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

　　——雷蒙·阿隆

　　“被改造的改造者”是笔者套用了布尔迪厄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被统治的统治者”判断，即任何成功的统治都要追求合法化，与运用暴力的国家机器获得民众的屈从比较而言，文化灌输更深入、细致地将支配秩序铭刻进被统治者的身体与神经之中。因此在整个等级社会中，学校教育、知识分子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符号权力将社会支配等级转换成认知图示、区分等级，在心智中建构社会个体。另一方面，在等级社会中知识分子作为符号生产者具有与经济资本对抗的文化资本，他们与统治者分享支配利益，处于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之上。当然，布氏的“被统治的统治者”的认识，是西方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悄然渗透进知识分子行为中的体现。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环境是具有较大偏差的，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套用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上，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所以在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笔者一直试图尽量考察本土化特征，并扬弃地使用西方相关理论。

　　“改造”这个词在汉语中贬义的色彩较为浓重，但却经常被使用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的悲惨处境，中国的知识分子史就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西方知识分子是在文化复兴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则更为久远，从春秋战国开始，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这个方面看，中国不愧为知识分子大国，而且随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加速现代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这种“知识分子大国”的称法更有充足的现实理由。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并没有能够展示出一个文化大国所本应具有的知识分子风貌。大师级人物的当代匮乏、理性批判的声音缺席式微、人文精神的没落缺失，都在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面前逐渐体现出精神层面的空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和强国，不光体现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工业化符号上，无法在文化上获得主导权，无法构建令人向往的精神文明家园，那么这个文明只能是一具金钱和欲望堆积的华丽躯壳。回顾灿烂的大唐文明，能够虽万里仍让人心向往之，虽千年仍让人歌之思之，繁荣和自信的文化所起到的强大向心力是其重要原因。作为文化的重要搭建者、传播者——知识分子，时代正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历史正赋予他们紧迫的使命感。

　　但是，也许是在权力附庸下走过了几千年的时光，也许是在历次改造中已磨去了太多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