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黎明

　　一、汉代的“血族复仇”之风在中国传统社会，“孝”不仅仅意味着侍奉双亲、传宗接代，还意味着要保护家族的血脉。在家族血脉受到伤害或威胁之时，如果“公法”不值得依赖，那么选择“私法”则是一种必然。由此，“血族复仇”之风在中国传统社会十分盛行。

　　无须赘言，“血族复仇”行为是“孝”的一种极端表达。

　　由于宗族观念的作用，在先秦时代，除西方秦国外，关东诸国对血族复仇行为的限制十分松弛。法与伦理观念在血族复仇行为上的矛盾是很少的。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在关中地区，秦国商鞅变法之后严禁私斗，关中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血族复仇之风得到抑制。

　　秦王朝建立之后，严禁血族复仇。但至秦朝末年，秦王朝的国家机器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在全国各地陷于瘫痪，血族复仇又被视为正当行为，不受法律约束。例如，据《汉书·栾布列传》记载，栾布报仇之后，燕人视为英雄，“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改变了秦王朝的“纯法”政治，一方面强调法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力图以“父子、夫妇、尊卑”的血缘关系作为封建皇帝“家天下”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孝”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古老的血族复仇之风在汉代很是盛行，即使是首都长安亦是如此。《汉书·酷吏传》记载：“长安中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这种血族复仇甚至导致与官府的对抗。《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太原、上党地区，多晋公族子孙，“父兄被诛，子孙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

　　血族复仇之风在汉代盛行，是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这些社会阶层包括：1.诸侯王。如，东汉寿光侯刘鲤因刘盆子害其父，便杀死刘盆子之兄刘恭（刘恭封式侯）。2.官吏。如，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官俸二千石）的弟弟被人杀死，杜诗派刺客除掉了凶手；县吏魏朗的哥哥被人杀死，魏朗亲自杀死凶手为兄复仇。3.豪族地主。如，渔洋人阳球，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姓”，“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阳球由此出名，竟然被举为孝廉。4.太学儒生。汉儒崔瑗之兄崔章为人所杀，崔瑗“手刃报仇”。5.平民。平民中血族复仇的行为更为普遍，其中，赵娥复仇之事最为感人。

　　据《三国志·魏书·庞淯传》注引《列女传》，赵娥为酒泉人，庞子夏之妻，因父名赵君安，故人称赵娥。赵君安为同县李寿所杀，赵君安有儿子三人，皆欲报仇，李寿时刻戒备。不巧灾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