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内因是事物变革的关键，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外因作为重要的催生条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心路历程，更多地是由外部条件的急剧变化带来的，既有社会层面的也有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内外的因素是结合、共振地发挥着作用的。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

　　1.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逐渐显露端倪。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

　　一方面，从负面效应上看，市场经济迫使知识分子心理失衡和失态。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旧的道德资源以及一度起到整合社会作用的新意识形态都失去了规范能力。社会价值标准由政治、文化标准向经济标准位移，物质崇拜开始萌生，而且，逐渐呈现的企业家、商人、明星等财富新贵迅速侵占了知识分子的中心位置，一时无法妥善调整的分配机制将知识分子抛向相对贫困的境地。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在其初始发展的阶段，社会科学及其工作者不受重视以至被排斥的情况确实并不罕见。欧洲历史上同样出现过非生产劳动收入远远低于简单劳动者的情况，例如亚当·斯密曾提到，英国在15世纪时学者与乞丐是非常接近的同义语；马克思也谈到过学者报酬菲薄是供求关系失调和竞争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学者，在呼吁政府和社会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的同时，更应该在学术上严格自律，多出精品；作为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应做“智慧的暴君”，但也不应做“智能型奴才”，成为挣钱、当官式做学问的工具。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90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市场化面前的确出现了强烈的心理失衡。陶东风先生认为，“到了90年代，市场化导致民间文化资本的出现，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后知识分子’，如王朔之类的所谓‘痞子作家’、各种影视歌星、文化经纪人、书商等等，他们与市场的关系极为紧密，精通市场的游戏规则，因而在争夺民间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如鱼得水，成为文化市场的弄潮儿(我称之为‘文化大款’)；而原来的精英知识分子则相对地显得清贫寂寞，在文化资本的争夺中缺乏竞争力。在后者看来，90年代的文化新贵根本没有参加80年代为改革开放而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改革的果实却偏偏落到他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从正面效应上看，市场经济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商品经济意识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有利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有学者认为，“9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成熟的时代，这种成熟既表现为由情感上的百感交集而走向宁静，也表现为由思想上的义无反顾而走向疑惑” 。知识分子开始普遍觉察到了历史真相，越来越生动、越来越健康的经济生活闯入他们的视野，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解放性的启发，对于经济生活的认识在市场经济中趋于成熟。商品经济使知识分子在研究和表达机会上获得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并且他们的劳动也获得越来越优厚的报酬。在文化层面上，市场经济带来的文化资本流向促使精英文化冲出知识分子领域，进一步走向平民，更能体现个性、平等和自由，从而促进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2.社会转型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

　　知识分子分化问题其实从知识分子产生时就开始出现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首先从非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获得了自己特殊的形态。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利益关系的不断变更，知识分子便不断地分化成各种形态，其价值实现方式也与其他社会群体发生交叉、交换、融合或分离，这是知识分子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在社会转型期，这种裂变则表现得更为强烈。“社会转型”一词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是英语Social Transformation的中文解释，主要指社会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般说来，它既可以指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的变革，又可以指社会习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这里的“社会转型”不仅仅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转型，还指与其相伴随的全球化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深入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的工业文明形成了严重的对峙，而由西方开始并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转型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更加复杂，文化冲突也更加剧烈。中国社会原先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得到调整与修正。调整与修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如：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纲领，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以经济增长与物质改善的目标代替原先的“精神至上”与“穷过渡”；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放弃原先的头脑发热与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代之以切实的经济发展目标等等。这些调整与修正必将并已经涉及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与阶层属性的重新定位、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调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知识分子与国家、与政府、与执政党的关系的变化。最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同时也涉及知识分子结构内部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随着社会转型的实现，知识分子需要在新的社会框架内，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获得新的价值确认。在新的社会分工中，知识分子正是以其作为知识载体的特殊优势，获得了多种选择的机会，从而使知识分子队伍面临重新选择社会角色的问题。选择的结果，我们将之归结为两部分，一部分投身市场，与市场相结合，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另一部分未能直接进入市场，他们与市场保持相对的距离(间接联系而非隔绝)，以学院化的生存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市场经济在给了知识分子重新选择人生道路机会的同时，也带动部分人与市场、与大众传媒合作。也有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后，原来相对一致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为经济科技型知识分子、智囊型知识分子、清流型知识分子、媚俗型知识分子和平民型知识分子等。经济科技型知识分子主要与企业结合，由此直接获得经济利益，间接谋求社会地位。目前，其经济利益已经逐步等同于社会地位。智囊型知识分子与政府结合，由此直接获得社会地位，间接谋求经济利益。清流型知识分子则远离社会，其中的一些人往往站在传统或后现代的立场上否定现代性。媚俗型知识分子则相反，在社会中随波逐流而获利。平民型知识分子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既贴近社会又有责任心，但可能会缺乏深度。在这几类知识分子中，媚俗型和平民型知识分子，一个为了自身利益，一个为了社会利益，都倾向于与媒体合作，占领公共空间，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权力。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在这次知识分子的裂变中，出现了一批被学者们称作“后知识分子”的文化弄潮儿，他们与媒体广泛联盟，扮演着从影视制作到畅销书策划、从专栏作家到文化经纪人等角色，他们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大众传媒产业的兴起而兴起。而且，发展中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两级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种种矛盾，使传统的知识分子具备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进行诠释的机会和可能，使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用武之地，许多文化精英致力于使边缘人的声音进入主流传媒，体现着所谓的人文关怀，也促成了多元化的电视文化格局。

　　二、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思潮

　　“大众”(mass)在英语中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即乌合之众。在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理论中，“大众”常被当作贬义的对象，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应当区别对待。90年代转型期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动，其中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非意识形态性的消费型文化——通常被称为“大众文化”——的迅猛扩张及其对精英文化的排挤、侵蚀，而这样一个文化事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80年代知识分子亲身参与推动的“现代化”进程的直接而不曾预期的结果之一。按照约翰·菲斯克的观点，“大众文化是由各种组合的居于从属地位或被剥夺了权力的人群所创造的”。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更多地与大众传媒密切相关的文化，无疑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密切相关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不同，而它的贡献也并不在于将传统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取而代之，而在于顺应市场化、技术化、全球化以及生存方式的转换，在传统的美学追求、文化趣味之外，又体现着一种新的美学追求、文化趣味。中国社会大众文化的兴起适应了当时国民在基本温饱满足之后，在政治与日常私人空间分开后，竭力寻找属于个人的文化消费空间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一新机遇，借助日趋展现出社会控制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大众文化开始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市场优势。“大众商业社会不可避免地贯彻某种以次驱好的格雷欣法则。不管怎么讲，好的东西总被视为最好之物的天敌；商业价值与大众传媒的发展，这两者的结合，赋予这个天敌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所以，通俗文化的巨大规模被认为必然会淹没高雅文化那孤立而优雅的声音。”

　　其中，90年代的中国出版界较早地开始了市场化运作和大众品位的追逐。王一川先生也指出：“就文学而言，为出版商和公众所热衷的不再是80年代那种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精英文学，而是依靠大众传播媒介的市场与制作优势而成批生产的、能满足公众好奇心、刺激欲或快感的种种通俗读物……不如称‘媒体读物’。”

　　大众传媒与文化工业改变了此前社会各阶层对文化权力与文化资本的掌控与占有格局，参与并改写着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想象，由此形成了当时错综复杂、林林总总的文化立场与文化身份，这也是海外称中国内地形成了所谓“新诸子百家”的主要所指。90年代中期的“都市报”热潮以及以央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节目的成功为代表的电视媒体的崛起，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更加优良的传播平台。一些勇于尝试的新型媒介知识分子，迅速向电视媒体领域转向，搭上了大众文化的电视快车。在市场经济“价值决定论”的影响下，以享乐和休闲为主要趣味的大众文化，在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消解时，也迅速地侵蚀了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间，改变了长期以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占据领导地位的文化格局，形成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鼎立状态。为了获得文化领导权，精英文化及其代理人知识分子不得不与大众文化结盟，这三种文化逐渐呈现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发展趋势。

　　电视媒体对大众文化品位的追逐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存在的。布尔迪厄在分析法国电视大众化趋势时指出：“50年代的电视要的是文化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利用自己的垄断给众人强加了有文化追求的产品(资料片、古典作品改编、文化讨论会等等)，培育公众的品位；可90年代的电视为了能尽可能地招徕最广大的观众，竭力地迎合并利用公众的趣味，给群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典型的有脱口秀、生活片断、赤裸裸的生活经历曝光等等，往往很过分，用于满足某种偷窥癖和暴露癖(人们为了一时露脸，都热衷于与电视游戏，哪怕只是作为普通观众)。”在普通观众都热情地渴望到电视荧屏前秀一下的时代，知识分子那颗世俗的心怎么可能平静呢？大众趣味取代了知识分子的位置，这就为一批“后知识分子”崛起提供了机会，也包括了电视知识分子。

　　“后现代”一词最早曾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后现代思潮的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到70年代其影响已经比较广泛，80年代以来，后现代话语以法国为中心，开始在全世界流通。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后现代主义的假象》(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简明扼要地归纳了“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质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后现代主义是反映这个时代变化的文化风格。它无深度，无中心，漂移不定，自我指涉；它是游戏性的，往往从别处借来观念和意象加以折中调和；它是多元主义的艺术，它无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也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 虽然我国尚未具备从传统社会直达“后现代”社会的条件，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已经渗透到了我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其反启蒙、反传统、反批判等价值观念对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其实，“中国后现代”是知识分子话语中最为彻底的实用主义思潮，它为市场化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喝彩，以实用精神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与批判意识，潜在地鼓励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共谋”，对钱权交易、贫富分化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痛苦却熟视无睹，完全认同主流观念与日常现实，为先富阶层的金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合法性进行价值辩护。在放弃批判立场和思考之后，部分知识分子热衷于大众文化的创作手法，直接追随大众品位，演变为指导人们享受生活的社会赞美者。

　　后现代对于知识分子最大的影响，依据福柯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即普通知识分子消失，特殊知识分子取而代之，周宪先生认为，从普通型知识分子转向专家型知识分子，从关注宏大叙事的启蒙英雄转向小叙事的专家，从立法者(权威、作者和教育者)转向局部问题和专业领域解释者，似乎都说明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角色的转变，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强烈，而且也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合谋。所以，有学者批评道：“太多的所谓的‘思想者’，甚至‘思想家’，他们几乎是现代传媒时代的产物。传媒的特点就是希望声音永远是高调的、煽情的、表演的、与众不同的，它不需要理性的、温和的思想。温和的理性在媒体就像在广场一样，永远不是极端的、偏激的浪漫激情的对手。有些所谓的‘思想者’、‘思想家’为了迎合传媒、吸引公众，成为很可笑的‘文化思想明星’。他们不在学理上像顾准那样下工夫，而是在修辞上努力，起劲地煽情、作秀、唱高调。虽然他们的‘思想’在追逐时髦的人看来很尖锐、很独特，但是在真正有思想的人看来，会发现在那些华丽的辞藻和机智的修辞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空荡的灵魂、一个苍白的手势，纵然能够泛起一时的摩登泡沫，但很快便会成为过时烟云，像大浪淘沙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电视体制改革迎来的机遇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电视传媒是典型的公共性质的媒介形式，属于非盈利性质的事业单位，是党的宣传工具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作所需的全部资金完全由各级政府部门财政拨款。在这种体制下，电视媒体基本上以完成宣传任务和以我为主的传者身份存在，不仅缺乏改良电视节目质量的动力，也难以在僵化的人事制度中实行灵活的人才流动。

　　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同样经历了全面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和中央批准了调整发展方针，以实施“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推动以新闻改革为龙头的全面改革。“四级办电视”调动了各级政府和广电部门兴办电视台的积极性，全面拓展了电视的覆盖和总体规模，也开启了电视产业的先河。1985年4月，经由国务院批转的《国家统计局关于第三产业的统计报告》第一次将广播电视事业列为第三产业。90年代初，随着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等新技术逐渐普及，中国在数量上迅速成为一个电视大国，电视机也成为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使电视拥有了成为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大众媒体的前提。党的“十四大”以来，广播电视管理职能部门对电视领域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作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进一步解放了电视生产力，促进了电视创作生产和发行播出的繁荣。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要求第三产业机构应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国家今后对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大多数事业单位，要逐年减少拨款，三年后这些单位要实行自收自支。这意味着广播电视事业要全部推向市场。中国广播电视业开始在观念、体制、政策、法制、技术、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场以整体转型为特征的变革在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电视体制改革为电视产业化发展拓宽了途径，树立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虽然这种模糊的经济属性仍暴露出许多问题，但是毕竟使得电视媒体在经营上拥有了一定的灵活性，在对社会资源利用上表现出多样化，并呈现出频道化、专业化、特色化等发展。电视产业化发展在壮大自身的同时，也逐渐使电视媒体向知识分子敞开了大门。

　　其中，90年代初，主管部门实行了电视剧创作生产单片制作许可证制度，放宽了电视节目制作市场的准入条件，极大地激发了电视业外人士对于电视媒体的关注与投资，出现了民营电视机构和独立制片人，促进了电视剧市场开发的力度，同时也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参与到电视剧的创作中来，逐步熟悉和了解电视媒体，这些幕后和边缘工作为此后知识分子深度介入电视行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3年的电视“制片人制度”改革，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学者对此的评价是，“制片人制作为改革的尖兵触动了僵化的传统电视行政管理体制，冲破了权力垄断和‘人治’的局面，使电视生产力大大解放；它使从业劳动者个人价值得到提升，人才涌现，让电视成为人才汇聚，具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它还触动电视业内对法律意识、经营意识、成本意识、市场意识的认识，促进电视生产的栏目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部机制推动了电视的市场化和专业化”。制片人制度的改革，激活了电视人对于提高电视节目质量的热情，借知识分子“外脑”和请知识分子“嘉宾”等方式便随之产生，并被模式化保持。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文化视点》和《实话实说》节目，余秋雨进入了《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的策划，杨东平和郑也夫参与了《实话实说》栏目的策划，尤其是《实话实说》以其贴近大众生活的讨巧话题和主持人的机智赢得了较大的成功，并被中国电视业界广泛模仿，兴起了一时的谈话节目热潮，其中知识分子的才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当然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用人制度的灵活分不开的。至今，我们还能够从冯小刚的电影《手机》中看到那个类似于《实话实说》的《有一说一》节目，作为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费墨”教授(张国立饰演，冯小刚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其看起来是有文化的演员)就是在充当电视节目的幕后策划人，而他给电视栏目组成员上课的一个场景(虽然颇具调侃意味)让人隐约感受到了知识分子对于电视媒体的影响。90年代中期以后，各级电视媒体内部普遍先后开始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带有一定程度的优胜劣汰性质(中国的特殊电视体制还不允许全方位的人员竞争上岗)的聘用制度的实行，促使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进入文化生产领域，他们与业外知识分子广泛的联系以及媒体咨询等行业的发展，分别为知识分子接受电视传媒的“召唤”提供了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