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节所言，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媒介化转型所蕴含的社会背景更加复杂，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众媒介及其衍生的大众文化演变、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异、社会思想文化潮流中，都能寻找到影响因素。本节希望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入手，审视电视知识分子在中国产生的内因。

　　一、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知识分子既是文化与价值的载体，同时又是经济主体；他们既有神圣的一面，也有凡俗性的一面。因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利益重新分配和地位重新划定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

　　2006年，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由于经常客串节目主持人，而被人攻击为“简直太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四处走学术穴是不务正业”，为了回应，他在自己的网络博客公布工资单，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每月共计4786元，还像记流水账一样将每月支出也列出来，最后竟是入不敷出，由此证明“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结果形成了一次争论，虽然有小部分人予以了同情，但多数网友气势汹汹地声讨阿忆，认为收入4786元还哭穷，那些下岗工人还怎么活，甚至一度将这位电视知识分子阿忆冠以“哭穷教授”的恶名。笔者无意去评判是非曲直，但是就大学教授的社会声望、地位而言(例如北京市在1985年、1990年、1997年三次职业声望调查中，教授的排名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其收入和社会地位是很难相符的。下面列举一些数据可资对比，30年代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也就是说即使在1997年的水平，30年代教授的月工资水平也应该在1万元以上。在当下社会，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无法过上与身份相符的“体面”的生活，难以摆脱生存的压力而专心治学，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侧面，如果我们回眸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大潮中，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时代的种种表现也可以看出，生活的压迫也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电视媒体联盟带来了经济的动力。另外，笔者在对该选题进行论证时，中国传媒大学胡智峰教授向我建议，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应该作为该研究的考虑范围，所以，知识分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经济上难以“独立”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意趣以及与媒体合作的态度。

　　1.90年代初“脑体倒挂”现象带来的知识分子心理失衡

　　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了脑体收入倒挂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教师的基本工资总体上高于体力劳动者，但是由于经济部门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津贴、浮动工资制度，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远高于教师。鉴于这种失衡状况，在80年代前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于1977年、1979年、1982年、1985年和1987年多次部分调整教职工的工资收入，教师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这一时期，工人增加的工资性收入远比教师多，脑体收入倒挂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师工资待遇偏低在90年代中期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成为1988年全国人大的重要议题之一。

　　知识分子既是文化与价值的载体，同时又是经济主体；他们既有神圣的一面，也有凡俗性的一面。因而，目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利益重新分配和地位重新划定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深受孔子“义利”观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耻于谈“利”的。清高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最鄙夷的就是“利”，“唯利是图”、“利令智昏”这些贬义词很久以前就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当人就要拥抱一个他本来就鄙视的肮脏者，而且是低声下气的时候，除开悲惨，还能说什么呢？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面前的不适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显得愈发突出。知识在市场中的难产，如今已使它的拥有者痛感到有史以来的生存危机。意识到生存危机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而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其处境不能不说是悲惨的。甚至可以说，这比过去历史中他们所承受的肉体痛苦还要严酷得多。

　　出版于1993年的《走下圣坛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全方位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该书谈道，马克思指出“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等于倍价的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一原则适用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均高于工人收入一至数倍。比如，各国医师收入比工人高出3-6倍，中学教师比工人高20%~50％，大学教授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我国，从1956年以后，却逐步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1978年倒挂8.3%，虽然1988年降为3.9%，但是，1991年又升至7.6%，尤其是全民单位职工脑体倒挂，1991年已升为14%。90年代初，中山大学教师的平均收入在320元至340元，低于广州中等平均收入，排在第九位。教授的收入也只有400~500元，相当于香港打短工两天的工资。他们尽管身处沿海富裕地区，生活上却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有的人还很清苦。据调查，当时中国收入最高的五种人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走穴”演员和组织演出的“穴头”；合资企业的中方负责人；乡镇企业的承包头；各类经纪人。在这些财富新贵面前，知识分子不仅在经济地位上无言以对，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也被作为奚落对象。该书通过对比当时著名歌星的走穴收入和大学教授的收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价值的实际意义上说，对于专家教授年收入最高6000元，与歌星们年收入60万元，无论我们如何大“换脑筋”，也无法理解“按劳付酬”的真实含义。1992年，为了吸收更多的先进模范青年接受继续教育，上海决定招收30岁以下的市劳动模范、市先进工作者、市“三八”红旗手以上荣耀称号获得者，进入普通高校深造。但在符合条件的人中，经过反复动员，仅有41人报名，只占招收计划的一半。理由有多种，主要的原因却是经济收入降低，很多人还担心成了知识分子后，地位待遇比现在差。有“知”还不如无“知”！当然，这种现象进入21世纪以后有所改善，但是相对于西方国家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都还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陷入贫困状态，在物质利益决定人的经济地位的年代，这种自尊心的伤害是很大的。其次，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中，道德的毁败现象是异常明显的。由于竞争规则的不健全，形成了坑蒙拐骗反倒易于致富的畸形现象。庄子当年诅咒的“无耻者富，多信者显”成了一种时尚。知识分子的价值人格观念是如此的颓弱无力，他们感到空前的精神压力。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维持心理平衡呢？虽然不断有学者指出，脑力劳动越来越成为最高生产力，成为财富和文明的源泉和动力，但是，长期以来的“脑体倒挂”现象易造成社会以及知识分子本身对于知识分子价值的怀疑和误解，寻求富足与期望实行自我价值的心理交融，便使得知识分子更强烈地希望开拓新的生财之道。他们发出了“要过堂堂正正生活，不在寒酸屈辱中度日”的声音。

　　2.知识分子的“过劳死”现象影响青年知识分子人生轨迹

　　“过劳死”源于日语，反映了日本人对工作的狂热性格。它是指“在非生理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淤积并向过劳状态转移，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出现致命的状态”。如果从该词语本身的生成而言，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工作的热爱和献身精神。在最近几年的中国，其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就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于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在1982年中年专家蒋筑英和罗健夫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后，就曾在知识界乃至社会各阶层引发强烈震动。据2004年《新闻周刊》报道：“在中国，新近公布的一组数据表明，知识分子平均比常人要早死10年，历史偶尔出现的英才早逝现象到今日竟趋于普遍。”我国“英年早逝”的悲剧大都发生在45~55岁年龄段的中年知识分子之中。过劳死和亚健康已经成为这一代人的两大共性问题。可以说，他们是累倒的一代。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十年前的58.9岁降到调查时期的53.4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主要表现为超负荷的脑力劳动和不堪重负的经济、精神负担，出现了一部分英年早逝的现象，使知识分子毅然走出圣洁的科学、教育殿堂，考虑过去不愿或很少考虑的经济问题；先行南飞的“孔雀”或“麻雀”以及出国的、跳槽的、炒股的等等，给知识分子树立了改变穷酸面貌的“样板”；所有这一切，使知识分子们从“君子固穷”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开始向钱靠拢，对易于生财的知识趋之若鹜。不可否认，知识分子的“过劳死”一方面展示了他们对于社会、国家的奉献，体现了对于知识不断求索的态度和意愿；另一方面，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是有联系的。国际国内的相关文献表明，人的健康状况除了先天原因以外，与其自身健康意识、饮食结构、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医疗条件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的不同导致了死亡水平在各类人口中的差异。尤其在“脑体倒挂”严重的时期，部分学者“过劳死”的警钟敲响之时，也促使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前途和人生，世俗化的治学、处世态度便应运而生了，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文人下海热潮的涌起。

　　3.文人下海、教授兼职热等现象加速了知识分子电视化步伐

　　“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态度从来都是不友好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市场总是一个充斥着粗俗市民气和卑鄙动机的地方。”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社会流传起“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穷教授傻博士”时，知识分子“君子固穷”的思想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下海”本是戏曲界的语言，指“票友”转为职业演员。在90年代初，该词特指某人从其他行业转入商界的行为。所谓文人下海，通常是指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离开原来的岗位去经商。80年代初，《伤痕》的作者卢新华赴美经商，可谓是文人下海的先行者。至90年代初，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普及。当时，火爆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创始者们，便是清华、北大、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既挣钱又不丢专业。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0所高校35岁以下的教师，有40％从事第二职业。《走下圣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上海滩，去年(1992年)上半年新批准开业的‘头脑公司’多达200余家，目前已有近千家。这些公司大多是博士、教授、研究员等坐镇‘中军帐’；据天津市科委统计，几年来，该市从教授、专家摇身一变成企业家的已有1500多人。至于走在市场经济前列的广东，教授们早已泡在了商品经济的海洋里。……北京某大学法律系一位副教授，同时在3家公司任常年法律顾问。几年下来，他叹息中带着自得道：‘活了40多年，到今天才混出个人样。’一位快退休的老教师，暑期为企业推销文化产品，利用他几位当头头的学生关系，产品一下子推了出去，两袖清风的老教师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报酬，一万多元推销费。老教师乐得走路也不稳了。……教师，一直被视为相当清苦的职业。在广州，如今不少教师已懒得去领学校里的那份工资。业余时间当家庭教师，替个体户餐厅酒吧装潢设计，兼任一家或两家乡镇企业的工程师或技术顾问……”

　　文人下海和教授兼职都可谓是知识分子在适应商品经济过程中或无奈、或自动的人生轨迹调整。知识分子在经商和兼职中当然一般是以自身专业为起点，所以在一些与文化市场联系紧密的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则最可能把媒体作为经商和兼职的对象。率先出现的是知识分子与出版社的联盟，被称作“出版经纪人”，他们根据社会热点、公众趣味，敏锐选题，及时组织人编写，以最快速度推出。从策划、选题、出版、发行，形成一个高效的出版网络，经济效益远非“官办”大出版社可比。与出版经纪人不谋而合的是自由撰稿人的出现。从“易经”、“八卦”到“社会热点透析”，要什么就可以写什么，“全能”、“高产”给自由撰稿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吸引更多文人加入此行列。继歌星、影星个体户之后，文化个体户也在壮大。王朔作为代表人物，创了当时电视连续剧本每集1万元、电影剧本每部100万的纪录。以王朔为首的中国首家民间影视创作机构——“海马影视创作室”也在1992年出现。曾经以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威震中国文坛、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张贤亮，随着文坛的沉寂，已好几年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了。1993年初，张贤亮的露面再一次引起了社会的轰动。不过他这一次不是带着一部新的作品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而是带着一份广告和一份宣言书，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出现。他向社会发出了一份《文化型商人宣言》，号召并鼓动作家和文人们下海参与经济建设，在经济舞台上手拉手地“卡拉OK”，发出中国文人下海经商的强有力呼声：“我们要实践！我们要下海！”一时间，他成了中国下海文人的旗手，国内外舆论机构纷纷报道，他又一次引起了国人的震惊。现在，他不再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而是高唱“文人的一半是商人”。大量文化型商人的出现，为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体联合做了勇敢的先锋。而他们的成功，例如王朔的作品在影视媒体中大红大紫，也带动了后进者对媒体的趋之若鹜。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主动抑或被动、自愿抑或半推半就地与电视媒体的联盟也成顺势而为了。

　　二、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按照美国学者古德纳的定义，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即兴趣基本上是“技术性”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兴趣主要在批判、解放、解释并通常具有政治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此处立论与古德纳类似，也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即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不过，这里更多的是从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和所研究的领域划分的。人文知识分子主要指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当然他们通常也是将兴趣主要放在批判、解释的知识分子。所谓的“边缘化”，主要指社会的认可程度。

　　从史前时代直至现代的漫长历史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始终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对社会的政治变迁、经济运行、价值体系等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在从前现代至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知识分子由于其强烈的批判性和前卫性而成为整个社会瞩目的焦点，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位置。但是，进入后现代之后，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社会依然需要人文知识分子，但其重要性却不及以前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如果一概而论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逐渐边缘化，就无法认识到知识分子现象的全貌。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应该区分来看待，“与近现代以来西方知识分子观念演变走向相同，尽管科技专家型知识分子已获得了确定而显赫的社会位置，但‘什么人是知识分子’却反倒因此而越发成为一个尖锐重大的悬疑；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困境成为现代人类普遍性困境的组成部分，它把人文知识分子更加明确而醒目地推向问题的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度否定传统文化，“国学”被冷落，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一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受到限制。为了搞经济建设，国家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人文知识分子的比重缩小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文知识分子总是挨整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饱受摧残。应当客观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文化理想与社会理想转变为某一时期的强制性意识形态后，也就垄断了人文价值观念。“十月革命”后，斯大林更加僵化了这一趋势。后来毛泽东反复强调区分文科知识分子与理工科知识分子，明确贬抑前者而将后者主要视为技术工具。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中心位置。我们在中国的社会变革实践中，可以不断看到人文知识分子的这种作用与影响。比如，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而在这两次社会变迁中，人文知识分子都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

　　但是，从中国国内现阶段状况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发生了中心地位的互换。这一结构关系的变化，集中表现了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从原来的中心走向边缘，科技知识及科技知识分子从原来的边缘走向中心。从90年代开始，一方面，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80年代末相比，已失去那种几无限制的社会政治文化批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化大潮继续挤占文化空间，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之后，市场经济大潮猛涨，第三次“全民经商”浪潮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力度席卷全社会。在此形势下，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生存危机。所谓生存危机，表面是指早从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经济收入的急剧下降，而较生计困窘更为根本的是，当一种实用主义的思维开始越来越有根柢地支配全社会时，80年代曾吸引国民各界关注的轰动性的文化讨论便风流云散，成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梦。

　　如果把发生在1992年的两个现象联系起来，可以发现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开始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境遇。1992年3月，珠海率先以数十万元重奖有功的科技知识分子。3月9日的《光明日报》是这样描述的：“珠海经济特区实施特殊科技政策，理直气壮地重奖科技人才。今天，荣获1991年度珠海科技进步突出贡献特等奖的3位科技人员，在几十位中外记者和千余名各界人士注目下，从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有关领导同志手中接过了巨额奖金支票，近100平方米住房产权证和‘奥迪’牌高级轿车的钥匙。”当天的《中国青年报》更是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风光的一幕”。显然，在这里《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正确表述应该是：“这是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最为风光的一幕。”而在1992年的夏天，以人文学科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却第一次出现了招生欠员的现象，它意味着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失去自己的角色位置，或者说正在被一个不再需要他的社会排挤出去。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在此的分野可见一斑。王增进先生把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地位变迁进行了小结：“总体说来，在史前时代、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四个历史阶段，科技知识分子社会位置的变迁轨迹是：中心—边缘—中心—中心；而人文知识分子社会位置的变迁轨迹是：中心—中心—中心—边缘。”

　　导致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导师”身份被市场化“祛魅”了。1992年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如果说过去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是发生在政治层面的话，那么这一波的边缘化更多的是在社会意义上。昔日主宰社会文化的人文理想的光彩黯然失色，悄然而起的是世俗社会粗鄙的功利意识——赤裸裸的商品拜物教与权力崇拜，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位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社会结构的中心移向社会的边缘。所以，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最为难熬的一段岁月。由于原本生死攸关的意识形态论争与终极价值关怀已变得无关紧要，形而上的价值分野让位于现实的物质比较，社会空气的政治分子骤然下降，政治意识为商业意识所取代，人文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从高处跌落下来。从意识形态制造者与操纵者的位置上飘然跌落，从过去万目崇仰的高处一下子掉入普通民众之中，真正“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们已不再是社会与人性的当然阐释者，因为时代已不需要他们充任这样的社会角色。世俗化在消解传统权威神圣性的同时，也消解了人文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权。尤其随着经济与科技的社会地位飙升，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失重”，再也没有“人民代言者”的自负与自命，“精英意识”、“导师心态”飘然逝去。裴毅然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最近这四十多年，文化这一领域也不断从中心退处边缘。在中国传统中，学术和思想一直被看做是为社会指示方向的，因此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占据了枢纽的位置。在社会经济决定论的新观念支配之下，不少知识分子已开始视文化为寄生物。整个文化领域更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变成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外围装饰品。文化的边缘化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已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可谓是人类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形象地描绘道：“当知识分子站起来向我们说教的时候，我发现，公众现在已经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些大学教师、作家和哲学家，他们或许是很优秀的，但在普通群众中，一种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

　　另一方面，科学教育的普及，削弱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权，科技知识分子在信息时代的社会地位不断攀升。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精英文化的失落并不完全等于全部知识分子的失落。人文知识精英依靠政权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时代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科学技术专家仍是受尊敬的权威，社会科学家也在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运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和技术是现代工业社会最需要和最倚重的两样东西，是现代工业这趟列车运转和前进的主要动力。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和依赖，就意味着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需要和依赖，而这正是科技知识分子居于社会中心位置的首要条件。普通社会成员能切身感受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他们对科学技术却又知之有限，与科技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鸿沟”，这是他们“附魅”于科技知识分子的又一必要条件。从我们每一个小学生最初的梦想——当一个科学家上面，就可以理解这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科学崇拜”。反观人文知识分子，他们与大众之间的人文科学“文化鸿沟”正在被日益普及的识字率、受教育率所消弭。“文化鸿沟”的消弭使人文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传统的一方谆谆教诲、一方洗耳恭听的单向话语关系，变成双方都主动参与、各抒己见的双向互动关系。人文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两个因素将人文知识分子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位置，使他们破天荒第一次体会到了“靠边儿站”、“四顾心茫然”的尴尬。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边缘化状态有利于实现其批判的文化责任，如赵毅衡先生认为“必须强调，知识分子之边缘化，并不是经济收入意义上、也并不完全在社会影响或权力意义上，而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使然。……反过来说，要完成好这个文化职责，知识分子必须坚持边缘化的批判，即‘纯批判’”。

　　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现象并没有滋生出大量具有“纯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反而迫使他们积极寻求重获社会认可的途径，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方式的改变。

　　毕竟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直接带来了他们社会收益的降低。无论从声望地位还是从经济收入上看，人文知识分子必须面对重新选择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就历史总体来看，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宗教作为信仰实体性的社会组织，是人文知识分子长期而可靠的生存基地。

　　2.仰仗或受庇于世俗权力，则是人文知识分子更为普遍的情况。

　　3.凭靠家庭财产或个人资助。

　　4.依靠社会机构基金。

　　5.依靠非人文职业来保障人文事业。

　　绝大多数从工农阶层逐步迈入知识分子行列的中国大陆人文知识分子可以直接排除第1、3种选择；第4种选择只能是高校教师、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谋生方式，而在人文学科科研经费极度匮乏的中国大陆，亦不可能成为唯一途径；第5种选择就是“文人下海”；而第2种似乎只能成为人文知识分子最可能的谋生方式。而与人文学科息息相关的大众文化市场、大众传媒领域也就成为被抛于社会边缘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最佳受庇护场所。90年代以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社会中产生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力，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深刻地认识到与之结合，是重获社会认可的捷径。人文知识分子在面对媒体的态度上发生了分化，部分人以一种介入的文化方式开始谋求媒体的庇护，无论是为了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创收，所以，大量人文知识分子演变为电视知识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知识分子的世俗化

　　如果说“清高”一直是知识分子拒绝电视媒体的最大心理动因的话，那么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则抽走了架在知识分子脚下的云梯，让他们跌回烦扰的世间，自觉地摘掉了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

　　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制度恢复，提倡科教兴国，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可以说是建国之后前所未有的，这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他们终于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重压下解放出来了，从而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也催发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得志则大行”的心态。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心理环境中，知识分子在荣耀、升迁、择业乃至择偶方面都处于优越位势，当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称如果男女青年找对象第一次见面，男青年拿着本诗集去，就会使博得女青年芳心的可能性大增。同时，在社会上他们的话语也得到了认真的倾听和严肃的关注。这一阶段可以说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但是，80年代的精神亢奋和“青春期”骚动，到了90年代则变成一种倦怠、困惑、迷惘和“中年期”的老成。知识分子出现了难以遏制的全面分化。于是，走向世俗、抨击崇高、调整心态、张扬私人化、逃避历史和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从而，咀嚼和感受自身存在的焦虑——生命之“轻”的失落、风险社会的无奈，以及对真理、价值、崇高的亵渎，成为知识分子内在分化的现实处境。对知识分子来说，现代社会确是一种相当乏味的社会——没有英雄与壮举，没有浪漫与豪情。这是一个没有主角与英雄，也不需要主角与英雄的社会。还想负天下兴亡大任于己身的知识分子，会在这一时代变迁面前感到十分痛苦，充满失落感。尤其随着知识普及化，社会对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客观需求度大大降低，知识分子本身的人格与精神势必日趋世俗化，与社会俗众之间的距离日趋接近 。民间实用主义和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倾向相互促动，使消费文化与具体的生活目标迅速地蚕食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作家余华说的话很有代表性：“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其实世界这么大，我那么小的拳头，击出去就像打在空气上一样，有屁用。” 在世俗化下，也涌现出反智主义倾向，以王朔为代表的世俗化作家借助小说、大众媒体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进行了奚落和嘲讽。王朔曾经说：“我的作品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有念过什么大学，走上革命的浪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

　　知识分子世俗化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中性化。旷新年先生说：“在90年代，对于思想的排斥中，中性化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的明显趋势。知识分子蜕变为学者，他们拒绝大问题，然后按部就班地经营一些小问题，逐步沦为大学体制的配件，成为固定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普遍地丧失了灵性和性情，为了消费而自动地生产更多的‘知识’，并且通过品牌去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地位。” 对于知识分子职业化、中性化的问题，萨义德认为，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也可译为职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做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 。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媚俗化。从当时的小说创作中就可以窥见一斑，80年代的小说创作曾经盛行过“媚雅”之风，而90年代的小说创作则盛行起“媚俗”之风，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的“神圣传统”，受到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严重挑战。知识分子曾经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等美好理想在“新体验”、“新状态”、“新乡土”、“新城市”、“新历史”等类小说中被遗忘和奚落，物欲、私利的角逐、不受任何法规约束的个人主义、打工、炒股、买卖、性与权力的交易、对金钱的追逐等等，却被堂而皇之地张扬着。世俗化、粗鄙化、庸俗的个人利益被鼓吹和强化，与政治、伦理、道德、情感关系等带有传统色彩的社会“秩序”公然对抗，金钱所煽动起来的拜金主义使“发财”成为社会最流行的语汇。知识分子世俗化风气让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主动卸下了深重的历史使命感，无畏地投向了曾经被前辈们鄙夷的市场和大众媒体，成为创造大众文化的生力军。同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致力于改变这种世俗化，积极地介入电视传媒。在客观上，这都为电视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