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华

　　一

　　在儒学的思想体系里，所倡导的仁爱、中庸、克己复礼等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内容。而对孝道与丧礼的重视，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如《论语·为政》中就强调，对待父母应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认为这是起码的孝道。《论语·阳货》中则强调“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礼记·祭义》则要求“事死者如事生”。《礼记·祭统》中说得更为详细：“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唯贤者能备。”又说“祭者，追养继孝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者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我们知道，儒学是汉朝的显学，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与儒术的独尊，儒家的思想也就成了人们奉行的准则。可以说，正是由于儒学独尊的地位，所以对两汉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乃至民俗民风也因此而深受浸润。汉代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对孝道与丧礼的高度重视，其思想根源便正在于此。

　　汉朝重视孝道与丧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当时的选举仕进之途也有着很深刻的关系。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初，为了网罗人才，巩固统治，曾下诏征召天下贤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下诏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如果说汉高祖开创了汉朝征召贤能的风气，那么到了汉文帝时，则开始建立了比较具体的选举贤能的办法。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下诏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前元十二年（前168）下诏又强调了荐举孝廉，说“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到前元十五年（前165）又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遵循最高统治者的要求，荐举贤良和孝廉也就成了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们认真贯彻实施的一项重要任务。汉武帝时依然很重视贤良与孝廉二科的察举，继位之初于建元元年（前140）就“诏丞相、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