保障红色区域不致轻易被敌人包围和消灭。”指示信最后说明：红四军中的其他一些问题，在陈毅到达中央后作进一步了解再全面答复。

　　这个时候，周恩来才把他为中央起草的“八月指示”底稿拿出来让陈毅阅读，让他准备下次讨论的意见。周恩来同时说明：当时中央已经知道陈毅上路了，所以对许多斗争策略和党内争论问题，决定等陈毅来了再同陈毅一起作更详细的讨论，再给红四军前委更全面、更客观、更正确的指示和批评。

　　陈毅领悟到了周恩来等人的良苦用心：周恩来、李立三之所以没有在他到达之时将“八月指示”向他公开，是为了让他不受干扰地直抒胸臆撰写材料，客观汇报红四军的真实情况。现在各方面的材料都齐备了，应该进入更深入地探讨了。

　　令陈毅惊讶的是：周恩来“八月指示”中的很多话，完全是毛泽东的口吻，简直比毛泽东还毛泽东！“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毛泽东还只说是“流寇思想”，周恩来干脆说是“流寇土匪的行径”了，还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的高度和中央的高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周恩来眼光之锐利、政治素养之高，简直中外罕见。

　　毛泽东抓住了关键，抓住了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错，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打胜仗，古今中外都一样。但是，红军有不同的质，那就是它反抗对群众的剥削压迫，全身心地服务于群众。这就是政治。在政治和军事的辩证关系中，尤其是在红军初创、旧的军阀部队的思想作风还未很好改造的条件下，只能使政治成为主导方面。

　　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第二次讨论的是建军原则──党领导军队的问题。

　　三位都是留法生，他们从古罗马的“元老院”谈起：即使是在古罗马那样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到了战争时期也得由元老院把独裁权——“狄克推多”，授给最高统帅一人，否则就无法全权指挥军队，组织民众作战。当然，战争结束，无论胜负，统帅还得向元老院交还“狄克推多”。可是在军队内部，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是集权制，都是军官任命制，垂直领导，按级服从。军队都该如此。

　　讨论中，三人就军队集权于党委问题、党的领导与军队指挥权问题、朱毛关系问题，以及谁来做红四军前委书记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充分交换了意见。三人对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军队中思想政治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等正确主张，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决定毛泽东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主张，朱德仍任军长。最后，陈毅检讨道：朱毛之争伤了感情，自己有很大责任，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朱毛的优点，没有开好红四军党的七大，也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同时，陈毅表示自己回去带头检讨，捧了中央的“圣旨”去做好工作。

　　既然讨论的结果高度一致，既然陈毅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已经很深透，周恩来提议：委员会要提出的决议──即《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就由陈毅起草。

　　十、中央“九月来信”，作出明确结论

　　经过一个多月的研讨，按照陈毅的说法，是对自己“两个月的培训”，陈毅完全领会了周恩来、李立三对朱毛红军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和赣南闽西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重要地位的认识，以及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的是非分析。于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指出国民党新军阀经过蒋桂、蒋冯战争，蒋系虽然得到表面统一，但并未真正稳定，红军仍可利用矛盾，发展自己；“九月来信”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九月来信”还明确指出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是红军的基本任务；“九月来信”对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原因，纠正的方法也作了明确的指示，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九月来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

　　关于朱毛争论的问题，“九月来信”作了三点结论。

　　一、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朱毛分歧问题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1.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它的精神主要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应对这个错误负责。2.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3.这次扩大会议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领导，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4.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反而只有使纠纷加重。

　　二、指出朱毛两同志在工作方法上也有错误，如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方式去相互争论，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不公正的毛病，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

　　三、今后纠正的方法。指示信提出：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1.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2.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3.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4.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意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看到这些文字，不由得不让人对这些磊落坦荡的革命家肃然起敬！

　　“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自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后有争议的主要问题，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为开好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周恩来拿着陈毅代笔起草的“九月来信”，仔细推敲，从主要精神到每一字句，都准确表达了他所要说的内容。

　　最后剩下的是陈毅问题。陈毅卷入“朱毛之争”甚深，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毛泽东现在又复职了。那陈毅怎么办？中央组织部当然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征求陈毅意见：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广西的留法学友邓小平也在准备起义，组织新的红军。如果愿意，这两处你可以任选一处。

　　陈毅很痛快地回答：自己摆的摊子自己捡，我应该回红四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

　　1929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陈毅起草的“九月来信”。周恩来特别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陈毅同志热切要求回红四军去，做好同志们的工作，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所以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九月来信”最后附上一段文字：“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周恩来郑重签上了发信的日期：9月28日。

　　陈毅离开上海前，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周恩来还指出：红四军内部要加强团结；大敌当前，红军内部不团结，就有被敌人打败的危险；红四军全体同志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团结一致，努力向敌人作斗争。李立三则建议陈毅回去后找林彪谈谈，让林彪起好作用，和大家一起促使毛泽东回来。

　　十一、陈毅打倒“陈毅主义”，朱毛走到一起

　　1929年10月1日，陈毅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过汕头，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曾与特委研究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入东江的工作。然后绕过梅县，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意外地碰到了正从蕉岭再向梅县进攻的红四军先头第一纵队，才知道军部在松源。

　　10月21日，朱德、陈毅在松源见了面。

　　朱德一见陈毅，就说：老毛不在，你也不在，10月初开八大，仍然不如人意。

　　陈毅则问老毛怎样。朱德告诉他老毛养病尚未回来，然后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地将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八大时写来的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的信给陈毅看。他猜想陈毅大概会冲冠一怒，因为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实在太刺激，字字句句都透着“愤懑”。

　　然而，这个时候的陈毅已经不是三个月前的陈毅了。

　　陈毅看完，哈哈大笑：“我赞成这封信。这封信是对的，我陈毅七次大会是犯了错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误，七次大会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助长了错误思想。我这次回来，准备向他作检讨。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朱德惊讶之余非常高兴─这与他最近的思考和认识走到了一起。

　　陈毅向朱德原原本本地介绍了在上海党中央汇报和研究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种种感受，传达了党中央对红四军的一切指示。当天夜里，在松源召集前委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落实中央指示的具体办法。会后，陈毅立即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陈毅分别与好几位前委委员谈话，还直接向红军官兵广为宣传中央指示的精神。陈毅还特别到一纵队找了林彪，一则离开上海前，李立三有过交代，二则林彪因为单独给毛泽东写信，在七大受到了陈毅的批评，陈毅也需要与他交换意见，统一认识。据说林彪此时表现相当不错，非常配合，愿意促成各方团结。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陈毅推心置腹：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信中还特别说明：“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

　　陈毅在致信毛泽东、请毛泽东回来、找前委委员谈话、统一认识的同时，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前委的决定，开始筹备红四军九大，以广泛传达“九月来信”，改选前委，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领导岗位上来。

　　1929年11月23日，红四军打下汀州。在汀州，红四军狠狠地发了一笔洋财，全军6000多套冬装五天内就穿上了身。大家喜气洋洋，情绪也恢复起来。

　　更可喜的是，三天后，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昌陪同下，回到了红四军。

　　那天，三纵队一部正好驻在街上，看到阔别几个月的党代表回来了，纷纷涌上街头，欢笑流泪，一直簇拥着把毛泽东送到军部。

　　朱、毛、陈会见，自然是一团欢喜。

　　朱德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早就盼望你回来。”

　　毛泽东说：“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现在我撤销这封信。”

　　当晚，陈毅自掏腰包备下酒菜，宴请“秦晋大国”。樽箸之间，陈毅非常诚挚地谈了到上海以后对毛泽东、朱德这两位战友的新的认识，并且当面作了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保证，并转达了周恩来、李立三等同志对毛泽东健康情况的问候。

　　朱德也诚恳地说了对于部队极端民主化的感想，觉得部队组织松懈确实是问题。毛泽东也表示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对朱毛都有专节的批评）。

　　三人越谈越是畅快，彼此隔阂，一扫而空，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鸡叫二遍，仍在畅谈。

　　11月28日，在毛、朱、陈都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气氛融洽而热烈。会议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光明磊落的陈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倒了自己的“陈毅主义”。朱德的豁达大度，宽人严己，促进了红四军领导阶层的团结。

　　朱毛二人又紧紧地走在一起了。

　　十二、古田会议，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29年12月28日，在陈毅主持下，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这次大会能顺利进行，陈毅做了多次传达说服工作，以解除很多人对毛泽东的成见。他和前委委员们谈话，和许多党支部的负责同志谈话，到部队作调查研究开座谈会也随时宣讲，还在队前给部队讲话，介绍此次上海之行在党中央的情况，还有意识地转述他所听说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对有些红军部队带来的危害，为九大的决议预先作好铺垫。在许多场合，他都讲道：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这个检讨我来做！”

　　在九大上，陈毅正式向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并且主动承担中央对前委扩大会和七大所作批评的责任。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对两个报告，特别是政治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分工在大会上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经过讨论和充实，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中共党史上大名鼎鼎的《古田会议决议》，后经中央肯定，成为全国红军的建军规范。

　　《古田会议决议》由毛泽东、陈毅、朱德共同起草。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其他八个部分，分别由陈毅和朱德起草，其中也包括了周恩来在“八月指示”中和“九月来信”中的许多观点和意见。

　　《古田会议决议》的九个部分分别是：1.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8.优待伤病兵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其主要内容为：

　　(一)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党组织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三)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古田会议决议》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四)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

　　(五)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九大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至此，七大之前开始展开的矛盾和争论，终于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古田会议之后，陈毅向前委书记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工作问题，并说了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征求他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的事。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不久，陈毅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红六军党代表，该军军长是黄公略。

　　十三、历史的启示

　　“朱毛之争”以冲突开始，以团结告终，而且是以更紧密的团结告终。“朱毛之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思想成长的过程，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朱毛之争”的完美结局，使红四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大进一步，堪称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典范，并且从此有了一个无产阶级军队建军的纲领。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建军问题的圆满解决，奠定了此后二十年人民军队胜利的基础。

　　在这场通过争论逐渐确立无产阶级军队建军纲领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每一个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朱德、陈毅、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甚至林彪，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作出了贡献。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最远大，贡献也最巨大。朱、陈、彭等人，都是从军纪层面来认识和处理军队建设问题的。而毛泽东，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并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尽管毛泽东的认识同样存在着种种偏颇或偏差，但他的认识和实践高度，不仅是在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中，就是在各根据地中，也是罕见的。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李立三，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指示，及时发现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及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得到贯彻执行和发扬光大，充分显示出成熟的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是非判断能力。

　　毛泽东是这场风波的中心人物。“吹尽黄沙始见金”，正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步为党内同志所认识乃至后来达到一致认同，从而成为一位集中国革命之大成的伟大革命家。他在对敌斗争和党内纷争中，始终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高屋建瓴且脚踏实地，牢牢地把握住“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个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为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而且还在他的主持下，确立并完善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路线和制度。在人民军队的初创阶段，的的确确非常非常了不起。

　　朱德在红四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缘于他豁达大度、无私无畏的革命家的胸怀，缘于他对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创造、红四军战斗力的形成的贡献和作战指挥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大家所深刻认识时，朱德在红四军官兵中比毛泽东更易于让人接受。毛泽东撂挑子和陈毅不在之时，他正是以这种威望团结住了全体官兵，一方面仍然在当地做了一些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对当地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紧要关头，在部队遭受挫折后及时转移，将部队带回了闽西，保存了红四军的基本实力，保持了红军的战斗士气。在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时，又能心无芥蒂，坦诚相见，并尽心竭力为毛泽东的归来扫除障碍作好铺垫，后来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竭诚推崇、宣传和率先垂范毛泽东的建军主张和思想。这种气度和雅量，堪为解决党内矛盾的典范。毛泽东后来对朱德有个很著名的评价：“意志坚如铁，度量深似海。”真是十分贴切说到了家的。后来在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留在张国焘那里的朱总司令正是靠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忍辱负重的风度，征服了红四方面军众多将士——他们其中有许多还参与过对朱总司令围攻、“声讨”甚至刁难，后来却终生保持着对朱总司令的由衷爱戴和景仰之情。

　　陈毅令人肃然起敬的磊落坦荡充分体现在他代周恩来起草中央“九月来信”，以及回到红四军纠正自己的错误，自己打倒“陈毅主义”之中。勇于承认错误，勇于纠正错误。没有陈毅不带任何偏见的客观汇报，没有陈毅准确领会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李立三的正确指示且熟悉红四军的各种情况撰写的九月来信，没有陈毅在红四军上上下下细致耐心的工作，古田会议可能不会如此成功，毛泽东的复职可能不会如此顺利。作为这场争论的见证人之一的谭震林，在1954年4月2日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曾发言说：红四军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虽然期间陈毅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从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的开始，对红四军的贡献，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

　　古田会议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确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这种磊落无私的高尚品质，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认真的回味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