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成都小说之一瞥

　　向荣

　　2009年作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收关之年，已经过去了。

　　站在2010年的时间平台上，回顾和梳理2009年成都小说的创作态势和发展轨迹，可以用“波澜不惊、从容淡定、阴阳共生，繁花竞放”四个词组来简约地概括其基本特点。

　　2009年成都作家发表的长篇小说不逾十部，中、短篇小说也不过百来部，与当年中国3000多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总量相比，在数量上自然不显其大。但数量与规模绝不是判断文学发展的根本尺度，文学发展的自律性从古至今都是体现在文学的审美维度和精神高度上。所谓“波澜不惊、从容淡定”的说法，彰显的就是成都作家的主体性和从事文学创作的精神气质。在一个过度物化的消费时代，当文学被历史地边缘化，不再是文化的中心，也不复有万众瞩目的光焰之时，“波澜不惊、从容淡定”的主体精神，就不是文学沙龙中自标清流的高雅之谈，而是一种坚忍不拔、寂寞践行的人格理想和写作伦理，是作家无怨无悔地忠诚于文学事业的一种精神信仰。2009年的文学创作表明，成都作家无论中青老少，他们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思潮波涛汹涌的情形下，力排躁气，中流砥柱，一如既往地守护着文学家园，不辞辛苦地耕耘着文学大地，创作出一批思想与艺术兼容、形式与风格多样的文学作品。

　　“阴阳共生，繁花竞放”是2009年成都小说态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2009年的成都小说中，女性作家的小说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了半壁江山。她们或以其女性视角考量人生世态，或以感性细腻的叙事方式描述女性经验，或以敏锐宽容的女性情怀追忆童年时光，或以女性的经验和想象讲述地震灾难，在题材和风格上显现出多元开放的艺术姿态，拓展了成都小说的叙事空间，提升了成都小说的情感深度，丰富了成都小说的叙事形式，从而使成都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繁花竞放的丰盈格局。她们入选《2009文学成都》的作品，就是一种诗性的历史见证。

　　现在，我们就从成都出发，进入到小说的文学世界中去……

　　说不尽的现代性：历史叙事与现实经验

　　现代性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核心主题。现代性关联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和个体命运的改变脉络，自然也是新文学发轫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倦探求和执著表达的核心主题和价值取向。文学也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叙事中，逐渐实现和彰显了文学自身的现代性。2009年有两部成都小说，即《所有的乡愁》和《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都在不同程度上，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域中，进入到现代性的叙事之中。

　　著名作家何大草的长篇小说《所有的乡愁》是一部立意高远、视野开阔、气势恢弘、语言典雅、叙事流宕的史诗式小说。小说讲述包家镇两个家族动荡漂泊、兴衰沉浮的历史命运和艰难岁月。故事源起于晚清，结束于当下，把两个家族四代人挣扎奋斗的家族历史，融会于中国近现代艰苦卓绝的现代性历程的背景之中，在大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书写家族的兴衰和普通人的沉浮起落，从而把个人和家族的生存命运同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现代化历史紧紧地链接在一起，凸显出家国一体、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理念。小说的主题事关故乡与乡愁，但所谓故乡在小说中已从故居地拓展到神州大地，何大草高高举起的是“大故乡”的旗帜。在他精致婉约的叙事中，故乡的含义已然与人动荡漂泊的命运历史地捆结在一块儿，国破必然家亡。所以，故乡就是融进血脉里的乡愁，就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家园，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强国愿和自由梦。

　　小说时空跨度巨大，两个家族四代人相继经历了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八年抗战、十年动乱乃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先后出场的历史人物就有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马思聪等人。叙事空间横跨了中国南北以至日本等国。这样的时空体系和叙事结构，无疑表明了作者雄心勃勃的美学理想和他对中国现代性叙事的探求。作者尝试从包家镇两个家族兴衰存亡的历史命运中，象征性地建构一部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的史诗性作品。何大草的现代性叙事也就承传了主流的“宏大叙事”——从一个小镇出发，中经数代人历尽沧桑的回环往复，小说叙事最终抵达的地方正是从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强大起来的中国。这是何大草写作小说多年来，在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中做出的一次视野开阔、最有力度的艺术探索。

　　何大草的小说叙事通常有历史叙事和青春叙事两条路线。这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学历有相当内在的联系。在他已发表的小说中，长篇小说《盲春秋》和《刀子与刀子》分别是两种叙事路线的代表作品。而在《所有的乡愁》中，何大草已然将他最为熟稔的两种叙事方式有机地糅为一体，主人公艰辛的成长故事是在对历史或悲壮或戏仿的叙事中逐渐完成和实现的。两种叙事协调互动、相得益彰，从而在阅读中产生了一种舒缓跌宕的审美效果：当我们读完主人公从出生到成长再到衰老的复杂而沧桑的历史命运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悄然结束了。接下来是另一代人成长的命运和故事，而历史也悲怆地展开了另一个新的篇章。

　　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性格时，何大草的修辞策略是着力于描写人物身上的英雄情怀和传奇色彩。在包家镇两个家族几代人的历史故事中，英雄主义与传奇命运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张力和反讽魅力。何大草对英雄传奇的偏好与书写，自然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的艺术借鉴。但他的描写又有独到之处。他的策略是将英雄平民化，写的是平民化的英雄。换句话说，他在书写英雄时也在对英雄去魅。因而，他的英雄人物充满了世俗的色彩，而绝少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元素，更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平民。在描写人物性格时，《所有的乡愁》还有一个颇为隐蔽的叙事表征。小说中的男女大都有“雌雄同体”的人格特征。男人身上往往有女人的元素，或阴柔如包纯善、包博望，或被动如包博望、金稻儿，或秀丽如金稻儿；而女人身上却常有男人的气质，或胸怀壮志、豪气干云如南枣花、包英良，或刚烈果断、义无反顾如包双双、包英良和桐子。对男女人物的混搭书写，更多地投射出作者对于男女人格，性别气质的一种审美理想和情感寄予。对女性英雄情怀和庄严母仪的叙事想象，似乎也是作家的另一种乡愁。

　　中篇小说《天启皇帝和奶妈》也是一部典雅别致的历史小说。天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的“木匠皇帝”。他嗜好木工，懒理朝政。他在位七年，奶妈客氏与太监魏忠贤专权跋扈，残害忠良，臭名昭著。而皇帝与客氏的暧昧关系，也是明史上的一大悬谜。但对明史熟稔在胸的何大草来说，显然无意复写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故事。他关注的是历史事件中的人性和命运，关注人物性格与历史事件之间极其复杂的吊诡关系。他的叙事让我们看到，历史的荒唐诡异，其实是与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格纠结在一起的。何大草以精神分析学的眼光考量天启皇帝同奶妈之间那种特殊复杂、极为反常的情感关系，把权力欲望同恋乳情结、政治同人性的纠缠摹写得难解难分，其内在张力具有无穷意味。如果说“性格即命运”，那对重要的历史人物来说，人物的性格或许就铸造了历史的命运。人性的诡异与复杂，导致了历史的诡异与复杂。而在这种人性与历史繁复纠结的背后，则是作者对君主政体和宫廷生活的反思和批判。也就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批判中，显现出何大草对现代性源头的一些个人化思索。

　　当何大草在历史的视阈中呈现出他对现代性叙事的审美想象之时，女作家郭严隶的《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则从现实经验中体悟到传统沉苛对现代性的遮蔽。

　　郭严隶是近年“移民”成都的女作家。她在北方一个城市做过多年记者，移居成都，是为了平静而勤勉地写作小说。成都兼容并包的闲适氛围给她提供了平静的环境，千山万壑的南北之遥又为她的写作制造了必要的审美距离。她在成都生活的岁月中，已出版了《浮途》《锁沙》等几部长篇小说。其中《锁沙》是当下中国生态文学中一部引人关注的文本。她的写作实践已然表明，中西传统文化与记者经历是她从事小说写作的精神资源，而她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习得和浸润，又使她的小说承传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具有一种诗意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200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就是这种美学风格的代表性文本。

　　这部小说以当下中国的社会经验为背景，传达的则是“救救孩子”的启蒙文学主题。小说以一个女艺术家前往南方寻找雕刻灵石“白珍珠”的经历为叙事经纬，深情地讲述了三个孩子不幸的命运故事。其中，名叫“喜儿”的故事传达出对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感性拷问。出身乡村的慈悲山市文化局副局长向文登没有子嗣，便花钱借腹生子，取名喜儿。但喜儿一出生就被锁定在一个宗法家族陋习依然浓厚的穷村之中，注定一生一世要为向家守护家族祠堂，喜儿之生本质上就是“喜儿之死”——他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守护“死亡”。一边是天性善良向往美好生活的喜儿，他的全部人生命运，就是为了替家族践行一个残酷的封建陋习。一边是身为城市文化人的父亲却将此事视为理所当然的尽孝之道。他在城市的生活里另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他攀附权贵、游走文场、如鱼得水，面对被他“遗弃”的喜儿竟毫无一丝愧疚之色。一张一弛的对比性描述中，悲情从叙事的缝隙处源源涌出，而悲情后面，不啻对现代性未竟事业的追问，更是对后现代“虚假繁荣”的反讽。另外两个孩子的不幸故事，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展现出来，但都在大致相同的意义上指涉到孩子成长中沉重的“父权”主题，体现出作者对中国传统的父权制文化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批判。在这种反思与批判中，传达出作家对现代性未竟事业的沉痛呼唤。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关涉的沉痛主题是在抒情意味浓郁的叙事中完成的。荷花、月光、小桥和清风都是故事展开和叙事结构的审美意象。作者以审美的意象和抒情的语境状写苦难与丑恶，便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很大的艺术张力和想象空间。叙事话语强烈的反衬使苦难获得了平静而庄严的艺术表达，让疼痛的感觉更加深入骨髓，升华出更大的悲悯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也为当下的苦难叙事提供了另一种更有意味的艺术经验。

　　成长的隐痛与焦虑：在童年中长大成人

　　70后的王棵也是近年“移民”成都的新锐作家。曾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的王棵，已发表100多万字的小说、还出版了两部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可以说，王棵“移民”成都，为成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王棵的写作空间阔大，题材丰富，从乡村到小镇、从小城市到大都市，一路写来，颇为得心应手。2009年王棵发表了近十部中、短篇小说，比较突出的中篇就有《河之唇》《忽见祥云》《安乐摸》和《栖息旅程》。这些小说在题材与形式上都有新的变化和提升。王棵的写作最显著的特色是他对人物内心经验的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他长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确把握，可以将人物最曼妙微观的内心镜像，书写得淋漓尽致、曲径通幽。更重要的是，他对某类人物奇特心理乃至怪异心态的捕捉与表现，使他的小说在当下中国小说中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耐人寻味。而对现实生活中人物关系的关注与探究，是王棵小说的另一个特征。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繁复纠结的社会情感状态。就是在这种纠结关系的结构中，王棵潜伏到人物心理的最深之处，从那里去倾听人物内心的声音，去寻觅内心的轨迹，去探索内心的奥秘，从而使他的小说在探索人性丰富而复杂的主题上，也独树一帜。

　　王棵的《河之唇》是一部关于成长主题的诗化小说。小说把一个九岁男孩逐渐成长的艰辛与隐痛释放在江南逶迤的河湾之中。一边是大自然绮丽迷人的诗意风光，一边则是童年成长的残酷历史。一个在大饥荒年代被人抛弃的两岁孩子，被人收养。九岁那年，养父不慎小腿骨折。为了一家的生存，孩子跟随母亲去百里外的大河捕鱼挣钱。在河上捕鱼的两个月中，聪明勤学的孩子不仅学会了卡鱼的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尝尽了成长的酸涩。最后，他还知道了自己作为弃子的隐秘身世。就在那年夏天的两个月中，九岁的孩子告别自己苦难的童年。仿佛在一夜之间，他就长大成人了。

　　尽管在贫困艰苦的童年岁月里，他饱尝了孤独与饥馑的滋味，但养父母勤劳善良、不舍不弃的关怀却使他获得了难得的人间温情。王棵的叙事充满了忧郁的诗意和生活的质感，在他忧伤而饱满的描述中，童年的梦想在美丽的河湾上渐次展现，相濡以沫的亲情也在现实的困境中大放异彩，岁月的艰难在催生孩子困惑的同时也磨砺了童年坚韧的性格。那个年仅九岁的孩子，在得知自己苦难身世的那个晚上，就洞穿了苦难。而一个洞悉苦难秘密的孩子无疑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似乎没有经历少年，也无须经历少年，就在思想上长大成人了。这大概就是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生存哲学。但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并不是它表达了一种关于生存的深刻思想，而是它那种寓忧伤于平静、融苦难于诗意的叙事艺术。这样的叙事艺术源自作家对童年视角的选择与坚守，正是童年时节好奇的目光，悄然净化了残酷的现实和苦难的历史，使艰难岁月的成长之河也闪烁着温暖动人的迷人阳光。王棵似乎并非刻意要给我们讲述一段残酷艰辛的成长秘史，他在这个关于九岁孩子跟随母亲出门捕鱼的历险故事中，更想捕捉和营造一种平实而诗意的美学形式。或许，在他看来，在往日那些艰难的岁月中，类似小说主人公那样的成长故事其实很普通，底层社会的多数孩子都有相似或相近的成长故事。因此，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叙述才是真正的挑战。《河之唇》表明，王棵最终选择了诗化的叙事风格。而这种诗化风格可能也是作家本人童年记忆中的一份珍贵的资源，是作家难以忘却的乡愁。

　　无独有偶，80后作家颜歌的《白马》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成长小说。颜歌是成都本土成长起来的80后作家。她的小说天赋和叙事才华正处于崭露头角的上升时期，即便在中国80后作家群体中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王棵的《河之唇》是对成长主题的诗意叙事，那么，颜歌的《白马》就是对诗意的缓慢稀释和最终放逐；在王棵全心全意建构诗意、抚慰伤痛的地方，颜歌则津津乐道地将童年经验中残存的诗意一点一滴地解构，使伤痛渐进地凸显出来，变成一道挥之不去的醒目伤痕。王棵的童年世界是一片阴影中绽放的阳光，颜歌的童年世界则是阳光逐渐淡化后留下的一缕阴影。那个备受姨妈和父亲宠爱的小女孩云云，在她十岁那年，不仅发现了表姐的早恋，还发现了父亲与姨妈长达数年的隐情，最后，更让她震撼的是，她在父亲的忏悔中发现了自己竟然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单纯而有情趣的小镇生活从此变得亲密关系则已荡然无存。夫妻间的种种对话，透露出来的只是事不关己的疏离感觉。嗜睡的中产男人最后只能睡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

　　有家不想回，或者说，有家不能不回，但回家后的感觉与在外漂泊的无力感又不分轩轾，如此两难的生存处境表明，何小竹的小说已经把城市中产男人的精神困境推到了极限。但他对这种极限困境的关注与描述，是以一种深藏不露的悲悯情怀，在相当节制而平静的叙事中完成的。叙事的平静源自他对人的处境有一种深入肌理的洞察力。他不但看到了困境产生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城市生活的物性化状态，他同时还发现了困境产生的主体性症候。通俗些说，是人自己也把自己套在了困境里。中产男人憧憬着真诚沟通、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但他们骨子里也不无一些鬼祟的东西在有意或无意地阻碍着他们践行的步伐。

　　《他的失眠症又变成了嗜睡症》是何小竹2009年开始写作的《他系列》中的一篇，其主题及人物，是长篇小说《藏地白日梦》的延续与拓展。这样的写作意图和日渐成熟的叙事艺术意味着，何小竹已经摆脱了前期小说写作过度偏好“日常趣味”的羁绊，逐渐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生存困境中，去寻找那些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隐秘事物和生存经验。这样的小说文本同时也表明，日常事物与日常经验是何小竹孜孜以求全力以赴的叙事主体，他的美学旨趣既不在历史传奇之中，也不在宏大叙事之内。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从来不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甚至连浪漫一点的故事也似有若无。所以《藏地白日梦》里被绑架的事件最终被作家的叙事彻底消解了，绑架的结局类似一场游戏。何小竹自始至终关注的只是庸常平淡的日常生活，是大社会中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微观场景，是鸡零狗碎杯水微澜的日常经验，是日常情境中一个完全不经意的细节或者某种瞬息即逝的心理反应。换句话说，何小竹处心积虑的小说写作是在尝试建构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诗学。在他的审美理念中，小说的意义和深刻的主题并不在日常生活之外，它就在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就在某个日常经验的细节之中。比如，中产男人睡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中产男人同妻子冷到零度的对话等等。这些庸常而又普通的日常细节，惟其普通日常，并在日常情境中瞬间发生又瞬息即逝，人们常常是见惯不惊因而也就不以为意。但何小竹却敏锐地发现这些被忽略或被省略的日常经验中隐蔽着深度的人生意味。他牢牢地抓住这些日常细节，在它们看似琐碎无聊的表象背后撕开一个裂口，把潜伏其中的人格症候细致地呈现出来，以镜像方式昭示汲汲营生的人们。何小竹拥有诗人的纤细感觉和洞幽烛微的叙事能力，他既能把平庸无聊的日常经验书写得纤毫毕现，使日常生活的自足意义得以自我呈现；也能剥开日常生活混沌繁杂的事物表象，捕捉到日常情境乃至主人公转瞬即逝的某种微妙心理中潜伏着的问题或况味，从而使内心世界中那些不健全的灰暗人性无处可藏，也使看似平庸破碎的日常生活生发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诗意，缓慢然而有力地触动着我们对日常人生的思考。与此同时，小说的艺术形式和诗学意义也在其中一点一滴地建构起来。

　　1996年，诗人何小竹开始写作小说。十多年过去了，他已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创作数量亦算壮观。但在文学江湖上，何小竹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而他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声名，或许被人忽略了。如果说他的小说写作在过去还是一种我们相对陌生的另类写作，那么，在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向的当下，关注日常生活的小说写作，无疑将逐渐成为消费时代主流的叙事艺术。因为只有在经济比较丰裕的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才能从后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凸显出来，成为人类全部生活方式的生存基础，成为人们寻求生存意义和幸福感觉的根本依据。

　　另一个作家裘山山对日常生活中女性经验的关注和叙事，就是从生存意义和幸福感觉的根性之处逐渐展开的。

　　裘山山过去的小说更多地书写军旅故事，《我在天堂等你》是其中影响甚广的代表作品。新世纪以来，裘山山的小说写作题材有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转向，她将笔触伸及到现时代的中产人群和底层人物，书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和内心经验。2009年她两部著名的短篇小说《致爱丽丝》和《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曾被多家文学选刊转载。《致爱丽丝》写一个进城保姆的生活蜕变，她对钢琴和音乐的热爱与执著，最终彻底改写了她保姆的社会身份。小说讴歌了个人意志和精神状态对于改变个体命运的神奇力量。很有意思的是，《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写的却是一个城市机关职员如何蜕变成家庭读书“保姆”的离奇故事。故事虽然不乏离奇乃至荒诞的意味，但在裘山山的描述中，却是十分合情合理，有故事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单云是个离异的大龄剩女，人长得不好看也就罢了，但她偏偏还是一个狂热爱好读书、梦想有个大书房，自甘清贫地生活在想象世界的女人。阅读之外，她对日常事物，尤其是女性时尚生活索然无趣。这样的女人，在物欲喧嚣的消费社会中自然不合时宜。所以，她选择佳偶重组家庭的正常需求，就频遭挫折。但单云不改初衷，书照读、人要找。问题是，对一个不合时宜的剩女来说，她在消费社会中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一次错位的机缘使她巧遇一个斯文的富商。富商没时间读书却拥有一个豪华的大书房。那个大书房像一颗太阳照亮了单云的白日梦，使她情不自禁地生发了“嫁作商人妇”的人生愿景。然而，富商对她数次似是而非的“引诱”，原来不过是要雇用她去做富商“病妻”的读书陪伴，也就是病人的读书“保姆”。单云的幸福想象戛然而止，但书房的引诱依然如故。单云为了能在那个书房读她想读的书，她办了退职手续，到富商家当了奇特的读书保姆，读书“直到读出眼泪来”。读书人的卑微、知性女人的悲凉也伴着泪水夺眶而出。这个离奇的故事表明，裘山山对现时代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和书写，已然上升到对女性精神生态和心灵境遇的人文关怀。将文学的女性立场落到女性内心深处，是裘山山近年小说写作践行的一个美学理想。小说在反讽的叙事和诙谐的描写中，不仅从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凸显了资本在当下社会中的强势力量，而且揭示了资本在精神生活领域中“温柔”的扩张与“优雅”的掠夺。社会阶层和贫富悬殊导致的不只是物质财富的分配不公，更严重的是，它已经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不平等，而精神上的掠夺和不平等，作为现时代文化危机的深刻症候，还没有引起社会的深度重视。惟其如此，裘山山小说的现实意义和认知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袁远的中篇小说《脚不沾地》则从荒诞意象的隐喻层面，描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幸福感觉“脚不沾地”的怪异状态。

　　多年以来，袁远的小说写作总是一如既往的勤勉认真，总是植耕于自己的城市和自己对生活的认知。袁远作为一个作家的主体性也总是体现在她对熟悉生活的精确把握和饱满表达之上。2009年因忙于写作长篇《亲仇》，她只发表了《脚不沾地》。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上同裘山山的《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说《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主要是写一个大龄“女文青”的情感困境，那《脚不沾地》写的就是一个“男文青”的精神困境。两部小说都指涉到消费社会中 “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消费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物质至上和人生享乐，所谓成功与幸福的准则也都被规定成金钱的多寡。在这种大一统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操控之下，那些偏爱文艺、喜欢浪漫的“文青”，无疑就是既不合时宜又凌空蹈虚的“边缘人”了。袁远用“脚不沾地”的隐喻和意象来指称这类人物的生存处境，可谓准确而又形象。假如一个人要做“文青”，这还是他或她的自由权利。但有了家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脚不沾地》中的“文青”姚沉，因为想做一份与“文艺”有关的编辑工作，就挣不了大钱，就无法满足妻子“越过越好，越过越舒适”的物质欲望。于是家庭纷争与观念冲突便风生水起，一种“衰男与怨女”的日常情景，就成为推动情节的叙事节点。而长期的隔阂和疏离，最终导致了夫妻之间“七年之痒”的情感危机。当此之际，姚沉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脚不沾地”的症状，人像失根一样踩不着城市的大地。更为严重的是，“脚不沾地”的症候还威胁到姚沉那份经理的职业。如此一来，情感和职业的双重危机便突兀地挡在他的面前，生存的空间变得逼仄、生活的压力骤然放大。焦虑无助的“文青”姚沉，于是一步一步地被现实困境逼到了一个“危险的高度”，他在那个“高度”上始终摇晃不已。袁远不无戏谑和荒诞的描述，不仅彰显了她对消费时代日常生活和人伦关系的观察深度，而且还凸显出这种观察背后的普遍意义和质疑精神：姚沉的精神困境其实也是消费社会普遍的精神困境；当物质至上的生活观念君临天下时，多元而有差异的生活方式无疑就成了“脚不沾地”的纸上谈兵。有人奉金钱价值观为金科玉律可以理解，它是物质长期匮乏的一种历史反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们合法的选择权利。袁远在小说中也对姚沉妻子的金钱人生观寄予了同情和理解。但倘若人人都如此，这世界无疑就荒诞了。金钱之外，人的生活肯定还有更多其他的价值、意义和方式。像姚沉一样的人无非想过另一种生活，选择另一种人生方式。但他们的选择为何偏偏就成了“脚不沾地”的白日梦呢？到底是姚沉们患有“脚不沾地”的症候，还是现时代的生活过度物质化而引发了“脚不沾地”的症候呢？袁远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性。

　　很有意思的是，洁尘的小说《你什么时候搬出去？》，也从内心情感的悖谬之处，描述了幸福感觉“脚不沾地”的日常状态。一个白领剩女，对一个男人十多年来的念想曾经是她最重要的情感生活。但当这个男人真的同她住在一个屋檐之下时，她对男人的感觉彻底“异化”了。她想象中的那种悠长浪漫的关系，在日常情境中却因种种日常细节的错位，比如差异很大的生活习惯等，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人生况味。他们走得越近，疏离的感觉反而越大。最终她只能面对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搬出去”……

　　上述小说关于边缘状态和精神困境的书写，都指涉到日常生活的存在本质，对人在日常经验中的价值和意义作了严肃而深入的美学反思。但日常生活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还有另一把打开生活意义、照亮日常事物的钥匙呢？索朗仁称的《到拉萨去约会》或许是另一种诠释。

　　索朗是成都的藏族作家。他的小说创作，通常都用平淡简约的叙述话语，来讲述历史和现实的故事，创造出一种与精神世界同构对应的艺术结构，赋予细节生动的意义，挖掘意识形态之下潜在真实的灵魂状态，在真实的生活经验与虚构的事物之间建构起某种精神和文化的联系，从而实现对现实经验的艺术超越。当然，他这种超越性的写作，可能也是对藏传文化经年累月习得的艺术成果。

　　《到拉萨去约会》是索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总体上表达了作家对西藏故土的神圣热爱之情。他的小说有着对于西藏“经验”的执著与坚守，试图从乡土社会的日常变迁中发掘那些曾经被遮蔽和忽略的永恒“美丽”，这些美丽可能来自不变的人性、人情，也可能来自民间的文化风俗或自然风情，甚至就直接来自粗犷质朴的生活本身。但无论源自何处，索朗都对其赋予了诗性的情感与唯美的想象，并以一种少有的透彻和练达，不动声色地超越了日常生活本身，抵达了一个充满温情而又宁静的精神高地。

　　这部小说没有很强的故事性，只是将火车上几个人各自的故事串联起来，以此推动情节的发展，可以说也“推动着火车前进”，等火车到达终点站拉萨时，故事也就自然而然地结尾了。“舅爷的索卦没说我的祸福，没说我能活多久，却说出了一句意料之外，却是我最想听的话，亚杰，你是个情种。” 从这个索卦，小说主人公亚杰的“去拉萨约会”的心路历程由此展开。“是轻松之旅，是逃亡之路？是朝圣之旅，是忏悔之行？……”带着这样的追问，亚杰登上了开往拉萨的列车，亚杰成了一名精神流浪汉。他的“逃离”意味着追寻，放逐当下才能寻找和进入生命的本真，这也许是对生命，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方式。同作者的其他小说相比较，《到拉萨去约会》显露出了作者试图超越自我进行新的精神探索和艺术探索的积极意向。

　　某种意义上，索朗的小说热衷的并不是对一种日常经验表象的触摸，更不是对经验的“奇观化”的呈现与展示。他的小说的写作过程，更近似于读者对小说的阅读过程。他对于“生活”的“阅读”，是一种精神与情感的穿透，是一种深刻的领悟与品味。因此，《到拉萨去约会》并不特别在意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叙事节奏，而是企图领悟和挖掘生活经验背后的那种“意味”和“内涵”，而不是“生活”和“经验”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索朗的小说味道是隐藏在其所营造的对西藏拉萨这片神圣之地的眷恋之上的。而拉萨就是他的一次精神之旅，一个朝圣之地，一次将个体灵魂扎根于故土文化的净化仪式。

　　人性的可能性：灾难叙事的关键词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汉旺镇钟楼倾斜的时针，把汶川大地震的深重灾难铭刻在四川大地，也铭记在文学心头。诗歌再一次以井喷式的悲壮激情抒发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悲痛，唤起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无疆大爱。置身于成都的作家和诗人纷纷奔赴灾区，在第一时间投入到抗震救灾的伟大壮举之中。

　　地震后不到一年，成都作家骆平在《小说月报》发表了长篇小说《与世隔绝》。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这是中国最早一部直接书写汶川大地震的长篇小说。这一事件充分见证了成都作家对故土灾难的快速反应，也体现了成都作家义不容辞的使命意识。《与世隔绝》以小说的想象方式直截了当地书写了汶川大地震的现场故事。骆平的创作意图是要在那个特大灾难发生的真实语境中，直接洞察和精确表现人性发生变化或变异的种种可能性。因此，她为小说主人公在灾难突发之前预设了许多爱恨情仇的人物关系和个人秘史，诸如，即将离婚的夫妻，携款潜逃的贪官，隐秘的婚外情，情感失意的医生， 恩怨纠结的家族矛盾，等等。在地震突然爆发的灾难性语境中，面对巨大的死亡恐怖，所有这类纠缠纷扰的社会关系和情感困惑，似乎都在规定情境里发生了转化，获得了净化或救赎的可能。灾难和死亡使不同的人群成为集体的受难者，在灾难中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悲悯情怀和内心良知，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残酷的现实激发出来，仇恨的情感得到了净化，而关怀的情感成为抵抗灾难、死里逃生的希望之光。

　　骆平的叙述既悲恸又冷静，她想把受难的人们在惊心动魄的逃亡过程中流宕的种种繁复的内心情感，从现场细节的描述中准确精细地呈现出来，使它们成为灾难情景中个性化的内心经验。为了营造一种真实的现场感，她刻意地借用了电影的叙事语言，以平行蒙太奇的手法谋篇布局，将恐怖、悬疑、惊悚和爱情的诸多元素糅进情节结构中，使小说的叙述充满了流动的画面质感。但囿于她对灾难经验的局限性，小说的人物心理和故事细节只能更多地依赖于纯粹的想象和相关知识，从而导致小说总体上的概念化，一些过

　　灾难文学虽以自然灾难、社会灾难为书写对象，但不应当是简单地对灾难事件的记录和再现。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其终极目的是通过审美化的语言对普遍人性进行描述与探索，体现人性的真、善、美。因此，灾难文学的写作离不开个体对灾难的人性体验。而个体对灾难的体验并不等同于个体对灾难事件的直接经历与感受，而是对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以及与灾难本身相关的复杂的“命运关系体”的体验。灾难情境并不只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场域，还是一个与时间性攸关的四维时空场域，“内心经验”在这个时空场域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特别的四维性场域体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相连的人类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历史性。

　　文学的灾难叙事，可以强化民族体验与国家认同。文学作品通过灾难叙事往往会给予读者“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这种“民族危亡”的审美想象，经由美学意象的催化，可以激发人们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凝聚力，从而深化读者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认同。

　　惟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期待成都作家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更伟大的关于灾难乃至其他题材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