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潮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其中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自我的反思，从而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我的历史。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这个群体在社会上的作用、地位以及与媒体的关系是有区别的。许纪霖先生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化大革命”一代和后“文化大革命”一代。在前三代和后三代中，都有自己的历史中轴，那就是“五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事件不仅分别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知识和心态的分水岭，以一种什么样的阅历和身份经历它们，足以区分几代不同的知识分子。

　　笔者十分认同许先生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代的划分，同时也注意到，社会的现代化与传媒的现代化贡献密不可分。由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大众传媒的发展也是相伴随行的，而且，作为重要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在影响社会思想与人民生活的层面上，知识分子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严格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媒介的控制和掌握，如文字、书籍，正因为有了文字这个抽象符号才使得知识分子从普通社会人群中区分出来，同时文字也是横亘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重要媒介。直到今日，书籍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利用的重要媒介，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无论是在社会对知识分子本人的认可还是知识文化的传承方面。大众媒介的产生使得媒介环境复杂化，也使得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复杂化。这时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联盟会导致什么行为方式和后果呢？

　　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演变时，不妨把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例如法国学者德布雷在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史时，就重点考察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从而得出法国知识分子从教师到作家再到名流的发展历程。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与传媒从陌生到接触、到互相兼容的历史。由于不同介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效果和价值实施上具有明显的差异，知识分子群体与不同质地的大众传媒的融合也表现出迥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作用。所以，笔者尝试着从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发展相融合的关系中，分析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史。在这里，大众传媒主要指大众传播中的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和书籍不在本研究范围内。不同介质的大众传媒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形成了共存共荣的局面，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报刊知识分子和电视知识分子来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却可以从知识分子在与不同大众媒体的关系中发现，在整个20世纪，甚至可以推前到19世纪晚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媒介化转向，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报刊媒体化转向和20世纪90年代后的知识分子电视媒体化转向。

　　一、报刊媒介化转型

　　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结合，对第一次转向，即在命运驱使下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报刊媒介化转向，笔者仅简单梳理历史脉络，不做过多论述。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在历史上，中国古代报纸主要在中国士大夫阶层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古代官方报纸也主要定位于士大夫群体。尤其在明代的朝野士大夫知识分子当中，在职的官员是邸报 中国古代报纸的一种。最热心的读者。“他们上班当值时，在各自的衙门里看官家的报。回到寓所时，在家里看自己用‘邸抄之费’订阅的报。出门上路时，则随处找居停主人借报。他们之间如果有谁在报上发现了和亲友有关的重要信息，还往往差人将报送去传看。”但中国古代报纸的作用有限，内容主要是皇帝起居、宫廷动态、朝廷政令、诸臣奏议等，仅供官吏士大夫阅览，和近现代报纸的社会作用存在着明显区别。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不仅有西方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冲击，也带来了近代化报刊。清末知识分子在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同时，也调整着自己的言行方式，干预社会的媒介化转型便在孕育之中。随着殖民主义势力的大举入侵，外报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版地点也逐渐由沿海扩充到内地。到了19世纪末叶，已经形成了以英美报刊为主干，以上海、香港为主要基地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大量国外近代报刊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吸引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19世纪中期，士大夫阶层就已经有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开始翻译西方报纸。“而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更与在华外报有关西方文化思想的宣传紧密相连。这种影响，始于冯桂芬、薛福成等人，至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达到了高潮。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就直接受到外报西学宣传的启发。”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出现了学习西方、改造自身的变化。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时，认识到非革新不足以图存，然手无权柄可操，遂致力于办报，借报纸传播其主张，以言论觉天下。在国人最早创设的近代报纸上，有识之士即鼓吹习西法，识洋务，变法自强。1874年2月4日，曾游历欧洲的秀才王韬在香港创办以“强中以攘外，言取远以师长” 为宗旨的《循环日报》，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批自办报纸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大的”。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开始尝试与近代报刊融合，产生共鸣，以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甲午战争之前的传统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的联盟在规模和影响上都未达到一定层次，只是萌芽初期的表现。

　　上述第一批办报的中国人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原因，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对近代传播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时代呼唤新的传媒宣传人才，时势也造就了新的传媒的宣传高手！此时通过近代传媒比较广泛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们因缘时会，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较之稍前的办报人对传媒的重要性有更明确的体会。19世纪90年代，维新变法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后维新派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国人自办报纸的一次高潮，也加速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步伐。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甲午战争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处于缓慢发展的过程，而对近代报刊的态度还未达到大规模地自觉利用，而甲午战争的失利使中国社会陷入更加灾难深重之中，知识分子在维新运动中的突然觉醒，为知识分子的报刊传媒化转向打开了新的篇章。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舆论影响力上，认识到了报刊对于实现救亡求存的济世理想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创办近代报刊，争夺话语权利。如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政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仅看到了报纸在“去塞求通”上的功能，也使其成为沟通内外信息、从上到下传达维新变法思想的有力工具。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士绅，其产生和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联系，科举制度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根基——从士到仕的演化路径被堵死，摧毁和瓦解着旧士绅阶层，士绅阶层已不可能依靠功名身份和文化权力，继续保持社会的领袖魅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对于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同时也逐渐开始了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催生了新的知识阶层。为了重新在社会中处于核心影响地位，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社会地位载体，在报刊媒体中获得新生成为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之一。张灏先生指出：“1895年以后，最初由于政治改革运动的带动，报刊杂志数量激增。根据布里腾(Rosewell SBritton)的统计，1895年中国报刊共15家。1895-1898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我个人的统计是64家)，1913年是487家。”

　　随着西学东渐，从士大夫阶层分化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到“五四”时期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从新式学校毕业或是留过学，接受过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掌握了西方现代的一些专业知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那些只接受过儒学教育的士大夫们相比，他们是新知识分子。其中部分人以知识精英的身份留在民间社会，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大众传媒工具批判时政，这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中国人民痛苦不堪，中国革命困惑不解。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新的历史时期也由此开端。而且1915年以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了，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报刊作为主要阵地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如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便是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着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文化发起摧枯拉朽的猛烈总攻击，唤起了整整一代青年的觉醒。“五四”运动的爆发，把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新闻界为“五四”运动推波助澜，发挥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先导的作用。在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下，“五四”时代的报刊数量更为激增。从20世纪初到抗战以前，很多知识分子自办报刊书局，形成了一种制约政府、影响决策的舆论力量。从事这一活动的知识分子，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还有办《京报》的邵飘萍等等。根据当时《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的估计是840家，《申报》认为是1134家，而1917年美国人伍德布里奇(Samuel IWoodbridge)在《中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Sinica)给出的数字是2000家。据胡适的估计，仅在1919年，全国新创办的报刊大约就有400种。由此可见转型时期报刊杂志增长速度之惊人。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至于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面——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新的社会制度性机制，特别是大学、出版社、媒介或其他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条件，又是它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公共空间。现代知识分子、报章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三者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长远看来，这三种制度媒介造成了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影响：一个是它们的出现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cultural infrastructure)的启端，另一个是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展开。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前期，有大批的知识分子进入新闻报刊领域。不管是在政治性报刊、商业性报刊还是思想文化启蒙性报刊，都活跃着一大批从传统体制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传统权力之外寻找新的人生支点，在封建庙堂之外开辟新的社会空间，为现代社会培育新质。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也渐渐从传统的庙堂理念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政治权力的迷梦中省悟出来，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报刊领域，各种形式的报刊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并诞生了一大批优秀报人，在推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新闻报刊功不可没。

　　从文字到书籍，几千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阶层的重要思想传播媒介。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嬗变的过程中，部分有识之士在丧失功名的荫护之后，发现了舆论的力量、大众的力量和报刊的力量，在救亡、富强的历史使命召唤下，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报刊传媒化转型，将毛笔书写的墨迹变成了报纸上规整的铅字，让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责任载上了大众传播的快车，不断影响着社会与中国历史和未来的走向。

　　二、电视媒介化转型

　　中国电视事业诞生于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最早的固定观众是一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电视机在中国长期并未普及，而且，由于“文革”时期的破坏，中国电视事业真正的春天应该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到来。

　　1.80年代至90年代初知识分子对电视的拒绝

　　早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视刚刚普及之后，就出现了函授性质的电视教学栏目。这应该算作传统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早期亲密接触。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些知识分子可以被称为早期的电视知识分子。但是，当时电视仍属于高档消费品，并未走进千家万户，而且电视函授教学仅仅是一桌、一人、一叠讲稿的固定模式，这些所谓的早期的电视知识分子远未达到今天电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

　　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在知识分子世袭的印刷媒体领域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大众读物的畅销和流行，使得知识分子的这种霸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出现了某种失守的状况。而在电子媒介领域，所谓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分子，除了给电影以适当的命名和承认之外，对于广播电视，不是不屑一顾，就是嗤之以鼻。对于介入和参与电子媒介的知识分子，视其为离经叛道。由于对于电视媒体缺乏了解，甚至是在长期政治迫害中养就的怕出名的避祸心理影响，在知识分子人群，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中，更多的态度是拒绝上电视。其中，钱钟书先生对于电视采访的回避可谓是个代表。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钱钟书的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全国观众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1991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八家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专辑《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名列其中。摄制组几次与钱先生商议，均遭拒绝。后来，摄制组了解到，只要能做通杨绛工作，事成大半也。他们给杨绛打电话，一打便是一个多小时。可时间再长，得到的回复仍然是两个字——不行。组织者在电话中说：“被录制的文化名人，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钱先生立即从旁插话道：“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这钱吗？”甚至一些文化气息浓重的节目，钱钟书也拒绝参与，例如他始终拒绝上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这个节目。对于电视的躲避几乎到了夸张的地步，一次夏衍生日，夏的女儿给同住一个医院的钱钟书送来一块蛋糕，钱先生脏器衰竭症状刚消失，病情缓解，胃口大开。他坐在床上边品尝蛋糕，边与人谈天说地。突然发现被记者的摄像机捕捉，钱老先生一撩被子，连人带头带蛋糕就捂了进去，全然不管白、红奶油弄得满头满身满被子。

　　当然，钱先生坚决地拒绝上电视，也跟他“默默者存”的处世哲学有很大关系，但毕竟这种不为金钱和名声而动的精神令人敬仰。不过，无论如何钱先生与电视还是结下了不解之缘。1990年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钱钟书与《围城》更成为热门话题，钱钟书开始成为如日中天的大学者和青年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余秋雨先生说：“在前辈学者中，钱钟书先生我倒是不认识。有一阵子很多媒体以钱钟书为例论证学者必须拒绝电视，我就觉得缺少根据，因为在钱钟书先生适合上电视的年龄还没有电视。后来我的朋友黄蜀芹、孙雄飞要把钱先生的《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我有机会读到钱先生关于这件事的好些通信，发现他不仅没有拒绝电视，而且还兴致勃勃。可见，说钱先生拒绝电视，是伪造的。以伪造的形象作为典范，必陷误区。”本文系摘编整理自2006年年初余秋雨在凤凰卫视每天播出的《秋雨时分》的第一部分，重点解析人们关于文化的一系列误区。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余先生的看法，一方面是因为钱钟书先生拒绝电视，主要是拒绝自己上电视、被采访，谨防媒体吹捧自己，这和《围城》被改编成电视剧是两个意义层面上的事，他给自己制定了三不主义，即一不接见访客，二不接见新闻媒体的采访，三不参加一切会议；另一方面，《围城》的被改编，钱先生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他在给改编者的信中谈道：“看来剧作家要编戏，正像‘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也是没有法儿阻止的。中央电视台有一位同志曾写信要求改编《围城》，我不支持，但不阻拦。我很惭愧，也很荣幸。”而且，之所以同意黄蜀芹改编《围城》，是因为钱钟书、杨绛同黄蜀芹有两代人的交情，四十年代杨绛的成名作《称心如意》就是由黄蜀芹的父亲黄佐临导演获得成功的，而且这笔稿费对于当时身陷困境的钱钟书夫妇可谓是雪中送炭，钱钟书也说：“我们两代人有这个交情，这交情我一定要强调，表明人是不能忘本的嘛！对上海的几位同志来这里，我要是不识抬举是不对的。” 如果仅凭余秋雨先生所说的情况就认为钱先生拒绝电视是个伪造的形象是有失公允的，毕竟钱先生并未成为一个“电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拒绝电视媒体的例子还有一些。王选院士在一个题为《我是一个过时的科学家》的演讲中曾说过一段话：“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

　　2.90年代中期至2003年，第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介入电视

　　20世纪90年代前期是中国电视进入市场的又一个新高潮，中国电视的体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至1994年底，全国有电视台766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38917座，卫星地面接收站73337座。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3.4％。全国有电视机27487万台，平均每百人23台。电视媒体在这个时期迅速普及，立刻便展现出电子媒体的传播优势，正逐步取代报纸在中国新闻传播上长期以来形成的第一媒体的地位。同时，90年代以后，伴随着公共文化空间的萎缩，消费文化的市场却大大扩张了，文化公共闲暇时间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需要出版业、报业和休闲杂志提供更多的文化消费产品。于是，在媒体为中心的文化市场诞生巨大需求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群媒体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有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电视媒体在社会中的强大舆论影响力不得不让知识分子侧目，而熟悉、适应消费文化的媒体知识分子开始迈出了新步伐，在电视媒体内部知识分子的介引下逐步接近电视，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媒介化转型也悄然展开。通过这次转型，中国知识分子从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向后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从思想启蒙中的“立法者”向媒体化生存的“阐释者”转化，从引导大众的精英立场向捕捉大众趣味的跟随态度转化。

　　尹昌龙先生谈道，在1997年，其实，像名人一样风光的，不仅仅是影星和歌星们，一批文化人也带着自己的声音和形象竞相登场了。在文化日益扩张的今天，文化人成为名人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多了。就在文化界竞相讨论“电视知识分子”这一新概念的时候，一批文化人已在媒体上频频露面了。面对观众，他们讲述着太多的事情，除了人文精神、商业道德、环境保护等专题之外，计划生育、偷税漏税、非法同居等等问题，也都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视野。

　　一些知识精英从鄙薄电视到参与电视，立志改造电视。如钱钟书般拒绝上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北京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如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等陆续参与到电视节目的策划活动当中。1999年，海南以文化品位著称的刊物《天涯》约请电视人时间和学者杨东平，探讨了一个多少令人欣慰的话题——电视与知识分子的“联姻”。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电视业中来。他们看重难得的发言权和面向公众的机会，当然也有私人利益的润滑。杨东平的话很有代表性：“我参与大众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与自己的性格倾向、兴趣倾向有关，比较关心社会问题，愿意面向公众发言。我深感我们社会生活中发言权的匮乏，深知这种发言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要充分地加以利用。我从来不拒绝大众媒体。”电视人时间认为，不能不承认电视工作者从总体上说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要把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表达给观众的话，存在知识、修养和阅历的不足。如果希望节目内容深刻，增加电视的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品位，就需要借助学者的智慧。若把社会精英、社会智囊调动起来，一同做电视的话，电视节目的质量会好得多。电视业需要知识分子幕后的支持。

　　在当时的电视节目中，台前幕后，知识分子的介入身影正逐渐清晰起来。方健文在1997年 由于该文发表在期刊的1997年的第1期，而且是选自《陕西广播电视报》的，显然作者描述的是1996年的现象。的一篇文章中谈道：“我们看到了著名学者、散文家余秋雨先生介入了《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等电视栏目的策划；著名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参与策划并主持的《北国风》；杨东平、郑也夫参与《实话实说》栏目的策划；朱正林参与策划《读书时间》；而在著名栏目《东方时空》中更因有一批各学科的硕士、博士参与节目的策划和制作，使节目显示出关注人生与表现社会的广度与深度……”由于当时中国电视媒体发展的局限和新闻宣传体制的束缚，知识分子在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介入电视运作活动，更多地体现在节目策划等幕后运作上。在另一方面，电视媒体大规模制造“学术明星”的条件也尚未成熟。

　　3.2003年以后，大量“电视知识分子”出现于电视荧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为什么将2003年作为一个重要的界线来看待，笔者认为与2003年发生的两个事件有关，一是“非典危机”，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2003年的非典危机，促使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分析非典危机中的两种政治动员模式；中山大学教师艾晓明就孙志刚事件多次发表评论。王晓渔先生谈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将文人的职业道德丢弃，介入现实的论题和讲究修辞的话语融合到一起。他们的舌头摆脱了那种亢奋的声调，试图寻找“呐喊”和“沉默”之外的声音。一切都还刚刚开始，希望“沉默的大多数”不再面临“爆发”和“死亡”的两难选择。在当代社会，发挥公共知识分子作用的最佳的途径之一就是利用电视传媒的影响力。2003年非典危机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电视报道中呈现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时成为楷模，并当选2003年度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对他的评语是：“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他冷静、无畏，他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对灾难。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出他的人生准则和职业操守。他以令人景仰的学术勇气、高尚的医德和深入的科学探索给予了人们战胜疫情的力量。

　　这次公共危机事件，给知识分子以知识权威身份参与电视节目提供了经典范例。另外，2003年7月1日，中国第一个新闻频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随之产生的大量新闻评论节目、访谈节目也为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话题、节目制作提供了成建制的平台。这里也应该强调，与此之前，在大陆部分落地的凤凰卫视倾力打造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完美结合的做法，造就了阮次山、余秋雨、杨锦麟、王鲁湘、阿忆等一批著名的“电视知识分子”，为大陆电视媒体作出了良好的示范，也促使部分知识分子改变了对电视媒体的看法，而加入到电视活动中。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央视《百家讲坛》大众化改革的成功，带动了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王立群、于丹等公众电视知识分子的崛起，让人们惊讶于教授级专家学者也能享受如李宇春、张靓颖般的明星级待遇。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节目将二流知识分子变为学术明星、学术权威，将一流知识分子变为大学问家。观众则大呼，让学术走出象牙塔！出版商则在争论声中不断把电视知识分子的“学术”著作运作成百万级别发行量的畅销书，电视媒体亦欣欣然应对广告商的青睐。一时间，在学者的批判声与赞赏声的交织中，在“粉丝”的狂热中，“电视知识分子”现象成为当下社会文化领域中一个重要话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印刷媒体为主要社会介入方式的行为，正在电视媒体日益强大的文化领导权面前弱化，他们正在经历着第二次媒介化转向。如果说第一次的报刊化转向是在国破家亡的命运驱使下完成的，那么第二次的电视媒介化转向的原因则更加复杂和深刻。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识分子第二次媒介化转型的同时，网络媒体的勃兴也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可以预见，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三次网络化转型也在暗流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