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祥

　　引言近日阅报，见中宣部等六单位表彰的第二批全国道德模范名单第五项有“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十人，颇有感触。“孝老爱亲”还原成古文，则为“孝悌”二字。孝悌，也作“孝弟”，意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论语》的第一篇《学而》，开卷头一句是“学而时习之”，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第二句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强调“孝悌”为“仁”德之本。《吕氏春秋·孝行》把这句话演绎为：“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中国历代君主治国抓两个根本，一是以农为本，二是以孝为本。“以孝治天下”，最典型的朝代是汉朝。汉代统治者以孝作为治国安民的主要理论基础，表现在：第一，将孝悌伦理纲常化、神秘化。自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将孝悌纳入“三纲”范畴，而又以五行观念对应解释，至《白虎通议》提出“三纲六纪”（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东汉经师马融归纳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对中国文化影响十分深远。第二，将孝悌伦理政治化、制度化。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一直到东汉的孝灵帝、孝献帝。作为政策，从汉高祖当皇帝以后，朝廷就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有学者作过统计，据《汉书》与《后汉书》诸帝纪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32次，至于地方性的褒奖则更多。皇帝巡幸各地，常有褒奖孝悌的事。有时一地出现祥瑞，则认为是弘扬孝道所致，也要褒奖孝悌。汉代的选举制中有孝廉、孝悌、力田等名称。举孝廉，即察廉举孝的意思。察廉，即考察发现廉洁的官吏，予以表彰提拔。举孝，即通过里、乡等基层政权组织推选孝敬父母、敬爱兄弟、勤于种植耕耘的人，予以表彰、奖励，甚至选拔为官吏。第三，孝悌教育社会化、典型化。孝道是汉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孝经》是统治者必读的书，也是教授培养太子的重要教材，连一般平民也要在冬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入小学，读《孝经》、《论语》篇章”。孝道是汉代官学和民间私学讲授的重要内容，学校设置《孝经》师，许多学生被推举为孝悌力田的乡官，通过他们又把孝道推广到民间，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汉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在成都修起学官，“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