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暨哲学学院教授）

　　恩师萧公萐父先生离开我们快三年了，我们时时觉得老师在天上看着我们，时时感怀老师的教育、栽培与提携。承蒙蔡方鹿教授与四川师范大学各位领导、专家与蜀中诸位学者们的美意，辛苦操办、隆重举行、积极参与“萧萐父先生与蜀学”研讨会，令在下十分感动，谨代表萧先生的弟子们向各位深表衷心的、诚挚的谢意！我们在此郑重地道谢了，打扰、麻烦各位了！

　　当然，此次盛会不光是为了纪念先师，也是为了弘扬蜀地文化。中国历代文化人几乎都难以离开乡土风教的影响，而乡土风教的形成和发展又是因缘和合而成。近代四川大家辈出，成就斐然。萧萐父先生无疑是走出夔门的又一位文化大家。他一生奉献给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及教书育人的工作，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丰碑。萧先生一生有浓厚的家乡情结，他受到四川学人的各方面影响，对古今四川学人如数家珍，推动近现代蜀学的研究。蜀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拙文所谈只限于近现代蜀学中的一小部分，班门弄斧，不胜惶恐之至！

　　一、近代蜀学与中西文化相资互补

　　巴蜀自古多文士，到了近代，蜀学进入了一个空前发达的时期。清末张之洞任四川学政之后，效仿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江阴南菁书院等知名书院在四川创办了尊经书院。尊经书院的成立使得川中青年学人接触到了清代经史考据之学。他在任上写作的《劝学篇》《輶轩语》《书目答问》等书不光影响着四川学人，更惠及全国读书人，至今不衰。廖平、宋育仁等一大批近代知名思想家都曾肄业于尊经书院。他们不光了解了朴学的一般范式，还能别出心裁、开启新知。比如，经学家廖平便能突破旧范式，开创近代“蜀学”，功不可没。廖先生曾经用《礼记·王制》《周礼》所载礼制来划分今古文经学，此一大发明为前人所未道及，而后来的经学及经学史研究多无法回避廖先生“平分今古”的学术主张。廖先生还非常自信地说过：“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廖平：《今古学考》，《廖平选集》上， 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89页。同时，他还强调：“昔陈奂、陈立、刘宝楠、胡培翚诸人在金陵贡院中，分约治诸经疏，今皆成书。予之所约，则并欲作注耳。”同上。廖先生不满于东南学者繁琐的经史考据之学，要用他所建立的经学体系来重新注释群经，这里我们看到廖先生对于突破旧学的自信和胆识，也正是这样的勇气使得廖先生赢得了世人之敬仰。四川盆地虽地处西南，然外来新知却能顺利涌入，不少学人也走出夔门，甚至远渡重洋，带回新知。唐君毅的父亲唐迪风于上世纪20年代从南京内学院返川后任教重庆，“又与好友彭云生、吴芳吉、蒙文通、刘鉴泉等创办‘敬业书院’，被推为院长。学院旨在上继晚清以来张之洞、王闿运、刘申叔、廖季平等相继讲学蜀中所倡导的博通学风。迪风先生又曾任教成都各大学，与声气相投的蜀中学人，如龚向农、林山腴、赵少咸、李培甫、祝屺怀、萧中仑、庞石帚、夏斧私、杨叔明等相友善，互相砥砺学行”(萧萐父：《“富有之谓大业”》，《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84页）。

　　萧老师的父亲萧太公参（字仲仑，又写为“中仑”）先生也是近代蜀学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四川井研县，与廖季平先生同乡。仲仑先生曾私淑于季平先生。廖先生还是师祖父母仲仑先生与杨太夫人正萱（字励昭）先生的证婚人。廖先生晚年曾较长时间借寓于仲仑先生自宅“叒茇”之内，还将自己整理《内经》的手稿赠与仲仑先生。仲仑先生乃蜀中狷介独行之士、老同盟会员，辛亥后学优不仕，教书为生，有道家风骨，又精于医道。杨励昭先生也善诗词、工书画。仲仑先生一生“述而不作”，他所批阅过的书，天头地脚上都满满地留下了批语，《庄子》《楚辞》尤为他所钟情。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曾在回忆青年时代的文章中谈到仲仑先生为他讲授《庄子》的情景，为唐君毅播下了一生玄思才情的种子。唐先生说他“十一岁时入高小，是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我记得每周星期一第一堂是修身，由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祝屺怀先生亲自教。国文是萧中仑先生教。第一篇是《庄子》的《逍遥游》，第二篇是《庄子》的《养生主》。萧先生要我们背诵抄写。对于高小学生，以《庄子》为教材，现在人一定要以为太不适合儿童心理。但是我对‘北溟有鱼’，‘庖丁解牛’，当时亦能感趣味。我后来学哲学，亦许正源于此。”唐君毅：《怀乡记》，《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449页。仲仑先生一生涵濡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造自得，不事著作，每有独见，我们今天从他的友朋著作中尚能窥见他论学的精要。他的挚友蒙文通先生在其著作中便偶有引述。仲仑先生生前批览的书籍后来悉数捐给了成都县立中学，不知道这批珍贵的书籍今天怎样了？仲仑先生是一位才情纵横的诗人，今天我们尚能通过其诗词残稿来想象其为人之风尚。他不但是一位旧学功底深厚的学人，同时胸襟开拓，关怀现实，曾于1924年作有一首《调寄台城路·挽中山》，其中有云：“日沉星陨燕云黯，苍苍未醒天梦。马克思心，安那其义，等是无人知量。”由此看来，他是一位心系民族兴亡且能够接受新事物的文士，非老派顽固文人可比。在萧仲仑先生身边还聚集着一群对中国传统文化别有慧心之士，如蒙文通、彭云生、向宗鲁、赵少咸、庞石帚等。至今我们还能见到仲仑先生与他们的唱和之作。清季民初以来，四川盆地内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国学大家，他们或精于经史考据，或精于声律辞章，或精于书画文玩，或精于义理思辨，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学术文化成果。

　　四川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时间段中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学人文士？我想除了尊经书院之创办外，可能还与蜀学自身的品质有关。刘咸炘在《论蜀学》一文中就这样说过：“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寡干戈之攻击，无门户之眩眯。”刘咸炘：《蜀学论》，《推十书》，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01页。他还说：“吾蜀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同上，第2100页。四川学人胸襟开阔，兼容并蓄；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四川学人旧学深厚，熟读经史，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囿于成法，新旧两得。蒙文通先生是萧萐父先生一生都非常尊重的蜀中前辈学人，也是萧老师与师母结婚的证婚人。而蒙文通先生在四川又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学人，其中就有刘咸炘、唐迪风等。这一段时期的蜀学是空前发达、异彩纷呈的，值得我们共同来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可见所谓近代蜀学，是指廖平及受他影响的蜀中学人之文化共同体，在清末至民国之文化转型期，对中西文明所作的深刻反思之学。

　　萧萐父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研究。他沉潜含玩，悠然自得，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大家。在我的记忆中，萧先生课上课下，经常是廖季平、蒙文通不离口。我们在梳理萧先生思想遗产的时候，已经深深感觉到，如果不能深入到近代蜀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便难以一窥先生学术思想之全豹。唐君毅先生也曾说过：“《怀乡记》则是表示我对中国之乡土，与固有之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中国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自序》（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6页。萧先生精于明清思想之研究，尤其对于王船山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到了晚年还反复思考近代四川学人的学思，如廖平、蒙文通、刘咸炘、林山腴、赵熙、周太玄、唐君毅等。萧先生如此关注蜀学，除了个人生活经历中有着蜀中贤士的身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近代蜀学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多棱镜。

　　萧先生曾经这样评述过“天才学人”刘咸炘的思想：“衡论先生之学思成就及其历史动力，似宜更深一层，将其纳入当时整个时代思潮而观其动向，与并世同列相较而察其异同。他生当晚清，面对‘五四’新潮及开始向‘后五四’过渡的新时期，中西文化在中国的汇合激荡，正经历着由肤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新阶段发展。在其重要论著中，已有多处反映了这一主流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通过对比中西思想文化的异同，而力求探索其深层义理的会通，找到中西哲学范畴的契合点。”萧萐父：《〈推十书〉成都影印本序》，《吹沙二集》，巴蜀书社，2007年，第458-459页。

　　萧先生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域来考察刘咸炘思想。他晚年特别重视刘咸炘思想的研究，已经将刘咸炘思想视为近代启蒙思潮发展史上的一环。他用一个现成的例子向我们说明，在“守旧”与“开新”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二者可互为条件。记得先师曾经说过，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朱光潜先生的课堂上第一次听说了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名字，也由此接触到其思想，欣喜异常。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在晚年阅读《推十书》时，偶然发现刘咸炘已于二十年代就读到过克罗齐的译著，并且还留下了中肯的评述。一生未曾出川的刘咸炘并非仅仅埋头古书，而能涵化新知，所以萧先生说他的学思正说明了“由肤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新阶段发展”——而这正是“后五四”时代的象征。萧先生纵横古今，他将四川学人的思考纳入到他的大系统之中，其用心这就是要阐明中西文化交融互动的重要性以及中华文明之路具有其独特性。

　　他以刘先生的例子也向我们进一步说明了他的明清早期启蒙观的要旨, 他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的现代性的根芽, 强调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现代性。他主张中国式的启蒙, 是中华文化主体的彰显, 而不是全盘西化与彻底的反传统。他驳斥了中国自身不能产生现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见, 这就疏离、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 同时也蕴含了“启蒙反思”。由此我们可以说，萧先生的启蒙观当中有显隐之两层: 显性的是“走出中国中世纪”, 隐性的是“走出西方现代性”, 这两层交织一体, 适成互补。我们对萧先生的思想, 不能只突出其中一面、一层。萧先生主张“两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要把‘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萧萐父：《世纪桥头的一些浮想》，《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66页。他曾批判了理性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与人之生命的迷惘, 批判了历史的虚无主义与道德价值的相对主义。

　　刘咸炘先生深于旧学，生前又阅读了大量西方译著，他对中国现代化仍表担忧，他已经认识到物质主义、人的片面发展对社会整体会带来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儒家人文道德的普遍性，刘先生曾担忧地说：“炘尝谓今之人且勿论知儒知道喜宋喜明，只要省得身心问题，已是难得。以是吾党今日当极力提出此问题，指点与人。”刘咸炘：《复蒙文通书》，《推十书》，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2209页。 “省得身心问题”就是希望人反躬自问，体悟自我的道德良知。刘先生已经痛感时人道德的丧失，青年学人只注重知识的学习、智力的开发，而未尝省悟自己的良心。在世人皆以“进化论”为不二真理的时候，刘咸炘说：“自进化论兴，覃及诸学，而一切旧说凡近于退化循环者，悉被斥为腐朽。苟详察之，则其不可信之处固多矣，而盲从浑吞者弗察也。”刘咸炘：《推十外书·进与退》，《推十书》，第632页。实际上，刘先生怀疑西化主义的单线进化论与近代的“进步观”，正是希望学人能够冷静地作“启蒙反思”。

　　萧先生的启蒙观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连贯性，在思想史内部寻找出一条辩证逻辑发展的主线。《蒙文通〈理学札记与书柬〉读后》一文中这样说道：“蒙文通先生所提出的学术任务，仍然是我们探讨宋明清哲学应当注意的方向性问题。前辈学者在正确方向下艰苦探索所达到的终点，应当是我们继续探索、推陈出新的起点。”萧萐父：《蒙文通〈理学札记与书柬〉读后》，《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第492页。这段文字应当视为萧先生治学的深切感言。蒙文通先生作为一位死守善道的儒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间中还在独自研究理学，并认为理学在宋明清时代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陈乾初恰是理学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蒙先生将理学视为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天不假其时，蒙先生最终未能做出一部理学发展史的系统著作，但是萧先生已经肯定了蒙先生在理学研究中的基本论点，并希望承接其研究开展明清思想的研究工作。

　　二、萧萐父先生对近代蜀学精神的继承

　　恩师萧萐父先生幼年及青年时代正值近代蜀学空前发达的时代。他自幼涵咏诗词，从父亲友朋论学谈艺之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又时时关注民族命运，在他童年时候，便接触到了清末革命宣传的小册子，其中有《明夷待访录》《黄书》《扬州十日记》等及邹容、章太炎的论著。萧先生当时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些书籍的内容，但是他已经感受到中国士人敢为天下先、勇猛精进的精神。1937年，先师考进了成都县中，校园后有个大污水塘，老师们郑重介绍，此乃扬雄的洗墨池，说扬雄当年如何勤苦好学，认许多奇字，写了不少奇书。在读县中时，仲仑先生认为新制学堂的教育有极大的有限性，他命萐父先生休学一年。在这一年中，萐父先生随父及其他蜀中贤士上峨眉。其间观前辈学人论学和诗、摩挲古物、开拓胸臆。仲仑先生还命他在这一年中，以朱笔点读《汉书》与《后汉书》，闲暇即吟诵《昭明文选》。这些严格的国学训练为日后萧萐父先生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青年萧萐父影响最大的还有几位文史老师，特别是讲授中外史地的罗孟桢老师。他充满爱国激情而又富有历史感的讲课，深深地吸引了班上的许多同学。罗先生偶然讲到刘知几、章学诚论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等素质，激发萧萐父先生写了一篇《论史慧》的长文，这是他的第一篇论史习作。在民族忧患意识和时代思潮的冲击下，萧先生泛读古今中西各类书籍。在高中二年级时，风闻冯友兰先生来成都讲学，萧先生与几个同学逃学去旁听，听后还争论不休，并因此而读了冯的“贞元三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哲史书刊。这些，都为他后来选择哲学系这个“冷门”作了铺垫。1943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的武大迁到四川乐山，哲学系仅十几位同学。几位教授自甘枯淡、严谨治学的精神使学生们深受教育。那时武大哲学系所开的课程几乎全是西方哲学。而萧先生这时也阅读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

　　萧先生出生、成长、求学于四川。他在青年时代便已在中西哲学方面打下的深厚基础。今天我们研读萧先生的著述，可以感受到他在用思想家的眼光来考察思想史、哲学史，他是有思想的学问家，也是有学问的思想家。下面略陈先生为学精神与近代“蜀学”精神的会通之处。

　　第一、萧先生堂庑很宽, 视野开阔, 所谓“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与同道、学生都尽可能做到“多维互动, 漫汗通观儒释道; 积杂成纯, 从容涵化印中西”。在他个人的著作中，儒释道三家思想皆有涉及；另外，他早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候便已打下了坚实的西方哲学基础，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康德之道德形而上学》至今仍为专家称道。

　　他跳出了一元论的框架，重新对思想史上的异端、边缘人士作了“同情之了解”。他一生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清时代，尤其是明清鼎革之际，其关键或许就是在于此时代中，诸种学术思想流派能竞相登场，各领风骚，他说：“明清之际，‘天崩地裂’的社会动荡，‘破块启蒙’的思想异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这空前的变局中，学术思想出现了新的整合，活跃于整个中世纪的思想异端，开始蜕化为力图冲决网罗、走出中世纪的新的启蒙意识。这一思想的重新整合和蜕变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但先秦子学的复苏，长期被视为异端的老、庄、列思想的引起重视和重新咀嚼，无疑是一个促进的重要因素。”萧萐父：《道家·隐者·思想异端》，《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70页。萧先生立足于明清思想史的研究，通盘考察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多元并观，自出新意。这不禁又让我们联想到了廖季平先生、蒙文通先生等，他们不光在儒学、经学的研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能涉猎其余，考察不同学术流派的互动，往往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萧先生晚年常常回忆他早年亲炙于蒙文通先生的情景，他说蒙先生为人豪爽，有侠士之风，这种气度正可以表现在学问上，不拘于一面，而能贯通圆融，自成一体，他这样评价蒙先生的学问：“淹贯经传，博综子史，出入佛典，挹注西学，超越今、古、汉、宋之藩篱，融会考据、义理于一轨。”萧萐父：《蒙文通与道家》，《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211页。我想这也是萧先生一生为学追求的境界。萧先生重视道教、佛教，重视地域文化，都与蒙文通先生有关。

　　萧先生反对将中国思想文化一元化，甚至于他在论述中国文化起源的时候，也接受了近代学人的古史多元论，他曾经说过：“就中国作为东方大国而言，我们祖先从猿分化出来在亚洲东部这大片土地上战天斗地的文化创造，也是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且不说新石器文化遗址已发现七千多个，遍布全国，经过长期斗争、融合，早形成海岱、河洛、江汉等三大史前文化区，又经过夏、殷、周三代的进一步发展，更形成了燕齐、邹鲁、三晋、秦陇、荆楚、巴蜀、吴越以及辽阳、西域等地区性文化，其传统文化心理的特点，至今在民俗、文风中尚有遗存。”萧萐父：《道家·隐者·思想异端》，《吹沙集》， 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49页。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受到蒙文通先生“古史三系说”的影响。古史多元论无疑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突破，它突破了上古历史一元论。萧先生接受了古史多元的观念，也为他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找到了更加有力的说明。

　　第二、萧先生是一位充满诗情的哲人。他提倡“诗化哲学”，终身涵养于琴棋书画之中。对于哲学，他认为不光需要严谨的思辨，还需要诗人的浪漫。他曾经这样解释：“‘诗与真’、‘美与真’、‘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这些范畴都是互斥又互补的。强调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好传统。‘庄周梦蝶’、‘贾谊哭GFCB0’、‘屈子问天’、‘荀卿赋蚕’，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哲学里诗化的典型反映。‘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这些都是中华哲人和诗人们共同缔造的优秀传统。”萧萐父：《“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访萧萐父教授》，《吹沙三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244页。先生文集《吹沙集》三册，每册之末都附有先生的吟咏之作，这也说明了先生在实践他“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的主张。萧先生曾经总结过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历程：“80年代我们由纯化的哲学史研究，转向了泛化的哲学史研究。”萧萐父：《“神州慧命应无尽，世纪桥头有所思”——萧萐父教授访谈录》，《吹沙三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232页。所谓“纯化”，就是要抓住中国哲学史内部的逻辑发展历程，但是中国哲学的特征还在于其“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其发展的曲折、婉转都是在于中国哲学家除了重视逻辑思维之外，也不漠视直观体验，更重视在现实世界的实践体悟。因此，我们可以把萧先生所讲的“泛化的哲学史研究”理解为一种讲逻辑与直观体验相结合的思想史。这也正说明了萧先生一生治学，都旨在发掘中国思想文化的特性。虽然他对西方哲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但他不主张将中西哲学作笼统的比较，更不承认只有一种普遍的哲学形式。萧先生发挥王船山诗化哲学与历史文化慧命, 指出: “船山多梦, 并都予以诗化。诗中梦境, 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内蕴情结。”“船山诗化了的‘梦’, 乃其人格美的艺术升华。”萧萐父:《船山人格美颂》，《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25-426页。

　　萧先生自幼好吟哦，青年时代便曾自编诗集，在他的遗著中，诗作也占了不小的比例。而萧先生正是在这些诗作中表达了他的哲思，记录下了他的人生际遇，也反映出了他一生嵚崎孤拔的人格。“孤山诗梦梅魂洁，四海交友处士多”、“史慧欲承章氏学，诗魂难扫璱人愁”，这些都当视为先生之自况。另外，在先生的诗作中，我们也读到了他对于巴蜀人文风教的感念，他在《丙子除夕·七三初度》中有云：

　　七十三秋弹指过，几番勤奋几蹉跎。

　　峨峰缥缈诗心远，稷下峥嵘剑气多。萧萐父:《丙子除夕·七三初度》，《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768页。

　　其中“峨峰缥缈诗心远”一句即能道出先生骚心之渊源。先生一生数度上峨眉，在峨峰之间留下了诗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在武汉大学读大三的时候，曾偕师母同游峨眉，写下了十四首《峨嵋纪游》组诗。没想到这十四首动人心魄的诗作后来由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费尔朴、加籍教授云瑞祥翻译并选入诗集《峨山香客杂咏》之中。诗集中英文对照，先生的十四首便这样厕身于李白、杜甫等大家名作之列。青年时代的萧先生便已经感受到巴蜀诗教的魅力，他的父母都是诗人，而他父亲身边的友朋之中更不乏名士。应该说正是这样的气氛熏染出了萧先生别样的情趣，他的才情在近当代中国哲学家中也非常独特，令人歆羡。

　　第三、萧先生是一位心系民族兴亡、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思想家。他不是空守书斋的学人，他把自己的所学所思都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是一位极具现实感的思想家。他强调为学与为人的精神要统一，人品端正的人才能将学问做好。他思考“明清启蒙思潮”的大问题，就是要说明解释中国近代化的重大议题。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萧先生紧扣时代脉搏，从思想史角度来说明文化开放、思想解放的重要性。他在1984年《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的报告中说：“通过历史的反思，应当提高历史的自觉，一方面自觉地清除封建阴影……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型的指导思想，敢于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成果，大大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和理论思维水平。”萧萐父：《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1页。他把从万历以来的四百年历史分为两大阶段来详加考察，一为“从万历到五四”，一为“从五四到今天”。在前一个阶段中，“三百年的文化运动就其主流而言呈现为一个马鞍形”；而在后一个阶段中，“更深广地融摄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最新成就，通过对‘西学’的真正消化，进而与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创建中国的新文化”。萧萐父：《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6页。那么，按照萧先生的论述，在当下的中国，便当进一步敞开学习西方文化的大门，同时不忘中国自身文化的根本。这里也可以见到萧先生打破教条主义的勇气。七十年代末期，他还参加过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他指斥教条主义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呼吁民主，追求真理。在近代四川，一大批读书人加入同盟会，成为“保路运动”的主力军。萧仲仑先生就是一位从革命浪潮中全身而退的读书人。萧老师一生心系民族文化兴亡的品质也来自于太老师的直接引导，也离不开四川学人对他的影响。他青年时代同周太玄先生交往；后来周太玄先生的日记稿出现在成都旧书摊的时候，他异常兴奋。而周先生不但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诗人。他与李大钊等人创立“少年中国学会”，其宗旨就是要“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总之，我们认为，萧先生得益于近代蜀学，又自觉继承了近代蜀学精神。下面，我们再看萧先生是如何努力使近代蜀学含弘光大的。

　　三、重识中华文明是萧先生蜀学研究的重心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萧先生便已意识到蜀学浩瀚，如果不能作个案的研究，则结论往往易有偏失。因此他十分注重蜀学的个案研究。萧先生不但随时关注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而入耄耋之年的萧先生也希望自己有限的研究能够带动起更多优秀的学人加入到蜀学研究的行列之来。这里以刘咸炘思想研究为例，萧先生于2001年致挚友钟肇鹏先生的信中说：“《推十书》影印再版已五年，仅一二篇文章提及，刘伯谷世兄尚在整理佚稿，争取出第四册。但学术界如此冷漠，令人难以理解。甚望吾兄能挥豪写一篇评介《推十书》长文，亦蒙（默）、刘（伯谷）二丈一再叮嘱弘扬蜀学之遗意，不知吾兄意可否？”萧萐父：《二00一年萧萐父先生致函》影印件，《以文会友——钟肇鹏先生科研、写作六十年纪念文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书前彩页。2004年，我们为编《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向各方师友征求稿件；钟先生便赐稿《双流刘氏学术述赞》。结合2001年萧先生的信函来看，这篇文章应该也是钟先生响应挚友的请求而完成的。2001年时，评述刘咸炘学思的文章不过一两篇，萧先生“难以理解”。时隔十年，刘咸炘的《推十书》标点整理本已经出版，关于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的优秀论文与专著也竞相出现。这不能不说是萧先生及其他热心蜀学研究同仁努力的结果。而他本人也身先士卒，完成了数篇精彩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论述对象包括蒙文通、刘咸炘、唐君毅等。下面我们再简要论述一下萧先生对近代蜀中大家的研究。

　　蒙文通先生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为卓越的经史大家之一，而萧先生不从经学、史学的角度来评介蒙先生，而选取了理学、道家思想的维度，进一步显示出蒙文通学术思想的广博精深。萧先生于1980年写作了《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与书柬〉读后》，这篇文章也是目前为数不多讨论蒙文通理学思想的精心之作。由于蒙氏关于理学未有专著，唯一留下数量有限的札记和书信，萧先生透过这些看似零散的文献，却认为：“‘札记’部分系读书时随感漫录，尚未综理成文，但隐然有一贯思路，乃四十年《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一文所附《后论》对宋明理学剖判之继续。其中或疏通旧说，展转发明；或采山之铜，自铸新意；或辨析疑似，评判得失；更多的是切身体验的涵泳反思，实为老一辈学者学贵自得、学以美身的心得记录。‘论理学书柬’三通，直抒胸臆，尤为可贵，乃总结一生探究传统哲学、出入宋明诸子的思想经历。”萧萐父：《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与书柬〉读后》，《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82页。1980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学术界刚从蛰伏中走出，理学几被视为腐朽。但萧先生却能够平心从容地梳理蒙文通理学思想的基本线索。而在《蒙文通与道家》一文中，他不但评述了蒙文通对道家之精深研究，还回忆蒙先生日常为人的道家风范。萧先生高度评价了蒙文通先生关于先秦道家思想的南北两系说，揭示出其对“重玄”学派的研究意义，表彰了蒙先生在辑校道书之不朽业绩。而这些评价皆从萧先生自己的治学甘苦中得来。比如，1984年他在写作《秦汉之际学术思潮简论》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

　　1956年冬，曾侍坐已婴风疾而仍谆谆诲人不倦的汤用彤先生，有一次我请教如何读王充书，汤先生蔼然指点应注意王充与秦汉道家的关系……因论及蒙文通先生有先秦道家分为南北两派之说甚精，至于秦汉之际道家似更有新的发展……当时初学，难体深意，迄今二十余年，自愧德业蹉跎，对前修指点，浅尝辄止，过耳或忘，未能闻一以知十。后读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经法》等篇，益信司马谈所论六家要旨，实为秦汉之际发展的新思潮而并非先秦名家旧旨……忆及蒙文通先生于《儒学五论》中曾指出……深感汤、蒙诸前辈硕学所论，常中肯綮，足以启迪来学。只可惜《老子》甲乙本及《经法》等帛书出土时，汤先生、蒙先生均已先后谢世，再不能向他们问难、请教了。萧萐父：《秦汉之际学术思潮简论》，《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203-204页。

　　汤用彤先生称赞蒙先生道家思想之南北二派说，但蒙先生尚未具体梳理过秦汉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萧先生便进一步用新材料来梳理了道家思想从秦至汉的发展轨迹，说明了“太史公司马谈，作为当时最博学的思想家，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对秦汉之际流行于朝野的各派思想进行了深入剖判而归宗于新道家”同上，第210页。。而所谓“新道家”之说正应对于蒙先生在《儒学五论》中提出的“新儒家”之说。可以说，萧先生在该文中的论述乃是对蒙文通关于秦汉思想大论述的一种衍化。我在这里引述这一点，就是要说明萧先生研究蜀中大家，往往能重新展开诸家论述的问题，或引申，或证明，如此方能体会诸大家治学之甘苦。

　　萧先生晚年最为钟情于刘咸炘的学术思想。1996年他欣然为成都古籍书店影印的《推十书》作序，后来还有单篇文章评介刘先生学行。实际上，就目前他留下的手稿来看，他对刘先生的学术思想还有一些想法，但是由于晚年身婴顽疾，无法将藏于胸中的想法化为文字，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一般认为，刘咸炘的史学尤其是宋史研究值得推崇。而萧先生却能独辟蹊径，阐发了刘咸炘作为一名身处“后五四”时代的思想家的意义。对于刘咸炘的哲学思想，萧先生是这样评述的：“一方面在《内书·理要》等专论中，着力于中西哲学范畴的异同比较和认真清理，已初步琢磨出一个融贯中西的范畴体系；另一方面，又注意引进和研究‘论理考证法’，即逻辑分析方法，遍及当时有关方法学的最新译本。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发展，从文献考订，义理诠释，范畴衍化与思潮离合的疏理，到固有血脉价值的体悟，都作了‘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探究，撰著宏富，创获甚多。”萧萐父：《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意义》，《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53页。萧先生常说，刘咸炘在他的时代当中是具有较好抽象思维的人物，不能仅仅被视为历史学家，那样就把他的学思狭隘化了。萧先生说：“或称先生‘于学无所不通，尤专力于史’。而《推十书》中史纂、史考之作并不多……其余史学论著多为史论或论史之作。就其对浙东‘通史家风’学脉的继承，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义理的发挥，理论上的独特贡献乃在于把‘史学’扩大为‘论世’、‘观变’的‘人事学’。”同上。揆诸萧先生的判断，刘咸炘之史学当理解为历史哲学。先生晚年，我们去看他时，他几乎口不离鉴泉（刘咸炘字），一定要我找人研究，并亲自指导张杰（欧阳祯人）教授与向珂同学读刘鉴泉书。

　　萧萐父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表彰唐君毅思想的大陆学人之一。1988年，先生与周辅成、李锦全、方克立先生等赴香港出席“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晚生随侍在侧。先生尝赋诗云：“唐门学脉赖心传，海上潮音别有天。今日我来寻活水，故园春意献君前。”萧萐父：《戊辰冬，赴香港参加纪念唐君毅先生学术会，书赠法住文化书院》，《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636页。1995年夏，萧先生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出席国际会议并到哈佛大学讲学，回到北京后，来不及回汉，风尘仆仆转赴宜宾出席第二次唐君毅思想国际研讨会，而那时他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他出席了两次唐君毅会并都发表了论文，足见他对唐先生其人其学的重视。萧仲仑先生曾为唐君毅的启蒙老师，论辈分，萧萐父先生与唐先生当属同辈；而他们都曾受到蜀学的熏陶，也可认为他们同得蜀学之“心传”。萧先生在《论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读〈中国哲学原论〉》一文中，凭借他自身深厚的哲学素养，凝练地揭示出了唐君毅哲学及哲学史著作的大脉络，至今仍可视为进入唐君毅哲学思想的门径。萧先生揭示出唐君毅哲学的根基即在“道德自我的建立”，其意义就在于人之所以为人，定要摆脱钱权拜物教、功利主义的束缚，真正实现个体的道德价值；他又进一步指出唐君毅学思之渊源：“迪风先生于世纪初拟著《人学》之宏愿，终由君毅继志述事，积学求真，以‘充实而有光辉’之形态完成之。”萧萐父：《论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读〈中国哲学原论〉》，《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52页。萧先生是当代船山学研究的巨擘，他在评述唐君毅对于王船山研究的时候，高度肯定了唐君毅船山学研究的基本论点：“他（唐君毅）明确判定：‘船山之学，归在论史。’‘船山之学，得力于引申横渠之思想，以论天人性命，而其归宗则在存中华民族之历史文化之统绪。’这都指明，船山哲学之致思进程及价值取向乃在于继天道之善，立人道之尊，而归宗于人文化成论。”萧萐父：《论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读〈中国哲学原论〉》，《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63页。同时，萧先生也认为，唐君毅对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思想尚未能作通盘细致的考察。萧先生在第二次唐君毅会议上发表论文，对唐先生哲学思想，特别是唐先生思想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唐先生的宗教观及宗教系统理论，乃至唐先生晚年大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三向九境论，作了全面肯定。参见萧萐父：《“富有之谓大业”——1995年8月在宜宾唐君毅思想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83-494页。他对于唐君毅思想的评论，今天看来，仍有极大的意义。

　　唐先生学术思想在海内外有着重大影响，不少唐君毅研究者也曾引述萧先生的相关论述。我的学生单波同志的博士论文《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已于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波直接受到萧先生的亲灸。在论文中，他说萧先生对他的启发，受用无尽。

　　笔者以为，萧先生之近代蜀学研究最值得重视的是，先生把蒙、刘、唐先生置于他长期思考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问题，及重估重识中华文明的诸问题之中。

　　前面我们说到，蒙文通先生在自己坚实的经史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古史三系”说——这一大理论与新派学人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上古史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萧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的研究生课程后整理成《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一书，于1998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常常介绍蒙先生的书。他在《古史祛疑》中说：“早在三十年代，蒙文通先生根据古文献记载，在《古史甄微》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有三大民族集团，即海岱民族、河洛民族和江汉民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通过对夏墟的考古，也提出了与此相近的三个集团，即东夷集团、华夏集团、苗蛮集团，被考古学和历史学界所承认。”考古新发现“完全证明了中华远古文化是本地起源的，而且就中华本土说，非仅一源而是多源、多根系，在交流发展中才逐步融合”。萧萐父：《古史祛疑》，《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21-122页。萧先生主张扬弃泥古派和疑古派，根据日益丰富的考古新成就，重新考释传世的古史文献，恢复中华民族文明史之原貌与全貌。他甚至企盼夏代的文字、典籍将会被未来更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萧老师重视古史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思考的是人类文明、东西方文化的同、异、共、殊问题。他说：“对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摆脱东方中心或西方中心的封闭思考模式，走向多元化，承认异质文化的相互交融”。“即使承认东西各国都经历过封建制，而在印度、在日耳曼、在西欧、在中国，封建制的表现形态却各不相同。文化、哲学的启蒙，法国与中国也很不一样。由此，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等问题”。萧萐父：《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67页。在蜀地饱学之士的启发下，萧老师不满于以西方文明的道路作为普遍性的道路，希望发掘中华文明及其进程的独特性。西化思潮下，学界都以西方文明为正常的，言下之意，中华文明是不正常的。萧老师重视侯外庐先生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挥，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更为重视多元性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百多年来，学界大都是以欧洲文明作为正面的参照而作出有关中华文明的评判的，有很多不相应的方面。实际上，中华文明源头孕育了中华各民族历史上的诸多属性仍未被国人所认识。古代中国社会、宗教、伦理、教育、政治、法律制度、习俗、观念与实践，乃至艺术、文学、文体，心性情才的修养工夫、终极关怀、人的意义世界等，极其丰富、复杂，仍有很多是未被认识的王国。西方文化可以起到攻错、借镜的作用，但不可本末倒置，丢掉中华文明之根。民国以来，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妖魔化、简单化批判甚嚣尘上，相沿成习的、似是而非的看法仍在流行，需要我们下力气去辨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这些方面，从蜀中学者的思考中，特别是萧先生对近代蜀学的创造诠释中，我们获得的启迪良多。

　　上面粗浅述介了萧萐父先生对于蒙文通、刘咸炘、唐君毅三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不及万一。萧先生论文集《吹沙集》三卷中，还有一些论题可归入蜀学范畴（如论郭沫若先生之文），兹不一一。总之，萧先生呼吁蜀学研究，一方面希望壮大研究队伍，一方面也躬亲示范，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耐人咀嚼。但先生远在汉皋，因教学、学科点建设，特别是培养我们这些驽钝的学生等工作十分忙碌，科研方面又有一些既定任务，故未能实现其蜀学研究的全部心愿，只能寄希望于来者。此外，他晚年对近代经学也十分关注，常跟我聊，要重视对皮锡瑞、章太炎、廖平、叶德辉、黄侃、刘师培、吴承仕、钱玄同、蒙文通、刘咸炘等人有关经学的研究。

　　钟灵毓秀的蜀地在近代孕育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人、思想家。他们深入旧学，又能拥抱新思想、新知识，成为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是纪念萧萐父先生，更是要唤起学界，特别是青年学人对于近代蜀学的重视，让更多的朋友们来发掘蜀学的资源。而近代蜀学的特色是：传统根底厚实，心态开放、兼容并包，哲诗并重，仁智双彰等。这些精神尤其值得我们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来人共同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