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述

　　孝道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它对民族的道德培养，民族的认同与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建设、发展与强大，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五四”以来，特别在“文革”中，孝道遭到过无端的批判，被片面地、错误地评价，致使许多错误的认识还流传至今。

　　为了肃清流毒，必须澄清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认识：第一，说“孝”是封建主义的、是“愚孝”，所以不能接受“孝”。“忠孝”是历史上的两大道德规范，“忠”也有“愚忠”，为什么能接受“忠”，不能接受“孝”呢？“忠”是诚实无欺的意思，“孝”是善于事奉父母的意思，它们本来不姓“愚”，“愚忠愚孝”是“忠、孝”的异化，不是它们本来意思，把它们定性为“愚忠愚孝”是错误的。第二，错误地批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孟子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是针对虞舜的父母不许他娶妻而说的。况且这个“后”不是只指儿子，也包含女儿。人人如果都没有后人，不只是家族绝灭，民族也会因此而绝灭，这是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有何不对？第三，批判“父母在，不远游”也是片面的，错误的，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游必有方。”这里没有说不许出远门，是说如果出远门了，一定要告诉父母你去哪里了。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离开父母远了，一方面父母担心，另一方面父母如果生病了，谁来照顾？即使在今天，也不能不告诉父母你去哪里了。告诉父母你去了什么地方，完全是应该的，没有什么不对。只有澄清了强加给孝的错误的认识和评价，才能真正了解孝的含义，认识到孝的本质。

　　一、中华孝道的内涵

　　那么，到底什么是“孝”呢？《说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尔雅·释训》：“善父母曰孝”，即善于事奉父母的行为就是孝，善于事奉父母的人就是孝子。《释名·言语篇》还说：“孝，好也，爱好父母如所说（悦）好也。”汉代贾谊在《贾子·道术》中说：“子爱、利亲谓之孝”，“慈惠爱亲为孝”。就是说“爱亲利亲”就是孝。墨子也从“交相利”的立场出发，也说“孝，利亲也”。“利亲”就是“养亲”，要尽心竭力地赡养父母，事奉父母要竭尽全力。一句话，尊敬和赡养父母就是孝，这就是孝的基本内涵，由这一基本内涵出发引申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下面，拟就这个问题作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具体说来，中华的孝道包含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保全身体，珍惜生命。

　　孝敬父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珍惜自己的生命，使之不要受到损坏或伤害。《孝经》载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曾子也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什么叫“全”呢？“不亏其体”，不使身体受到伤害，就叫做“全”。曾子还说：“父母生之，子弗敢杀（伤害）；父母置之，子弗敢废（残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缺损）……可谓孝矣。”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其生命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因此保全身体，珍惜生命，是行孝尽孝的起始，是最基本的孝。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都需要有生生不息的后代子孙，这是家族、民族得以发展的基础；身体受损伤了，生命没有了，何以尽孝？孔子还把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比做“本”与“枝”的关系，他说：“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强调作为儿女的必须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尊重自己的生命，不然对不起父母，且伤害了父母。《孝经》还说：“天地之性（生），惟人为贵。”天地之间的一切生命，人是最宝贵的，珍惜生命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保全好父母给予的身体，就是珍惜生命，珍惜父母给予的生命就是孝。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全过程，从自己懂事有自主能力时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终结。有哪些情况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呢？一是意外事故；二是打架斗殴；三是犯重罪被处决。意外事故难以避免，但出门要小心谨慎；许多年轻人斗勇好胜，打架斗殴，伤了自己伤了对方，使双方父母悲伤，是不孝的表现；至于那些为非作歹，触犯法律，被处以重刑的人，不仅使父母悲伤，还让父母蒙羞，为其带来耻辱，更是不孝。为了尽好孝道，不但要小心谨慎，防止意外事故，更不要打架斗殴，触犯刑法。这不只是对父母尽孝，也是对自己生命的珍惜。

　　第二，赡养父母，满足其物质需求。

　　养亲是孝敬父母的重要内容。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社会里，年老的父母丧失了劳动力之后，要靠子女奉养。在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就是这样。赡养父母，满足其物质需求，就是传统所说的“养体”。从人生存的条件来说，“养体”是最基本的。从孝的层次来说，“养体”只能说是起码的。《吕氏春秋·孝行》篇说：“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盐铁论·孝养》也说：“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上等的孝是满足父母的心愿，其次是以和悦的面色对待父母，再其次才是物质上赡养。《吕氏春秋·孝行》说，“赡养”有“养体、养目、养耳、养口、养志”五个层次，“养体”只是第一个层次。“修宫室，安床笫（音zi，竹子编的席子），节饮食，养体之道也”，“熟五谷，烹刍豢，和煎调，养口之道也”。“修宫室”，就是要使房屋不要漏风漏雨，要使父母住得舒适；“安床笫”，就是要使父母睡眠安稳；“节饮食”，就是要调节好饮食，荤素搭配合理。这就是“养体”的方法。“熟五谷”，就是饭要煮熟，肉类要烹饪好，菜肴的味道要调和好，这就是养口的方法。养体、养口都是物质方面的赡养，除此之外是精神方面的赡养。对于物质赡养方法应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不一定要求有很高的标准。《盐铁论·孝养》说：“善养者，不必刍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锦绣也。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劳，犹足以顺礼；歠（音chuo，喝，引申为吃）菽（豆类做的食品）饮水，足以致其敬。”就是说，善于奉养父母的人，不必每顿饭都有肉吃，不必穿绣有花纹的丝绸衣服，“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就算是最孝敬的了。一般平民百姓，辛勤劳动，自食其力，就合乎礼的要求；即使粗茶淡饭，也能充分表达对父母的孝敬。

　　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是孝敬父母的重要内容。但是必须要摆正“礼”和“养”的关系。《盐铁论·孝养》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丞相史曰：‘八十曰耋（音die），七十曰耄（音mao）。耄，食非肉不饱，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音cui，同脆）以养口，轻暖以养体。”于是孝子用美味的食物来供养父母，用质轻而保暖的衣服来保养父母的身体。“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无端（丝绸做的衣帽），虽公西赤不能以为容；无肴膳，虽闵、曾不能以卒养。”曾参奉养他父亲曾皙，每顿饭都有酒肉；没有丝绸的衣服帽子，就是公西赤也不能用空洞的容貌、礼义来达到养亲的目的；没有好饭食，就是闵子骞、曾参也不能完成养亲的任务。赡养父母必须要有甘美可口的饮食和温暖舒适的衣服，只用形式上的礼不能实实在在地奉养父母。“礼无虚加，故必有其实然后为之文。与其礼有余而养不足，宁养有余而礼不足。夫洗爵（酒杯）以盛水，升降而进粝（粗糙的食物），礼虽备，然非其贵者也。”就是说，礼不是空虚的，必须有它实在的内容，然后才能成为礼仪。与其礼有余而供养的东西不足，宁可供养有余而礼不足。一个人恭敬地洗了酒杯，但盛的是水；请父母高坐，送上的却是粗茶淡饭，礼虽然俱备了，然而这样做并不是可贵的。由此可见，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要的，“与其礼有余而养不足，宁养有余而礼不足”，这就是“礼”与“养”的正确关系。

　　当前，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加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成了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绝大部分农村的老人还要靠儿女来供养，有的儿女不愿意供养，有的儿女没有能力供养，致使许多老人的养老成了问题。至于城市，大部分老人有养老金，养老不成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儿女可以不闻不问，不管父母。作为儿女必须关心父母的生活问题，油、盐、米、酱、醋等是否备有，是否有人做饭等，都要关心到。常回家看看，不是只去吃“国务院”。赡养父母，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条件，使衣食无忧，安度晚年，尽好孝道，是儿女的责任。

　　第三，尊敬父母，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

　　赡养和尊敬父母是孝的基本内涵。只“赡养”不“尊敬”不行；只表面“尊敬”而实际不“赡养”也不行。在赡养父母的同时还要尊敬父母。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敬父母要发自内心的热爱父母、尊敬父母、敬重父母。只有内心真正敬爱父母，才会有孝的行为。如果为了“孝”而行孝，那是做给别人看的，不可能有真正的孝行。《释名·言语篇》说：“孝，好也，爱好父母如所说（悦）好也。”明代吕维祺在所著的《孝经翼》中说：“爱敬者，孝之实际也。爱而不敬，则爱不至；敬而不爱，则敬不真，二者缺一焉，不可也。……夫孝道无方，爱敬而已矣。”孝的本质就是“爱”和“敬”。《礼记·祭义》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真正深爱父母的孝子，脸上总是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悦色，和气而诚恳。要时时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所以孔子说“色难”，“养可能也，敬为难”。只有从内心敬爱父母，才能有“和气”、“愉色”和“婉容”。

　　孟子十分强调，“大孝”要像虞舜那样“终身慕（敬慕）父母”。孟子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人年少的时候爱慕父母，长大爱美女，结了婚爱妻子，当官了爱君王，对父母的爱就减少了，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应该的。“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仁爱是孝德的基础，敬爱是孝道的本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也要求人的一言一行都不要忘记了父母：“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道路上行走）而不径（疾速，太快），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不敬爱父母，忘记了父母就是不孝。孟子认为，为人子女忘记父母表现在五个方面：“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音lu，羞愧、耻辱）”；“好勇斗很（通“狠”），以危父母”。这“五不孝”统统是忘记了父母的结果。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问孔子：“有人于斯，夙兴夜寐，手足胼胝（音pian zhi，皮肤上长的老茧），而面目黧（音li，黑而黄）黑，树艺五谷，以事其亲，而无孝子之名者，何也？”子路问：有个人早起晚睡，辛勤地劳作，手和足都长起老茧，面目发黑，种植粮食，奉养父母，却没有孝子之名，是什么道理？孔子回答说：“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顺邪！辞不逊邪！”即是说，行为不尊敬，脸色不和顺，言辞不谦逊，这个人得不到孝子的名声。所以曾子说：“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孝经·纪孝行》篇也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平时）则致（竭力、竭尽）其敬，养（含养体和养心）则致其乐。”总而言之，对父母要尽力时时事事做到敬爱和尊重。

　　儿女要在敬爱父母的基础上，满足父母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古人提倡“养目”、“养耳”、“养志”之道。“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和颜色，说（悦）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用美丽的色彩满足父母眼目的需求，用悦耳的音乐满足父母耳朵的需求，用敬爱尊重的语言和行为对待父母，使父母感觉受到了尊敬。儿女要通过这些使父母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心情愉快。

　　父母最大的精神需求是“亲情”，他们渴望得到儿女的关心、关怀和问候；其次是渴望儿女成家立业，有所成就，给他们带来荣誉。除了满足父母的这些要求，儿女还要满足父母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愿望，支持他们继续发挥余热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学诗、学书法、学画画以及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让父母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总而言之，儿女对父母不只是“养体”还要“养志”，要尊敬父母，关心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第四，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有病及时治疗。

　　任何人都是要衰老的，人老了病就多，这是自然规律。儿女一定要知道父母的年龄，把父母的健康放在心上。所以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有高龄的父母健在应该感到高兴，同时也要有所忧惧。高龄父母随时可能生病或死亡，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父母有了病，要心怀忧愁，“病则致其忧”，不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古代对此要求得很严，如《礼记·曲礼上》说：“父母有疾，冠者不栉（音zhi，梳头的篦子），行不翔（张开两臂），言不惰（轻慢），琴瑟不御（治理，这里引申为弹奏），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音shen，齿根），怒不至詈（音li，责骂），疾止复故。”父母有了病的时候，成年的儿子要心怀忧愁，头发无心梳理；走路不要张开两臂显得轻盈的样子；说话不要漫不经心的样子；不要弹奏琴瑟；吃肉不要吃得过多而到发腻；喝酒不要喝得脸发红；笑不要露出牙床；发怒也不要骂人。直到父母的病好了，做儿子的才恢复常态。在今天看来，这些行为要求过于严格，但它的中心意思是：要把父母的病放在心上，千万不要不闻不问，而应该即时想办法医治。

　　在父母生病和治病的过程中，要特别进行精心的照顾。《弟子规》说：“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要精心地熬药、喂药；熬的汤药和送药丸的水，一定要亲口尝一尝，看温度是否合适，以免烫伤父母。民间有“熬汤药，必先尝”的训导。父母重病的时候，除极为特殊的情况之外，儿女们一定要轮流守候在父母的身旁，多给父母一些精神上的关怀。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父母在临终前，总想见到自己的所有亲人。儿女应多给他们一些临终关怀，让他们平和地带着微笑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五，承志立身，成家立业。

　　子承父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儒家提倡的孝的内容之一。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陆游的《示儿诗》说明，陆游希望他的后人一定要看到国家的统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种充满高度爱国热情的父志，是完全应该继承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也说：“继父志，扬祖德，此诚孝子顺孙之道也。”当然，社会生活是多样的，不一定每个人的父母都留有遗志要求儿女们去完成，但是，有的父母确实有未完成的事业，需要儿女们去完成，这是儿女们不能推卸的责任。一般来说，这样的“父志”往往都是大事情。有大志留给儿女们去继承的人，一定是大有利于国家的人。

　　所谓“立身”者，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首先要立志，要有自己的理想，要为理想而不断地、勤奋地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要磨炼自己的意志，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使之保持健康，这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基本条件。儿女有了事业上的成就，父母会感到高兴，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历史上无数的为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建立了功勋的人物，都是很好地实行孝道的人，如汉文帝、岳飞、文天祥、朱德、毛泽东、邓小平等等；时下的抗震救灾英雄、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为国家立了功，为父母获得了荣耀，这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古人说的人生“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应该是我们当代人的价值追求，也是对父母应该奉行的孝道。

　　“立身行道”，建功立业的前提是自食其力，首先要养活自己。当今的“啃老族”，三四十岁还要靠父母养活，这样能说是“立身”了吗？这样能建功立业吗？古代二十岁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人了，要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了。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就是“立于礼”，三十岁就是很成熟的人了，就到了应该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时候了。《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说的是孝的全过程。“中于事君”，就是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终于立身”，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建立功业。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功业的人，就能“光宗耀祖”，这是值得肯定的价值追求。

　　相反，走入邪途，身陷囹圄，不顾父母之养，给父母精神上带来沉重的负担、耻辱或负罪感，使父母白白养了一个不肖之子，这能说是尽到了孝吗？

　　第六，诤谏劝止，从义不从父。

　　对父母的不义或不法行为，要进行诤谏劝止，不能盲目顺从，这是儒家孝道思想的本意。“愚忠愚孝”是汉代提出“三纲五常”以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孔子是不讲“愚孝”，也不讲“愚忠”的。子贡问孔子：“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忠）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回答说：“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孔子认为，对父亲的不义行为必须要进行诤谏劝止，这样才能使他不做违礼的不义的事情；如果儿子盲目服从父亲，就是不孝之子。荀子进一步作了论述：“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善也）；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美饰，即文明），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命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音que，诚实、忠厚）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如果“从命”危及父母的生命安全，如果“从命”使父母受到了耻辱，如果“从命”使父母变成了没有道德的禽兽，有这三种结果的事情，绝对不能顺从。儒家强调“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认为这才是“人之大行也”，以“道、义”作为“忠孝”的标准，毫无“愚忠愚孝”的意味。

　　但是，儒家强调对父母进行“诤谏”要以尊敬为前提，孔子提出了“事父母几谏”的主张。“几谏”，是婉言和顺地劝止的意思。就是说，在父母不听劝止，不接受诤谏的情况下，不要强迫或强制，更不能与父母对立起来，而要婉言、婉转、耐心地说服。诤谏是原则，如何诤谏是方法；原则必须要坚持，方法也必须要讲究。儿女们一定要做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只有做到了“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才“可谓孝矣”。要婉柔地劝告父母，使他们心悦诚服地不做不义的事情，这就是对父母的孝敬了。

　　孔子提倡“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这是君臣、父子之间的正常关系。后来，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思想后，产生了“愚忠愚孝”的社会现象，这是儒学的变异。在“父慈子孝”这个命题中，它已经包含着在父子之间有血缘亲情关系、孝敬父母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如果父不慈子可以不孝也是合理的。在父母不慈、父母不义的情况下，也应该对父母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诤谏，使其改过从善。

　　古代，“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个说法是片面的，是“父为子纲”的表现。当今，有不孝的子女，也有“不是的父母”。有遗弃、虐待、卖儿卖女的父母存在，更有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遗弃老人的事件不时发生。这些都是孝道缺失、孝道被遗忘、孝道被否定的结果，使父母与子女之间、老人和晚辈之间出现伤天害理的悲惨局面。作为家庭来说，应该回复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的和谐氛围中之去。

　　总而言之，父母有过错或不义行为子女必须要谏诤，“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焉得为孝乎？”在今天，父母与子女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父母有不对之处或错误之处，子女要提出来。子女服从的只能是道德、法律与真理，如果父母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犯法的事情或者与常理相背谬的事情，子女一定要进行劝谏，劝其改正；否则，无原则的顺从使父母陷于不义或违法的境地，就是不孝。今天的社会生活准则是道德与法律，不论是做父母，还是做儿女的，都应该遵守道德与法律。

　　第七，文明安葬，不忘父母，追思祖德。

　　儒家提倡“没（死）则葬”。人死了都要安葬，只是葬的方式不同罢了，有火葬，有天葬，有水葬等。人从自然中来，最后回归到自然中去，这是很符合逻辑的。汉民族实行土葬，叫做“入土为安”。通过一定方式把亲人安葬起来，是人类良知、理性的表现，怎能把亲人的遗体抛之荒野，让豺狼虎豹、鸟兽虫蚁去噬食呢？送葬是十分必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送葬要有更文明的方式和过程。将亲人的遗体火化后存入塔陵或埋入公墓，是现代文明的安葬方式。用现代文明的方式安葬父母或亲人是必要的。

　　孔子认为孝的全过程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祭则观其敬而时也。”祭祀父母关键是要“崇敬”和“守时”，其核心是要以崇敬的态度时时记住父母和祖先。追念父母和祖先，其形式就是祭祀。儒家强调追念父母、祖先，就是不要忘记他们，但是，儒家那种烦琐的祭祀仪式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祭祀活动，今天已经不宜提倡。采取适当的文明方式追念先辈，对那些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发明家以及民族英雄，在他们的诞辰和忌日时，都要召开纪念大会，以表示对他们的追念，这是应该的，必要的。对于父母和亲人们的追念，也是应该的、必要的。

　　儒家把“民、食、丧、祭”作为行政的四件大事，所以也十分重视“丧、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丧、祭”是人生的大事。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丧礼者，无它焉，明生死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周密地埋葬）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埋葬和祭祀都是表示对父母、对死者的尊敬。生与死是人生的过程，是古往今来的人文之道，不能忽视。

　　孔子重视“丧、祭”，甚至主张“厚葬久丧”，但是孔子还是十分理性的，认为“丧、祭”不在于形式上的铺张浪费，重在崇敬和哀戚的心情。所以孔子说：“丧，与其易（完备，周到）也，宁戚（悲哀）。”在祭祀的时候，就要像是仙逝的父母、祖先就在面前，要十分崇敬和恭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要亲自去祭祀，不能找人代替，“吾不与，如不祭”。但是孔子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认为应把关怀的重点放在活的人身上，丧葬只是文饰人道的要求。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孔子作了十分理性的回答：“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伤害）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不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对子贡的提问，孔子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给子贡留下去思考的空间。儒家还说：“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认为父母在生时爱敬，死去时哀戚，就是十分完备周到的尽到孝道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生时有尊严，死了也有尊严，丧礼、祭礼就是体现人的尊严的一种方式，目的是要“慎终追远”，使民众之德归于淳朴敦厚，形成社会的和谐气氛。

　　儒家虽然十分重视“丧、祭”，但仍强调要在父母在世时好好尽孝。如果父母在世时不好好地孝敬，等父母过世后想要孝敬而不可得，将遗憾终生。所以曾子深有感悟地说：“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放置，等待）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木欲直，而时不待也。是故椎（用槌击打）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及，达到）存（存在，生存）亲也。故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音cui，即椽）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亲也。”曾子曾经做过小官，俸禄不多，但是他很高兴，因为能孝敬父母；父母死后他去楚国做了令尹，俸禄很高，地位也很高，但他非常不愉快，常面朝北方哭泣，因为不能孝敬父母了。曾子用他的亲身感受说明，一定要在父母在世时尽好孝，不要等到“孝子欲养，而亲不待”，即使杀猪宰牛去祭祀父母的坟墓，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孝在父母在生时，才是真正的尽孝。

　　第八，尽职尽忠，清正廉洁，为国立功。

　　儒家孝道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之外，还要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勇敢捍卫国家，直至爱护自然生态等等。曾子说：“居处不敬，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莅，音li。莅官，意为做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指孔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可见儒家的孝道不只限于“事亲”，生活不庄重，为国家服务不忠诚，做官不清正廉洁，对朋友不讲诚信，作战不勇敢，乱伐乱杀、破坏生态等等，都是不孝。

　　古代“事君”就是为国家服务，为国家尽忠。“事君”虽然过时了，但“为国家服务，为国家尽忠”却是普适性的价值。今天，每一个公民都要为国家服务，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无私奉献给国家，对国家要尽心竭力，要无比忠诚，无比热爱；做官的人要“据德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无所事事，不负责任，贪污受贿，都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忠，也是对父母的不孝；当国家和民族遇上危难之时，要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国家、拯救人民、拯救民族，如果在这个时候怕死不勇敢面对，不敢赴汤蹈火，或者作战不勇敢，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忠，对父母的不孝；任意砍伐森林树木，任意捕杀禽兽，破坏我们生存的空间，也是对父母的不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要为国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爱人民、爱祖国的基础。中国哲学的泰斗张岱年教授说得好：“子女对父母尽孝，这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道德的最高原则是爱祖国、爱人民，而爱父母是爱祖国、爱人民的基础。”一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是丧失了良知、丧失了人性的人，是不可能有敬忠信勇这样的美德的，是不可能爱人民、爱祖国的，因而也是不可能为国立功的。

　　二、中华孝道的普适价值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儒家孝道的内涵是多么的丰富广博。儒家的孝道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广博的内容，因为它是建立在仁爱思想基础之上的，没有深切的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孝。不孝是源于不仁爱。仁爱从爱父母、爱自己的亲人开始，到爱他人，进而爱一切生命，直至爱物。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民间说“百善孝为先”，《隋书·孝行传》也说“孝者，百行之本，人伦之至极也。凡在性灵，莫不如此”。仁爱是人性之所致，人与人相爱，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

　　孝道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但就其实质和内容来说，不是只有中国才有。任继愈先生说“忠孝是圣人提出来的，却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即是说孝是有它的客观社会基础的，不是圣人主观编造的。父母与子女、子女与父母的血缘亲情关系是自然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亲相爱是天经地义的。中华民族把父母对子女的爱叫做“慈”，把子女对父母的爱叫做“孝”，其核心价值是“爱”。西方一些国家，父母把子女抚养大了，儿女就不管年老的父母，致使一些老年人过着悲惨的晚年生活，那是资产阶级自私本性的表现，不是人类良知之所致。子女孝敬父母、赡养和关爱父母是人类良知和理性的表现，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即使一些西方人由于金钱的迷惑而丧失了仁爱和良知，也应该向他们宣传和灌输孝道的文化观念，以适应老龄社会的到来。因此，孝道不只是中华文化，而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全球性的文化，这不只是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构建和谐世界所必需的。

　　所以，曾子说：“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普遍推行）而横（跨越）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之东海而准，推而放之西海而准，推而放之南海而准，推而放之北海而准。”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这就是孝的普适价值。

　　今天，我们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全球构建和谐世界，广泛地、系统地宣传中华孝道文化的内涵和它的普适价值，并进行积极倡导和推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陈德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