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澤

　　在中國古代文獻編纂史上，宋代無疑是歷史上最爲重要、輝煌的時期之一。從編纂理念來看，宋人承繼了前代文獻編纂的優秀傳統，並藉此而發展了文獻編纂理論，使之更富於時代精神。從編纂實績來看，也是成就斐然，除了歷史上前朝的漢代、後時的清代以外，其餘各代都無法與之媲美。

　　宋代地理文獻是宋代文獻的重要一類，體現了極多宋代文獻的時代特色。以下擬以宋代地理文獻爲例，討論宋代文獻的概況及其學術價值。

　　一、宋以前的地理文獻

　　中國的地理文獻起源很早，傳統的説法大多將《尚書·禹貢》《山海經》作爲中國地理文獻的肇始之作。《禹貢》記載大禹治水劃分古代中國的疆域，把中國分爲九州，按州記述了該地區的區域、土壤、物産、貢賦。雖然它記述的内容還比較簡單，但它確乎是中國古代地志的濫觴。至於《山海經》記載中國古代的地理，雖然其中有較重的神話成分，甚至存在一些荒誕不經之處，但也不失爲最早的地志雛形。在後來的正史文獻中也大多載有地理方面的内容，像司馬遷《史記》中的《河渠書》，班固《漢書》的《地理志》，都反映了兩漢時代地理疆域的相關内容。其後，傳統的正史一般都設有《地理志》，記述當時的行政區劃等。

　　作爲專書的地理文獻，在晋代有常璩的《華陽國志》、酈道元的《水經注》一類的書。後來晋代摯虞編纂《畿服經》170卷，按照《隋書·經籍志》的説法，它是“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悉具”，也就是説已經具備了全國總志的性質。稍後的一些重要的地理文獻，如南齊陸澄匯集了《山海經》以來的160家地記，編成了《地理書》149卷、錄1卷，梁代任昉又在此基礎上增加84家地記，編成《地記》252卷。可惜這些專書文獻除了《華陽國志》《水經注》以外，其餘的都已經佚亡了。

　　隋、唐是我國古代大規模編纂地志的時期，這一時期國家高度重視編修地志，由朝廷頒佈詔書要求地方編修或向中央機構提供編修志書的原始資料，供編修全國性地志使用。隋大業年間（６０５—６１６），“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産地圖，上於尚書”《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部地理類後序。。唐代則要求各地州郡每三年編造一次圖經，進送尚書省，中間曾經改爲五年一送，但很快又恢復了三年一送的制度。這一時期編修的地志文獻主要有蕭德言《括地志》５５０卷、《序略》５卷，《長安四年十道圖》１３卷，《開元三年十道圖》１０卷，李吉甫《唐十道圖》《元和郡縣圖志》，梁載言《唐十道四蕃志》，賈耽《皇華十達》１０卷、《貞元十道錄》４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４０卷，《郡國志》１０卷

　　歐陽修：《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然而這些地志文獻大多已經佚亡了現存的唐代地志，除了下面述及的《元和郡縣志》外，《括地志》現存有清人孫星衍、王謨輯本。今人賀次君著有《括地志輯校》，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０。。

　　我們目前能見到的比較完整的唐代地理總志是唐憲宗元和年間（８０６—８２０）李吉甫纂修的《元和郡縣圖志》，全書40卷、目錄2卷，按當時劃分的諸道47鎮分列篇目，配有揷圖，置於篇首，而後是文字記述。在宋代以後，該書的圖散亡了，只保留了記述文字，因此後人改稱其爲《元和郡縣志》。全書扼要地記載了當時全國的疆域、山川、險隘、道里、户口、貢賦、物産。據李吉甫自序，他編修該書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序》，《元和郡縣志》卷首。，就是説其宗旨是從維護國家統治，明確行政區域管理，理順財賦征收而修撰的。由於這本書保存完整，體例完善，記載準確可靠，一直受到後世的重視。《四庫全書總目》評論此書説：“輿地圖經，隋唐《志》所著錄者率散佚無存。其傳於今者，惟此書爲最古，其體例亦最善。後來雖遞相增益，無能出其範圍。”清·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元和郡縣志》提要。歷代研究歷史地理的學者都極其看重這本地志。此外，唐代還編修有一些地方志文獻，可惜都已經全數散佚了，只是在敦煌文獻中還保留下來部分殘卷，像《沙州志》《敦煌錄》《沙州伊州地志》一類的文獻李並成：《一批珍貴的古代地理書——敦煌遺書中的地理書卷》，載《中國科技史料》，１９９２年第４期。。這些文獻儘管只剩下了殘卷，然而吉光片羽，仍然極爲珍貴。

　　二、宋代地理文獻的撰修

　　宋代在隋唐時代大量撰修地理文獻的基礎上更有所發展，編纂了數量更多的地理文獻，并且在地理文獻的撰修方面帶有宋時代的特色。首先，宋代地理文獻的撰修與經世致用的政治理念相結合，使地理文獻直接爲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服務。四川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馬强的博士學位論文《唐宋時期中國西部地理認識研究》對此有所闡述，他認爲宋代地理學的研究重心在時、空觀念上呈現出兩個發展趨勢：其一，地理學研究的空間重心由“禹域”（内地）向“荒徼”（邊土）發展。其二，地理學研究的時間重心也由古代轉向當代馬强：《唐宋時期中國西部地理認識研究》第一章第三節《唐宋時期西部地理之學興盛的原因》，２００６年，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稿。。這一趨勢是與宋朝所處時代密切相關的。宋王朝疆域之外一直都有强敵臨境，北宋時期北部有與之對峙的遼、西夏、吐蕃，南宋時代淮河、秦嶺以北就是金國的版圖。這些國家（或部族）隨時都對宋王朝的立國搆成極大的危脅，研究這些敵對國家或部族的情况，知己知彼，爲朝廷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决策提供歷史的依據，就顯得很重要了。另外，宋王朝南、北部邊土還有大量的少數民族存在，對於宋王朝來講，這些化外民族時叛時服，也影響到國家政權的鞏固。廣西蠻儂智高的叛亂、湖南溪洞蠻的叛亂，在當時都曾經對中央朝廷産生了極大的震動，因此這些區域的安定與否直接關係中央王朝的統治，對這些地區的關注自然也成了當時的重心。時代的需求最終促進了宋代地理文獻的繁榮。

　　其次，宋代的地理文獻在表述的内容上較之前代有新的發展。宋代以前的地理文獻，其描述的重點在於行政區劃的變遷、地名的沿革、人口户數的增减、賦税數量的變化，也就是説記載的内容偏重於“地理”，而記載山川名勝、風俗民情、人物傳記方面的内容偏少。這一特色與其編纂宗旨是直接相關連的。宋代編纂的地理文獻，則有較大的變化，增加了更多的文化、歷史的内容，特别是一些地方志，還增加了名宦賢達事蹟、詩文辭賦、文獻目錄的記載，使方志真正成爲全面反映該地區歷史的著述，而地理文獻從前注重的反映區劃變遷、地名沿革的内容縮小爲較少的部分。這就賦予了地理文獻具有更多的文化層面的意義。另外，從修志的體例來看，志書有時也借鑒了傳統正史的撰寫方法，創設了紀、表、志、傳的體例，使之成爲一種能全面而又準確反映某一地區的區域歷史的史志文獻。

　　第三，宋代地理文獻的撰修方式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色，朝廷官方撰修與私家撰述同時並行。宋代的地理文獻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全國性的總志，記載宋時代全國的地理知識；一類是地方志，記載了某一地區的歷史地理知識。這兩類文獻的撰修呈現出一種較爲複雜的情形。以總志而言，北宋時代主要是由朝廷委官編修，而南宋時代則主要由私家撰修。北宋時代的幾種大型總志，像《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一類的總志，都是由朝廷委派官員完成的；北宋末、南宋時代所纂《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雖然也是全國性的總志，却均爲私人撰著。宋代的地方志一般則是由當地政府的長官主持纂修，具體擔任修書一職的則往往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仕宦、耆學之士。雖然從其組織形式來看仍然是一種地方官府行爲，但是這些參與修志的人大多學識淵博，熟悉地方掌故文獻，因而融入了較多的個人因素，反映在方志的内容方面往往是文獻與感知並重，增加了不少新的內容，廣徵博引、考證詳密，比前代的地理文獻單一的表述方式就顯得更勝出一籌。

　　三、宋代編纂的全國性總志

　　我們先討論全國性總志一類的地理文獻。

　　趙宋立國以來，編纂過多種全國性的地志和圖經，據王應麟《玉海》卷一四、卷一五記載，宋太祖建國伊始，就着手編纂圖經，連續於開寶四年（971)、開寶六年(973)派遣大臣盧多遜到後漢、南唐收集地志資料，重修天下圖經。顯而易見，宋太祖編修圖經的目的是要掌握這些國家的地理山川形勢，爲消滅這些僭僞國家作準備。圖經最終在開寶八年(975)由宋準編定，定名爲《開寶圖經》。《開寶圖經》現在已經佚亡，其内容如何不可得知。

　　宋太宗時編成的全國性總志是《太平寰宇記》200卷、目錄2卷。本書是太平興國年間（９７６—９８３）由太常博士、直史館樂史主持編修樂史另編纂有《坐知天下記》４０卷，見《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也是一種地理類文獻，今已不存。。這本書現在保存相對完整，只是略有散佚，四庫全書收錄有193卷，而《古逸叢書》采用日本舊宋槧本配補，收錄有197卷，殘缺2卷。《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該書云“采摭繁富”，“考據特爲精核”，它徵引了當時能見到的前代方志文獻達一百餘種。另外，在編纂體例上也有所創新，除了記述地理内容以外，還詳列風俗、姓氏、人物、土産門，因人物又涉及官爵、詩詞雜事等，開創了地志文獻“必列人物、藝文”的凡例，增多了人文方面的内容，四庫館臣稱許其“地理之書，記載至是而詳，體例亦自是而大變”［清］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六《太平寰宇記》提要。。顯然，宋代地理志書體例的變遷應當是以此書爲始。不過這本書也有其缺點，它是以《元和郡縣志》爲基礎編修的，而前書劃分的行政區域與宋代實際控制區域大有出入，而且宋代的版圖比唐代小，如北方幽、雲十六州屬於遼國控制，並未納入宋朝疆域，《太平寰宇記》在這部分就只好完全照鈔《元和郡縣志》了。

　　宋真宗時也編纂有全國性總志。大中祥符三年（１０１０），翰林學士李宗諤曾上進《諸道圖經》李宗諤進書事見《宋史》卷七《真宗本紀》、《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四。《長編》載其書爲１５６０卷；《玉海》作１５５６卷。《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三載錄李宗諤有“《圖經》９０卷，又《圖經》７７卷”。《長編》與《玉海》所載卷帙相去不遠，而《宋史》所著錄則差距甚大，其原因不明。，此書今已佚。大中祥符六年（１０１３），王曾奉詔總領新編《十道圖》，參與其事的還有慎鏞、邵煥、晏殊等人，於天禧元年（１０１７）編成3卷上進。此書又稱爲《九域圖》《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五載熙寧八年劉師旦上言“《九域圖》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餘年”云云，可見《十道圖》與《九域志》即爲同一書之異名。，這是全國性的總志，其用途主要是用以考定“郡縣上下緊望”，核准官吏俸給，法寺亦據此定刑罰。王應麟：《玉海》卷一四。宋仁宗時代，官方編纂的全國性總志有王洙的《皇祐方域圖記》30卷、《要覽》1卷《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三。。上述著述現在均已不存。

　　宋神宗熙寧間（１０８６—１０７７）曾編修《十八路圖》1卷、《圖副》20卷，記載當時州府軍監縣鎮《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三。。同時，大臣又建言，謂幾十年以來，“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原有《九域志》已不能反映當時實際，請求重修。朝廷於是委派王存、曾肇、李德芻重加修纂，編爲10卷，於元豐三年（1080）書成上進，元豐六年（１０８３）刊板，元豐八年（１０８５）頒行各地。這一《九域志》，即後來稱作《元豐九域志》的專書，是現存完整的宋代第二部官修全國性總志。王存在自序中云：“國朝以來州縣廢置與城堡之名，山澤虞衡之利，前書所略，則謹志之。”《玉海》亦曰“壤地離合，户版耗登，名號升降，鎮戍城堡之名，山川虞衡之利，皆著於書”王應麟：《玉海》卷一五。。此書的特點在於簡要，用以彌補前代志書之略，它叙述州縣的沿革，僅僅是限於記述在宋代時候的變化，而不像其他志書那樣從創建伊始一直延續至編修時爲止。在每一府、州下記載其户數、土貢、轄縣，每一縣下詳細記載其距府州的方位、里程，所轄鄉鎮、山川，户口（分主户、客户），土貢名目及數額。這一成書結構顯然也是爲了確定行政區劃、征收賦役而編制的，特别是土貢一門更能顯示出這一目的。此書作爲研究宋代行政區劃、社會經濟的原始史料，受到歷代研究者的重視。然而《元豐九域志》在文化習俗方面的記述同樣顯得相對薄弱，因此紹聖四年（1097）黄裳上書稱“今《九域志》所載甚略，願詔職方取四方郡縣山川、民俗、物産、古迹之類，輯爲一書，補綴遺缺”。在宋哲宗元祐初（１０８６），沈括嘗上進《天下郡縣圖》，朝廷爲此賞賜絹一百匹。從其書名來看，這是一種地圖集。宋徽宗大觀年間（１１０７—１１１０），朝廷專門設置了九域志局，承擔編纂地理志書之職，到宣和間（１１１９—１１２５）罷局，但未編成一種總志。

　　在南宋時代，朝廷組織的官方修志没有持續下去，而私家修志之風則較爲興盛。在宋高宗紹興中，吳澥進獻《歷代疆域志》10卷，余嚞有《聖域記》25卷，載錄宋代州縣沿革、山川風物以及歷代戰争守備險隘。朝廷恩賜其免解進士王應麟：《玉海》卷一五。。還有税安禮的《地理指掌圖》，王希先《皇朝方域志》200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這些屬於私人編纂的總志，從其書名來看，有圖有文，但可惜都已經佚亡了。

　　除此之外，現在存世的宋代私家撰著的全國性總志有3種：歐陽忞的《輿地廣記》38卷，王象之的《輿地紀勝》200卷，祝穆的《方輿勝覽》70卷。陳振孫稱歐陽忞是歐陽修的從孫，大概是在宋徽宗政和時代成書；晁公武則以爲這是一種假託之作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這本書前三卷記錄前代疆域州縣，從第四卷開始列宋代郡縣名稱，體例上特别清晰，燕雲十六州也只是附於各道之後，以示區别。王象之、祝穆都是南宋中晚期人，在這兩種著作中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把已經不屬於宋的中原地域删除去，在書中都没有記載。而且這兩種書還比較偏重於人文方面的記載，像舊志所詳載的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賦户口、關隘要塞，在書中都比較簡略，而對名勝古迹、詩詞歌賦、藝文著述、風土民情反而有較多的記載。以祝穆《方輿勝覽》所載成都府爲例，其欄目多樣：首先列有建置沿革、總論開國之初、總論四路定差、總論四路辟差、總論四路解省試、總論蜀兵、總論蜀鹽、總論蜀酒、總論四川總領、總論四川茶馬、總論四路監司等名目；其次爲“事要”，又分列郡名、風俗、形勝、土産、山川、池井、樓臺、宅舍、橋梁、佛寺、道觀、祠廟、亭閣、古迹、名宦、人物、名賢、題詠、四六等細目。其他州府的列目都大同小異。透過這些名目，我們可以看出編著者的重心所在，而其所載内容對於我們研究宋代的社會風俗、文化事業也極有裨益。

　　四、宋代撰修的方志

　　宋代的地理文獻中還有“方志”之作，所謂“方”是四方，“志”是記載，“方志”就是記載某一地域歷史的專書。宋代的方志著作從其描述的地域分佈來看，記述西部和東南沿海地域的方志較多。博士生馬强統計過涉及西北的方志大概有36種，現在除了宋敏求的《長安圖志》、吕大防的《長安圖記》、程大昌的《雍錄》還存世以外，均已佚亡了；涉及西南地域的地方志更多，有94種按，這一統計數也並非全部，參見下節《宋代巴蜀方志》。，但基本都亡佚了。宋代西部地域地方志數量衆多，我們於前已經討論過乃是因爲宋代面臨西部長期用兵所致。其次是東南沿海地域的方志較多，尤以現在的浙江、江蘇兩省區的方志爲最多，是因爲宋代時這一地區經濟水平高，文化發達，尤其是南宋偏安江左，江南地區更是成爲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大量編修方志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宋代編纂的方志數量極大，據現代學者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統計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總共大概有600餘種，而這些文獻大部分都已佚亡了，現存的僅有30多種，僅僅是原來數量的二十分之一。關於現存的宋代方志名目，可以參看四川大學古籍所劉琳、沈治宏先生編著的《現存宋人著述總錄》的記載劉琳、沈治宏：《現存宋人著述總錄》，成都：巴蜀書社，１９９５。宋代的地方志著作，除了有部分單刻本以外，還有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等。。以下我們開列出現存宋代地方志的詳目：

　　宋敏求：《長安志》20卷、《河南志》20卷

　　程大昌：《雍錄》10卷周應合：《景定建康志》50卷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3卷范成大：《吳郡志》50卷

　　孫應時：《寶祐琴川志》15卷史能之：《咸淳毗陵志》30卷

　　盧憲：《嘉定鎮江志》22卷凌萬頃、邊實：《玉峰志》3卷

　　邊實：《玉峰續志》1卷楊潜：《雲間志》3卷

　　羅願：《新安志》10卷周淙：《乾道臨安志》3卷

　　施諤：《淳祐臨安志》6卷潜説友：《咸淳臨安志》100卷

　　常棠：《澉水志》1卷談鑰：《嘉泰吳興志》

　　張津：《乾道四明圖經》12卷羅浚：《寶慶四明志》

　　梅應發：《開慶四明續志》佚名：《寶慶昌國圖志》2卷

　　施宿：《嘉泰會稽續志》20卷張淏：《寶慶會稽續志》8卷

　　高似孫：《剡錄》10卷陳耆卿：《嘉定赤城志》40卷

　　劉文富：《嚴州圖經》8卷鄭瑶：《景定嚴州續志》10卷

　　佚名：《壽昌志》梁克家：《淳熙三山志》42卷

　　趙與泌：《仙溪志》4卷除了上述現存方志以外，清人陳運溶輯有３６種宋代地志文獻，取名“湖湘圖經三十六種”，收入《麗山精舍叢書》第一集。

　　現存宋代方志有以下特點：一是其撰修時間主要集中於南宋時代，除了宋敏求、朱長文以外，都爲南宋時之著；一是其地域主要集中於東南地區，又以今江蘇、浙江、福建地域爲多。其緣由如前所述，在有宋一代，這些地方的經濟、文化都較發達，尤其是南宋時代更是成爲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區域，故而表現出超乎其他地區的優越，在纂修方志方面自然會超過其餘地區。

　　另外，這些地區的方志往往有重修、續修的現象，現存方志中像臨安志、四明志、吳郡志、會稽志等都有過重修、補修、續修，在原有方志的基礎上增加了不少内容，也糾正了原有方志中的一些訛誤。有的方志雖然未標署重修、續修的名目，但是核查其内容，仍然可以斷定其爲後人補撰。如像梁克家編纂的《淳熙三山志》即爲一例。梁克家所修《三山志》，成書於淳熙九年（１１８２）之前，有其自序爲證。梁氏於《宋史》卷三八四有傳，稱其卒於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８）。而檢核《三山志》所載内容，其卷二七至卷三〇“科名”一類所列進士人物，時限却一直延續到了南宋寶祐四年（１２５６），其時距梁克家逝世已近八十年矣。很顯然該書後面所載的内容絶非梁氏所編，編者一定另有其人，現存《三山志》當屬續修或補修無疑。宋代方志之所以會有這種重修、續修的現象，除了這些地域在宋代較爲重要、特殊以外，地方長官重視文化工程也是重要原因。

　　在方志所載的内容、撰修的體例上，宋代的各類方志也有所創新。在内容方面往往是在舊志的基礎上有所擴大，更注重於記載經濟、文化、歷史古迹、人物傳記、文學創作方面的部分。在撰修體例上擴充了許多門目，像范成大的《吳郡志》就設有39門，談鑰《吳興志》則設有57門，施宿《會稽志》設了117門，其門類的設立完全是根據志書的需要而定。有的方志更是依仿史書的體例創立門目，像周應合的《景定建康志》即是在乾道、慶元二志的基礎上采掇慶元以後事，專門設置了留都錄、圖、表、志、傳、拾遺等門目紀事，後人稱之“援據該洽，條理詳明，凡所考辨，俱見典核”［清］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景定建康志》提要。。這種設紀表志傳的體例是從南宋方志開始的。

　　總體而論，宋代的方志除了能爲我們直接提供該地區的行政區劃、賦役等基本史料以外，由於這一時期的方志編修者還注重記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的史料，因此對於研究宋代的地域經濟、地方治政、科舉學校、民風民俗、歷史人物來説，宋代方志都是不可忽略的基本史料，乃至於現代編纂宋代詩、詞、文總集也都離不開宋代方志。宋代方志具有極高的文獻學價值。

　　五、宋代巴蜀方志

　　在宋代，巴蜀分爲四路，即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轄境包括了今四川省、重慶市以及陝西省、湖北省、貴州省、甘肅省的部分區域。北宋之前巴蜀的經濟、文化即已處於全國領先地位，唐代中葉以後的“安史之亂”及此後的藩鎮割據，中原地域戰亂頻仍，而巴蜀地區却較少受到衝擊，成爲亂世中的世外桃源。其後五代時期，前、後蜀國的統治者對巴蜀也没有造成重大的破壞，相反巴蜀經濟、文化的發展較之中原更爲穩健，所謂“揚一益二”的説法反映了當時的現實。宋太祖派兵攻取四川，兵不血刃，後蜀孟昶率部降宋，避免了在蜀地發生大規模的激戰，巴蜀地區也未遭受嚴重破壞。北宋初年盡管在四川爆發過幾次規模較大的騷亂，像王均之亂，李順、王小波起義等，但很快被平息，朝廷也及時調整吏制，改變施政措施，使四川經濟得以迅速恢復。而與其經濟地位相適應，四川的文化事業也高度發達，隨着蜀地作家的崛起，以“三蘇”及巴蜀作家群爲代表，成就斐然，使巴蜀的文化事業在全國處於領袖地位。南宋時代，巴蜀地區成爲西部抗金前沿，川陝交境一直是宋、金劇烈争奪的地區，發生過多次慘烈的戰争。在南宋末，宋朝軍隊又與元蒙大軍有過長期持久殘酷的戰争，其結果是民人傷亡、經濟凋弊、文化萎縮，四川地區日漸走向没落。在以後的元、明時代，巴蜀地區的發展更是滯後於其他區域了。

　　宋代巴蜀地區的地理文獻與其他地區一樣也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無論其數量衆多，抑或質量上乗，都不可忽視，遺憾的是宋代所編的巴蜀方志文獻幾乎都佚亡不存了。造成這一狀况的首要原因，我們認爲應當歸咎於南宋末元蒙軍隊的肆虐，戰亂對巴蜀文明的破壞極其殘酷。

　　宋代纂修的四川地理文獻，有各種不同的名目，有稱爲“傳”、“記”、“譜”的，像勾延慶《錦里耆舊傳》、趙抃《成都古今集記》、王剛中《續成都古今集記》、何求《閬苑續記》《資中記》、孫汝聰《梓潼古今記》《廣漢土地譜》、石慶嗣《梓潼風俗譜》之類；但更多的則是直接稱爲“志”、“圖經”的。我們下面所討論的巴蜀方志，限於以“志”、“圖經”標署的地理文獻。

　　據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著錄，宋代纂修的“志”、“圖經”的方志類文獻有100餘種，其中有屬於“通志”類的，如：《蜀地圖》《川峽路圖經》30卷、《益州路圖經》81卷、《利州路圖經》63卷、《梓州路圖經》69卷、《夔州路圖經》53卷、任弁《梁益志》10卷、沈立《蜀江志》10卷。現在這些總志類地理文獻都完全佚亡了。

　　有關巴蜀的府、州、縣方志、圖經，數量則更多，據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著錄，我們歸納統計其總量爲137種這一數字僅限於今四川、重慶兩省市，其餘省份所屬未納入。又，博士生馬强在其論文中統計爲７５種，不知爲何緣故删去了一些府、州、縣志。。下面是我們歸併的巴蜀方志詳目：

　　袁説友（序）：《成都志》佚名：《懷安軍舊經》

　　佚名：《懷安軍圖經》韓植：《金淵志》

　　佚名：《古郫志》虞剛簡：《永康軍圖志》20卷

　　張增：《永康志》佚名：《續永康志》

　　佚名：《彭州志》

　　佚名：《靈池縣圖經》

　　佚名：《簡州舊經》佚名《簡州圖經》

　　佚名：《崇慶府圖經》佚名：《新津縣圖經》

　　佚名：《廣漢圖經》

　　佚名《廣漢志》

　　李宗諤：《祥符渝州圖經》佚名：《重慶圖經》

　　佚名：《渝州志》李宗諤：《祥符昌州圖經》

　　佚名：《昌州圖經》

　　黎伯巽：《靖南志》12卷

　　佚名：《南平軍圖經》1卷趙彦邁：《南平志》

　　李宗諤《祥符合州圖經》佚名：《合州圖經》

　　佚名：《合州新圖經》

　　任逢：《墊江志》30卷

　　佚名：《涪州舊圖經》佚名：《涪州新圖經》

　　佚名：《涪陵志》王寬夫：《古涪志》17卷

　　佚名：《涪州志》

　　楊興：《龜陵志》

　　鄭鑒：《龜陵新志》佚名：《利州圖經》

　　鄒孟卿修、楊炎正纂：《寧武志》15卷佚名：《利州圖志》

　　佚名：《巴州圖經》劉甲：《清化前志》

　　李鈞：《清化續志》

　　佚名：《劍州圖經》

　　李宗諤：《祥符劍州圖經》佚名：《隆慶圖經》

　　佚名：《集州志》佚名：《果州圖經》5卷

　　朱繁：《開漢志》

　　佚名：《蓬州圖經》

　　李曄《咸安志》羅畸：《蓬州志》5卷

　　佚名：《渠州圖經》佚名：《宕渠志》

　　佚名：《廣安軍圖經》

　　廖唐英：《廣安志》

　　佚名：《遂寧圖經》馬崇文：《遂寧志》

　　李宗諤：《普州圖經》楊參之：《普州志》30卷

　　李宗諤：《（梓州）舊圖經》袁觀：《潼川府圖經》11卷

　　佚名：《潼川新圖經》劉甲：《新潼川志》

　　佚名：《潼川志》馬景修：《通川志》

　　佚名：《臨邛圖經》宇文紹奕：《臨邛志》20卷、《補遺》10卷

　　佚名：《臨邛郡續志》佚名：《新明縣圖經》

　　俞文中：《叙州圖經》30卷

　　佚名：《叙南續志》

　　楊汝爲：《富順志》佚名：《長寧圖經》

　　賀東寅：《長寧志》

　　孫若蒙：《長寧續志》

　　佚名：《夔州新圖經》馬道：《夔州志》13卷

　　李宗諤：《雲安軍舊圖經》佚名：《萬州圖經》

　　趙善贛：《南浦志》

　　王子申：《萬州新志》

　　李宗諤：《開州圖經》佚名：《大寧監圖經》6卷

　　王子申：《大寧志》楊熹：《龍門志》

　　宋之源：《龍門續志》

　　佚名：《雅州圖經》

　　佚名：《雅州舊經》李嗣文：《雅安志》

　　王寅孫：《沈黎志》23卷佚名《綿州圖經》

　　佚名：《（石泉軍）舊圖經》

　　佚名：《石泉圖經》

　　佚名：《（石泉軍）新圖經》佚名：《德陽舊志》

　　《祥符（嘉州）圖經》吕昌明：《嘉州志》

　　佚名：《嘉州新志》

　　佚名：《嘉定甲志》

　　佚名：《嘉定乙志》郭公益：《嘉定志》

　　林絜己：《嘉定續志》佚名：《眉州圖經》

　　家安國：《通志編》

　　趙善贛：《通義志》35卷

　　孫汝聰：《眉州古志》張伯虞：《江鄉志》

　　吕勤修、張開纂：《峨眉志》佚名：《陵州圖經》

　　佚名：《陵州舊經》

　　佚名：《陵州志》

　　趙甲：《隆山志》佚名：《陵井監圖經》

　　佚名：《宋仁壽縣志》李燾修、勾演纂：《榮州圖經》

　　王禹：《榮州志》

　　佚名：《資州圖經》

　　佚名：《資州志》扈自中：《資中志》

　　史憲：《茂州圖經》佚名：《茂州志》

　　黄震仲：《梁山軍圖經》

　　佚名：《忠州圖經》

　　樊漢炳：《南賓志》佚名：《黔州舊經圖》

　　佚名：《黔州圖經》佚名：《紹慶志》

　　《祥符瀘州舊圖經》

　　佚名：《開禧瀘州志記》

　　佚名：《瀘州圖經》佚名：《瀘州志》

　　高載：《瀘州地理書》李濬：《江陽志》

　　佚名：《江陽前譜》

　　曹叔遠：《江陽譜》

　　佚名：《江陽續譜》李宗諤：《祥符威州圖經》

　　佚名：《威州圖經》佚名：《維州志》

　　張國淦先生是從現存全國性總志、正史藝文志、宋明各種書目中勾稽梳理，歸納統計出來的數據，下了很大的功夫。這種文獻統計方法，應當説是考察已佚亡的古籍文獻的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由於其書是有錄必收，因此也難免存在一些不周全之處，影響了統計數據的精確性。以下我們提出兩點異議：一是關於一書異名的問題。著者以現存地志、書目中留存下來的文獻記錄作爲基礎加以統計，而這些書對所徵引的舊方志的稱名往往比較隨意，同一種文獻在不同的書中，甚至在同一書的不同章節，可能都會出現不同的稱名。同一地區經常會同時有“舊經”、“圖經”、“新圖經”這樣的名目，像陵州（今四川仁壽縣）下，就有《陵州圖經》《陵州舊經》《陵井監圖經》；瀘州（今四川瀘州市）下有《祥符瀘州圖經》《瀘州圖經》，又有《瀘州記》《瀘州志記》《瀘州地理書》《瀘州志》《江陽志》；涪州（今重慶市涪陵區）下有《（涪州）舊圖經》《（涪州）新圖經》《涪州圖經》，又有《涪陵志》、王寬夫《古涪州志》等多種名目。我們注意到古人引書常常不甚規範，多有采用省稱、删略的情况，以上文獻除了有明確標署著者名姓的以外，究竟這些文獻是同書異名，還是不同的著述，僅憑一次或數次徵引就判定它們爲不同的著述，顯然是不够的。

　　二是全國性總志不應算作地方志的問題。全國性總志記載各地府、州、縣的内容，後來所編的地志在涉及某一地域的時候，往往又徵引更早的總志來加以記述。這類總志在《中國古方志考》一書中，有時也被列爲方志，這一歸類顯然是不合適的。舉例來説，李宗諤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曾編纂《諸道圖經》，又稱《大中祥符圖經》李宗諤《諸道圖經》在本文前“全國性總志”一節已有記述，可參看。。這是一種全國性總志，其部分章節記述了巴蜀各地府、州、縣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以前的内容，在後來的地志，如《方輿勝覽》中多有徵引。我們看到，在《中國古方志考》中，編者從《方輿勝覽》一類的地志中摘錄出《昌州圖經》《合州圖經》《劍州圖經》《雲安軍圖經》《開州圖經》《威州圖經》等，盡管在原書中已明確標識爲“祥符圖經”、“李宗諤圖經”，作者却仍然將它們歸入巴蜀地方志一類。這一歸類顯然是不正確的。

　　根據上述分析，除掉一些似是而非的內容，我們估計，宋代編纂的巴蜀方志總量應該是在１００種左右。

　　考察上述方志，我們也可以從中窺見宋代巴蜀地域歷史的一些情况。首先，巴蜀方志的撰修非常普遍，幾乎涵蓋了當時川中四路所有的區域，不僅是富庶發達的州縣編有方志，即便是一些原本荒徼的地區也編纂有方志，從文獻的層面反映出巴蜀地域的文化發展。像南平軍（今重慶綦江），在唐末尚爲“南平僚”聚居地，生産力低下，在宋代歸入朝廷版籍後，經濟生産、文化事業都得到發展，編有《南平軍圖經》、毛圭《（南平）續記》、趙彦邁《南平志》；茂州（今爲四川阿埧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也編有《茂州圖經》《茂州志》；威州（今阿埧州汶川縣）編有李宗諤《（祥符威州圖經》《（威州）圖經》《維州志》。其次，一些地方志也有多次重修、續修的現象，像嘉州（今四川樂山市），就有吕昌明《嘉州志》、佚名《嘉州新志》、佚名《嘉定甲志》、佚名《嘉定乙志》、郭公益《嘉定志》、林絜己《嘉定續志》；長寧（今四川長寧縣），有賀東寅嘉定十二年（１２１９）編撰的《長寧志》，又有孫若蒙寶慶元年（１２２５）所編《長寧續志》；眉州（今四川眉山市），先後有孫汝聰《眉州古志》、趙善贛《通義志》、張伯虞《江鄉志》。這些重修、續修的方志大多出自巴蜀地域經濟、文化較爲發達的地區，加上地方官吏重視文化事業，促成了這些地區方志撰著的繁榮。

　　其次，巴蜀方志所載的内容也五彩紛呈，包羅萬象。由於原書已經亡佚，我們不能見到原書的風貌，但是從一些現存文獻中留存的部分內容仍然能窺見一斑。例如《方輿勝覽》記載四川各府、州、縣，開闢有沿革、風俗、祠廟、人物、名宦、山川、形勝、驛舍等名目，在這些名目之下都可以找到相關方志的記載。該書卷五二成都府“風俗”下引《成都志》載古詩“錦江夜市連三鼓，石室書齋徹五更”，不僅表現了成都市景的繁華，也爲我們保存了宋代以前的佚詩散句。卷五二簡州“風俗”記載五代後蜀王歸璞及宋代許將、張孝祥、許奕四位狀元；卷五五雅州“風俗”引《郡縣志》云“國初曹光實父子以忠義奮，皇祐始有登科者”，反映了宋代四川科舉考試的一些情况。又如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一書，該書卷四成都府路以下，在《蓬州志》中記載漢車騎將軍馮緄碑、《通川志》記載浮蘭碑；《眉州江鄉志》著錄《成都古今前記》《後記》，《普慈志》載錄《茗山平冠錄》。這些方志中所記錄的古碑、古書早已不存，我們只有通過方志的記載，才能得知它們曾經存世的信息。

　　（本文原爲作者在2007年開設的《宋代文獻專題研究》課程之“史部文獻專題”的一節，收入論文集時略有刪補，其中也參攷了一些當代學者的論述，在文中未一一注明，於此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