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林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自古以来，孝道是吾土吾民恪守的伦理核心之一。儒家讲“修、齐、治、平”，把孝悌提到君主治国高度，孔子有“孝慈则忠”之说（《论语·为政》），何晏《集解》引包咸语：“君能上孝于亲，下慈于民，则民忠矣。”由此，“孝”在官方倡导下甚至成为入仕的阶梯，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便有“孝廉”。行孝者为世风楷模，自能名扬天下，《说苑·建本》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行成于内，而嘉好布于外，是谓建之于本而荣华自茂矣。”这种孝道文化，又体现在华夏传统对外来佛教的思想整合中。两汉之交，佛教传译引入中华。佛教出世哲学原本视家庭为牢笼，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社会向来崇祖重孝讲亲情，自然而然，僧人不娶妻、不生育、不给父母养老送终，在国人眼中就是大逆不道，人所不齿。外来佛教要在华夏立足，不得不顺应国情向传统“孝道”妥协。于是，佛门开始宣扬佛祖释迦牟尼重孝道，父亲净饭王死后，他回去抬尸送葬；由于教门力倡，唐朝还出现了以行孝而博取声誉的“孝僧”。至于民间搬演的目连故事，源于佛经，后来亦演化成僧人目连行孝救母传奇，出现在变文和戏剧中。该故事母本尽管传自异邦，但通过“本土化”演绎，如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指出，目连从四大皆空的佛门圣僧成为“符合儒家思想的至情的孝子”，其故事由此获得了鲜明的“中国层面与含义”。随着该故事中国化，民间甚至传说蜀地射洪的青堤镇为“目连故里”，今天当地人亦在借此传说进行孝文化的打造。而在大足宝顶石刻造像中，有一龛“父母恩重经变相”，似乎也在告诉修行者，“孝”是成佛的关键。

　　“孝为百行之首。”子女行孝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历来多多，“二十四孝”即是世人标举的道德范本。明末佚名剧作有《二十四孝》，“演女娲炼石补天，摄古今著名孝子二十四人之魄，现身敷演”。将孝子故事跟女娲补天神话联系起来，给前者更涂上了神奇色彩。民间流传的“二十四孝”中，孝母故事占有相当比例。从行孝方式看，有孝感天地“哭竹生笋”的孟宗，有贫穷裸跣“行佣供母”的江革，也有寒冬腊月“卧冰求鲤”的王祥，更有耸人听闻的“为母埋儿”的郭巨。据古籍记载，汉代郭巨家贫，有子三岁，老母疼爱小孙子，常减己食分与之。一天，郭巨和妻子商量：“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于是，夫妻俩为尽孝养母亲之道，于后院中掘坑三尺余，决定将儿子活埋了。当然，作为模式化的民间叙事，此类传说大多以孝感天地的神化结局，郭氏掘地即“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这个故事连同目连下地狱救母故事以及下文的蔡顺孝义感天地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在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