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第一次与法国外交部交涉“云南”事项，旗开得胜。法方让步的理由是不能因小失大，为的是云南铁路章程签订在即。

　　孙宝琦看到了法国工业的兴旺，城市的整洁繁荣，市民的和蔼文明，感慨良多。他开始留心法国政治，认为国家的富强昌盛，一切源自政治体制。于是，他开始考察法国的政治制度，参观兵工厂和机器厂，大胆地向清政府上了一份万言书，主张维新变法。

　　正当孙宝琦维新思想积极活跃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件留学生告发孙中山在巴黎的事。

　　孙中山经过伦敦蒙难后，转至巴黎活动。有一个满族学生获悉一个叫王发科的同学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即威胁说：“你这是造反，我要将此事告诉朝廷，拿掉你的公费！”

　　王发科自知事已败露，吓得打抖，赶忙去找湖南同乡汤芗铭商量对策，寻求出路。

　　汤芗铭正在法国学习海军，是一个激进分子，也刚刚加入了“兴中会”，闻讯大惊失色，害怕清廷追查问罪。

　　二人急中生智，说只有找到孙中山，在“兴中会”名单中抹去名字，才能消灾免难，否则致死无余。于是，他们商量以问学为名，邀孙中山去一家咖啡馆小坐。

　　由于他们都是“兴中会”会员，很快联络并找到了孙中山，且按计划实施。当他们走到半路，汤芗铭借口称有急事要办，中途折返回到孙中山的住处，割开其公文包，窃取了秘密文件和会员名单。烧毁了有他们名字的那页名单。两个学生的计谋得逞后，迅速将其他文件和名单送到驻法大臣孙宝琦那里，一是想证明不是“兴中会”成员的清白，二是邀功请赏。

　　孙宝琦接过东西一看，表情严肃起来：“此等做贼行为，卑鄙无耻！”

　　王发科纳闷儿，问：“孙大人这是……”

　　孙宝琦看了他一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次你来过我家。怎么几天不见，就去干这种龌龊之事！”

　　汤芗铭见势不妙，赶快认错：“请孙大人见谅，我们错了。”

　　孙宝琦命令道：“还不快去向人家道歉，将所窃之物送还！”

　　孙宝琦一边赶走两个学生，一边派使馆人员赶往旅馆，通知孙中山转移，要他不要在巴黎久留，担心生事端。

　　孙中山在巴黎逃过一劫，从内心深处感激孙宝琦。因为他也知道孙宝琦已经看到了一线维新的希望。

　　岁月如梭，转眼间就到了光绪二十九年的盛夏，有关云南铁路的路章在法国外交部的运作中也有了眉目。这时，云贵总督也已换成了丁振铎。

　　丁振铎，字声伯，号巡卿，1859年中举人，然后中进士，授庶吉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功臣馆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