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国

　　“充实之谓美”对于眼下的诗歌写作别具意义。在纯粹形式化和形而上的天空很美地飞了几圈之后，诗人们最终承认，还是及物写作更有持久的魅力。自从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以来，诗人们对古诗和新诗传统中处理“词”与“物”关系的方法进行了大肆颠覆，以“反修辞、反文化、反意象”为口号，主张“诗到语言为止”，试图建立起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世界。这本是诗歌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本体意识的觉醒，呵护语言，强调诗歌语言相对于现实的独立性，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向诗歌的渗透，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理应得到弘扬。然而，不少诗人却走得太远，过于强调语言的自足性，“对语言过度沉溺或确切说是玩弄语言”，最终诗歌写作“沦为一种自戕、自泄、自恋的白日梦行为”（霍俊明《反观与诉求: 当代汉诗的语言向度》）。及物写作，或曰现实写作，非但没有被不及物写作淘汰，而且在不及物写作式微之日依然笑傲春风。于是，当一部分诗人还在为纯粹语言写作苦苦挣扎时，另一些人已经开始了向及物写作的回归。尽管对如何及物见仁见智，但作为一个原则，诗歌创作需关心现实，情感应有所依附，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四川的安遇是颇为明智的，他一直坚持了及物写作的路向，未曾在语言转向的潮流中迷失自我。

　　安遇诗歌的及物性在于对川中乡村世态人情的明确指向。凡在此间生活过的人，阅读他的诗歌，心中总会生起些许感动，觉得他笔下的人物就是自己的街坊邻居，或是自己才从他写的某某小镇回来，如《望五里》《小雪》《紫色口红》等，记录的都是我们熟悉的平凡人，平凡事。看看《河边场》：“以水为邻，到后坡的土地庙烧炷香/就是一次登高了//他们一生在低处行走/总是在寻找支点晾晒鞋子和思想/互相指责，讨论生活//再往上走，再往上走/他们有时会在一个酒杯的高度叫喊，流泪/ 团结得像兄弟，看见失散的兄弟”。虽然只有短短几行，但小镇格局的拥塞，生活的琐碎，以及蕴藏其中的原始生命的活力，都触手可及。又如《昝大侠》，初看主人公大侠之名，我们肃然起敬，接下来却发现他只是个耽于幻想的武侠小说爱好者，非但没有大侠的豪气和勇武，甚至连个人尊严都无法维护。他只有早晨五点钟醒来躺在床上的片刻才属于他自己，其余时候都属于“爱人和不爱的人”，“要是今天有了仇人/那时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昝大侠/就真他妈昝大侠了”（《昝大侠》）。在轻松调侃的笔调中，流露的是对弱者的同情。

　　安遇总是乐于写作此类充满地域色彩和乡民气息的作品，“一千个悟空/也翻不过一个人的手心//我熟悉我的左手/一条小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