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紅

　　      兩宋時期，隨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成都商品市場進一步擴大，原有的定期市場發展完善，按月令季節集中銷售當地土特産品，正式形成了成都歷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市”。北宋趙抃在《成都古今集記》中對

　　“十二月市”有記載：“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明］楊慎《升庵集》卷七〇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可見當時的成都每月都有一種特色商品交易會舉行。陸游在談到這些集市的盛况時云：“何事又作南來？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花時萬人樂處，欹帽垂鞭。”［宋］陸游：《漢宫春(初自南鄭來成都作)》，《渭南文集》卷四九，《陸游集》，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2472。這些專業市場集會，不但是成都及附近人們交换商品的場所，更吸引着全國各地商人前來做生意，貿易極爲繁盛。

　　成都“十二月市”在歷史上久負盛名，但其是如何形成的，交易的情况和特點怎麽樣，一直没有人作系統考究。鑒於此，筆者不揣淺陋，試對宋代成都“十二月市”作一番考察。

　　一、正月燈市

　　成都正月上元節放燈，唐代就很有名。五代後蜀孟昶時間亦放燈，却是“率無定日”。到北宋開寶二年（969），“命明年上元放燈三夜，自是歲以爲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門樓，甲夜觀山棚變燈……燈火之盛，以昭覺寺爲最。”［元］費著：《歲華紀麗譜》；［明］楊慎：《全蜀藝文志》卷五八，劉琳、王曉波點校，成都：巴蜀書社，2003：1710。由此可知，宋代成都放燈主要集中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這三天。由於衆多人參與這一活動，商機無限，自然而然形成了以燃燈觀燈爲主題的商品交易集會。燈節期間，遊人聚集，於是靈藥名花、工商珍奇無不備具。曾任成都知府田况有《上元燈夕》詩描寫燈市的盛况，略云：

　　予嘗觀四方，無不樂嬉游。

　　惟兹全蜀區，民物繁他州。

　　春宵寶燈然，錦里煙香浮。

　　連城悉奔騖，千里窮邊陬。

　　衯裶合綉袂，轣轆馳香辀。

　　人聲震雷遠，火樹華星稠。［宋］田况：《成都遨樂詩·上元燈夕》，［明］楊慎：《全蜀藝文志》卷一七，第431頁。

　　     陸游亦作有專述成都燈會之盛的《丁酉上元》詩，詩中描寫道：“突兀球場錦綉峰，遊人仕女擁千重。月離雲海飛金鏡，燈射冰簾掣火龍。”又説：“鼓吹連天沸午門，燈山萬炬動黄昏。”［宋］陸游：《劍南詩稿》卷八，《陸游集》，第215頁。可見宋代成都正月燈市盛况之一斑。

　　二、二月花市

　　成都花市起源很早。按民間傳説，農曆二月十五日是道教始祖李老君的生日，故自唐代以來，民間就在此期間舉辦一年一度的廟會。又因成都的二月正值天氣晴和、春意宜人、百花盛開的季節，故又傳農曆二月十五日是百花的生日，這天人們要舉辦盛大的花市花會，借此朝賀百花仙子的生日，稱爲“花朝”。成都花市便在花朝前後舉行，以“花朝”爲花市的正期。古時，成都花市主要集中在青羊宫一帶，漸漸地，到花市賞花的人們也到青羊宫中拜祭老子，進香祈福；而到青羊宫參加法事活動的善男信女們也游於花市，故“廟會”、“花會”合一，成爲成都一年一度最爲盛大的春日盛會。

　　唐代成都花市就很出名，杜甫“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就是寫照。曾隨唐僖宗流亡到成都的蕭遘亦寫成都花市道：“月曉已開花市合，江平偏見竹簰多。”［唐］蕭遘：《成都》，載《全唐詩》卷六〇〇。據説後蜀的花蕊夫人就是在浣花溪的花市上一見芙蓉花就喜歡上它的。繼至宋代，成都花市更爲繁盛，甚至月月皆有，而最盛者仍是二月花市，並與二月二日的出遊踏青活動相結合。益州知州張詠，在二月二踏青，出萬里橋，爲彩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道，稱爲“小游江”。張詠有詩咏道：“春游千萬家，美女顔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飄飄似欲乘烟霞。”［宋］張詠：《二月二日游寶曆寺馬上作》，《張乖崖集》卷二，張其凡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19。蘇轍也描寫道：“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宋］蘇轍：《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踏青》，《欒城集》卷一，曾棗莊、馬德富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1。陸游喜歡成都的花，尤其是梅花與海棠花，著有多首詩，諸如“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爲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官到浣花溪”；“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成都海棠十萬株，繁華盛麗天下無”；“碧鷄海棠天下絶，枝枝似染猩猩血”等詩句［宋］陸游：《梅花絶句》之二、《海棠》之二、《成都行》、《海棠歌》，《劍南詩稿》卷五〇、卷八、卷四、卷七五，《陸游集》，第1230、217、108、1771頁。，給後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薛田在《成都書事百韵詩》中描繪花市云：“柳堤夜月珠簾卷，花市春風傍幕褰。”［宋］薛田：《成都書事百韵詩》，《成都文類》卷二，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整理《成都舊志》“雜志類”，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07：16。據宋人的詩文記載約略可知，宋代成都二月花市在青羊宫至玉局觀一帶舉行，即沿錦江由西至東，一綫展列；人們在農曆二月紛紛走出家門，踏青賞花，到處歡聲笑語，好不熱鬧。

　　三、三月蠶市

　　成都蠶市歷史悠久，北宋黄休復《茅亭客話》記載：“蜀有蠶市……耆舊相傳，古蠶叢氏爲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居。”［宋］黄休復：《茅亭客話》卷九《鬻龍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歲華紀麗譜》亦云：“蓋蠶叢氏始爲之，俗往往呼爲蠶叢太守。”（舊題）［元］費著：《歲華紀麗譜》，《全蜀藝文志》卷五八，第1709頁。後來的蠶市，即爲這種風俗的遺迹。

　　宋以前的成都蠶市大概於每年三月舉行。唐末五代的道教學者杜光庭著有《神仙感遇傳》和《道教靈驗記》，其於《神仙感遇傳》中説：“一歲上巳，滿川於學射山通真觀看蠶市。”轉引自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七二。其所説“一歲上巳”，俗稱三月三，是中國漢族古老的傳統節日，該節日在漢代以前定爲三月上旬的巳日，後來固定在夏曆三月初三。其《道教靈驗記》亦有三月三日龍興觀蠶市的記載［前蜀］杜光庭：《道教靈驗記·賈瓊受童子箓驗》，載［宋］張君房編《雲笈七簽》卷一一九，《道藏》第22册，第826頁。。而蜀中其他地方如金堂等蠶市也在三月三日。這應該與中國古代養蠶的季節是夏曆的三月有關，正如宋代熊朋來在《經説》“豳詩”條中所説：“三月，蠶月是也。”［宋］熊朋來：《經説》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成都蠶市在宋代以前已很繁盛。《資治通鑑》卷二五三於唐僖宗乾符六年夏四月記載：“西川節度使崔安潜……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胡三省注“三市”云：“成都城中鬻花果蠶器於一所，號蠶市。”蠶市是當時成都城中三大商貿集會之一。前後蜀時期依然很盛。前蜀韋莊《怨王孫》詞云：“錦里蠶市，滿街珠翠，千萬紅妝。”［五代前蜀］韋莊：《怨王孫》，《全唐詩》卷八九二。宋人著《五國故事》卷上載，前後蜀時，“蜀中每春三月爲蠶市，至時貨易畢集，阛阓填委，蜀人稱其繁盛”。

　　成都蠶市最爲繁盛的時期當是宋代，時人的詩詞史籍中已有大量對成都蠶市的描述。田况知益州時曾作《成都遨樂詩》，“每與民共樂，即作一詩紀其事”，共21首。其中有關蠶市的詩有：《(一月)五日州南門蠶市》《(一月)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二月)八日大慈寺前蠶市》《(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蠶市》［宋］田况：《成都遨樂詩》，《全蜀藝文志》卷一七，第430～433頁。。《方輿勝覽》也載錄云：“成都，古蠶叢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於某所者，號蠶市。”［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五一《成都府路·成都府》，施和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906。未講明處所。宋葉庭珪撰《海錄碎事》卷二《天部下·歲厯門》引《成都記》云：“三月三日遠近祈福於龍橋，命曰蠶市。”《歲華紀麗譜》“追述成都舊事，自元旦迄冬至，無不備載”：“(正月)五日，五門蠶市。……二十三日，聖壽蠶市。……(三月)二十七日，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蠶市。”（舊題）［元］費著：《歲華紀麗譜》，《全蜀藝文志》卷五八，第1709～1711頁。從以上詩文可以發現，宋代成都蠶市較以前有很大發展，且呈現出以下特點：

　　1.舉辦時間很長、地點很多。黄休復《茅亭客話》記載：“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宋］黄休復：《茅亭客話》卷九《鬻龍骨》。舉辦的時間有正月五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月八日、十五日，三月三日、九日、二十七日等，地點則有五門、聖壽寺、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龍橋、州南門、大慈寺、寶曆寺、青羊市、學射山、龍女祠等多處。從上引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來看，宋代以前成都蠶市可能在某一個固定地點舉行，而且時間也固定在三月。到了宋代，成都蠶市舉行的時間不但從正月延續至三月，地點遠遠多於以前，聖壽寺蠶市、寶曆寺蠶市都創設於宋代按，《歲華紀麗譜》云聖壽寺前蠶市，“張公詠始即寺爲會，使民鬻農器”；《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二記載成都二月二日踏青節，郡人士女遊歷“扺寶曆寺橋，出醼於寺内。寺前創一蠶市，縱民交易，嬉游樂飲”。。

　　2．蠶市的活動很多，主要有紀念、貿易、娱樂等多項。前蜀杜光庭《仙傳拾遺》稱：“蠶叢氏自立王蜀，教人蠶桑，作金蠶數千頭。每歲之首出金頭蠶，以給民一蠶，民所養必繁孳。”黄休復在《茅亭客話》中考證説蜀中蠶市是蠶叢氏養蠶活動的“遺風”［宋］黄休復：《茅亭客話》卷九《鬻龍骨》。。傳説爲了鼓勵百姓養蠶和求得蠶繭豐收，每年春天於桑樹抽枝發芽時，後代蜀王都要按先祖蠶叢留下的規矩，舉辦蠶市，祭祀蠶神，分發蠶種。可見蠶市原來是與祈求蠶事興旺的活動結合在一起的。唐末五代的“蠶市”，還成爲道教節日，在道觀舉行受箓活動。到了宋代，“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既罷後，射弓。蓋張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昇。巫覡賣符於道，游者佩之，以宜蠶辟灾。”（舊題）［元］費著：《歲華紀麗譜》，《全蜀藝文志》卷五八，第1710頁。成都蠶市的信仰紀念活動主要在學射山進行，其他地方則少有，蠶事信仰有所淡化。

　　宋代蠶市主要進行的是貿易活動，交流“貨蠶農之具及花木果草藥什物”［宋］黄休復：《茅亭客話》卷九《鬻龍骨》。。田况《正月五日州南門蠶市》詩即寫道：“齊民聚百貨，貿鬻貴及時。乘此耕桑前，以助農績資。物品何其夥，碎瑣皆不遺。編列箱筥，飭木柄镃錤。備用誠爲急，舍器工曷施。”［宋］田况：《成都遨樂詩·五日州南門蠶市》，《全蜀藝文志》卷一七，第430頁。可見，“蠶市”的開設，意味着一年的耕作即將開始，順乎農時，加上官府重視和提倡，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以農爲本的思想。“蠶市”上進行交易的貨物雖以農桑所需農器和農副産品爲主，但上至珍纖之玩，下至農桑具、日用品及花木果草藥什物，應有盡有，成爲各行各業的物資交流集市。

　　兩宋時期，成都蠶市還兼具娱樂功效，正所謂“成都好，蠶市趁遨遊”［宋］張仲殊：《望江南》，［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鬻蠶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而蠶市舉行的地點很多，有五門、聖壽寺、龍女祠、嚴真觀前、大慈寺、青羊市、學射山、龍興觀門、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南門、寶曆寺等，在當時都是成都的繁華地帶。例如“五門”，即爲玉局觀五鳳樓門，在宋人所稱的“錦官門”即當時成都少城正南門的南面，陸游在《丁酉上元》詩中述其繁華：“鼓吹連天沸五門，燈山萬炬動黄昏。”［宋］陸游：《丁酉上元》之二，《劍南詩稿》卷八，《陸游集》，第215頁。張詠順乎民俗，利用二月二日的踏青節，將寶曆寺前的蠶市與游江活動結合，促成“嬉游樂飲，復倍於往年”［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31。，從而增强了蠶市的市井娱樂性。

　　3.蠶市受到官府特别重視。正月五日五門蠶市，“太守即門外張宴”；二十三日蠶市，“太守先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後就宴”；二月八日蠶市，太守“早宴大慈之設廳”；三月二十七日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蠶市，“太守先詣諸廟奠拜，宴於净衆寺”。（舊題）［元］費著：《歲華紀麗譜》，《全蜀藝文志》卷五八，第1709～1711頁。這些記述，説明“蠶市”既順乎農時，更爲官府重視和提倡，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以農爲本的治生思想。

　　成都三月蠶市歷史的悠久和興盛，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蜀中養蠶繅絲業的發達，也説明成都織錦業的發達有深厚的基礎。

　　四、四月錦市

　　成都養蠶織絲歷史非常悠久，據説發明養蠶織絲的嫘祖就出生在成都平原上。前後蜀時，成都絲織業在唐代繁榮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其時錦的産量相當大。前蜀王衍“嘗以蹭採數萬段結爲採樓山。……採樓山遇風雨霜雪所損，乃重易之。”王衍“又好擊鞠，常引二錦障以翼之，往往至於街市”《五國故事》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至後唐滅前蜀，還獲蜀府庫存“紋錦綾羅五十萬匹”［宋］郭允韜：《蜀鑒》卷七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不唯産量大，品種花式也多。元代戚輔之《佩楚軒客談》載：“孟氏在蜀時，制‘十樣錦’，名長安竹、天下樂、雕團、宜男、寶界地、方勝、獅團、象眼、八搭韵、鐵梗衰荷。”在織錦技藝上，又較前代有了新的發展和提高。後唐莊宗滅前蜀，“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爲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宋］陶谷：《清异錄》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後蜀“孟昶一錦被甚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九七《紀聞》。。能織成十幅無縫錦，能以一梭織成猶清代三幅寬的帛，其織造技術在當時全國各地區中是首屈一指的，在四川的織錦史上，這也是第一次見於記載，表明當時的織造工具比之前代有了新的改進和發展，織錦工藝達到了新的水平。蜀人當時身着的服飾，因質地優良，款式新穎别致，被國人稱爲“益都盛服”［宋］李昉：《太平廣記》卷三一《神仙三十一·許老翁》引《仙傳拾遺》，説蜀中婦女所穿“黄羅銀泥裙，五暈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帔子”等，“蓋益都之盛服也”，並認爲“世間之服，華麗止此耳”。，引領時尚潮流。

　　前、後蜀時期織錦業的發展，爲宋代成都織錦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宋時“蜀土富饒，絲帛所産，民織作冰紈綺綉等物，號爲‘冠天下’”［宋］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李順之亂》。［元］陶宗儀：《説郛》卷一二下引題名爲宋太平老人撰《袖中錦》則定“蜀錦”爲“天下第一”。。宋代成都生産的高級絲織品在全國佔有重要的地位。據《宋會要輯稿·食貨》統計，成都府路每年供上的高級絲織品錦、綺、鹿胎、透背占全國總數的74%，上供的綾占全國總數的13%，上供的絁、紗、縠子、隔織、通身占全國總數的20%，上供的雜色匹帛占全國總數的60%。《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一～一六，北京：中華書局，1957：6100～6107。所以吕大防説：“蜀居中國之西南……地之毛善利絲枲爲之繒布以給上國……日輸月積，以衣被於天下。”［宋］吕大防：《錦官樓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四，第930頁。成都府路的這些高級絲織品的主要生産地就是成都，這裏不但有兩所官營的“錦院”——“成都府錦院”與“茶馬司錦院”，還有許多織錦散户，陸游當時就説成都城内“錦機玉工不知數”［宋］陸游：《晚登子城》，《劍南詩稿》卷九，《陸游集》，第246頁。。他們往往被集中在固定的地區和街道，“連甍比室，運箴弄杼，燃膏繼晝，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官營錦院的規模很大，僅“成都府錦院”就擁有房屋127間、織機154張，每日進行生産的工匠近600名，所織蜀錦最好的種類如錦、綺、羅、紈等主要作爲特産每年向皇室上供14萬匹，也是作爲朝廷每年賜給文武官員錦服的首選。［宋］吕大防：《錦官樓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四，第930～931頁。而“茶馬司錦院”之設，則是爲滿足用錦向少數民族换取戰馬所需。

　　成都織錦不但生産量大，而且花色品種豐富，質量好。後蜀“十樣錦”的花式名稱在宋代繼續流行，《蜀錦譜》記載蜀錦種類近40種。《能改齋漫錄》卷一五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少卿章岵嘗官於蜀，持吳羅、潮綾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梅潤，吳、湖之帛，色皆渝變，唯蜀者如舊。”説明蜀錦的質量優於吳羅、潮綾。

　　成都織錦業的發達，所需原料和生産的成品都需要交易。每年四月，用開春第一批蠶絲織錦的工作開始了，因此四月被定爲成都的“錦市”。

　　五、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

　　以上這幾個市，史料鮮有記載，其具體集會情况難考。

　　成都人使用扇子由來已久，成都出土的戰國銅壺上刻有的一個僕人手執長柄扇替主人扇風的圖案，據稱是迄今發現較早的中國扇子形象。韓增科：《關於“戰國銅壺金銀錯宴樂圖”》，《中學歷史教學》2007年第9期。所謂“扇市”，嘉慶《華陽縣志》詳細記載：“蜀民每歲五月，於大慈寺前街中賣扇，名扇市。”認爲成都扇市在大慈寺的廟門前。成都每年五月天氣轉熱，因此扇子開始上市，給人們帶來風、陰凉和撫慰。成都本地盛産木材和竹子，用於製作扇子的的材料很豐富，生産量也一定不菲。除了成都人自己購買外，外地商人也可能來此采購。

　　何謂“香市”？宋洪刍《香譜》引南朝梁任昉《述异記》云：“南方有香市，乃商人交易香處。”［宋］洪刍：《香譜》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可見“香市”就是買賣香的市場。尤其是在寺廟進香季節，爲方便人們購香進香，特設立買賣香物﹑雜物等的專門集市。五代兩宋時，佛教、道教都盛行，成都城及附近建有寶曆寺、梵安寺、净衆寺、安福寺、海安寺、龍興寺、朝真觀、石犀寺、嚴真觀、青羊宫、玉局觀、净土寺、聖壽寺、大秦寺、福感寺等衆多寺廟宫觀，可以説是遍佈東南西北各方向。每到春夏之際，佛教道教信徒便前往各寺廟宫觀進香。加上成都游賞之風盛行，人們借進香之際可以到風景優美的寺廟宫觀遊玩，名謂燒香拜佛，實則“借佛遊玩”。因此，香市除了買賣香物外，一定少不了吃和玩的各種物品，就像現在的趕廟會一樣。

　　南宋祝穆《方輿勝覽》記成都府路成都府成都城風俗條云：“成都……鬻器用者號七寶市。”《資治通鑑》卷二五三胡三省音注亦曰：“成都城中，鬻器用者，號七寶市。”没有明確記述集市的時間和處所。北宋趙抃的《成都古今集記》載七寶市在七月，《蜀中廣記》記載成都蠶市、藥市、七寶市時却説：“冬月鬻器用者號七寶市，俱在大慈寺前”，認爲七寶市在冬月的大慈寺前舉行，將市期定在冬月，地點定在大慈寺前。也許從宋代到明代，七寶市舉辦的時間發生了變化。

　　成都桂花頗爲聞名，自古廣植桂樹。古代成都一帶，把每年的八月定爲桂花節，名符其實。桂市以花成名，桂花亦因市而盛。賣桂花、買桂花、賞桂花、吟桂花成爲一時盛觀。

　　六、九月藥市

　　藥市也是成都著名的專門市場，藥市之興早已有之。宋陶谷《清异錄》載：“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宋］陶谷：《清异錄》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可見蜀藥在宋代負有盛名。

　　宋代，成都藥市從唐代的一年一次擴大爲一年三次，即舊曆二月八日、三月九日的觀街藥市和九月九日玉局觀藥市，而以九月重陽節玉局觀藥市最盛（舊題）［元］費著：《歲華紀麗譜》，《全蜀藝文志》卷五八，第1710～1712頁。。重陽節這天，官府“於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武行以閲。又於五門以下設大尊，容數十斛，買杯杓，凡名道人者皆瓷飲，如是者五日云”［宋］莊綽：《鷄肋篇》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次藥市要持續五天之久。宋祁《九日藥市作》記載藥市盛况云：“陽九協嘉辰，期人始多暇。五藥會廣廛，游肩鬧相駕。靈品羅賈區，仙芬冒闉舍。……西南歲多癘，卑濕連春夏。佳劑止刀圭，千金厚相謝。刺史主求瘼，萬室係吾化。顧賴藥石功，捫衿重慚惜。”［宋］宋祁：《九日藥市作》，《全蜀藝文志》卷一七，第438頁。可見這次藥市，不但宴飲監司賓僚，以事游觀，並在沿途設肆，以販百貨，犀麝之類皆堆積如山，已成爲一個大規模的商業集市。《歲時廣記》引《四川記》亦載：“成都九月九日爲藥市。詰旦，盡一川所出藥草异物與道人畢集，帥守置酒行市以樂之，别設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盡入市中，相傳以爲吸藥氣愈疾，令人康寧。”［宋］陳元覲：《歲時廣記》，轉引自翦伯贊、鄭天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第五册，北京：中華書局，1982：93。藥市匯集了各種名貴藥材，但並非所有人都是買賣者，有些人只是在藥市走來走去，圖的就是聞聞空氣中的藥味，以驅邪保健。

　　藥市是四川地區各種藥物的匯集交易之所，宋祁《益部方物記》説：“大黄，蜀大山中多有之……芍，蜀中處處有之……成都九月九日藥市，芍與大黄如積，香溢於廛。”［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四。成都藥市上的藥材，不僅來自四川盆地内部，還有不少來自川西高原地區。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二説：“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世南頃游成都藥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岩昌。”反映了成都市場與少數民族的貿易聯繫。

　　成都的藥業市場十分興旺，甚至吸引了許多外國人涉足這個行業。據史載，古代波斯(今伊朗)人後裔李玄，人稱李四郎，在成都開設藥鋪，專營從外國引進的藥材，稱爲“海藥”。其兄李珣，著名詞人，有專門記錄國外的藥材書籍爲《海藥本草》，該書僅記載國外的藥材多達120餘種。

　　七、十月酒市

　　宋代四川經濟在唐代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酒的生産及酒的消費不减唐代，張詠爲官成都，説當時“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慚作”張詠：《悼蜀詩》，［宋］黄休復《茅亭客話》卷六。，夜不扃者，通宵達旦暢飲也。楊億在《成都》一詩中説：“五丁力盡蜀山通，千古成都緑酎濃。”［宋］楊億：《成都》，《全蜀藝文志》卷五，第111頁。把酒作爲成都有名的特産。故成都每年十月要專門舉辦酒市，相當於蜀酒的博覽會。

　　據有關資料記載，宋時蜀中著名的酒主要有成都的文君酒與錦江春、漢州的鵝黄酒、榮州的琥珀酒、眉州的玻璃春、郫縣的郫筒酒、臨邛的臨邛酒、綿竹蜜酒等。這些酒有的古已有之，如臨邛酒、文君酒等，多與卓文君、司馬相如的愛情故事聯繫在一起《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載：“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裈，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林林總總的蜀酒在宋代更是發揚光大，引得歷代文人騷客争相賦詩，並留下了許多佳話，將蜀酒聲名遠揚。

　　文君酒宋祁到了成都，慕名而飲文君酒，寫有“雲藏海客星問石，花識文君酒處壚”［宋］宋祁：《成都》，《全蜀藝文志》卷五，第118頁。。陸游詩云：“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幾度上琴臺。青鞋自笑無羈束，又向文君井畔來。”［宋］陸游：《文君井》，《劍南詩稿》卷八，《陸游集》，第230頁。可見陸游特别鍾情文君酒。這首詩把詩人失意心情，傲岸個性展露無遺。一個“泥”字，表現出他對川酒的酷愛。

　　錦江春錦江春産於成都東門外濯錦江外。據説是取用唐時薛濤井水釀出的美酒。如今在成都水井坊遺址考古發現有清代刻有“錦江春”字樣的青花瓷片，地層下部出土了大量唐宋時期陶瓷器殘片，表明水井坊釀酒的歷史當與唐宋時期成都名酒“錦江春”有關。

　　鵝黄酒主産於漢州。《方輿勝覽》卷五四載：“鵝黄乃漢州酒名，蜀中無能及者。”南宋詩人陸游有“嘆息風流今未泯，兩川名醖避鵝黄”的詩句。又説：“漢州鵝黄鸞鳳雛，不鷙不搏德有餘。”［宋］陸游：《游漢州西湖》、《蜀酒歌》，《劍南詩稿》卷三、卷四，《陸游集》，第89、119頁。

　　琥珀酒主要産於榮州。陸游詩云：“鵝黄名醖何由得，且醉杯中琥珀紅。”［宋］陸游：《城上》之二，《劍南詩稿》卷六，《陸游集》，第164頁。

　　玻璃春主要産於眉州。陸游道：“眉州玻璃天馬駒，出門已無萬里途。”［宋］陸游：《蜀酒歌》，《劍南詩稿》卷四，《陸游集》，第119頁。

　　郫筒酒産生郫縣。陸游詩曰：“未死舊游如可繼，典衣猶擬醉郫筒。”［宋］陸游：《思蜀》，《劍南詩稿》卷三八，《陸游集》，第983頁。他非常喜歡郫筒酒。

　　臨邛酒前蜀韋莊有《河傳》詞寫道：“春晚，風暖，錦城花滿。……翠娥争勸臨邛酒，纖縴手，拂面垂絲柳。”［前蜀］韋莊：《河傳三首》，［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卷三。

　　荔枝緑主産戎州（今宜賓市）。黄庭堅稱荔枝緑酒爲“戎州第一”［宋］黄庭堅：《次韵任道食荔支有感三首》，《山谷集》卷六。。

　　蜜酒宋時綿竹人楊世昌所創。蘇軾在其《蜜酒歌·序》中寫道：“西蜀道人楊世昌善作蜜酒，絶醇釅。余既得其方，作此歌以遺之。”蘇軾作《蜜酒歌》云：“真珠爲漿玉爲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暗生香，蜂爲耕耘花作米。一日水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瓮香滿城，快瀉銀瓶不須潑。百錢一鬥濃無聲，甘露微濁醍醐清。君不見南國採蜂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三。而在《東坡志林》中，關於該美酒的釀造方法，他還有更詳細記載：“蜜酒法，……每米一鬥，用蒸餅面二兩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餅面一兩釀之。三日嘗看，味當極辣且硬，則以一鬥米炊飯投之。若甜軟，則每投更入麹與餅各半兩。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釀者斟酌增損也。入水少爲佳。”此釀酒法是蘇軾向綿竹武都山道士楊世昌學來的。

　　宋代的酒是專賣品。官府設置酒務，管理酒的釀造、銷售和課税收入。酒的釀造，分官釀龢民釀兩種。官釀即官府自釀自賣。陸游詩《樓上醉書》：“益州官樓酒如海，我來解旗論日買。”［宋］陸游：《樓上醉書》，《劍南詩稿》卷八，《陸游集》，第213頁。説的就是官釀官賣的盛况。民釀則由官府規定課税，征收酒税，允許買撲承包的酒户有開坊置鋪、釀酒賣酒的專利權。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趙開任川陝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爲籌集軍費，趙開大變酒法，罷去官府賣酒，實行“隔糟酒法”，即將過去用作撲買坊場所設置的酒槽，由官府主辦，並由官府提供酒麯和釀酒器具，“聽釀户各以米赴官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並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宋］熊克：《中興小紀》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隔糟酒法”先在成都實行，第二年便遍行川峽四路，並使四川的酒課很快遞增至690萬緡。酒税不僅是四川財政的主要來源，而且在全國的酒税中，四川酒税收入也居於首位。據統計，宋高宗末年，全國酒課歲入1400萬緡，四川酒課爲410萬至690萬餘緡，占全國酒課收入的29%-49%。據陸心源《酒課考》注：南宋時“四川一省，歲收至六百餘萬貫，故能以江南半壁支持强敵”。足見四川酒業的發達，也可想見成都十月酒市的繁茂。

　　成都十二月市應該都離不開酒，而十月舉行的酒市，大概就是一年一度的酒的交易會和評酒會。宋代成都游樂之風很盛，游樂免不了要飲酒助興，史載宋代成都每年僅游宴一項增加的榷酤（酒税）之利應達“千萬貫有奇”（舊題）［元］費著：《歲華紀麗譜》，《全蜀藝文志》卷五八，第1709頁。。

　　八、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的具體市期及交易内容，文獻不見記載。不過，顧名思義，梅花、桃符二物也都各自具有成都的地方特色，當仍屬定期舉行的物資交流會。

　　綜上所述，兩宋時期，成都集商貿與娱樂爲一體的定期集會十分發達，達到月月有集市的程度，而最有名、規模最大的是花市、蠶市和藥市。《宋史·地理志》説蜀地“踏青、藥市之集尤盛焉，動至連月”，主要就是説的成都地區。不過，每月集市雖有專名，但不限於所售内容，如蠶市出售養蠶用具，也出售農具、鐵器、花果草藥等琳琅滿目具有成都地方特色的商品。蠶市、扇市、香市、七寶市、藥市等多種專門集市都能舉行的大慈寺，經常呈現出“商列賈次，茶爐藥榜，販脂賣漿，倡優雜戲之類坌然其中”的繁榮景象［宋］侯溥：《壽寧院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八，第1173頁。，當爲成都最大的市場，是成都向國内其他地區批發商品的集中市場。這種定期商貿娱樂集會，官民都樂於享受，正如《歲華紀麗譜》所描述：

　　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娱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道；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裘袨服，扶老携幼，闐道嬉游。或以坐具列於廣庭，以待觀者，謂之遨床，而謂太守爲遨頭。

　　十二月市，成爲宋代成都官吏民衆定期游樂的集會，招攬了一大批商人前來從事商業貿易。這些商人既有中小商賈，也有財力充足、“經年儲百貨，有意享千金”的巨商大賈［宋］田况：《成都邀樂詩·二十三日聖壽前蠶市》，《全蜀藝文志》卷一七，第431頁。。定期游樂之地的商業貿易之繁榮，折射出蜀中之富庶。時人侯溥就曾總結説：“以游觀之多，而知一方之樂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給也；以興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宋］侯溥：《壽寧院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八，第1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