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棵

　　请亮出拇指和食指，捏住世上最美味的薯条。感觉到诱惑了吗？来自薯条的诱惑，我先不说惊慌。你的嘴，饥饿的嘴，开始成为诱惑的俘虏吧，张开，对！张开，向藏在拇指与食指间的薯条凑近。咬住那美味没有？嗯！现在，听我的口令，我数到三，你的手指就放开薯条，食指和中指用力张开：指节抵住齿龈，猛地向上下扩张。哈！看看你那张被撑住的嘴，被两根指头控制的嘴，这就是饥饿的宿命，美食背后便是阴谋。再假设两根指头突然变成了一根柔韧的钢钎，正中系上了绳索。有人开始向空中拉动绳索啦。你看看你，就这样被吊起来了吧？越升越高，与天空融为一体。

　　鱼就是这样被人降服的。卡，那个叫做卡的东西，就是那根藏有阴谋的钢钎。

　　父亲春天的时候跳上船，扬起竹篙，沿着河道西行而去。据说他去了三十里外一个叫包齐的地方。包齐盛产柔韧的芦竹，它们稍后将与卡密切合作，成为捕捉鱼的武器构件。在包齐的河边，父亲把镰刀取出来，割下春天第一茬的细芦。几天后他回来了，船舱里载着一捆精心挑选的芦秸。母亲匆匆从屋里奔出来，将它们抱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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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上，对着阳光一根根晾开。夏天还没有来，一切都能有条不紊。在细韧的芦竹被阳光晒干之前，父亲要去制作那些精美的卡了。

　　制作卡要用上等的毛竹。一段毛竹只能削出十几根卡，没有办法，削制的过程总伴有太多的失败。通常要先把毛竹切成一小片一小片，毛竹的内胆韧度不够，不适合制成卡，最外的表衣过脆，也要弃之不用，能用的只能是中层。父亲去林埠买来毛竹，就着美孚灯，在静夜里削卡。右手握着削刀，左手捏着竹材，指法娴熟，力度适中。一根根卡出笼了。它们缝衣针般粗细，一公分长短，两头尖尖，状若牙签，却有牙签无法具备的韧劲和力度。

　　卡削好了，芦秸也晒干了。父亲和母亲双双坐在堂屋前。母亲剥去那些包着芦秸的芦衣，将洁净的芦秸交给父亲。父亲举着剪刀，眼睛紧盯芦秸，将它们剪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套。在某些闲下来的夜晚，他试着摸出一粒芦套，一手将卡捏成U状，另一手的芦套对准卡，将它套牢，使卡成为一个稳固的U。父亲和母亲望着那U，相视而笑。

　　余下的事情，就是烤制鱼饵了。鱼饵的原料由麸皮和精面和成。烘烤成片，晒干，再切成小小的长条。把细小的饵经由芦套塞进卡肚，那就是一只完整的卡具了。在卡的屁尖上系一段线，再把无数段系好卡具的线系到一根长得不能再长的线上，将它们投进河里，鱼的末日就降临啦。

　　我不甚明了的是，那根系有无数卡具的总线那么长，每天周而复始地使用它，投进水里，再收上，如何能做到从不缠结呢？母亲诡秘一笑，说，这就是本事了。又凝住眉头，大声说，早晚有一天，你都要学会这个本事。

　　我并不畏惧这个本事。如果这是一门生存必修课的话，我甚至对它满心期待。河流像一道缀满密码的符，从我家的门前穿过，一往无前。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我最想弄清的一些问题。学会那个本事就可以顺着河道一路前行，觅得那些问题的答案，那又何乐不为呢？

　　母亲却沉默了。春天将尽，农忙已过，卡鱼的时机已经到了。母亲和父亲一前一后，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一步一回头，向门前的河边走去。天色微明，他们轻移的影子悄无声息。父亲说，走吧。母亲说，哎。他们上了船，一个坐进船篷，一个握着竹篙立在尾舱，竹篙起处，水波荡漾。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撑着小船从家门前的小河起程，途经许多大河小河，去很远的地方去卡鱼了。他们离家的那个早晨总悄无声息，待我醒来，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大哭。这时往往一个老迈的女人会及时走进我家。那老妪年近七旬，面目狰狞，有一个极其怪异的名字：芳补人。这就是每年夏季卡鱼期到来后我的生活：父母亲撑着我家那条褐色的木船去很远的地方卡鱼，一去就是两月有余。他们把我托付给隔壁的老寡妇芳补人。对于这样一种生活，我本能地排斥。

　　我终于弄清了父母每年出船的规律。后来的一个夏天，我夜夜提高警惕，亦睡非睡。出船的那个早晨终于来了，父母亲在晨曦中摸索着走出门。突然，我尖叫着从他们身后奔过来。一步跃过他们，率先跳上小船。我说，带我一起去。母亲愕然望着我，又望望父亲。父亲说，小孩子家，去了碍事。母亲说，儿！你回吧，我们很快回来。我大叫。不。父亲乘我不备，一把捞起我，将我拎到岸上。竹篙抵住河床，船飞速离去。留下一个孩子站在自家的河堤上孤独地啜泣。

　　为了尽到一个寄养人的责任，芳补人在收养我的第一天会和蔼地抚慰我。内容却是恐吓式的。她会给我讲一大堆与河流有关的事故。她说你知道狮子吗？我摇头。你不知道也没关系。她将两手中间三个指头屈起，余下那两指却异常地跷起。她就这样将两手支到耳朵根子上，同时张大嘴，喉腔里轰然起声。我大骇。她放下手，闭上嘴，开始抹眼泪。有一对父子，夜里在船上睡觉，来了一艘货轮，一下子就把渔船撞沉。他们都没来得及喊一声，就被河水吃掉了。

　　她说的这对父子，是她的丈夫和儿子。这件事母亲曾对我说过。我装作不知道她在说谁。芳补人继续道，有个女人，肚子饿了，去蛮子的地里刨了一个红薯。还没来得及把红薯擦干净塞到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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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蛮子就跑出来了。几个蛮子又是锄头又是扁担的，一晃眼的工夫，就把女人打死了。

　　她说的蛮子，是指村里这些去外地卡鱼的人必将遇到的异乡人。那个被砍杀的女人亦是我们村里的，我母亲也曾说起过她和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件事。芳补人所说的，都是村里广泛流传的一些卡鱼人的重要典故。

　　芳补人又开始大肆渲染更多的恐怖之事。她谈到夜间的河流，说它们看起来像一口棺材，蛇随时会爬进船舱，水獭力大无穷，趁大人熟睡时将婴儿拖入河底，在耳朵、口腔里塞满淤泥，致其瞬间窒息而死。有时候，河妖化成女形，伸出红彤彤的舌头吮吸精壮男人的阴部，男人们魂飞魄散，行尸走肉般跳下河，涉水向前，直至水流没顶。

　　她说得每每令我毛骨悚然。她本意所在，是想告诉我河流是可怕的，所以我应庆幸没有与父母一同前往，快乐地与她共度父母不在身边的这段时日。她忽略了一个孩子的好奇心。对一个孩子来说，好奇心大于一切。她说的愈加恐怖，我愈加好奇，向往亲身涉足各种河流的愿望愈加强烈。我战栗着，望着黑色夜空，奔出芳补人的屋子。

　　河流是有声音的。它的确是有声音的。还有气息。听！它在呼气。再听，它说话了。当然可以说，那是水里的鱼，长在河边的树的根须，迎着水流摆动的水葱，在堤上筑巢的螃蟹，一阵掠过河面的风，是它们在组成河流的律动。但在一个孩子看来，首先因为河流，才使得河流身边的事物勇于发出各种响声，没有了河流，一切也许都不会存在，所以河流是最具神秘力量的。它让人神往，叫人捉摸不透。

　　一些晴朗的日子，我喜欢找一处堤岸较高的河边坐在那里。一坐就是半天。这使我成为芳补人嘴里一个喜欢玩失踪的孩子。在我父母卡鱼归来的第一天，她立刻向他们愤愤不平地控诉我这个怪毛病。她说你们家这个混账孩子，动不动就不见了。你说说看，要是他真跑掉了，我怎么向你们交代？你们可得把他看好了。

　　父母亲迷惑地望着我，照例要指责我一顿。我不说话，思绪飞向坐在高高的堤岸上的那些晴日。我记得在那些时候，我看到了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山，它们层层叠叠，千峰万壑。我还看到了父亲及村人在异乡卡鱼的样子，他们看起来很沉默，动作缓慢，金色夕阳从他们肩膀上淋下，野鸭惊叫着飞过树丛。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是，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心里会想很多事。那么别人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在心里想事呢？如果大家都一样时刻在心里想事情，那么这个世界上该有多少人在同时想着心事，而这些“想”是别人无法看到的，那么这世上该有多少人们无法看到的事。这种推理让我讶异，使我被一种莫名的恐慌席卷。我瞪大眼睛望着父母。他们看不到我的恐慌，歇息去了。

　　父亲坐在床沿上，母亲站在一边。他们将出船几十天的所得抱出来，花花绿绿的纸钞、硬币一骨碌倾落在床上。他们不说话，专注地数着钱。对他们来说，这趟出船所得的数量决定着这一年的生活质量。他们要用这些钱去黑市里买米面和油盐酱醋。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把大部分的钱攒下来，一年攒一笔，留待日后盖一栋厨房和卧室分开的大瓦房。他们考虑的全部是实际的东西，不像我。我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我在等待能亲历各种河流的那一天。

　　父亲在春季农忙的时候摔折了腿。母亲背过身子，尽量不让邻人看到她脸上的焦虑。她望着父亲的伤腿说，这不完了？眼看着夏天就到了。看你这腿，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卡鱼怎么办？过了夏天，水凉了，人成天在河里蹿，不冻死才怪，想卡都难了。难道今年不去卡鱼了吗？那怎么行？

　　这是一九六五年的夏天，我九岁了。我站在母亲身后，尽可能地去感受她的忧虑。自然而然地，我哭了起来。母亲回过头，茫然看了我一眼。直到那一刻，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与河流接近的机会已近在咫尺。我拿起扫帚，让自己看起来早熟和懂事。我用力扫着地，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打量父亲和母亲，希望他们因我的勤快忘掉愁苦。母亲突然转过身，直直向我走来。阳光穿过堂屋的大门映照着她，她背光的脸甚为深沉。你父腿坏了，让他在家歇着。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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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了！跟我一起走吧。母亲看着我手上的扫帚，不容置疑地说，走！我们娘俩去卡鱼。

　　对我来说，童年时代最奇异的一次旅行就这样开始了。起因很简单：父亲被突如其来的腿疾锁住了脚，母亲临时任命我为她的卡鱼助手。但我除了玩心，什么都没有准备。我丝毫意识不到，此行我重任在肩。

　　母亲高高卷起袖子，两手交替收举竹篙。船像一只笃定的健鹅，昂首从河面一掠而过。竹篙带起水，随母亲挥舞的手四溅，一些跳上母亲的臂肘，流湿她的身体。夏日刚至，阳光此起彼伏，映衬母亲脸上肃穆的表情。我坐在船篷里，眼睛始终不曾离开过外面。河流曲里拐弯，忽细忽粗。水流时急时陡，近岸水里的菖蒲，岸两边的庄稼、树、村庄倾巢出动，纷纷涌现，我失去意识般大声吞咽口水。对我来说，行船的过程太壮丽，太神奇了。

　　船行两天后，风大了起来，天空亦变得混沌。我闻到一股异样的气息，它们浑厚、茁壮，又不乏狡黠。我本能地感到了某种惊恐。却有一种让我欲罢不能的吸引力，将我屈曲的腿扯直，我从船篷里钻出来。我听到来自心脏的快速跳动声。母亲说，回去，大河到了。我站到母亲旁边的中舱，问，大河？船一个摇晃，我险些失足掉进水里。母亲勃然吼道，回篷里躺着去，大河到了。

　　我知道母亲在说什么了。在先前那几年，当我只能做一个对卡鱼生活一腔梦想的孩子时，芳补人一再跟我说及大河。正是这条大河，吞没了她的丈夫和儿子。在我从前的想象中，大河是一头吞食人体的巨兽。为什么村里人明知它如此邪恶，却偏要向它投怀送抱呢？这就是命。村里人的宿命在于：大河以北的河流太过瘦弱，资源贫乏，而大河以南，富庶得连河水都营养充沛，在那里的河流里，鱼虾密集的程度超过河北十数倍，要在两个余月的有限时间里突击获取一年的生活费，除了大河之南，别无选择。

　　母亲说，儿！现在过大河了，你去篷里睡觉去吧。别惊着了。我问，过大河要多久？母亲说，你别管，睡你的觉就是了。

　　我不。

　　母亲一竹篙甩将过来，待要抽到我时，迅猛地收住篙身。她厉声喊道，叫你睡你就睡。

　　我耍起倔来，梗着脖子在她身边立着。母亲收起竹篙，捉住我的两腋，几步将我提进船篷。哗啦一起巨响，船篷被拉下，阳光被阻隔在视野之外。世界突然缩小成船篷里的逼仄天地。我只得躺下，将耳朵抵在舱底。

　　在先前向大河行进的两天里，水流是清脆的，像清晨锐细的鸟语，在天空划着优美的弧度，轻逸地游进我的耳膜，而现在，水流声变成粗壮、雄浑，不凝神辨不清它的声调。我的耳道里是绵绵不绝的嗡隆之声，却有一些无法言明的异声，像来自史前的足音，叫人捉摸不透。我带着团团兴奋、一丝惊恐，昏昏然地，慢慢睡去了。

　　醒来已是翌日清晨。舱底的水流声又恢复了早先的温婉、空灵、清幽。船篷不知何时被拉上了，母亲疲惫地坐在舱尾歇息。我揉揉惺忪的睡眼，待适应了光线后，我看到一派与我的家乡迥异的南国风光。河水碧绿，上面漂着些金鱼藻、水蕴草、水鳖，河道两边是东一堆西一堆的野茭白、水蕨、菖蒲、水葱，岸边遍布果园、树林，时常可见骑着自行车的年轻男孩女孩回着头在土路上穿过。仍然是夏季初醒之时，阳光却格外刺目。我问，这是什么地方？

　　加南。

　　母亲说，儿！我们要在这里两个月。

　　加南，喔！加南，这就是母亲和父亲往年每个夏季都要来游弋一番的异乡。现在，它是我的天地了。我深呼吸，觉得加南的气味很好，它如此陌生，却分明有种我期盼已久的亲切。

　　我对母亲的不满是在来加南十天后开始的。竟不是因为母亲苛刻地要求我迅速学会作为她卡鱼助手的相应技术，而是因了一些食物，起先是一根油条，接着是一草帽的梨，致使我终于怒形于色的是几条未能下锅的鲫鱼。

　　事实上对于劳动，起始我并无抗拒之心，尽管母亲的要求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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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的过分。我甚至是极其合作的。在我看来，是母亲给我提供了一个展示我过人天赋的机会。要知道，卡鱼的一系列技术，是属于成年人的，而当一个九岁的孩子在这方面表现出与成年人同等水准的能力时，别人的惊叹可以想见。母亲的苛刻正好使我可以不断享受到别人的惊叹，所以我从未对母亲的苛刻提出异议，至少在加南的起始半个月是这样的。

　　那些对我发出惊叹声的人，是同时来加南卡鱼的同村人。每个夏天，村里人分头出发，互不干涉，但目的地都是加南。加南河道再多，也无法阻止穿行在其间的同村人之间的碰面。偶尔，我和母亲会碰见一条村里的船。母亲和那船上的村人随便闲聊几句，错身相向过去了。那些有限的闲聊中，最集中的主题，现在是村人对我的惊叹。

　　他们是这么说的，有芝，你家蝈儿太聪明了吧？有芝，他哪是个小孩，这是个大人。导致他们赞美的直接原因，是我的穿卡技术。在加南，我与母

　　亲很快有了明确的分工，我主管穿卡，母亲负责放卡和收卡。每一次，当一条船与我们错身而过时，我一定端坐在中舱，娴熟地穿着卡线。一个娴熟的小孩，由不得人不赞叹。

　　现在我终于弄懂那个困扰我数年的秘密了，穿卡的秘密。那根系有无数卡具的总线那么长，每天周而复始地使用它，投进水里，再收上，如何能做到从不缠结？要学会这个本事当然是有难度的。但再难的事都有步骤和技巧。只要熟习了穿卡的步骤和技巧，这秘密便不再是秘密。

　　穿卡的步骤是这样的：准备一只竹盘（圆形、平底，直径一尺），另一只同样的竹盘里当然放着昨日使用过的那一副卡线。人坐在两个竹盘之间，右手提起这副卡线的头，匀速拉动卡线，将它拉至空竹盘上。总线上每隔两米，就是一段系有卡具的线段。遇到线段时，停下，左手捏住卡，将之捏成U状，右手拾一粒芦套，将U稳固，再从碗里取一只硬条的细面饵塞进其间。将穿好卡饵的这段线拉进空竹盘。如此纷纷将线拉进空竹盘，直到空盘成满盘，满盘变空，一盘新理好的卡线顺利完工。当然，极重要的一点是，向空盘摆线是讲规范的，摆成什么形状，决定着后面下卡的顺利程度，稍微摆得不好，就容易在下卡时扯乱卡线，影响放卡的速度。

　　排一盘卡线似乎并不难，只要了解了步骤和技巧之后，小孩也能完成此项任务。关键在于，成年人一天可以穿八盘卡线以上，而通常小孩一天能穿两盘卡线就不错了。要知道，一条船不可能一天在河里放两盘卡线。通常要同时放好几盘到河里，再陆续收上。我区别于所有小孩的是，我穿卡的数量与成年人无异，一天可以穿六盘。

　　有一天，我在河道上碰到了有俊。有俊家的情况与我家类似，但他家是母亲要为他添一个妹妹，无法出船。那天我清楚地看到有俊的父亲在船上叹气。他挥着竹篙，沮丧地在河的另一面对我母亲说道，你看！我们家有俊比蝈儿还大一岁，可他一天都穿不完两盘卡。今年这一趟放卡，我们家算是白来了。

　　母亲隐隐地笑，用沉默这种更高明的宣传方式为我的事迹推波助澜。那个时候，我满心洋溢的充实感，几欲使我叫出声来。但我装作羞涩的样子，学习我的母亲，用沉默迎接外界的赞美。

　　最高明的母亲是我的母亲，她采用了一种激励式的教导方式，促使我洞悉了劳动的趣味。

　　在来到加南半个月后，我和母亲第一次小节性盘点这趟出船所得。半月卡鱼卖得的钱数，是四十元八角六分。我们在第二天遇到有俊的父亲，有俊说，他们的钱现在还不足二十块。我和母亲像两个密谋得逞的同僚，在那天不动声色地相视而笑。

　　油条是韦溪镇的。韦溪镇之大，之繁华，是我所见之最。我从未见过如此人流湍急的镇子。一拱宽阔的水泥桥横在镇子中央，到处都是摊点，连桥与河之间倾斜的陡路的上部都摆有卖菜的小摊。母亲把前日卡到的鱼从舱内舀到网兜里，高高举过肩膀，提醒韦溪人注意她手里活蹦乱跳的鲫鱼。男女镇民蜂拥而上。在那一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卖完了昨日的鱼，且鱼的价格史无前例的贵。早早卖完鱼，那么这一天的卡鱼工作就可以提前开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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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的是，韦溪桥边的油炸食品铺粘住了我的视线。这就是命啊，如果它们不在桥边，该有多好，偏偏它们就在视线之内。

　　我从未郑重吃过一根油条，至少我九岁之前的记忆与它无关。现在，油炸食品铺在我的眼前搔首弄姿，热淋淋的油气，充满被炸熟的米粉、面的香味的油气，一路向我狂奔而来。我想坦白的是，在那个早晨，我几乎没有听清韦溪人与母亲讨价还价的声音，我对身边这些对鱼充满占有欲的韦溪人视若不见。我的眼睛里只有那些香喷喷的面食。我把对众多面食的兴趣提纯，最终让兴趣定格在那一条条金黄、饱满、修长、多汁的油条上。我想母亲就算听不到我吸溜唾液的怪声，也该意识到我的失态，她一向那么敏锐。

　　母亲却装糊涂，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韦溪人散去，母亲低下

　　头，专注地提起塑料勺子舀掉舱里原来养鱼的水，后草草看了我一

　　眼，就解下系缆，离开韦溪桥，向清寂的河道开进。

　　我失望之至，听到肚子里的饿鬼苏醒后的怒吼声。我第一次意识到，母亲如此抠门。仿佛我不是一个应该被她用心呵护、关爱的孩子，而是一个为她所用的工具。我为什么要那么卖力地替她穿卡呢？我又不是她的长工。我愤怒了，但我克制着。在那一天，我只穿了两盘卡线。母亲并没有对陡减的穿卡数量提出疑问，这恰好说明她洞悉我的不满。

　　现在梨出场了。它发生在来到加南的第十九天。梨在加南的另一个镇子边上。这个叫青虚镇的地方盛产肉梨。是下午的光景，我们收完一副卡，把船系到河沿休息。一个戴草帽的老头向我们的船探了一下头，想必他看梨看得无趣，见到一个青年妇人便过来搭讪。那老人佝着背，之字形走下河滩，哼哼唧唧地唤着什么，一忽儿就蹲到了与船垂直的河滩间。我越过他，清醒地看到二十米开外的梨园里硕大的梨。我又开始咽唾沫了。

　　那老人不说话，只笑，望着对面的青年妇人和她的孩子。忽而他折过身子，回到梨园。稍许过后，他回到了原本蹲着的滩上，先前戴着的草帽被他托在手上。吃梨吗？小孩。他阴阳怪气地用夹着浓重加南口音的普通话问我。

　　我忘记了警觉，飞快地抬头望着母亲。母亲把眼睛垂下，说，儿！我们走吧。该去下卡了。老头不依不饶。很甜的梨，你看！这么大。用你的鱼，换我的

　　梨，行不？母亲闻言停下。怎么换？两斤鱼，换一斤梨。怎样？母亲身子紧了一下。两斤鱼换一斤梨？一斤鱼换两斤梨还差不

　　多。你不知道一斤鱼的市价比一斤梨的市价高吗？

　　我知道啊。那么你用钱买我的梨吧。嘿嘿！我知道你们这些河北人，不会舍得花一分钱。我经常遇到你们这些河北来的船。所以嘛，我让你换，是为你着想啊。你想想，万一你的鱼死了，不是比梨便宜了吗？

　　你才要死。母亲说着拔起缆杆，船扬长而去。我喉咙里已百舸争流，见状大喊。不要走！梨。母亲说，哪有这么贵的梨。不吃会死？卖梨人在渐至远去的滩上张大嘴形说话。我已经听不到他的讽

　　刺或谩骂。太气人了，我胸腔起伏不停，强压住对母亲的愤恨，捧住竹盘，恨不得把它扔进水里。为什么母亲会对儿子合理的要求视而不见？为什么？我觉得，她太自私了。我只是她的长工，她的工具。

　　可我只好忍，谁叫我是个小孩呢？太阳倨傲地立在头顶，加南的河面上反射出炙热的光。夏季开始盛行，我的心躁动得离谱。我突然觉得我与母亲是隔阂的，她让我觉得陌生。于是加南的河流、庄稼、树，随处可见的陌生人倒变得亲切起来。我在想，如果我从这条船上跳出去，沿着岸爬上去，离开这些地平线之下的河流，该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母亲不做声。卡线放进河里，又收上。她罐里的纸钞、硬币越来越多。我望着河面漂动的一团水蕴草，遥想起不能预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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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得很沉默。那么鱼呢？鱼总可以吃吧？我自己作为这次卡鱼生活的一部

　　分，作为鱼的主人之一，总可以吃几条鱼吧？母亲却说，不可以。

　　有的时候，她把船驶得飞快，使船下不明真相的鲢鱼跳进船舱。它们总那么傻，也只有鲢鱼们才那么傻，鲫鱼们从不，它们孤傲地潜在水面下很深的地方，被茂密的蕴草盖住，让人轻易无法发现，所以鲫鱼的价格是昂贵的，鲢鱼们在加南分文不值，个性决定着身价的贵贱。鲢鱼们那么贱，它们当然是不好吃的。但母亲只舍得让我吃鲢鱼，美味的鲫鱼与我的口舌无关，它们只能由她去卖钱。她只在我想吃鱼的时候让船飞快地驶过水面，从不打算把船慢下来，舀出几尾鲜亮的鲫鱼，满足我的食欲。

　　我正式向她提出想吃一次鲫鱼，是在来加南二十五天的时候。

　　我说，就吃两条，两条可以吗？你一条，我一条。母亲说，我不爱吃。那就一条。我只吃一条，行不行？没有回答。这是耻辱。对一个九岁的小孩来说，如此直白的请求被拒绝，

　　可以使自尊心严重受挫，严重到能使他投河自尽的地步。

　　我终于发作了，在我与母亲来到加南后的第二十五天。我端起一个竹盘，抖动着里面条理分明的卡线，伸出一只手，将卡线抖乱。在母亲还没来得及阻止之前，我已经把竹盘与卡线一并抛向水面。

　　竹篙准确地抽中我的后背。

　　母亲说，吃麸子也是吃，吃油条也是吃，不吃油条会死吗？吃

　　鲢鱼也是吃，吃鲫鱼也是吃，不吃鲫鱼会死吗？喝水也解渴，吃梨

　　也解渴，不吃梨会死吗？

　　我说，我就要吃油条，就要吃鲫鱼，就要吃梨。我吃麸子快吃

　　死了，吃鲢鱼都吃吐了，喝水喝得肚子咕咕叫。我就要吃油条鲫鱼

　　梨。

　　母亲说，吃了拿什么去盖瓦房。你不知道每到年底我们经常一分钱都没有了吗？到那时候连麸子都没钱买，你现在吃？现在吃死，以后饿死。

　　我气急败坏。也许待我成年后会意识到母亲在用她的狠心警告我生活的不易，帮我树立一种俭朴的生活习性，但作为一个九岁的孩子，我只知道恨。我辩不过她，但手长在我身上，我想叫它动它就动，想叫他歇它就歇。我至少有能力罢工。

　　现在，加南的河上是一个消极应付卡鱼生活的小孩了。他不再因一些虚空的赞美而生出无穷的劳动兴致，他只知道生活对他是不公的，因此他就没有必要顺从生活。我又遇到了有俊。有俊的父亲用力地盯着出现异状的我家的船，眼角飞出窃喜。母亲不说话。

　　愤怒总会激发出人的聪明才智。在我与母亲初次对垒的期间，我意识到一件从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是不公的。对！母亲如此苛责一个孩子完成一个成年人的工作，是霸道的，她这么做，除了残忍，没有别的解释。

　　我在加南的第一次失踪，亦或说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主动失踪，就这样出场了。我有明确的目的，是想以此惩罚母亲一次。不过目的本身，也不见得那么有说服力。有时候，失踪也许是因了内心里某种艰深的呼唤而已。不是么？

　　那是正午，我们的船停在一条狭窄的小河里。不远处有房子，大概是个镇子。眼前的堤岸上，只有农田。河沿秃秃的，不是因为贫瘠，而显然是因为附近农人的修整。抬头往上看，是些正值妙龄的玉米秆、席地而生的蓬勃的花生、密密匝匝的青豆枝，没有一棵树，这使得鸟只能在河的两岸间飞来飞去，找不到稳妥的憩息地。视野是远的，因远而寂寥。夏季正日趋成熟，阳光长满了利牙，叫人的脸生生地疼。母亲躬身蹲在中舱，一手握着瓢，从河里取水倒进锅里，一手利落地拨动着锅里的碗。每个中午，我们吃完饭，母亲洗刷锅碗，这时我通常会在锅碗的碰撞声中打起瞌睡。但那个正午我一脑袋的精神劲儿。

　　我装作无所事事的样子，从篷里爬起来，赤足站到船舷上，张开双臂往前走。这是我在船上唯一的游戏：像杂耍艺人一样站在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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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五厘米的船舷，从船头走到船尾，从船尾走到船头。母亲每次见状总会吆喝我停下。她说，你不怕跌到水里去吗？跌到水里有什么好怕的呢？就算我并不怎么会水，这河里的水也并不深。我总是毫不畏惧地玩着这种在船上穿行的游戏，乐此不疲。那个中午母亲照例在洗刷的间隙大声呵斥我。我少有地表现出了顺从，连忙从船舷上跳下来，猫腰爬回船篷。不一会儿，我提着塑料凉鞋又出来了。母亲看了一眼我的手。很显然，在船上我从来都是赤足的，我手上的鞋让她觉得突兀。

　　我上去找茅坑。尿河里不就行了。我拉屎。上面那么大的地，找什么茅坑。我就想找茅坑。母亲抿着嘴乐了。穷讲究。她说，下次到一个十里地看不到人

　　家的地方，看你怎么找茅坑。

　　我当然不是想找茅坑的，母亲说得对，地那么大，找什么茅坑。显然她中计了。我缓缓套上塑料凉鞋，跳上岸。母亲低着头，丝毫不曾意识到一桩计划即将实施。我瞄了她两眼，安稳了一下心神，爬上岸，沿着田埂昂首向镇子方向走去。拐过一个不怎么大的弯，我望见我家的船被田地遮住了。深吸一口气，我狂奔起来。

　　这是加南的土地，异乡的土地，我跑得越快，离陌生就越近。我感觉到了兴奋，这使我神智大开，更清晰地闻到加南大地及大地上农作物的气息。前面出现了一棵桑树，我紧张地四顾看了两下，飞速爬了上去。匍匐在树桠间，我又看到了我家的船，母亲渺小的身体现在移到了船尾，像每天例行的那样，现在她开始为午后新一轮的卡鱼工作做准备了。我采了几粒桑葚吃掉，呼地爬下树。

　　我继续沿着田埂往前走，现在一户人家出现了。走过这一幢房子，前面的房子密集起来。路上开始遇到人，一个鸭尾头的女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出现了一座桥。我停下来，骑在桥墩上。太阳躲在房子们的后面，让人深感诡异。我在桥墩上坐了很久，想象着母亲越来越焦急的脸。我在考虑着要把这个凶恶的游戏做多久，我并不想一味把它做下去。只要能让母亲焦急过一阵，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这异乡静静的黑色瓦房、房后的草垛、窄路上稀少的行人、头顶阳光普照下的清明的炽白、几近无声的这段正午时分，这一切组成了一种让人迷惑又迷离的氛围。我是谁呢？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正在想着心事，世界上的别人也在想吗？母亲在想吗？远方的折了腿的父亲在想吗？一种无力探究结论而造成的恐慌感使我伤感，我脑子变得一片空白，不再记得此行的初衷，只一味地沉湎在那些情绪里。

　　一个比我略大的男孩在桥的另一头出现了，起先是他的笑声，然后是他的头，和蹦蹦跳跳的身躯。发现了我，他遥站在桥的那个端口，审视我。又一阵笑，另一个男孩出现了，看起来年纪与我相仿，但明显要比我高。突然，又出现了一个更小的男孩，和一个大女孩。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就这样齐刷刷在桥头站了一刹那，接着慢步直向我这边走来。他们的步子在加快。即将到我身边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跑了。

　　他们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自觉地在三个方向分别站好。这很奇怪，难道在一个陌生小孩面前，连孩子都有迅速站成战斗队形的本能？起先出现的那个孩子伸出手，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从桥墩上拽了下来。在跌倒之前，我其实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想揍我。我甚至失神地望着那个最小的孩子，觉得他长得真漂亮，要能过去摸摸他的脸就好了。当然，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正陷身危机。四个孩子开始以我为中心向内聚拢，包括那个小女孩。他们嘴里说着加南土话，速度太快，使我听不甚懂。我终究还是灵敏的，在他们的拳头还没来得及捣向我之时，迅猛地一跃而起，突出重围。我吓到了极点，连回头的时间都没有，只知道跑。他们追了几步，觉得无趣，停了。我站在安全距离上，回过头来打量他们。一个男孩在对我掏他裤裆里的鸟，另两个男孩望着那个放纵的男孩又笑又叫，女孩捂着嘴弯下腰。他们只是在跟我做游戏而已，但很显然如果我没有及时脱身，这是一场暴力游戏。现在游戏回归它纯粹的娱乐功能：他

　　文学成都

　　们乐不可支，不再有追逐我的兴趣。我转过身，往人烟稀少的田埂上走。

　　我没有走来时的方向，而是朝另一个方向走的。农田又开始广阔，河道上偶尔有干涸的小小岛陆现出。一个很大的男孩正站在漂满蕴草的水流里，一动不动的，不知在看着什么。他左边是一头牛。他是放牛的吗？我竟然忘记了先前被陌生小男孩的攻击，向那大男孩走去。这一次没有危险。大男孩冲我笑。他竟然是个矜持的人，需要我这样一个九岁的男孩主动说话他才开腔。我试着用刚刚接触的加南土话跟他聊天。也许这个温厚的大男孩使我放松，我的加南话竟说得近乎地道，这真是奇怪。大男孩一定没有把我当成外乡人。我们齐唱了一首歌，然后我说我回去了。大男孩点点头，不说话，目送我走了。

　　我心情好，轻车熟路地奔回小船。母亲在拍打自己的腿，出手很重。你死哪儿去了？拉个屎要那么长时间吗？她伸出掌，要掴我。终究还是没掴，说时迟那时快，撩开竹篙就把船撑离河岸。快穿卡！抬头看看太阳，今天一天要被你耽误了。以后别乱跑了。要是刚才我船撑跑了怎么办？

　　她一边撑着船一边吓唬着我，竟说到了鬼喊魂的事。她说，要

　　是夜里，人家喊你你都不能应的，一应，有可能是鬼在喊你，就把

　　你魂喊走了。你就等死吧。你还敢乱跑。

　　我得意地窃喜着，装作很委屈的样子。毫无疑问，我对母亲的不满，是那么的浅，只需一次恶意的捉弄，那些不满就悉数烟消云散。我感觉到，卡鱼生活其实是趣味无穷的。我愿意它的时间延长，不止两个月，最好是一年四季。

　　母亲说，她看到了父亲。这是来加南一个月后的上午。母亲清晨摸黑去常虞镇的早集卖鱼，回到船上时，太阳刚刚爬到常虞镇的桥孔的顶端，颜色稠红，正是早上的时光刚刚苏醒之际。母亲这么回顾她的奇遇，她说，她正被三四个常虞人围在中间，讨论着鱼的价格，这时隐约左近出现一个极熟悉的声音。母亲闻声侧过头去，看到一个瘦长个的男人正好也向她看来。没来得及看清那人的脸，一阵人流就将那人遮住了。等这阵人流断了，她凝望先前发现那人的所在，那人却不见了。母亲说，虽然那人的身形只在她眼前晃了一下，但她仍感觉他太像父亲了。

　　父亲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离家几百里地的加南呢？最合理的情形是，他始终卧病在家。

　　奇怪的情形三天后又发生了。我和母亲正在一段河道上收卡，她一抬头，看到这段河的尽头有条船，船上一个男人的朦胧身影，与父亲别无二致。这次母亲及时喊了我。看！那不是你父吗？我蓦地抬头望去，两三百米开外，的确是一个与父亲身影像极的人。我喜极而喊。父！太奇怪了！我的声音未落，也许那船正处于河道的拐角，它倏忽不见了。

　　见鬼了吗？母亲在空落落的河道上问我。她问我，我还问她呢？何况我那么小，更有理由表现懵懂。

　　这就是幻觉吗？有所思，便有所幻。当天夜里，母亲紧张得睡不着。她说，肯定不是你父亲，是菩萨在提醒什么？难道你父出事了？

　　我们一下就想到父亲的腿疾。在出船的那日，父亲正好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到那天为止，他的腿已伤了三十七天。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父亲是小腿骨折。但一年一度的卡鱼期不能漠视，所以父亲病得再凶，也不能系住要出行的船。不管怎么样，人反正是不会死了，这就没问题了。母亲当时这样说。父亲也点头称是。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央请芳补人有事没事到我家去看两眼父亲，在他够不着水的时候，帮他倒上一碗水。除此之外，别无所能。

　　父亲的腿现在怎么样了呢？母亲望着夜色中抖动的水面失神。菩萨保佑他吧，也就只能这样了。

　　第二个夜晚到来的时候，母亲对父亲的挂记减弱了一些。她自嘲地笑了。父亲那么硬朗，一个小小的骨折能耐他何？有什么问题呢？没准等我们的船靠到家门口的时候，他都已经能够一蹿老高，过来迎接我们了。母亲说，想都是瞎想，通常什么事都不会有的。但人啊，人真是怪！拿自己没办法的，总是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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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会“想”吗？我问母亲。你说什么？我说“想”。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母亲开始给我讲一些与“想”有关的记忆。她说，其实她和父

　　亲出来卡鱼的之前那些年，她总是特别挂记我。她无疑是了解芳补人的，这个在壮年时就经历家破人亡的老妇人脑子不太好，把我交给她看护，安全性是没有保障的。但不交给她交给谁呢？合适的人都出来卡鱼了，所以只能把孩子交给芳补人。母亲说，她总是担心我不小心从高处摔下来，去河边的时候脚底一滑，掉进水里，被蕴草缠住，还有，万一哪天我到村口玩，给过路的外地人拐走怎么办？

　　那几乎是我来加南这段时间以来经历的最幸福的夜晚。我和母亲头对脚地睡在船篷里，这平原上的河流们在休憩，大地在沉睡，唯有岸边的不夜虫在嘶鸣，母亲对往事的回顾令我心潮涌动。我忘掉了一切，在睡梦中唱起了歌。加南的河流在天上飞舞、旋转，光滑、温热的鱼从我的掌心间掠过，时间停了，红色的天空渐渐暗下去，又明起来。第二天，我奋力穿了九盘卡。

　　但母亲还在惦记着幻见父亲的事。几天后她对这件事的推论变

　　了，她说，肯定是个坏兆头。生活中只要有怪事情出现，就可能要

　　出什么事。她说话时表情看似木讷，眼神中却布满惊恐。

　　真是不想不出事，一想什么事都来了。一条蛇跟我们的船耗上了。这件事恰好发生在母亲幻见父亲不久后。那蛇不大，一尺有余，两指粗细，底色泛青，青色之间是火红、深褚两种点状纹斑。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跟我们家的船耗上了。起先是一个清晨我在篷里睁开眼睛，看到它蜷曲在我身边的舱角，眼珠子定定的，傲视着我。

　　我当时惊叫失声。母亲说，不要喊，也不要动。这是钱龙。钱龙，喔！钱龙。想起来了，先前许多次，有蛇从船前穿过

　　时，母亲都会惊喜地叫喊一声：钱龙。蛇是给卡鱼人带来财运的宝物么？可是现在，即便它能带来财源滚滚，也无法使我对它产生任何亲近之感。我哭起来。

　　母亲说，它会走的。一会儿就走了。钱龙来咱们家，高兴还来不及呢，怕什么呀？

　　蛇蓦地展开身躯，哧的一下蹿过船沿，没进水里的一大片浮萍里去了。

　　母亲说，看！不是走了吗？起来穿卡。

　　料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另一处河道上停下，正打算做饭，那蛇又出现了。这次它竟卧在中舱用来做饭的一堆柴火下。母亲掀起柴火，它腾地跃起，又穿过船帮，没到水里去了——虽然没太看清，但我还是觉得它的样子与昨日那蛇无异。

　　第三天它是在晚上出现的，这次是我们准备睡觉时。掀开被单，它从竹席上弹了起来。在船的几个舱室间游走不止。看起来它也惊恐着，跟我一样。这次由于它在舱里逗留的时间够长，我看清它正是先前那条蛇。

　　母亲在紧接着到来的一天，途经一个镇子时，上去买了几炷香，在锅盖上支了个碗，碗里搁了些土，将香支好，点燃。她跪下身去，念叨。

　　看来对于蛇，她也是害怕的。钱龙也许只是卡鱼人与恐惧斗争的自我慰藉方式而已。

　　河道因为那蛇，呈现出危机四伏的态势。在往常，也有蛇走岔了路，进了船，但都仅此一次，马上走了，再不出现。而这次，那蛇怎么频频光顾我家的船呢？我们辗转多处，它如何总能找到我家这条船呢？难道它在我家船底下筑了一个窝？它从哪里来？不再往别处去了吗？

　　恐惧在蔓延。有一天早上，它再次出现在船里，正好母亲去岸上卖鱼去了，我不知哪来的胆，飞跳而上，用塑料鞋底拍死了它。

　　我没有将这事告诉母亲。独自承担着这样一次猎杀带给我的后怕。我难以设想，如果告诉母亲，我刚刚杀死一个财神，她会如何叱骂我，该惊惧到何等地步。

　　文学成都

　　日子其实基本上是平淡的。也许是因为我来加南的时间够长了，对这样一种卡鱼生活已经顺应。顺应使人百无聊赖。多数时候，我变得浑浑噩噩，除了那总也穿不完的卡线能使我的心情稍作波动之外，似乎再没有能令我烦躁的事物。日子没有了烦躁，那么人就变得空茫了。我迷上了阅读不同的河流。河流不但是会说话的，现在看来，它也是有表情的。有时候，譬如在某条相对宽阔的河流之间，会出现一个小小的豁口。也可以称它为小溪，它通常不长，也许是个死口。我们把船停在河与溪的结合部，这时会看到河流的表情很丰富：在它朝向溪路的一面，是粼粼的、稠密的网格状水纹，像芳补人脸上诡异的笑容，在迎向大河的一面，它看起来跌宕、不羁，又绝不散漫。有时候，船来到一条一望无垠的、笔直的、宽阔的运河上，往往这种河的两边，寸草不生，河心间往来着大小不一的商船。这时河流的表情是潦草的，没有细节，但总体波澜壮阔，让人摸不着头绪，对它敬畏，感到害怕。更多的时候，船置身的所在，是近岸长满野茭白和菖蒲，岸上布满庄稼地、房舍的古旧的老河上——因为这些河流鲫鱼最多，最适合卡鱼——这种河由面目模糊的河岸簇拥着，被众多芦竹、野茭白、野菱角搅乱了面目，它的表情看起来是低调的、包容的，那是最随和，也最淡漠的河流。我时常盯着船舷边的河面，让思绪走失。无法确切解释是因了什么原因，我再次失踪了。

　　这是我来加南的第二次失踪。这次失踪严格说与母亲毫无关系。虽然我时不常地仍会因母亲的苛刻而气恼，但那终究也只是一闪即逝的情绪而已。更多的时候，我对母亲其实是依恋和敬爱的。那次失踪有点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也许我是喜欢上了加南。也许我竟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加南有了归依感。谁知道呢？我只是个小孩，一个不理智的小孩。想失踪就失踪了，仅此而已。

　　现在是我那次失踪出场的时候了。那日无风，夜晚似乎提早走了出来。地点是在一个村庄间的一段小河上。我们的船系在一户人家的摊排上。母亲原本是在整理卡线的，后来她说上去跟人家买点米，便上去了。我望着渐渐不能辨析的河底的水草，等她的背影消失，一个箭步跳上岸，快速从岸上那户人家的房后走过，往西边去了。

　　往西，是渐渐疏朗的房舍，此外是农田和一小团一小团的树林。我一直往前走，走了将近一刻钟。在一处玉米地，我停了下来。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有灯光在远处鬼鬼祟祟地闪动。很少有路人。我拔了一些草，做了个垫子，背着路朝向玉米地坐了下去。一想起母亲此刻焦虑的脸，我就伤感起来。我抑郁了一阵子，抱着草垫走远两步，在玉米地的尽头重又坐下。那个青年就在这时出现了。

　　我是被他摇醒的。高颧骨，下唇厚过上唇两倍，因脖子过长而显得极为突出的喉结，个子不高，很瘦，当他把手掌展开时，我觉得他是强悍、邪恶的。他就这样用手里的手电筒照着他的五指，使它们像鱼叉的五条尖刺，矗在我额前。我警觉地扑开他的手，站起来。手电筒晃了一下，我看清了他不伦不类的衣着：下着短裤，上面却穿了一件扣子全部解开的七成新的中山装，里面什么都没穿，那上衣如果不是捡来的，就是偷来的，否则不会那么脏。看来他不一定是刚才那个村庄的村民，也许只是个拾荒人。我撒腿就跑。那人嬉笑着，一把将我扯回原地。

　　哪里也别起去。你是我的了。

　　他抢过我屁股底下的草垫，掖住，拉起我往玉米地旁边的树林走。他始终在笑。

　　既然他在笑，那么我就不见得要多么害怕了。我很快适应了他的拖拽，让好奇心走到了上风。你带我去哪里？

　　我要把你卖了。卖给马戏团。

　　仍是笑着说的。他在跟我说笑？一个跟我一样突然不知道该去干什么的大人，要和一个小孩开些玩笑？

　　怕不怕？我马上就把你卖了。

　　我不吭声。

　　这之后他一直笑嘻嘻地跟我危言耸听。他说得最离谱的一句话是，我见过你，你是我弟弟。

　　文学成都

　　这是个疯子？或者，这是个调皮过头的人？看清了我是个不需要郑重对待的小孩，于是生出了说疯话的无穷兴致？

　　我竟慢慢觉得这个夜晚是愉悦的。在异乡，一个怪异的青年男子，跟我说不着边际的怪话，加南的田野竖着耳朵窃听着我们无聊的对白，草丛里有蝈蝈在叫。恐怖感远小于对此情此景的迷恋感。我和陌生人坐在树林里，不再顾及母亲此刻的焦虑心境。

　　接近半夜的时候，我听到了母亲撕心裂肺的喊叫。我突然意识了今晚的不智，大声应了起来。树林离先前的土路不远，我只应了一声，母亲就听见了。她唤叫的频率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近。陌生人不知何时已拉下了脸。待母亲的身影在不远处出现时，他突然将我两手挟到我后背上，一手卡住我的喉咙。

　　不许叫！他使劲捂住我的嘴。母亲已经发现了树林里手电筒的光，向这里奔过来。现在，她

　　终于跑近了我们。儿！你在这里干什么？快跟我回去。一柄刀亮在我与母亲之间，因月光的反射顿现的光芒跳动在静

　　寂的夜色中。不许出声！他紧裹住我，恐吓母亲。他是你儿子？母亲表情愕然，木头似的点头。他是我的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母亲说，放开他。你想把他怎么样？现在的马戏团，咳！最缺的就是这么大的孩子。放开我儿子。陌生人身上很臭，此刻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劣质的蛆。他不说话

　　了，与母亲对峙，保持着一开始就稳固下来的距离。离开了胡说，他似乎是个讷言之人。他几分钟都无话。而母亲在想着措词。他们就这样对峙着。

　　许久以后，他终于笑了，像先前与我独处时一样不着边际。你

　　想把他要回去，也不是没有办法。他开始有丰富的表情，这一点是

　　母亲顿然变色的脸告诉我的。母亲说，你！

　　他仍在笑。母亲在抖，仓皇而凄切地望着我，又哀求地看看他。

　　他们在用眼神达成一个协议，这是我观察出来的。至于协议的内容，我不得而知。

　　几分钟后，他用自己的中山装、他自己的腰带、通过逼迫母亲而得到的母亲的腰带，加上临时搓出来的草绳，将我牢牢地绑在树上。在他与母亲双双离开之时，不忘将我嘴里的草塞得更紧一些。

　　母亲只说了一句。只请你去远一点的地方，别让我儿子看到了。

　　半个小时后，他们从玉米地里走出来，母亲在前，陌生人在后。有几次，陌生人急步上前，试图去掰母亲的身体，迫使她慢下来，母亲一甩手，将他推开。他嬉笑不止，站在一边旁观母亲神经质地解放我的捆缚。

　　快走！

　　母亲拉起我，狂奔。

　　慢走！不送啦！

　　那人在我们身后慢步往前赶着，鬼叫不止。

　　在回来的路上，母亲脚步飞快，好像忘了我在她身后。我只好小跑着尽量跟上她。我不明白在她与陌生人离开我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但我直觉肯定有让母亲愤恨的事发生。母亲快速赶路完全不顾我能不能跟上的样子，原是惹了我生气的，但我见她步态如此凛利，就不便发作了。回到船上，正是子夜。母亲仍不开口说话，也不看我一眼。在这个时候，我似乎只能变乖。我主动抢先爬进船篷，去为接下来的睡觉做一些整理。等我退身出了船篷，发现母亲不见了。

　　她背对着船，站在河心。月光皎洁得狡黠，照得她的头微微发出寒光。河水在响，是她在撩动它们。过了很久，她回来了，用毛巾迅猛地擦着自己。睡觉去吧！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还要卡鱼。她的喉咙像漏风的窗户，把话说得嘶嘶拉拉的。这是她这晚从树林出来后和我说过的第一句话。此后，她再也没开过腔，直到天明。

　　第二天，母亲史无前例地睡了个懒觉。还是一个想买鱼的加南人在岸上大声叫唤，才使她起了床。舱里的鱼已死了一半。鱼就是

　　文学成都

　　这样，如果不及时把它们卖出去，它们便用死来惩治我们。很显然，上午愈演愈烈的阳光把它们晒死了。母亲仓促看了买鱼人一眼，摇晃着走到稍前的鱼舱，慢腾腾捡了活鱼到篮子里，称给买鱼人。买鱼人接过鱼，交了钱，狐疑地看着母亲和我，爬上岸去了，回了好几次头。

　　河流一如往常横亘在大地上，古往今来不曾有过改变似的。母亲几天后就恢复了先前的样子：快手快脚地放卡，麻利地提着网兜上岸把鱼卖掉，像跟自己的嘴有仇一样快速地吃饭，大力地挥动竹篙使船箭行在河流上。但她比以往要沉默。在她的脸上，一道男人才有的硬撇纹深深地刻在嘴角，也许这道纹原来就有，只是我先前没有注意到。

　　母亲的沉默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与那些“想”相随相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迷恋河流的声音和表情，有的时候，我盯着它们，思绪从一道道涟漪间钻进去，去往许多开阔、混沌的天地。母亲变得亲近中又有陌生，就像加南的河流与大地陌生中给我带来亲近感一样。更多的时候，我担心着母亲。即便我是个小陔，但我终究是个男人。当母亲过于刻意地表现她的强悍时，我反而看到了她的柔弱。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安抚她。我的方式却有限，只能是持续地乖巧，卖力地干活。

　　有一天，母亲把钱罐拿出来，又一次阶段性地盘点我们的卡鱼所得。这是来加南第四十二天。一百二十六元八角三分。母亲咬着嘴唇，睃了我两眼。这样下去不行。我来前想的是，我们至少要带回去两百块钱。还只能在加南卡十几天鱼了，得回去种地了。母亲说，我们得加把劲。加把劲你懂吗？

　　我说，为什么非得两百块？瓦房那么要紧吗？母亲说，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父亲是在第五十三天出现的。这一次，他不再跟我们捉迷藏，

　　他的船坚定地向我们的船射过来。他坐着撑船，为维持平衡，在伤腿下垫了个矮凳。为了显示他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他即便已经将船撑到我们眼前，也不使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我想象他咬紧牙关竭力使自己不笑的心情，觉得他很有趣。就是这样，在那个平淡的清晨，他不执一词地盯着母亲的脸，肃然靠近我们，将他的船与我家的船系在一起。你来帮我撑。他严肃地把竹篙举起来，送给母亲。他们始终没有对话。过了许久，在他们的眼神不小心撞到一起的某个时候，我看到他们齐齐笑了，嘴咧得变形。

　　对于为什么要装神弄鬼，父亲是这么解释的。很简单，他怕母亲担心他的腿，担心他没有在加南卡鱼的能力。所以他算准了时间跳出幕后。如果他出场的时间过早，很可能母亲会把他赶回去，就算最终他坚持不回，母亲也一准会成天催逼个没完。这种隐瞒其实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首先是河流上可能的突如其来的相遇，其次一个原因，是同村这些与母亲不期而遇又曾与他不期而遇过的人，很可能善意地把他来加南的事告诉母亲。对付前者，他有的是办法，只要自己每天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则可，对付后者，就得靠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了。父亲说，他是几乎做过所有遇到过的村人的工作，才使得他们帮他保守秘密的。我这么大的人，待在家里闲着，多浪费啊。他说。

　　船是租来的，正好生产队有两条闲船，他做通队长的工作，才使他松口把其中一条船借给他。

　　母亲说，你的腿怎么样了？父亲说，还那样，估计要废了。母亲大惊，欲上前细察。父亲笑了。看你吓的，好多了。你瞧！他示意母亲的目光专注于他的伤腿，尔后，他颇具表演性地在不用双手帮助的情况下把那腿往上抬了抬，还由左至右轻柔地划了一个弧。母亲撇嘴，也笑。

　　伤个腿要什么紧呢？父亲说，只要不是死人的事，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出来卡鱼，也死不了，对吧？

　　母亲突地一怔，局促地望了望我，又将眼睛盯住河面。在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她弯腰捞起一条水蕴草，恸哭了两声，又警觉地扔掉手里的水蕴草，屏住气息，无声地张望着父亲脑后无际的天空。父亲说，你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过了一阵子，母亲故作轻松，小声说，是啊！没什么好怕的。

　　文学成都

　　命最大，世上没有什么比命更大的。父亲迟迟疑疑地问，没出什么事吧？没有呢。母亲说，我们都好，我很好，你儿也好，他聪明着

　　呢！一天可以穿九盘卡。真的么？父亲说，都赶上我了。从未有过的愉悦的时光出现了：父亲借来的船跟在我们自家的

　　船后，我们一家三口在加南纵横交错的河流里来回奔忙。因了父亲的加入，我们这趟卡鱼所得来了一个飞跃，加上父亲卖得的五十几元，我们已经有将近一百八十块钱了。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余下的十来天，挣二十块，显然不在话下。母亲再不用担心挣不到计划中的钱数了。

　　这一段时光几乎是迷人的。是啊，一旦我们没有太大的收入上的压力，就可以匀出心情来享受这种时光本身。我们一天不急不缓地放收三四盘卡，在天色还不太晚的时候就早早地收工。有一个黄昏，收了工的母亲嘱咐我在自家的船上好好待着，尔后她高高地在船头站起来，等待父亲的船赶过来。两条船粘在一起后，母亲一步跃上父亲的船，他们两个肩并着肩坐在那船上。夕阳如饴，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任何动作，只是亲密无间地坐着，四只眼睛平行望着远处。船随波逐流，像缓慢流淌的时光本身。我很快加入到他们的阵营，蹦到他们身上。河流上是沁人心脾的野菱角的芬芳。

　　我们的钱终于与计划中的两百块胜利会师的那一天，在我的竭

　　力恳求下，由父亲做通母亲的工作，我们郑重其事地炖了一次鲫鱼

　　吃。

　　有的事是需要解释的，比如吃鲫鱼。在那个顺利吃到鲫鱼的傍晚，母亲把我拉到她身边。她说，儿！不要怪我心狠。我还是那句话，吃麸子也是吃，吃油条也是吃，吃鲫鱼也是吃，吃鲢鱼也是吃，为什么还要吃鲫鱼呢？要知道，你今天少吃一顿鲫鱼，换来的可能是你的命。一斤鲫鱼可以换多少斤麸子你知道吗？日子要计算着过，要细水长流，要往长远里打算，你想想，万一到年底，我们连麸子都没得吃，那不得饿死吗？

　　饿死？

　　母亲的话无疑是偏激的，我无法认同。但那个夜晚紧接着母亲和父亲的一段回忆，使我理解了母亲的人生态度。

　　他们从一九五八年那些饿死的亲人说起。

　　母亲说，第一个消失的人是她父亲。先是腿肿了，用热水敷，拼命喝水，都没办法使肿消退。接着浮肿蔓延到了脸，再蔓延到全身，仿佛身体里刚撒过许多酵母，使之不断膨胀。当然，大家很快就知道母亲的父亲得的是浮肿病，因为之前这种病已接二连三在不少人身上发生。绝望笼罩了母亲的家人。树上的皮早被刮净了，河里那里原本给猪吃的水蕴草、紫萍、莕菜都给捞光了，就连家里唯一的一条老式牛皮腰带也在某一天被大家煮了一锅汤，很稀罕地被一家人围在一起分喝掉了。除了等死，似乎大家再也不能做什么。于是母亲的父亲，在一个黄昏，理所当然地死掉了。

　　然后是母亲的大伯、叔叔、母亲，连着六个亲人，在极短的时间里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能见到他们在自家廊檐下走来走去的样子。母亲说，除了烧香，对苍天磕头，再不能做什么。烧香、磕头，但死亡仍持续不断地发生，所以烧香、磕头，也许只是种自我抚慰方式而已。人要死，天都留不住。母亲说，有一次，她从地里回来，途经我一个叫春红的堂婶家，一时内急，停下脚想在春红家的茅房里小解。正巧春红刚刚小解完。母亲说，这是她唯一一次亲眼目睹一个人在瞬间死去的过程。只见不久前得了浮肿病的春红刚站起来，突然跌倒下去，整个人抽搐了几下，就死了。几根稻草因她死前的滚压，还在颤动着。但可怜的春红已经死了。母亲说，就那一次，她恐惧到极点地意识到，她也是会死的，随时随地。她身边所有人都随时随地会死。

　　那时候我在哪里呢？我问母亲。

　　父母亲面面相觑。

　　那时候，你两岁。你什么都还不懂。他们只这么说了一句，便不再说我，继续饥饿的话题。

　　现在轮到父亲回顾。同样是铺天盖地的死亡，饥饿的魔鬼导演

　　文学成都

　　的死亡大戏。同样是短时间内痛失亲人的悲痛。父亲说，唉！所以，所以啊，母亲开始总结了。只要不死，成天吃麸子，又

　　有什么打紧呢？儿！休怪我心狠，我是怕了。那时候我在那里呢？很奇怪，我对这些在我已经出生后发生的

　　死亡之疫没有任何记忆。你怎么会有记忆呢？那时候你才两岁。直到十几年后，我才慢慢知道，在那个有炖鲫鱼陪伴的幸福夜

　　晚，母亲和父亲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向我隐瞒了一个关于我的重大秘密。当然，那个秘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借由类似芳补人这样的邻人不经意间说出的某句话、某个眼神，以及我自己有意识的一些追问，一点一点地透露出来的。父母亲在那个夜晚隐瞒掉的，是我的身世。

　　据说饥饿的魔影在家乡大地上据守的那些时候，村里人纷纷撑起小船，拥向加南。古往今来，加南始终是家乡人的福地，他们在每一个夏天离开家乡，来加南卡鱼，换取一年的生活所得，这种情形持续了不知多少年。一切似乎都是按部就班的。在加南和家乡之间，村里人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生活的手段。但是那一年，就连加南，原本富庶的加南大地也几近崩溃：地荒芜了，草净了，树叶光了，人们的眼睛绿得瘆人。

　　按照我后来逐渐调查获得的信息，可以将父母亲发现我的情形概述如下：

　　一个傍晚，母亲和父亲撑着船来到加南的一个村庄。在一处农田围绕的狭窄的河弄里，他们忽然听到一阵哭声。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正牙牙学语的小男孩。他站在农田与河弄交界的田埂上，大声地哭喊着。

　　父母亲连忙把船靠稳，父亲跳上岸去，抱起那小孩。到处都一派荒芜，农田名不副实，如今只是平坦、广阔的一大片光秃秃的土地而已。父亲用目光丈量立足之地与远处一个村庄的距离。那村庄约在一里路之外。没有炊烟，人迹皆无，世界是死的，除了这个啼哭的小男孩。母亲也上了岸，接过父亲手中的孩子。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小孩抱到村庄里去看看。不出意外的话，这孩子肯定来自这个村庄。

　　不多久，他们走进了村庄。这是个有意识的小孩，毕竟他已经两岁了。一进村庄，小孩的手指就开始往前指，似乎他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按照小孩的指向，两个大人疑疑惑惑地在村庄里绕来绕去。最后，他们在一处人家房前停下。

　　一个年轻妇人的头从门里探出来，只闪了一下，便迅速没进了屋里。紧随而至的，是一个同样年纪的男人，身后还有一个超过七岁的男孩。那男孩看到我父母手中的小孩，欣喜地大叫一声，但声音未落，就被那男人拖进屋去了。

　　我父母手里的小孩，是的——我张开双手向屋门口的那对夫妇大喊起来。妈妈！爸爸！

　　那对夫妇却仓皇向我看了两眼，飞快地进了屋里，“乒”地关死了门。

　　我父亲和母亲抱着我，呆呆地在那人家的房前立了一阵。很快他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是怎么回事了。在那一年，这样的事情不止这一桩，有不少人家考虑到养不活所有的孩子，会选择硬下心肠把其中一个或几个孩子抛弃。那么，显然我是个被这户人家确定要抛弃的孩子了。父亲和母亲在那人家房前又站了一会儿，抱着我转身回船上去了。

　　也好，正好父母亲结婚几年未育，承接下这个孩子也好。上天注定我与我父母亲有缘，他们最好不要违逆。纵然天灾人祸在即，他们也无法抵御收养一个弃儿的诱惑。

　　在我成年后的某个安逸的晚上，我的母亲用一种庆幸的语气对我这样说：儿！实话跟你说，那天晚上，我和你父其实也是很犹豫的。你看！我们家里那么多人都饿死了，多个小孩，就是给家里增加一些风险。虽然我们也喜欢小孩，但还是不太敢收留你。到最后，还是良心占了上风。母亲眼泪流下来，诚惶诚恐地说，那也是一条命啊！怎么苦，都要善待一个生命。命最大啊，有什么苦抵得过命的重要呢？所以，我们不能不让自己收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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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终于得偿所愿的夜晚，母亲做了六条鲫鱼。除了盐，没有别的作料，那鲫鱼吃起来很腥，与从前母亲多次给我做过的鲢鱼的味道并无质的区别。千真万确，那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吃鲫鱼。可它，简直，简直是难吃的。我一边吃一边懊恼，尖锐的失落感使我抑郁难当。而从父母亲口中源源不断流出的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故事，又使我伤痛。夜那么漫长，河流上影影绰绰。我最终忍无可忍地吐了。母亲把煤油提灯拿出来，捶着我的后背，说，儿！你被鱼刺卡住了吗？叫你慢点吃，你那么快。给饿鬼缠住了吗？

　　煤油提灯微弱的光在河面投下一小团光晕，我看到自己的呕吐物在水里漾动。它们漂散着、晃着，坠向光线照射不到的河的深处。竟有一些小而圆硕的罗汉鱼，从水蕴草里钻出来，奋勇地向那些秽物扑过来，追逐、吞食，你推我挡。我用手抹了抹嘴，从船舷上直起身来，抬起下颌，让目光投向不明晰的远处的河面。在那个夜晚，父母亲所述使我对人生更加惶惑。死，终结了我的想象，那些已死却素未谋面的亲人为我洞开了一页想象的大门，但我的想象只能点到即止，我无法想象他们具体的模样，更无法设想他们在自家的房檐下走来走去的样子，至于他们的生前事，我更无法洞见。这是盛夏将尽的燥热的夜，我内心的骚动无法停止。

　　那些死去的亲人，他们去了哪里呢？他们死于我两岁之时，离现在不过七年光景，可我为什么竟不记得那一年曾经有那么多人死去？为什么我的记忆那么短浅？我也会死吗？在我未曾出生之前，我在哪里？死后我将去往的，正是我生前的所在？可它在哪里？我的目光在河面上聚焦，及至空洞。只听母亲一声惊喊，儿！你醒醒。

　　我发了高烧。河面上的气温将近四十度，而我的体温竟超过了

　　它。在一波接一波的幻觉中，我看到了自己来加南后的第三次失

　　踪：

　　我一直在跑，然后飞了起来，接下来是无尽的坠落。河水稀

　　薄、轻灵，围着我，却又不贴近我，我在它们的簇拥下旋转着坠下

　　去，坠下去。我听到加南大地上的树、房子、水流都发出咕咚咚的声音，似笑，似哭。它们看起来那么亲切，可当我试图去抚摩它们中的某一个，它却徒然不见了，让我觉得它们是根本亲近不得的。我只好朝天上看。一支金黄色的卡从我头顶垂落下来。我张开嘴，咬住其中坚硬的面饵。疼痛由身体深处传来，最后停在两腮。我看到自己被这支突然弓张的卡吊在半空。远处是巨大的锁链拉动的声音，嗖的一下，我被拉了上去。

　　我睁开眼睛，看到父亲和母亲跪在舱里，背向我，朝着河道一侧的农田。母亲手里捧着一炷香。母亲说，菩萨保佑我儿，别使我儿魂丢了。怪我们不好，我们不该跟他说那些事情。我儿的叔爷、奶奶，各位长辈，求你们不要缠着我儿了。我儿还小，你们放过他吧。

　　四天后，我终于退了烧，父母亲又烧了一次香，跪谢了天地，开始了我们的归程。似乎什么都未曾发生过一样，满载而归的喜悦由衷地漾在他们嘴角。我躲在船篷里，心事重重地望着河流之上的田野。船行得飞快，我眼前的加南土地像流动的人的童年岁月，匆匆飞驰而去。

　　母亲说，儿！回篷里去。父亲说，去吧！快。我说，不。我要看。

　　现在我们要跨越大河了。船向北，迎浪而上，越过大河，回到家乡。父亲往手上吐了口唾沫，猛搓两下手，抓紧竹篙在船尾坐稳。我在前面引，你们在后面跟着，他将竹篙放平了，往河面上摆了两下，像拳击手出场前试一试拳套。我和母亲的船被迫甩在他身后。母亲说，你能行吗？瞧你那腿。还是我们在前面吧。父亲说，我怎么不行？撑船用手，又不用脚。我来的时候，不全靠自己两只手吗？没有我不行的。母亲少有的温柔，她将船与父亲的船撑成一条纵线，略显懒散地跨立在船尾，大河在前，她的温柔如此不合时宜，却分明又那么妥帖。

　　我终于与大人们成日念叨的大河对视了。在我的想象中，它应该是一头野蛮的巨兽，浪高八尺，宽广无垠，河心中间奔跑着巨大的铁皮货轮。如果不是那样，就有负于它吃人无数的传说形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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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的大河的确是宽广的，但它却出奇的平静。没有高大的涌浪，亦没有凶巴巴的黑塔似的铁皮货轮。它是在涌动，生生不息的样子，但它涌得舒缓、温文，仿佛河底有巨大的磁石，使大河步履维艰，呈现老态。那涌浪粗大、浑黄、迟钝，深思熟虑。打个比方，广大的加南平原和我家乡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河流就像一群灵气逼人、青春躁动、唇红齿白的年轻后生，这大河则是一个肌肉鼓突的健硕的、行动不便的巨型悍男。

　　我看到接踵而至的长长的拖轮队伍，缓缓行进在大河中央。汽笛声突突突地，像老年人的咳嗽，跳挺在众多的自然之声上。那视线尽头的轮队、它们并不出众的声音、遍布我们小船周围的万千涌浪，以及涌浪们的小声撞击，恍然令我觉得时光如此滞重，又如此寥落。

　　我一直在船头坐着，没有设想中的惊慌，亦没有激动。在那一天，我长时间让视线落在远处的水平线上。阳光给河面镀上一层虚空的白，风穿过去，去往无际远处。我们的两条船，相互扶撵着，半天后，稳稳地靠在了大河的北岸。

　　父亲和母亲选了一条熟悉的河弄，将船安放进去。

　　大河留在身后，暂时与我们绝缘。

　　母亲抱了柴，示意我拿几个碗跟上她。我们两个人爬进父亲的船。这是一年夏日中极其平常的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开始在船上生火做饭。麸皮沉闷的香味很快在那狭小的河弄里弥漫开来，尔后，与多年前一个小孩慌张的脸，一起从尘世中隐没。

　　（刊于《青年文学》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