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

　　1995年前后，当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还在用《学津讨原》本《糖霜谱》撰写他的文化交流史巨著《糖史》的时候，安遇和他的朋友正在四川的某个偏远县城整理和校辑宋人王灼的包括《糖霜谱》在内的诗文全集。后来，安遇还写过地方风物志一类的东西。由此似乎已可约略看出安遇文化趣味的某种“范围”：研究性的而非创造性的、崇古的而非趋时的、外视的而非内省的。其实，前面的交代正是典型的“半知叙述”，因为安遇更为刻骨铭心、当然也更为私人化的文化行为是写诗。而诗，正是上文中“范围”之外的东西。

　　多年来的印象：安遇的诗注目于有较强地域特色的民间风物，但语言上的克制、内敛甚至紧张、跳跃又大面积地清除了那些可能的谣曲意味。比如“天黑了,父亲坐在南瓜地里/打金首饰/明天,把最美丽的/戴在女儿头上”（《一个南瓜，就是一个铜矿》），又如“四季花轿/摇晃喜庆日子/抬走流泪的小嫁娘/大地三起两落/翻过山冈/娘家人占据村口/母亲，回到高高烛台”（《突然的唢呐声》），这些诗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散发出一种草野原生气息，但是仍然黏附着更加明显的作坊制作痕迹，冥思苦想和精雕细刻的痕迹，因此只能称之为“文人拟谣曲”。就诗美学倾向而言，在当代诗人中，安遇更接近于叶舟一路，而与他喜欢的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深歌”（deep song）写作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深歌”是为民间大众吟唱而写作的，“带些橄榄，带些橙花，/安达路西亚，给你的海洋/哎，爱情呀，/一去永难忘”（《三河小谣》）。安遇的诗，则宜于阅读甚或是专业性的阅读，是为眼睛而不是耳朵写作的。他的一批小诗，例如《光与影》《正午的证词》《因为，因为》《父亲》，更是如此。这些诗，有时候看起来很简单，“一个孩子，在太阳底下走路/阳光和空气 ，沿着他的身体朝两边分开”，但是通过深入持久的阅读，我们会发现一个模糊的张力空间正在悄悄膨胀，一些“可挖掘”的迹象在迟疑中闪现，就像弗洛斯特《牧场》一诗中神秘的结句，“我不会去得太久──你们也来吧”，“篇终接混茫”，浅近而又深不可测，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说，“海上三山，方以为近，忽又是远”（《艺概》）；欧美批评话语中也有与此相对应的说法，比如有的批评家就曾用“deceptively simple”（“叫人上当的朴素”）来指认弗洛斯特的写作风格，我想这也适合于安遇。只不过安遇还没有放松到“这里是一方堆枫木，砍好，劈好。/又堆好，又量好——四乘四乘八”（弗洛斯特《柴堆》）那种程度。在前期作品中，甚至在后期的部分作品比如《情人》《在老虎唇边》中，安遇有分寸地坚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