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中

　　（四川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李学勤先生在《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中说：“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心有所转移，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李学勤：《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充分肯定了晚清蜀学在中国学术史和清代蜀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果就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与其自身的内在发展动力来考察，以李调元为首的“锦江六杰”按：“锦江六杰”是对锦江书院历史上李调元、何明礼、张翯、孟邵、张邦伸和姜锡嘏六位院生的概称。他们的生平事迹，参见拙作《锦江六杰研究》，四川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在延续和发展蜀学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是不可小视的。蜀中自明末兵燹以来，长期处于社会残破，经济凋敝，人文不兴，士风萎靡的境地。如顺治八年（1651），各省已经举行了四科乡试，四川才在川北一隅的保宁府（今阆中市）举行了区区200余人的首科乡试。在体现清代经学成就的正、续两部《经解》中，当时竟没有收入一位蜀人的著作。彭端淑在论及汉、宋时期蜀中人文境况时曾自豪地说：“两宋时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又说：“吾乡人文之盛，几甲天下”。但在论及当时其所处的境况时，只发出了“今已不可复” 彭端淑：《唐子西先生文集序》，彭端淑原著，李朝正等注：《彭端淑诗文注》，第409页。的哀叹。这就说明，明末清初以来，蜀中人文学术无论是与汉、宋蜀学相比，还是与同时期的江浙、京畿等地学术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这是否就意味着乾嘉蜀学没有亮点与特点，蜀中学人就无所作为，在清代蜀学发展史上微不足道而无需关注呢？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若从清代蜀学乃是一个不断继承、发展、创新的长远历史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期的蜀中学人理所当然是清代蜀学研究必不可少的重点，这一时期乃是蜀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诚如胡昭曦先生所言：“明朝中后期至清前期，虽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巴蜀文化发展的低谷，但自明中后期开始，蜀学进入了逐步恢复期。”胡昭曦：《蜀学与蜀学研究確议》，《天府新论》，2004年第3期。因为，明末至乾嘉之际，正是四川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动荡之后的变革和重要整合时期，蜀学不仅面临着怎样延续千年学脉的历史问题，而且在江浙等地强盛学术的挑战面前，还面临着如何继承蜀学传统，改变蜀中学术衰微，人文不振的客观现实。以李调元为首的“锦江六杰”等蜀中标志性学人的学术价值取向，对待蜀学传统的态度，为此做的种种努力，不仅是晚清蜀学发展繁盛的重要基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晚清蜀学发展演变的走向。这本是蜀学研究者必须弄清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