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加模

　　整理剪报中，我翻到一篇已经泛黄的“豆腐块”文章：《四川广播电视报》1980年7月21日头版“报眼”位置刊发了一篇《社员罗德金买了汽车》。全文内容是：“最近，新都城乡人们争相传说石板滩公社解放大队一队社员罗德金买回一辆载重两吨半的‘成都－130型’汽车，由自己经营的新闻。罗德金所在队交通不便，他很早就想帮助集体和社员解决运输问题。不久前，小罗向银行贷款3000元加上自己的存款，于6月3日欢欢喜喜地买回了一辆汽车。这辆车一上路就具有特殊风格，服务非常周到。他行车20天，营业额达到1100元。电台将在8月3日《对农村广播》中播送通讯：《买车记》。”

　　“买车记”三字在眼前出现，立即使我激动不已，陷入回忆。因为这篇稿件是我采写的，个中情形我最清楚。此报道不仅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写出的新闻中，影响最大、争议最烈、意义最深远的一件，而且反映了当时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时代背景，记录了新都以至全国农村改革，尤其是私营农用汽车初期发展的状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故此，将《买车记》刊播前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作些回顾。

　　罗远述供线索写成文稿

　　1980年6月22日上午，天气异常闷热。中共新都县县委书记黄义元召集县上各部委、局、行、院、社、各公社主要负责人，在县政府灰色大楼顶层的大会议室里开工作会。我作为县委报道组成员，也参加听会。因会议尚未开始，便同坐在旁边的副县长罗远述闲聊起来。他告诉我：“老李，今天有个重要新闻，你晓不晓得？石板滩农民罗德金，他买了辆汽车，今天要来办执照，私人经营。”

　　罗远述通报的信息使我十分兴奋，因为长期跑农业报道，听到过许多关于姓“公”的“方向盘”（驾驶员）吃拿卡农民，致使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物品不能及时运送的事，早就想报道这方面的问题，以对解决农民困难有所帮助。同时，这也是改革开放，突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鲜事啊！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骑车赶往石板滩公社。在这里，我先后采访了公社党委书记曹仕银、解放大队党支部书记廖国成、公社信用社主任姜玉忠，特别是罗德金本人及其家属、邻居。现场见到了那辆“成都－130型”蓝色小货车。记得当时28岁的罗德金，瘦高个子，浑身晒得黑里透红，穿了一套红色的运动衫。他高挽起袖子、裤脚，在仔细地擦洗汽车。车擦好后进入驾驶室，在晒坝上跑了两圈，做了个现场“表演”。

　　素材收集好后，我即刻赶回县委机关，写成了《买车记·新都农民罗德金买了载重汽车》。

　　王达敢拍板，《买车记》免遭厄运

　　稿子写成了，虽然带着为改革呐喊，替农民说话的愿望，但能否发表我却没有信心。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说汽车这样的大型的现代生产资料，就连农业生产上使用的拌桶、犁头等都还是公有的，没人敢下放到户。假若《买车记》“出笼”，岂不违反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准”这一根本原则吗？可我又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一年多了，就抱着试试的态度，于6月25日揣着稿件到了两家省级新闻单位。

　　果然不出所料，我来到《四川日报》编辑部农村组，便先吃一碰。接待我的是组长尹汉卿。他看完稿后立即眉头一皱，说：“老李呀，你这篇稿子我们咋个敢用啊？这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问题。”我想了想说：“如果不能公开见报，编发个内参，供领导参考如何？”他说：“也不行。”

　　接着我又来到了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农村组，找到了编委兼组长黄家愈。说：“老黄，你想不想看点新东西？”边说边把《买记车》递给了他。黄家愈仔细看了两遍，然后抱歉地说：“老李，真对不起，这篇稿子不能用。”这时我的心凉透了。因为当时的新闻媒体省上仅一报一台两家。新都还属温江地区管辖，没有一家新闻单位。《成都日报》、成都电台是供城里人看的、听的，一般不刊播乡村的事，我和他们没有联系。正在为难之际，坐在一旁编稿的老编辑张大元插话了，他说：“让我看看。”张大元看完稿子连声说好。同时，他抓起稿件边走边说：“找王达看看！”

　　王达，山东人，曾任胶东半岛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当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兼省台台长。她为人耿直、敢说敢当，在广播、新闻界颇有威望。抱着最后的希望，我在电台农村组等了差不多一小时，请示王台长的张大元回来了。他兴奋地对我说：“老李，王达看了你的稿子，她说这篇稿子好嘛，为啥不敢播。播！我签字。王达已经签字同意了，还叫《四川广播电视报》发条预告新闻！”稿件终于起死回生，《买记车》有了出头之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节目报”刊预告，掀起波澜

　　按王台长的指示，《四川广播电视报》于7月21日登了仅有199个字的节目预告，放在最显眼的“报眼”上，与报题平行；装饰了花边方框；还专门制作了绘有一位青年农民肩扛货物装车的插图配在旁边。文内简要叙述了买车经营事实，特别栏提醒：电台将在8月3日《对农村广播》中播送《买车记》。

　　当时《四川广播电视报》是省内发行量最大的、群众喜爱的报纸。“罗德金私人买汽车”的新闻一经刊出便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巴蜀大地，在城市农村、街头巷尾，茶房酒肆、村头院落。

　　《买车记》正式播出时收听率很高，播出后舆论进一步升温。据外事部门的同志讲，日本的《朝日新闻》、美国的《美联社》立即派记者来蓉采访。香港《大公报》随即也用黑体大标题《中国农村的汽车业主》，刊出了与《买车记》事实相同的报道。可惜这张由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刘宗棠捎给我的报纸未曾保留。印象深刻的是报道中说，它是中共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的信号。也就在8月，刚由新华社四川分社调到北京《半月谈》的喻权域，在回新都探亲与我闲聊中，得知石板滩发生“社员买车”的新鲜事，便从我手上要走了《买车记》，迅速登到了该刊第八期上。于是《买车记》的影响遍及全国。

　　在国内外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的同时，四川政界、学术界、企业界也反响强烈。大约是8月下旬的一天，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自称是教员，持介绍信到县委报道组找到了我。从他的谈话里我才知道省政府已召开了一次专题讨论会，由秘书长主持，有省委党校、省社科院、省交通厅的领导、专家、学者，还有省级新闻单位与中央新闻单位驻川记者站的记者、编辑参加。会上专门讨论社员私人买车问题。当时，以交通厅等行业部门官员为一方，其他单位为另一方，双方各持己见，辩论十分激烈，直到会议开完，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沸沸扬扬的议论、辩论中，压力最大的莫过于批准贷款3000元支持罗德金买车的农业银行新都支行行长杜希勤。杜希勤告诉我：“当罗德金买车的消息登报、广播后，便立即惊动了上级银行。省分行派出两名干部来新都专门找我谈话。他们问我，为什么要贷款支持私人买汽车？我说，根据省行的规定可以贷款给养牛户买耕牛，适应联产到户后缺牛户搞生产的需要，我们已经于去年（1979）在石板滩公社试点了，效果不错。既然买耕牛可以给私人贷款，为啥买汽车又不可以呢？借助社会力量发展运输事业，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况且罗德金是有还款能力的，如果上面说确实搞拐了，我把贷款收回来就是。听了我的解释后他们就没有追究了。工作组一行还到石板滩作了调查。私人买车行不行，该不该贷款，省分行的同志没有正面表态。后来，县委组织到邛崃参观学习，会上要我就支持乡镇企业、贷款支持农民买汽车发了言。记得会上有位同志当即表示给私人贷款买车有违社会主义原则，不该支持。回县后，我请示县领导，他们都说是新鲜事，试一试，还是没有正面表态。”

　　大讨论

　　鉴于《买车记》播出、刊登后群众看法不一，争论越来越激烈，纷纷给编辑部来信，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半月谈》杂志，决定开辟专题专栏，组织全省和全国的读者、听众，展开一次专题讨论。《半月谈》1980年10月，在简短的编者按后共发表了五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从数千件来稿中遴选出来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很具代表性。

　　主张《社员买汽车跑运输应当允许》的江苏宜兴朱斌培写道：“你刊第八期发表文章，欢迎大家讨论社员买汽车行不行？我说：行。理由很简单：第一，手续合法。罗德金不是非法买车，而是从公社农机站买回的，又有合同签订，每月还向生产队交纳公积金、保险金。第二，不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罗德金的汽车有‘户口’，执照齐全。开车不要人家送礼招待，更不投机倒把。第三，服务周到。干部和群众一致夸他‘为农民服务着想’。这三条，比有些‘官办’的汽车驾驶员要好上几倍，对于这种公私两利的买车跑运输何乐而不为呢？我看应该提倡。”

　　然而，认为《社员买车我看不行》的辽宁金县罗云华则举出两条理由：“其一，不符合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型生产资料必须公有，不能成为私有财产。汽车是大型生产资料，决不能与社员可以私养耕牛相提并论，如果社员可以买汽车，那么有钱的工人、干部不但可以买汽车，而且可以买机器开私人工厂了。这不等于容许资本家存在了吗？其二，把农村贷款借给社员买汽车，是拿集体利益为某一个人富裕开‘绿灯’。这种做法更不能提倡。既然能把3000元贷款借给社员，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借给生产队，让集体买汽车呢？社员张三要买汽车信用社给贷款，如果社员李四、王五……都要借，这个‘绿灯’国家都能开吗？”

　　“生产资料”是大讨论中争论的核心。对于“大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不是方向道路问题”，北京陈书全和基建工程兵某部军医朱万金有他们的见解。陈书全在《社员买汽车与资本家买机器不同》一文中写道：“在早已集体化、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我国农村，社员已不是过去那种个体农民了。过去，资本家买机器没有什么限制，他买机器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今天社员买汽车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社员是用汽车靠自己的劳动增加收入的。过去是私有经济，今天我国城乡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公有制经济和国家政府有关部门，从许多方面对少数拥有少量大型生产资料的使用加以限制，使拥有大型生产资料的个体劳动者，不可能变成像过去的资本家那样。像罗德金买汽车就与大队签订了合同，受大队监督。”朱万金在《我希望每个农民都有汽车》中写道：“罗德金买汽车搞运输，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党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保证大队运输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劳动把集体经济搞活，同时获得利润的，与资本主义通过剥削获取暴利有本质上的区别。”

　　大讨论中还有一种意见，那就是江津地委宣传部的王其书，他认为有几个难解决的问题，主张《这种事不宜提倡》。他在讨论稿中这样写道：“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其次，燃料问题。汽油不是自由贸易商品，当前汽油供应紧张，国营单位一些汽车还常因缺油而停驶，哪有多少汽油来供应社员私人搞运输。第三，货源问题。在某些局部地区少货源，当前总的情况是国营单位的汽车运输都严重吃不饱，哪有那么多货物来供应私人运输。据我所知，四川省汽车25队就约有150部汽车因货源、能源不足而停驶。”

　　总之，两家新闻单位组织的全省、全国范围的大讨论，都是来稿多，用稿少，但编辑部与官方均没有作出“行”还是“不行”的结论。当时，新闻界人士戏称是“没有结论的讨论”，但观点越辩越明。

　　结局

　　《买车记》及其宣传的“农民私人买汽车经营”一事，最终由实践作出结论。当然其中也有一点小小的曲折。

　　首先，在新都罗德金的名声大响，在此事带动下，农民要求买车的积极性很高，三河公社的农民率先行动。1981年春天，龙门大队农民刘宝明、山秀大队农民李顺民，先后提出申请。新都农业银行行长杜希勤顶着压力，敢字当头，给予贷款支持， “三河农民又买了车”的消息影响到桂湖、龙虎等公社的农民，他们也跃跃欲试。但是此后不久，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对此事放出了不支持的“风”，此信息由县委常委、财贸部部长刘茂林传达给杜希勤。之后新都县农业银行就停止私人贷款买车了。

　　再说在全国的影响。据新华社的朋友讲，北方各省农村早在《买车记》刊登之前已经有人买拖拉机，也有个别农民买汽车的，只是未公开报道，因而没有形成气候。中国农民有个习惯，总把新闻媒体报道的，认为是党和政府提倡的。因此，《买车记》一见报，舆论在全国公开，广大农民便把它当成“红头”文件，于是私人买车尽管争论激烈，但多数农民拥护，于是买车的便一下子多起来，催促金融部门（农行）贷款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样的形势下，农行系统被逼得只能正面回答。据杜希勤回忆：1981年春天，省农业银行召开了一次全省县支行行长会。会上，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赵副行长，在找我和省分行、温江地区中心支行的行长们当面听取汇报后，第二天在作大会报告时说，农民买汽车可以支持，可以贷款。会后，赵副行长的简短的几句表态性的讲话，迅速传达到全系统，使农行部门贷款支持农民买汽车有了根据。于是，全国农村便逐渐形成了农民购买农用汽车的热潮。

　　对于《买车记》这篇报道，在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1987）43号文件《关于同意李加模申报主任编辑的请示》（报省委宣传部职改领导小组）中，有这样一段话：“通讯《买车记》是全国第一篇公开宣传私人购买汽车和私人经营的报道，在国内外引起较大的震动，为后来中央文件允许私人购买和经营汽车等大型生产资料的政策规定，作了舆论上的准备。”这，应该是罗德金买汽车及其报道的历史结论。

　　愿农民的汽车朝着繁荣、富裕的康庄大道，多装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