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陈志军，也是在二麻婆家。

　　十九岁的陈志军跟着他叔舅公九贵来麻婆家串门，老的捧着一罐土法酿的“青纱醉”，小的则拎着两条新鲜的黑头鱼，二麻婆迎出去时笑得晴空万里，边把他们让进屋边说：“妈又去东头打麻将三个钟了，也该回来了。”

　　坐在堂屋的水芹见来了客人，忙起身要走，二麻婆一把拉住她，说：“是镇上‘朝天门’的掌门人呢，你躲啥？”说成“躲”，水芹倒不好坚持了，不然坐实了她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子。她只好抬头故作大方地说：“‘朝天门’谁不知道呀，我还去买过文具。”

　　“朝天门”是镇上最大的一家杂货铺，东西多，还新鲜，好多村里人都是在那里了解城里的时髦新动向的。

　　九贵笑眯眯地说：“是不是啊？你来的时候多半我不在铺子里，不然我肯定会记得你。”二麻婆水灵灵地睃他一眼，笑道：“个老色鬼！还不服老哇！”其实“朝天门”是陈志军父母开的，九贵算不上掌门人，他充其量是个打杂的，但他长期往各个村子跑腿送货，和女子姨婶们混得熟了，嘴上自然没遮没拦。

　　倒是陈志军不声不响，一直抿嘴笑着立在原地。他不是腼腆、认生，而是漫不经心，仿佛这些场面上的事情都见惯不惊了，不值得费神去应酬。他慵懒的眼神像没拧干的抹布，拖泥带水的，迟钝地抹过来抹过去，但还是在水芹身上定住了一下。抹开了，又回头定一下，水芹就有点飘了。

　　水芹问他：“你的鱼是自己捕的么？”

　　这就故意了。明明知道镇上离河道远，而陈志军又穿得一身齐崭，哪会是他亲自捕的呢，但不找个近便的话题就不好进一步交流，让人看出点用心来也无伤大雅。水芹的故意是带着娇嗔的。

　　果然陈志军开口了，他认真地吸吸鼻子说：“我哪会捕鱼？是我拿一个玩具跟人家换的——还是个新款的变形金刚呢！”

　　一屋的人撑不住都笑起来，笑声里要数水芹的声音最脆响，像灶膛里哔哔啵啵的烧柴声里总有啪啪炸开的小火星。

　　那不过是个普通的开头，一个用变形金刚换黑鱼的年轻人不可能得到水芹的特别注意。后来她在二麻婆家又见过九贵几次，陈志军倒来得很少。谁也不知道，危险的气息从那时起已经渐渐逼近了，水芹却什么也没有觉察——要怪她贪玩，都上初三了还不惦记功课，好多同学都在为考上高中而起早摸黑地看书、做题，水芹倒好，动不动把水英当个失败典型，觉得读完高中又怎么样，考不上大学还成个笑话。她照样常往二麻婆家跑。

　　事情的逻辑链真是微妙的。论起因果来，要怪上级教育部门来检查——还是个非常重要的检查，逼得学校紧急通知：当天下午只上一节课，之后大扫除。大扫除又能怎样？水芹这组没有轮着重活儿，她只是冲戴眼镜的男同桌抛了几个媚眼，连自己桌凳的清洁工作都由同桌代劳了。于是，她忽然拥有了一个空闲的下午。

　　水芹一路小跑，插了翅膀似的从回村的土坡上一口气冲下，收也收不住脚，差点要摔了，她咯咯咯地笑起来，享受着“控制不住”带来的刺激。

　　估计麻婆又打麻将去了，二麻婆应该在家。走到院门前，门却关着，水芹刚抬手要敲门，不知哪根筋不对，又停住了。这是最后一个要怪的环节——水芹那天兴致太好了，好到了居然想和二麻婆开个玩笑。

　　院外有个僻静处堆着乱砖与烂柴，个子小小的水芹小心翼翼地踩上去，够着了院墙的顶。很快，水芹像只猫一样轻巧地落在院子里了。她忍着笑，憋着一股气，蹑手蹑脚地沿着墙根到了屋子后面，她想从灶屋进去，扮个大鬼脸吓二麻婆一跳。

　　去灶屋要经过一间睡房的外墙，墙上的窗半掩着，水芹几乎只是下意识地朝里面瞟了一眼——里面居然有两个光着身子的人！其实只是那么一瞟，屋里又光线昏暗，连那两个人是谁都没看清楚——不穿衣服的肉体，可识别程度大大降低，但水芹毕竟给足足吓了一大跳，她慌慌张张地往后一退，呆了两秒钟，之后便忙着原路折回，想要夺路而逃。

　　再从院墙翻是不可能了，水芹只有冲过去打开院门。门锁是新换的，特别生涩，拧了几次都拧不开，终于听到“咔嗒”一声，只道是门锁打开了，水芹却毛骨悚然地感觉到，这声音竟来自于她背后。

　　她转过身。

　　那是她能以闺蜜身份最后一次与二麻婆面对面。二麻婆头发散乱地披在肩膀上，套着件下摆没拉平顺的春秋衫，下面是条不配套的土布长裤，一面匆匆给自己披上格子花的外套——这副扮相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如果能说点什么就好了，可二麻婆什么也没有说。她只用眼睛说。她的眼睛死死咬住水芹，那眼神平时是河里的水，波光溢彩，今天却是冬天的河面，结冰一般泛着寒光，一派森严的冷。

　　水芹和二麻婆隔着一个院坝的距离对视着，隔着一段忘年交的距离对视着。她们曾经好得像一个人似的，说体己话，分享彼此的秘密，现在却用生分到可畏地步的眼神对视，从前的一切如海潮般退去，真相袒露在现实的沙滩——她们和所有别的女人一样，都是这世界上彼此陌生且彼此警惕的两个生物。

　　“咔嗒”，又是一声。水芹回头，看到自己握着门锁把柄的手仍在下意识地拧动，已经打开了锁。

　　她拉开门走了。

　　关于水芹的谣言就是从那天开始、从那个院子出发的，冲天而起，遍布乡间的各个角落。

　　谣言这种东西的可怕，就在于它像一件隐形的紧身衣，一旦给你穿上，你怎么也脱不掉、撕不了。传播谣言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审美倾向给这衣服增添花色与款式。况且源头就在和水芹亲密无间的二麻婆那里，显得更加确凿可信了。二麻婆就像裁好了基础的衣服料子，摆出去任人装饰。而村人们是多么富有热情地参与这种创造活动啊，反正只动动脑子，再动动嘴皮。

　　屠家最早听到风声的是水英。风声说，水芹已经在外面闹得很不像话了，竟然同时和几个人在二麻婆家“谈恋爱”，“谈”一次还给一次的钱。这种说法还算是客气的了，当着水芹她姐的面，怎么也不能把最毒的那层意思摆明。但是谁听不出来呢？水英听到这话，嘴唇都咬紧了，深深地感觉到无助的寒冷。水芹是个扶不上墙的货，已经摆在眼前了，屠家指望不上她。跟着二麻婆混，混成这种名声，也在意料之中。那时水英还没考上大学，大妹水芬被人拐走，家里实在是没有余力管束这个不省心的，随便水芹闹去吧。闹上两年，顶多再扑腾一阵就跟二麻婆一样安安心心嫁人了。“男服学堂女服嫁”，嫁了人，没有治不服你屠水芹的！

　　水芹判断外面对她的评价，倒是从水英身上来的。水英几乎不再和她说话了，来来去去眼都不朝她斜一下。水英不骂水芹了，家里忽然安静了好多，妈妈、水英、水芹坐在桌前吃面条时，只听见吸溜吸溜的声音，单调得好像全天下的人都在吃面。水芹这才觉得被骂还好受些，被骂至少还享受活物待遇。现在呢？现在她就是个能吃能走的死人！

　　水芹早早放了碗到里屋写作业——以前是耍赖偷懒、不想洗碗，现在是想躲过那种压抑的气氛。水英在堂屋收拾碗筷，她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拉进了里屋，水芹坐在凳子上，一只脚踏在那影子的头上，使劲踩，踩！还不够，她又站起来，腾空一跃，重重落下来，双脚死死压在影子上！——没有用，一点没用，水英收了碗筷去灶屋了，影子轻轻松松地飘走，剩下水芹在空落落的屋里。

　　她蹲到地上哭起来。

　　孤独像一根长长的针，泛着寒光、不动声色地扎进水芹的心脏。这次和上次不一样，她不再是和水英敌对了，甚至不是二麻婆，而是整个世界。水芹又开始去河边——连这河也和从前不再相同，河水枯瘦了些，几个弯道明显地裸露出来，愁肠百结的样子。

　　大石头上坐着个人，低着头，不时吸一下鼻子。仔细看，正是那个拿变形金刚换黑鱼的年轻人，他一见水芹就站起来，好像站也没有地方站似的，局促不安到地动来动去。水芹看出来，他是专门等着她的。

　　“那个……我想跟你说说……”陈志军克服着某种困难似的，小心地遣词造句。说的是电影里常说的“内幕”——归根结底是九贵。九贵和麻婆是多少年的老相好，这秘密让二麻婆发现了（大概就是她制服麻婆的武器吧），但二麻婆还不仅仅满足于“发现”，她要想把麻婆的把柄捏得死死的，同时也是报复麻婆，于是轻轻动了动手指头，就把个九贵勾上手了。

　　水芹这才知道那天撞见的是二麻婆和九贵。

　　“她怕你说出去，所以就抢先……说你的坏话了……”陈志军的样子，倒像是他做了错事，完全把同情表达成歉意了。水芹蛮横地想，他是有错！他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不提醒我九贵和麻婆家牵扯不清，现在什么都晚了，为什么又来跟我说这些个！

　　她在眼泪掉出的第一时间就把泪珠抹了，头一昂，继续往前走。她不想理他。她根本就不该理睬二麻婆和所有与二麻婆相关的人！她只顾恨恨地朝前走着，不知道后面有了一番怎样的波澜壮阔，当她回过神来，身体已经猛地被圈进某个人的怀里！是男人的怀抱，那两只手紧紧巴巴地抱住她，嘴巴也急急地在她脖子上游弋，太粗糙与草率，好像他有一种任务，必须用热热的厚唇擦遍她的脖子上的所有皮肤。

　　“跟我好吧……我喜欢你……”嘴巴对脖子呼着气。

　　眩晕。

　　那是水芹唯一的感觉。

　　两天之后，水芹在学校上厕所，听到隔间的两个女生在笑闹，一个说：“咦，我的纸呢？哪儿去了？”另一个笑嘻嘻地说：“我趁你不注意……”一只手高高扬了扬一团纸。那一个笑骂道：“好哇，贱骨头！连纸也乱拿，你怎么不跟屠水芹一样乱睡呢？”一个“屠水芹”，一个“睡”，听得水芹心惊胆寒！

　　她清楚地听到了别人在背后是怎么编造她的。“睡”——他们给她确立的人生姿态。她清楚地知道这个词里富含的贬义，那种肮脏的、混杂着唾沫与白眼的成分。然而很奇怪的，这个词虽然是那样的让人不舒服，但有一种隐密的熟稔，仿佛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悄悄地贴上来，使她预感到一种命运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命运就在不远处等着她似的。

　　在女人的世界里，最令人痛恨的就是具有这种命运的女人，然而最让人没有办法对付的也是这种女人。“这种”女人是大风大浪里醒目的小船，沉沉浮浮，起起落落，绝对的刺激，绝对的风光，也有着绝对的自由。一旦被人抛进汪洋大海，那就生死由我了，到那时候别说二麻婆，别说水英，就是王母娘娘也管不着了。水芹就要做“这种”女人了。她早就半推半就地收过男生的礼物，小打小闹地和他们眉来眼去、笑骂调情，她是知道好处的。只是，知道得还不够。

　　在河边遇上陈志军以后，水芹又遇见了自己。她看清了她。她知道她根本不是水英所以为的水芹，她才不图安安稳稳嫁人呢，像妈妈那样，一世辛苦一世忙，还活得愁眉苦脸，有什么意思？像二麻婆那样，顶着一身坏名声的烂皮嫁了，嫁个窝囊男人，天天跟婆婆斗嘴斗法，又有什么意思？

　　想透了这一层，水芹变得强大起来，终归是要走条与众不同的路了，就走得痛快点吧！她跟谁也没商量，也无视义务教育法的强制性，自作主张把学给退了，连初中毕业证书也不要了。她还要从家里搬出去，住到陈志军家。水英和妈妈这才知道她有个叫陈志军的相好，是镇上一个“社会青年”，没文凭没工作，成天瞎晃荡——瞎晃荡的本钱是小富人家的独生子，家里开着个蒸蒸日上的杂货店，由父母经营着，因此经济上还是很过得去的，养活一个水芹不是很大一回事。

　　这次水芹没等水英出手，主动出击了。她那个扮相，跟那些从外地打工回来的不三不四的女子差不多，头发烫个翘翘，嘴唇和十指红红的，像刚挖了人的心吸了人的血，穿那件裙子，露了肩膀还露大腿，这么妖里妖气地站到大姐面前，十分挑衅地说：“姐，我搬出去了。”水英背过身，恨恨地说：“我不是你姐！滚！”水芹的东西都装在一个纸箱子里，纸箱子静静地躺在院子中央，无所谓地晒着太阳，早就做好了准备似的，一副要走的神态。水芹转身走出去，咬住嘴唇，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她知道妈妈在灶房里，可是不敢去，去了眼泪就下来了，或许就走不了了。这个破落户的家。这个被贫穷、卑贱、愚蠢的自尊心堆砌出来的一家人。走到院子里，水芹回头对水英说：“告诉爸一声，以后寄钱不用寄我那份儿了。”

　　这话听在水英耳朵里，又是字字如针。水芹的意思，她不再靠着家里养活了。不管她自暴自弃也好，自轻自贱也好，到底也是给家里减轻了负担。而这个家，最大的负担倒是水英的学费。水芹到这时候了，都还在和大姐较劲。水英回转身，院子已空了。她第二个妹妹也走了。最小的、最后的一个妹妹。听过她唱《十大姐》《盼情郎》的妹妹。家里从来没有这么冷清过。水芹疯是疯一点，可是来来去去总是个活人，说句话哈口气都是活的，有时笑两声，真是很动听的。她走了。墙壁上的白粉颜色都黯败着，栅栏上的野蔷薇倒是一藤一藤地乱开，风吹着，院落里的灰尘追着跑到一边去。都是没人气的景象了。

　　水芹不知道，那晚水英一个人坐在大屋的门槛上，枯坐到半夜。寂静中她把手伸出去，够到一个摇篮的高度，轻轻地、熟练地推晃起来——几乎在同时，像打开了记忆的开关，遗忘许久的旋律雪花般化进水英心里，又点点滴滴地漏出来。

　　唉——

　　橙子好吃要剥皮，

　　姊妹好耍要分离；

　　柑子好吃要分瓣，

　　姊妹好耍要分散。

　　……

　　这一次，是水英下的结论。

　　她和小妹水芹之间，真的是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