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昭曦

　　孝道，是我国自先秦以来形成和实践的传统美德之一，是今日构建和谐社会、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社会文化更加开放的情况下，孝的教育更显迫切。1995年，笔者曾撰《大足宝顶石刻与“孝”的教化》一文，结合石刻内容，对传统孝道进行过初步探析。十多年来，随着孝道文化的研究愈益深入，尊老爱幼的道德建设有效推进，笔者又有点滴体会，本文再谈谈对传统孝道的认识，希望得到指教。

　　一、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的差异

　　有文章说：“对先秦与后期儒家孝道应予以区别。……先秦儒家孝道自孔子创立，曾子继承和完善，孟子、荀子等人的进一步补充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层对其加以改造利用并逐渐法律化，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的新特点，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可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认识。”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先秦儒家与后期儒家的孝道有无差异或差异何在？

　　对于孝，先秦儒家作了确义和阐述，《论语》、《孟子》中数十次出现属于伦理范畴的“孝”字及其论说，一般视为孔子弟子所纂的《孝经》更是全面系统地阐扬孝道，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常理、处理伦理关系的准则、齐家治国的根本，即所谓“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在汉代，《孝经》被列为“七经”之一，被儒家奉为伦理经典和行为圭臬。董仲舒提倡“三纲”，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提出“父者，子之天也”，“子不奉父命，则有倡讨之罪”［。于此，看不出“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的新特点”，这是事实，但是认为这时孝道才“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值得商榷。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孝道有过不少发展变化，于不同时期各有特点，具有差异。总的来看，如果说先秦与汉以后儒家孝道有什么差异的话，至少有两点可以显见。

　　第一，先秦时是百家争鸣，汉代以降是儒家显尊乃至独尊，则孝道的地位高低和影响力大小有所不同。而且，宋代至清儒家孝道更加细密、精致和哲理化、法制化，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