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运

　　估量一个诗人，最首要的一点就是语言问题。我发现不同年龄段的诗人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诗写经历的积淀之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感觉。最初接触安遇诗歌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刚刚冒出的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看到介绍说他生于1949年，我不禁大吃一惊：他的语言状态富有的轻捷而飘逸、透彻而淡定的质地，迥异于四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群。这，无疑成为确立他成功的首要因素。

　　一般来说，共和国以前出生的诗人，其人生经历的太多的腥风血雨和历史变故，会深深地浸润到他的诗写之中，浸淫到他的语言内核，在处理诗歌语言和内心体验的关系的时候，往往会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性。这是因为，那一代人对于语言的核心观念是——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语言是表达情感的工具。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诗写意识。由于语言处于诗写的工具位置，那又是一个强调思想内容大于艺术形式的时代，特别强调语言的意识形态象征功能，这就更加剧了诗歌语言内在的紧张性。

　　而安遇的诗歌语言却在穿越了六十年历史风云的浸淫中实现了复活，呈现出“反季写作”的语言状态，着实令人注意。他在《今天我要带着一个句子出门》里写道：“我要带着一个句子走近，听句子发出声来/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我要像一个句子那样，在弱弱的问候中，活过来”。在他的诗中，语言获得了主体性，每一个词语和句子都具有生命，都能够“发出声来”，诗人正是在与这种活的语言的相遇中，获得了自身的生命。诗歌语言不再是被操控的工具，而是与诗人生命同构的载体。

　　在《元写作，贾岛治下：七个诗人和一个批评家》（胡亮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2月版）中，安遇作为首发队员列在第一单元，奉献了《“稗史活页”的三十六个抽样》，虽然部分诗作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诗歌语言的工具性质，还带有表情达意时语言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