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待蜀学大家的态度谈起

　　刘兴淑

　　（四川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祖籍四川的前辈学者、著名哲学家萧萐父先生不仅呼唤着文化包容意识和多元开放心态，而且在自身的学思历程中不断追求博通的学术境界。在1993年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上，萧先生曾吟诗一首，其中有句“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欲以此缅怀汤先生的德业光辉，括举汤先生的学思成就和恢弘气象，并常以汤先生这样的德养典范和博通学风来诱导学生和鞭策自己。事实上，在萧先生的治学领域中，除了儒、释、道，印、中、西，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萧先生是“儒、释、道学，漫汗通观；印、中、西、马，从容涵化”。蔡方鹿：《忆萧老》，见本论文集。他对中国古代辩证法史、先秦儒道思想、明清哲学、近现代文化思潮等有较多的研究，亦对道家风骨、道家学风、隋唐时期道教的理论化建设等等问题加以阐释，并钻研印度佛学，康德哲学，撰《大乘起信论·释译》、《众妙之门》等著作。“他是一个行动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在性情上，他综合了儒之清刚、道之飘逸和禅之机趣。他的文章有震撼人的逻辑力量，也给人以美文学的享受。”郭齐勇：《史慧欲承章氏学、诗魂难扫璱人愁——萧萐父教授学述》，原载萧汉明、郭齐勇编：《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30-52页。

　　萧老不仅倡导船山研究，而且深入船山研究四十年，认为，“船山之学，以《易》为宗，以史为归。”“王夫之思想的历史地位，集中表现在他既是宋明道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新思想的开创者和先驱者。”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04-606页。他礼赞王夫之的崇高人格美，认为“船山一生，风骨嶙峋。时代的风涛，个人的经历，传统文化的教养，学术道路的选择，都促使并激励着他始终执著于‘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的理想人格美的追求”萧萐父：《船山人格美浅绎》，载《船山学刊》1993年第2期。。

　　在研究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萧老敬仰以身殉道精神的李达，认为“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播火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最后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7-318页。。萧老赞扬冯契“化理论为德性”的“平民化自由人格”，亦对刘鉴泉、蒙文通、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徐复观等大家的学思成就从不同层面有所称美和认同。这里就萧老对三位蜀学大家的看法观其博通意识。

　　刘鉴泉（1896-1932），名咸炘，别号宥斋，祖籍成都双流。这位家世业儒，却寡交游、足不出川的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其学术成就湮没无闻，没有得到当代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萧先生为其重要遗著《推十书》的影印本作序，称其为“英年夭逝的天才学者”，认为刘咸忻的学问渊源有自，其《推十书》是其所撰哲学纲旨、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校雠目录学及其他杂著之总集。《推十书·序》作于1996年，初附于萧萐父著《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书后，后以《刘咸忻先生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为题，载于《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1期。在《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意义》一文中，萧老指出：“刘鉴泉先生玄思独运，驰骋古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兀，堪称近世蜀学中的一朵奇葩。”萧萐父：《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54页。刘鉴泉先生的学术成就还受到过陈寅恪、梁漱溟等先生的欣赏和赞誉。

　　蒙文通（1894—1968），原名尔达，四川省盐亭人。对于这位学通儒释道，于中国古代文化、宗教等领域有很深造诣，与数位大师有所交往，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的教授，萧萐父先生于2004年作“蒙师文通先生诞辰百十周年颂”诗，称在“近世转型，海怒鹏骞。古今中西，递反互参”的背景下，“诞生圣哲，辨异通观。六译恢奇，学贵博淹。蒙公继轨，甄微抉原”。认为蒙先生继承六译老人廖平的治学精神，致力于博通的问学之路。在其《含英咀华 别具慧解——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读后》初稿写于1980年夏，改于1981年春，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一文中，萧老指出，蒙文通先生在中国经学、宋明理学及中国古代史、古地理学、古民族学、晚周诸子及佛典、道书等领域，“抉原甄微，卓然成家之外，尚有此专门之哲学论著（即蒙文通先生的《理学札记》）”。他对蒙文通先生的《理学札记》评价很高，“觉其文约而思永，殊非一般读书札记，乃深究宋、明理学诸家，含英咀华而别具慧解之作；就其遣词构思，颇与王船山《思问录》、陈乾初《性解》、戴东原《原善》等相近似。”

　　众所周知，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王船山（王夫之），其著作多为注疏体裁。他的学问，博涉多方，而终以张载为归宿。其《张子正蒙注》于67岁时完成，72岁时加以重订，可以说是他的晚年定论（王夫之活了73岁）；其《思问录》的写作虽稍早此文，但据船山哲嗣的《姜斋公行述》，则两文“互相发明”。因此，通过《思问录》可以对船山思想有一个总体把握。作为明清之际屈指可数的重要思想家之一的陈乾初，比王船山长15岁，其哲学思想比较集中在他的《葬书》《大学辨》《性解》三组哲学论著里。其中，《葬书》主要是论述鬼神观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他的宇宙观的轮廓；《大学辨》主要是阐述其知行观；而《性解》表现了其具有合理因素的人性论。作为清代朴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戴震也是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考据、哲学等多方面内容的。其哲学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原善》较全面地阐释了他的人性理论。这里，萧先生将蒙文通的《理学札记》与明、清时期的重要哲学人物王船山、陈乾初、戴震三人的主要哲学著作相比拟，可见其对蒙文通《理学札记》的高度认同。萧先生盛赞蒙文通《理学札记》的公之于众，将其比作扬雄的《太玄》，说它“必将嘉惠学林”。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一生驰骋于东西哲学领域中，为建立一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世界而殚精竭思，埋头笔耕，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著作，在现当代中国哲学界几无人能与之比肩。他的众多著作，因涉猎范围广，所关联的内容又极为博杂，故不易划分，众说也不尽同。在他去世前的半个月，曾为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的第十版作一自序，在这篇序中，他将自己的主要著作概括为四类：第一类为“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第二类为“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的合集，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也包括《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这本书；第三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指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共“四篇”的《中国哲学原论》；第四类为“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述四类著作，在写作的时间以及所涉及的内容方面，都相当集中，明显构成了唐氏思想的不同阶段和他一生著述的几个丛集。对于这样一位大家，萧先生对其《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下册）尤为称许，认为该书是唐氏生前所成最后一部著作，建构了心通九境的哲学体系，成为唐氏哲学生涯的总结。他说：“在哲学上，唐君毅融会中西古今哲学，建构起气象博大的文化哲学体系。”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8页。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以上三位在近百年中西文化汇聚冲突的大背景下生活的蜀学大家，萧老是以一个博通儒释道，研究西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研究中西印文化，不断思索百年来我们所面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任务的学人的身份来评论的。因此，在萧老的字里行间，读者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对家乡学贵博通的学者的那份亲切感及认同意识。如萧老“英年夭逝的天才学者”一语，既是对刘鉴泉先生学识的高度赞誉，又对其短暂的生命充满了惋惜之情。又如萧老对蒙文通治学精神的评述：“从中，可以真切地看到老一辈学者尽管跋涉过漫长的精神旅途，尽管承受着历史惰力和传统思维形式的沉重负荷，但由于坚持了严谨求实的学风，坚持了把真和善、知和行融贯为一的传统的‘践形尽性之学’的要求，故能在艰苦的探索中，既敢信，又敢疑，不泥古，不薄今，更严于自剖，终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发下，通过自己的学术道路，形成新的学术史观，领悟到继承文化遗产‘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批判原则，对历史上的哲学纷争能够作出接近科学的分析和具有唯物主义党性的评断。”萧萐父：《含英咀华 别具慧解——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读后》，载《蒙文通学记》，蒙默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这里，萧老对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之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认同，表达了他对这位经历世纪风雨的老一辈学人的敬意，亦反映了他对马列主义的接纳和运用。他认为，正是由于马列主义真理的启迪，蒙文通“终于”由服膺宋明理学转到契心于批判宋明理学的陈乾初、王夫之，由“先天论”转到“发展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学术路线，重新建立其哲学史观，并向他自己提出了一个“以王（夫之）、陈（乾初）为主而以戴东原、颜习斋、焦里堂诸家之说补之，而削其不合者，又以辅宋明之说、而削宋明之不合者”的巨大的对哲学遗产的历史清算任务。再如萧老对唐君毅的态度。在1995年的“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上，萧先生强调了唐氏哲学思想的包容性、开放性与贯穿始终的圆融会通精神，但对把唐氏归入“现代新儒家”提出意见，认为“很难纳入传统学派的某一范式，道家‘玄圃’，儒家‘杏坛’，都似乎容他（唐君毅）不下”。“君毅在学术思想的继开、承启的大方向上，跳出了儒学正宗、余皆异端的狭隘界限，否定了‘道统心传’的单维独进的思路，而是按‘殊途百虑’的学术发展观，自觉地走上多源头、多根系、多向度的致思道路”参见萧萐父：《“富有之谓大业”——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1期。。这里，对唐君毅的充分肯定，是萧先生自身融通意识的体现；不赞成将唐君毅归入“新儒家”，是萧先生开放、多元观点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