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珂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

　　在传统四部之学的体系未崩溃之前，经学所居的主导地位是毋庸怀疑的。而经典与现实之间很难说是一种单向的决定关系。经典固然有其权威性，但权威性并非表示其内部稳定不易，在一定时候，士人们却不得不根据某些现实情况而对经学谱系作出调适。儒学思想的大变革往往需要重新整合经典体系，以之作为论说阐发的根基。比如，伴随着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四书”经典体系确立了，“五经”的地位便屈居“四书”之下。钱穆就此说过：“既有新儒学，因亦要求有新经学。”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第9页。而在这里讨论的《王制》，便在清季今文经学家那里受到未曾有过的关注。《王制》属于今传小戴《礼记》之一篇，其产生年代及作者自汉代以来便有争论。历来对于《王制》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存有数说，关于此问题，可参见高明《王制及其注疏摘谬》（载于氏著《礼学新探》，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第213-214页)以及华友根《〈礼记·王制〉的著作年代及其思想影响》（《中华文史论丛》1985第4辑，第27-38页）。华友根文还就《王制》在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法律思想史上的影响作了一定梳理。清季今文学家如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仍然相信从儒家经典中可以抽取一套可资现实套用的制度，而《王制》即是记录了孔子所亲作的“素王之制”。而廖平在清季今文经学阵营中最早视《王制》为通群经之门径，并且后来康有为、皮锡瑞等人对于《王制》有着许多与廖平相一致的看法。

　　廖平早年治经，离不开张之洞、王闿运之影响。张之洞任四川学政，倡导朴学，治经之法几不出乾嘉诸老之范围。而后来到四川尊经书院担任主讲的王闿运则主今文学，好讲《公羊》，著有《春秋公羊传笺》。廖平初见王闿运时，大概也称自己钻研《公羊》有力，故得到王氏之称赞。《湘绮楼日记》有如是记载：“（光绪五年二月廿三日，1879年3月15日）终日为诸生讲说，多发明《春秋公羊》之义例。张生子绂、廖生旭陔皆有志于《春秋》……此邦人欣欣向学，可喜也。”《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751页。然而后来廖平终未将《公羊》置于其经学大体系之核心，甚至与其他今文学家相比，他并不非议《左传》，认为此传也传孔子之意。关于廖平对于春秋三传的态度，章太炎曾说：“廖氏见近世治《公羊》者，皆明斥《左氏》，而不明斥《谷梁》，然《谷梁》之异于《公羊》，不下《左氏》，而诸儒意见偏枯如此，则不如并《左氏》而进之。且均以为今学也。以廖氏识见卓绝处，亦正其差池处。”（章太炎：《今古文辨义》，汤志钧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