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运佳

　　世界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这一种道德”，乃指中国之“孝道”。此话十分精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帝业世代相传，都提倡“孝、悌、忠、义”、“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他们用一个“忠”字，来维系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用一个“孝”字，来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用一个“悌”字，来维系弟兄之间的手足关系；用一个“义”字，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用一个“节”字，来维系夫妻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不仅仅是针对封建帝王的一族一姓，而且是针对被统治的各族百姓。他们认为，只要人人是孝子，个个皆忠臣，便不会有人犯上作乱，帝业便会千秋万代，永世长存。而核心则是“孝道”二字，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础和道德规范，是做人、做官、做皇帝的起码条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以孝治天下”便不足为怪了。虽然唐代似乎有点不重“孝道”，但唐玄宗尚且亲自注释《孝经》，并在西安刻石，从而成为了今文《孝经》的珍本，广为流传，其社会效应超过了古文《孝经》。由此观之，李隆基还是推崇《孝经》，从理论上注重孝道的。不过，他在实际行动上却又有违孝道。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孝道发展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有时甚至达到了“愚忠愚孝”的程度。《二十四孝》在元代刊刻出版而广为流传，清代顺治皇帝也亲自注释《孝经》。正本清源，证明这种发展绝非偶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明代的“孝子皇帝”朱元璋。他的孝道观不仅对明清两代颇有影响，就是在今天也还有积极的认识作用、社会价值和研究价值。朱元璋的孝道观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治乱世用重典，治盛世重孝行。并且必须从我做起，以身作则。用他的话来说则是：“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他曾经啮指滴血，寻找母亲指骨。

　　他登基以前自称“孝子皇帝臣元璋”。

　　他称帝以后，于洪武三年九月诣太庙时，则自称“孝子皇帝”。

　　他命令在乾清宫左边建奉先殿，供奉四代神位衣冠，每天焚香，初一、十五及节日、生日、忌日等都前往祭祀。

　　他在太庙祭祖，次次悲咽，痛哭流啼。

　　他常常说在梦中与父母亲相见。

　　他命人绘《行孝图》，以教育其子孙。

　　他教育子女要永远不忘父母养育之恩，时刻牢记“奉先思孝”。

　　他命儒臣辑《孝慈录》，颁行天下……

　　正因为朱元璋如此重孝道，故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驾崩后，时年七十有一，安葬于孝陵，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