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魅影

　　五角大楼批准中情局使用在科罗拉多州的利德维乐附近的黑尔营地——二战中美国第十山地师的训练基地，基地为此专门修建了营房，并派部队提供安全保护。在那里“训练西藏人的活动一直持续了六年”。中情局远东处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说，“西藏行动”是他的“心肝宝贝”……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约翰·克瑙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见到达赖时，自嘲地说，尽管他本人不喜欢武器，美国人却一直在向藏民提供武器。“‘我们已平安抵达。下次请将我们投到下游五十码处，因为这次着陆点附近有房子，昨晚我们着陆时有狗在吠叫。我们一切都好，已藏好降落伞，明天去买匹马，然后启程去拉萨。’1957年秋天一个清凉的早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这是中央情报局翘首以待的消息。两名年轻藏人用二战期间发给特工的便携式发报机发出了这条消息。”多年后，这位美国特工如此形容当年发生的事件。

　　自从英国人退出那一场看似毫无希望的游戏后，美国人接手玩了起来。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内乱，越乱越好，天下大乱，他们便可趁机坐收渔翁之利。与英国人一样，他们对于达赖喇嘛没有真心，只有利用而已。反之，所有打算借用外国人之手，以谋取一己及某集团私利的人，最终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加拿大学者戈伦夫事后评论：“一切迹象表明，中央情报局和印度人非常了解西藏叛乱绝不会成功，……但他们的行动却继续不断挑逗起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希望，……花一笔钱是算不了什么的。对于西藏人来说，从劳威尔·托玛斯访问西藏时私下表示支持、援助以来，就一直挑起他们的悬念：美国人既然同情他们的困苦处境，也一定会帮助他们最后重返家园。也许，正是这种外来的干涉造成最令人痛苦的悲剧和最沉重的损失：西藏难民今后如果不是几代人，也是许多年内，将为这二十年的痴心妄想付出代价。”

　　“公开叛乱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至今仍不甚清楚。”1952年的叛乱活动似乎停止，“直到1956年才出现了比较有组织的抵抗。据一位原叛乱头子说，上述抵抗活动是由‘拉萨的大商人和康区寺院的头头领导的’。”戈伦夫继续写道，其间谣言四起，说解放军如何镇压、藏人为报复才如何闹事、如何反抗等等，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言乱语。据他调查了解的情形是：“一位现住在美国的喇嘛回忆说，直到1959年，他在康区各地广泛旅行，当时他的宗教活动或研究没有受过一次干扰。”

　　戈伦夫没有说错。1951年，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主要由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负责，他的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达赖喇嘛的行动必须符合美国“给中共制造麻烦”这个目标，换言之，连达赖喇嘛这个“活佛”的行动都须听令于美国原则。

　　1952年2月，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与他的母亲、姐姐、弟弟一道从内地回到拉萨。是年5月28日，嘉乐顿珠以视察加玉和觉拉两处家产为由，离开了拉萨。据说他没有告诉达赖喇嘛实际上他要出走，担心他不小心走漏风声。“视察”完毕，嘉乐顿珠便偷偷越过边界来到印度阿萨姆邦。七年后，达赖喇嘛也是从这条路出逃的。

　　是年底，嘉乐顿珠急不可待地与美国人联系上，希望得到帮助。1953年4月，印度情报局局长穆立克到大吉岭会见嘉乐顿珠。这是嘉乐顿珠与穆立克长期交往的开始。

　　1956年底，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印度总理尼赫鲁允许他到噶伦堡做短暂停留。1957年2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见到两位兄长——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当才活佛和旅居印度的嘉乐顿珠。二哥嘉乐顿珠在向达赖喇嘛简单汇报美国的承诺时，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始训练藏人并将在今后提供武器援助的情况。当才活佛、嘉乐顿珠劝达赖喇嘛留在印度。

　　面对困境，达赖喇嘛与五年前一样，还是请示了神谕。神显示，他应返回西藏。跑到印度的鲁康娃却劝阻达赖喇嘛不要回去，说：“人绝望时问神，神绝望时撒谎。”但是达赖喇嘛认为必须遵守神谕，返回西藏是他的义务。

　　其间，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多次在印度同达赖喇嘛谈话，晓以利害，劝他早日回国：“毛主席希望你能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去对你不利。”周恩来对达赖喇嘛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仍然由你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针对达赖喇嘛在返回西藏问题上的动摇态度，周恩来耐心地说，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名望，又被别人尊重，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你如果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在国内，你在国外，人们不会支持你搞独立，离开人民就将丧失一切。并且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六年不改”的方针。1957年3月，达赖喇嘛穿过喜马拉雅山山口经亚东返回拉萨。同月，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决定，大量紧缩机构和精减人员。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了70%，这些人都撤回了内地。留驻西藏的少数人员，只在拉萨、日喀则、噶尔昆沙、林芝、泽当、黑河等城镇及其附近的不到二十个地方设点驻守。实行“六年不改”和西藏工作收缩的方针，表明中央严格遵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中“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规定。

　　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西藏事务的特工约翰·克瑙斯在《冷战孤儿》一书中写道：“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决定是在1956年夏做出的。那年秋天匈牙利事件暴露出了缺乏外部支持的局限性，起义在共产党有效的军事控制下宣告失败。第二年，未能帮助匈牙利起义而深深自责的中情局行动处处长富兰克·威斯内尔坚持认为，第一批（指1956年那批）六名藏人受训后回到西藏的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这样可以避免中情局受到世界舆论的公开指责，出于官方的谨慎，中情局远东处愿意执行所有支持西藏的行动计划。”

　　“现在是美国人在世界屋脊露脸的时候了。”中情局在世界屋脊露脸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折腾起来，从制造骚乱、小乱到大折腾，从分散零散的到聚集，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外援，可谓“轰轰烈烈”，“天翻地覆”。到了1958年，他们更加得意，有恃无恐。

　　约翰形容说，正当西藏人的抵抗力量在遥远的拉萨聚集时，他见到了第一个西藏人。那是在1958年初冬的一天，他被叫到中情局一个秘密基地，给一群亚洲人宣讲国际形势，由此见到达赖喇嘛的兄弟，“他逐一介绍了八位面带微笑的同胞，他们受训后将返回西藏与抵抗组织并肩战斗。”约翰从此与这些西藏人度过了七年。其间，爆发了1959年的那场叛乱。

　　1958年，中情局开始全面履行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美国国务院完全支持这项行动，美国国防部也给予充分配合，甚至美国总统也亲自过问。五角大楼批准中情局使用在科罗拉多州的利德维乐附近的黑尔营地——二战中美国第十山地师的训练基地，基地为此专门修建了营房，并派部队提供安全保护。在那里“训练西藏人的活动一直持续了六年”。中情局远东处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说，“西藏行动”是他的“心肝宝贝”。

　　1959年2月8日，是农历己亥年的春节，恰好又是藏历土猪年的“洛萨尔”（即藏历新年）即将到来的“破九”（12月29日）。这天上午，西藏军区文工团特意准备了一些小型歌舞节目，随同中共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和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领导同志上布达拉宫去给达赖喇嘛拜年。

　　进藏以来，西藏军区文工团根据党的统战工作的需要，每逢重大节日，都要按工委和军区指示，专门去给达赖喇嘛演出。然而这次拜年和演出，却有些异常。

　　以往演出，不论是在布达拉宫，还是在罗布林卡，达赖喇嘛都是坐在高高的阁楼上，隔着一道黄布帘，透过帘子上的小方孔观看节目。如果达赖喇嘛想再看一遍哪个节目，就命他的侍从官员到后台来转达他的意见，再重演一次。

　　　　2月8日这天拜年演出，情况突然完全与过去不同：达赖喇嘛不再高坐楼阁隔帘观戏，而是近距离、面对面地观看。同时，布达拉宫里警戒特别森严，甬道、墙角和楼梯等处都有身背英式冲锋枪、虎视眈眈的藏军把守。

　　演出在达赖喇嘛的寝宫日光殿前面的平坝上进行。25岁的达赖喇嘛身穿绛红色活佛袈裟，戴了一副茶色墨镜，就座于前排正中，笑容微露，兴致很浓地欣赏着每一个节目。女演员黄崇德以她圆润的歌喉及优美的舞姿表演藏族民间歌舞“宁则牙拉”和“阿玛勒宏”时，达赖喇嘛显得十分高兴。他随着歌曲的节奏点头击拍，称赞说：“汉族演员表演藏族歌舞，能达到如此精美程度，实在难能可贵啊！”

　　演出开始后不久，原先紧绷着脸的达赖喇嘛侍从人员、喇嘛、藏兵等脸上逐渐有了笑容，有的甚至乐得忘情大笑。歌舞“春到茶山”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风靡国内外的优秀节目，当表演到“傻大姐”被众姑娘、小伙子逗得团团转时，达赖喇嘛大笑起来，说：“这么好的傻大姐，他们为什么不愿同她跳呢？”

　　本来只准备了一个小时的节目，由于不断地返场谢幕，将近一个半小时才结束。达赖喇嘛破例接见全体演员。他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精彩演出。希望大家今后多排演一些西藏节目，为广大僧俗人民，为驻藏解放军官兵多演出。”

　　邓少东向达赖喇嘛介绍说，军区文工团刚从朝鲜以及北京、东北、四川等地演出归来，在内地学习了不少新节目。达赖喇嘛当即表示：“那我就到你们军区礼堂去看好了。因为你们新建的礼堂有舞台、幕布，而罗布林卡、布达拉宫没有。”邓少东、郭锡兰答应达赖喇嘛的这一要求时，索康、夏苏等噶伦都在场。

　　“3·10”拉萨叛乱

　　尽管我们看着这些血肉模糊的遗体有点惧怕，但我们一想到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战友，是为解放西藏受苦农奴而献身的英雄、烈士，那股惧怕的心理也就随着阶级的爱、阶级的情而消逝得无踪无影了。伴着我们的不仅有祭奠烈士的眼泪，还有对英雄的敬意，对发动叛乱的西藏反动上层的无比仇恨！……

　　达赖喇嘛要求到军区来看演出，是部队进藏以来的第一次。时间由达赖喇嘛的近侍官噶章定在1959年3月10日。当时，张经武、张国华都在内地，政委谭冠三主持工委、军区工作。

　　1959年3月10日清晨，一轮旭日冉冉升起，军区大院内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到处张灯结彩，彩旗飞舞，清水洒道，黄土铺地。上午11时许，谭冠三等军区领导以及司、政、后三大部领导来到军区礼堂前厅准备迎接达赖喇嘛，僧俗官员们纷至沓来。

　　北京时间12时整，喇叭里响起了迎宾曲，一切准备就绪，单等达赖喇嘛驾到。然而，达赖喇嘛那辆绛红底、杏黄顶专用小轿车却一直没有出现。

　　就在同一时刻，一场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闹剧粉墨登场。从3月9日夜晚开始，拉萨到处传出有索康等人制造的谣言：“汉人要把达赖喇嘛弄到军区大院去害死”，“汉人要用直升飞机把达赖喇嘛弄到北京去”。

　　12时左右，爱国进步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加措在罗布林卡门外被叛乱分子打死。王贵亲眼看到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帕巴拉·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后，他的遗体被叛匪绑在马尾巴上，拖到市内游街示众。遗体在地上拖来拖去，血肉模糊，不成人样。当时叛乱分子胁迫千余名群众上街同他们一道“游行”，呼喊“西藏独立了”、“汉人滚回去”等口号。

　　　　接着，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大门前被叛乱分子用石头打伤，乘坐的汽车也被打坏。反动分子张贴反动标语，推倒交通岗亭，袭击值勤战士和汉族干部。拉萨市区社会秩序急剧恶化。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当天下午3点多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夏苏（先喀·居美多吉）三个噶伦来到军区，对谭冠三谎称，他们事先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看戏，现在事情的发展使他们无能为力，达赖喇嘛肯定不能来了。

　　谭冠三严厉斥责索康等人，责令噶厦政府立即制止这一叛乱活动，并质问道：“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戏，是他亲自说的，你们在场竟然说不知道！是达赖喇嘛领导噶厦，还是噶厦领导达赖喇嘛？”

　　中情局特工约翰·克瑙斯披露：“在达赖喇嘛出逃的那几天里，华盛顿的少数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密切关注中情局一年前空投的两名发报员发回的电报。这两名发报员一直与中情局保持单线联络，他们也加入了出逃的队伍。”

　　军区大院当天的演出，自然在这充满着火药硝烟味和极其特别的气氛中开始和结束。

　　叛乱分子的“演出”也正在进行，他们急令各地叛匪向拉萨靠拢，紧急求援、报功的电码，飞向遥远的大洋彼岸，国界以外。武装叛乱的阴云笼罩着日光城！

　　早在1956年，四川理塘县人恩珠仓·公布扎西就在理塘地区组织发动叛乱。同年9月，藏军六个团的连、营长在拉萨集体秘密盟誓“誓死”保卫西藏旧制度。

　　1957年5月20日，窜到西藏的恩珠仓·公布扎西，公然在拉萨城内成立反动组织“四水六岗”（即四条河、六座山，泛指甘肃、青海、云南、四川四省藏族居住的地方），柳霞、夏苏两个噶伦参加了此前召开的预备会议。噶厦政府旋即下令三大寺和各宗组织武装支持“四水六岗”。继而噶厦政府干脆将日喀则附近南木林宗甘丹青科寺的噶厦武器库里所有的武器弹药，包括四百二十支步枪、十万发子弹、十二支美式冲锋枪、八挺轻机枪、六门炮及数百发炮弹，全部让恩珠仓拿去。随后，噶厦政府藏军第一、二、四、六团的部分官兵分批分期携带武器到山南集结。

　　截至1958年初，在山南、丁青、藏北、塔工一带，集结的叛乱武装发展到了一万四千多人，翌年初增加至两万人。这期间直至叛乱全面爆发，叛乱分子在山南哲古（今措美县）建立武装根据地，在拉萨地区、山南贡嘎、扎囊和昌都江达等地伏击解放军车队，并公然对各地驻军及地方机关实施武装包围和袭击，在山南泽当围攻山南分工委和守备连达七十天之久。

　　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当时面对这一形势，军区主帅张国华洞若观火，他没有准备全面平叛，仍在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方略：只要拉萨没有公开叛乱，所有一切仍将当成局部乱子解决。另一方面，他精心部署，指示拉萨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立即成立民兵组织，分别按团、营、连编成战斗单位，配备武器，构筑工事，储备粮食和柴草饮水，随时准备应付各种乱局。

　　索康假惺惺地跑到张国华那里居心叵测地提出“要解放军出面处理”社会治安。张国华一针见血地回答：“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边疆。拉萨的社会治安问题应由西藏地方政府处理。你们有权力，有责任，又有藏军，完全有条件解决这件事。令人遗憾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却是如此软弱，如此暧昧，甚至佯装不知，若无其事，至今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能说明你们当中有人与这些叛乱分子有着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是很不好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张国华曾多次敲打索康：“索康噶伦呀，仗是打不得的，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都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地方政府要想反对祖国，岂不是梦想？”同时指示部队：“我们就是要把平息目前局部性的叛乱和维护治安的责任全部交给西藏地方政府来解决。他们想要推卸平息叛乱的责任，我们就是要让他们不能如愿以偿，不能脱身。这样有了准备，就主动了。”

　　1959年3月10日那天，索康等西藏反动上层终于利用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戏一事，彻底撕下假面具，公开全面叛乱。

　　3月10日的拉萨叛乱简直如一场乱战，“卫教志愿军”“敢死队”持枪呼啸着跑来跑去，藏军也公开参与进去，包围了罗布林卡，控制了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

　　叛乱总司令部居然下设五个“办公室”。大批武器从布达拉宫的武器库里分发出来，三大寺和小昭寺也纷纷要求增发武器。据统计，在拉萨叛乱过程中，全市集中了七千多名叛乱分子。

　　接下来，噶厦政府召开所谓“人民会议”宣布：“西藏从今天起独立了，谁不同意就打死谁！”并通过五条杀气腾腾的“决议”，其中竟然勒令所有“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和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必须登记“悔过”，凡不来自首的藏人，“格杀勿论”。

　　他们强行把姑娘、主妇和老太太们通通赶上街头游行。事后，几位家庭主妇对记者说，在那些日子里，她们受到种种威胁，每天提心吊胆，哭哭啼啼，在被逼得没有办法时，只得闭着嘴巴跟着到街上走一趟。在自治区筹委会机关里有亲友关系的，索性搬到亲友那里去躲避。那几天拉萨市民偷偷搬家的特别多，造成许多机关人满为患。

　　其美旺姆是个不到30岁的活跃的家庭主妇，她曾参加了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的业余歌舞团。她说：“叛匪威胁我们说，凡是给汉人办事的，都要烧掉他们的房子，把老婆孩子都烧死在屋里。他们逼着我们妇女到布达拉宫下去开会，男的一个不要，所有妇女包括刚能说话的小女孩都得去。叛匪说，如果不去，在家里搜出来，要没收全部家产。后来我生病了，要求不去开会，反动分子逼我拿出二十五两银子，还说我拿汉人的大洋（指参加业余歌舞团），所以不来开会，以此来威胁我。”

　　朗杰卓噶也是一个家庭妇女，她丈夫在拉萨市第二小学当教员。叛匪为此威胁她说：“凡是拿汉人钱的，都要像堪穷帕巴拉·索朗加措一样的对待！”那些日子，她丈夫一直躲在外面。朗杰卓噶被迫参加伪妇女会一次，第二次她托病不去，叛匪说：“第一次参加了游行，口号也喊了，再想不去就不行了！”她被迫参加了到印度领事馆门前的“请愿”活动。回族妇女则利海为躲避威胁和勒索，曾想搬到人民银行她的亲戚那里，叛匪威胁她说：“谁随便搬家，就没收房子，要像对堪穷帕巴拉那样处理她！”最后她还是偷偷搬走了。妇女们谈起受害经过时都哭起来。她们说：那时候真像没了太阳，这些叛匪应该坚决消灭！

　　　　拉萨叛乱发生后，根据中央对达赖喇嘛本人仍应多方做争取工作的指示，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的名义先后三次写信给达赖喇嘛，其中第三封信是邓小平亲自拟定的以谭冠三名义发给达赖喇嘛的。

　　信中严正表示：“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中国的团结和统一。”

　　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共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但是达赖没有听从中央的一再劝告，于3月17日晚由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首恶分子“护卫”，离开罗布林卡出逃。3月26日到达山南隆子宗（今隆子县），宣布“西藏独立”，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决定隆子宗为“临时首都”。3月31日，达赖一行进入印度占领区。4月18日到达印度提斯普尔，散发“达赖喇嘛的声明”，开始了他的叛国流亡生涯。

　　拉萨叛乱时，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大街上张贴布告，声称“西藏是独立自主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西藏工委副书记周仁山责成工委社会部揭取一张布告作为罪证。那时拉萨街头叛军岗哨林立。戴宜生和社会部的张云卿、藏族干部练冬生乘坐一辆三轮摩托车冲到八廓街反动布告张贴处，刚到布告前，两边守卫的藏兵就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了过来。戴宜生等平端冲锋枪与他们对峙，双方剑拔弩张。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社会部的王克浩和洛布多吉跟着冲过来，洛布多吉手持一个拉出了弦环的手榴弹冲到藏兵跟前，两眼迸出火花怒吼道：“你们这些王八蛋，我今天跟你们拼了！”藏军见状纷纷逃离，社会部成功揭取布告。洛布多吉原是达赖二哥嘉乐顿珠庄园的农奴，1956年从庄园逃出参加革命，那时他参加革命才不过三年。

　　3月11日，军区根据总参谋部《复关于拉萨情况的处置》的指示：“在军事方面，抓紧做好应付大打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敌人未向我进攻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在敌人向我进攻时，即控制要点，坚守作战，不要轻易出击，坚持固守，拖住敌人，待内地增援部队到达后彻底歼灭之”的精神，部署拉萨防卫。

　　一五九团奉命于12日夜进入拉萨，部队进入拉萨后，对西藏反动上层背叛祖国、策划武装叛乱的行为义愤填膺，纷纷上书请战，誓死捍卫祖国统一。17日晚达赖出逃后的两天，即18日、19日，拉萨出现异乎寻常的平静，零星射击也戛然停止，郎孜辖（拉萨市政府）也不再强迫群众游行。大战前的平静背后是决死的拼杀。一五九团指挥所根据军区指示，要求各分队做好充分准备。只许叛乱武装分子进拉萨，不许出拉萨。并且要严守政策，绝不许先打第一枪。谭政委风趣地说：“你们手里拿的是烧火棍？不先打第一枪，并不是不自卫。”

　　早在1959年1月，噶厦政府在布达拉宫东面的一座四层楼房上，就安放了两门炮和三挺机枪，方向对准西藏工委。藏军警察团长公开对士兵说：“你们要打仗吗？拉萨有的是仗可打。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要多少有多少！”

　　索康等算计得很如意：只要里面一打，外面美国和印度叫唤起来，解放军就只有撤走。即使拉萨败了，还有山南，山南败了，还有印度基地。军事上败了，还有政治。

　　各地叛乱分子接到指示，要求他们大量地到拉萨集中。他们制订了作战计划并被加紧执行：在国防公路两侧修筑大量工事，布置机枪和叛匪驻守；在药王山制高点修筑起炮兵阵地；在罗布林卡周围修筑地堡、交通壕，布置了四五道防线；在布达拉宫和所在的山上设置大批沙袋和地障，附近房屋被拆除修工事。三大寺一些武装喇嘛和藏军进入了阵地，大昭寺派“坚定分子”驻守。小昭寺和功德林，都成为重要据点。一个靠近解放军某部驻地的尼姑庙，也被叛匪控制。寺庙很多喇嘛被迫扛起武器，哲蚌寺的贫苦喇嘛因流露反对叛乱而遭毒打，大昭寺有的喇嘛被枪杀。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有很多喇嘛公开表示不愿参加，他们说，当年噶厦政府杀害爱国的热振活佛时派兵攻打色拉寺，“弹痕还在，我们不参加。”

　　3月20日凌晨3时40分，叛乱武装在拉萨河热玛岗渡口附近，首先向控制该渡口的一个分队开枪射击。随即，盘踞在罗布林卡、药王山和城区的叛乱武装向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和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瞬间，叛军各个重要据点的上空，信号弹频频发射，西郊机关、药王山、罗布林卡和功德林等处炮声隆隆。一五九团副团长吴晨回忆说：“战斗打响后，我立即向军区指挥所报告情况。邓少东副司令员首先问：“‘叛匪在城区的进攻是否从你们那里开始的？是谁打的第一枪？’我如实报告：‘叛匪发现七连后立即开枪射击，火力十分猛烈，七班长负重伤，一名战士牺牲。我当即命令重机枪还击，尔后七连向北山头冲锋，击毙敌七八人，一举占领敌人工事、哨棚和碉堡。残敌向牛尾山主峰逃跑，渡口已被我完全控制。’军区立刻向中央报告拉萨叛乱武装向我军发起进攻的情况，中央反复核查谁先打的第一枪。”

　　20日5时，军区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事态发展，决定以拉萨现有兵力（机动兵力只有十个连）于10时向叛乱武装发起反击，并上报军委。当收到军委重申作战方针的复电时，平叛部队对拉萨制高点药王山的炮火袭击已经开始了。平叛部队发出的成排的炮弹飞向药王山顶。半小时后，一五九团两个步兵连向药王山发起冲击，12时19分，平叛部队攻占药王山，切断了叛乱指挥中心罗布林卡同市区各点的联系。盘踞此地的叛匪突围向南逃窜，当即被炮火拦阻退回。一五五团、一五九团各一部在炮兵三O八团的配合下，于傍晚攻占罗布林卡，摧毁了叛乱武装指挥机构。继而集中兵力、火力，一块一块地消灭盘踞在市区的叛乱武装。

　　但是对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之叛乱武装，平叛部队采取围而不攻或警告式攻击，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指示，大力做政治争取工作，迫使其投降。平叛部队连夜在大昭寺、布达拉宫周围架设广播，反复用藏语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22日拂晓，天蒙蒙亮，大昭寺四楼打出白旗，九百多名叛乱分子放下武器。9时，布达拉宫里的叛乱分子从窗口打出白旗。反动贵族擦绒和叛军司令拉鲁带着藏军第六团一部及其他叛乱武装八百余人走出布达拉宫，向解放军投降。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以及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等建筑受到很好的保护，免于在战火中遭到破坏。

　　首批进藏女兵、文工团员黄瑞生在《战地医院亲历记》中回忆：

　　1959年3月，内地已是春意融融，人们都已换上了春装，可拉萨的3月天气仍然那么冷，我们还得穿着棉裤棉衣。3月20日夜间，隆隆的炮声和清脆的机枪声，把我们从酣睡中惊醒，我即刻意识到这是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反革命叛乱的战斗打响了。接着一阵急促的哨声，也不知是从哪里跑来的一股力量，我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向掩蔽部跑去。那天大家的动作都非常迅速，平时有的动作比较慢的“后半拍”同志，都几乎同时赶到了我们自己挖的掩蔽部。陈良弼指导员点名了，没有一个迟到或缺席。

　　此后，就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了，听到的只是佩戴在身的手枪与衣扣的摩擦声和人们的呼吸声。这时掩蔽部里的空气既紧张又沉静，急切地等待着上级的命令。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军区指挥部的电话指示下达了。陈指导员说：“同志们！……”他简短有力地动员，打破了这沉静的局面，顿时群情激奋，掩蔽部里一片沸腾，请战书、保证书纷纷递到了指导员的手中。

　　十分钟后，我们整装出发了。男同志全副武装组成“战地粮弹运输队”，直奔药王山下的罗布林卡方向而去。我们女同志则是开赴“战地医院”。这个“战地医院”，是在叛乱分子用重火力封锁了去军区总医院的必经之路后，伤员无法送往总医院的情况下，在军区大院内临时组建成的。我们文工团的女同志，不管是唱歌的、跳舞的、演奏的，全部担任“战地医院”护士。这里尽管条件很差，“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却是我们这所医院唯一的宗旨。在战地医院里，我们的任务是抢救伤员、护理伤员。在我们这群女团员中，绝大多数都未经历过战争环境的锻炼，要说是蹦蹦跳跳、吹拉弹唱我们都还在行，担任战地医疗、救护，我们全都是外行。只是凭着战前突击培训的一点战地救护常识，带着对西藏反动上层的憎恨，对阶级兄弟的一颗爱心走上了战斗岗位，履行一个革命军人应尽的神圣职责。

　　记得一个年轻的战士腹部受重伤而排不出小便，看到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们只好给他施行导尿术，可是他怎么也不肯，急得他都快要掉下了眼泪。真不想再逼他了，毕竟才十几岁的娃娃，在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姐姐们面前他害羞啊！可是不行，排不出小便不仅痛苦，而且还会引起尿中毒，那将有更大的危险。一股强烈的责任感、阶级的同情心驱使我含着眼泪对他说：“我理解你，可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姊妹啊！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放西藏的受苦农奴，才走到一起来的，你不应有什么顾虑。你打叛乱分子光荣负伤，我们为你做点什么都是应该的，能为你减轻点痛苦，对我们也是一种莫大的快慰……”在我苦苦的说服中，他终于慢慢地把脸转到了一边，接受了我们的治疗。

　　有一个小战士，看样子还不到18岁，可能是虚报年龄入伍的，刚分到正规部队，就赶上了拉萨的平叛战斗。据说他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他的腰椎被打断了，伤势很重，一步也不能走了，被我们一个身体也不是很强壮的女同志背了回来。当背他离开前沿阵地时，他哭喊着不下火线，要为班长报仇！在他弥留之际，还不断地呼唤着“班长、班长！我要为你报仇啊！”就在他不断地喃喃自语着“班长、班长……”的虚弱声中，追随着他的班长去了。他牺牲了，我们轻轻地把他从女同志的背上抱了下来，看着他那年轻而又稚气的脸，我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毫不顾忌地让那心疼的泪水顺着面颊滚了下来。流吧，流吧！让泪水洗洁战士的躯体，让年轻的战士永远长眠、安息！

　　还有这么一个战士，他虽不是受的致命伤，可看了他的伤势，却让人心里发颤，他是被叛乱分子用磨了的子弹头打伤的。子弹穿过他的脖子从面部钻出，出处不是一个洞，而是皮开肉绽的一片，脸上的五官已难于辨认，只看见他的两个眼睛在转动。目睹这一惨状，好似钢刀刺进我们的胸膛。虽然他的嘴无法喝水吃药，但为了减轻阶级兄弟的痛苦，我们几人合作，轻轻地牵出他的舌头，让稀释了的药物顺着他的舌头一点一点地流进喉咙。

　　除了救护伤员外，我们还有一项很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还要为牺牲了的烈士洁体裹尸。这对我们都未曾经历过战争场面的女团员来说，它不只是“艰巨”二字所能包含得了的！平时有的女同志见着小动物都害怕，不敢接近，何况是遗体呢！可是战争的现实就这么严峻，它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尽管我们看着这些血肉模糊的遗体有点惧怕，但我们一想到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战友，是为解放西藏受苦农奴而献身的英雄、烈士，那股惧怕的心理也就随着阶级的爱、阶级的情而消逝得无踪无影了。伴着我们的不仅有祭奠烈士的眼泪，还有对英雄的敬意，对发动叛乱的西藏反动上层的无比仇恨！

　　拉萨之战，我军仅以一千余人的兵力，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就把叛乱迅速平息下去，总计毙、伤、俘虏叛匪五千三百六十人，包括叛乱武装总司令雪苦巴、格桑阿旺、拉鲁等。

　　　　　　　　拉萨战役结束，军委来电，肯定了这一战役打得好，指示：“所有藏军均应解除武装，勿使一个漏网。”西藏军区命令驻各地部队解除驻日喀则、定日、江孜、亚东、黑河、协噶尔、噶尔昆沙等地的藏军武装，接管各地政权，将西藏的各个重镇都置于解放军的控制之下。

　　拉萨城里枪炮声停止后，人们发现街上的叛匪尸体身上藏有大批劫掠的财物。在建工处院内一些康巴叛匪尸体的手指上，戴满了一串串的金银和宝石戒指，他们腰里鼓鼓囊囊塞满了藏钞和银圆。拉萨市居民陆续上街，愤怒唾骂这些残害人民的叛逆。

　　增派部队，平息叛乱

　　阵地上的冲锋号又响了，战士们从四面八方向企图继续顽抗的叛匪阵地冲去。“通司”用藏语喊着：“叛匪们，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缴枪不杀，金珠玛米优待俘虏！”剩余的残匪见同伙死的死，伤的伤，大势已去，插翅难逃，遂举手向平叛部队投降……

　　“3·10”叛乱期间，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正在广州治疗的张国华，虽身在内地，心早已飞回西藏，他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一直与拉萨保持联系，并及时作出指示：“所有据点一律固守，继续示弱，诱敌攻我，以抓住敌人。”“工委、军区机关应加强工事，以利坚守自卫。”“索康等有可能逃走，我驻拉萨部队主要任务是设法不让敌人逃走，待主力到后加以聚歼。”“各据点，对敌人可能逃跑的道路，应组织火力封锁和夜间巡逻……”

　　3月15日，张国华抱病飞回北京，准备返回西藏，随即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紧急通知。一架军用飞机把他和张经武直接送到武昌，听取毛泽东主席对西藏平叛的具体指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时确定了平叛的方针，并迅速增派部队陆军五十四军一三O师、一三四师，步兵十一师和步兵四十二师的一二六团入藏作战。17日，张国华从武汉返京后，立即乘上途经西安回西藏的飞机，安排入藏平叛作战部队的具体部署。

　　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发出的“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中说：“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了《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中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边打边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的地区暂时缓改’。”3月下旬，张国华回到拉萨，统一指挥对西藏全区的平叛作战和对民主改革的组织领导工作。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其间，美国专栏作家艾尔普索撰文说，西藏那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息不了叛乱的，而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那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修路困难，工具缺乏，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艾尔普索的结论是：共产党消灭不了叛匪。解放前夕去美国后又到台湾的胡适也预言，西藏地势特别高且地形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小段河道通牛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

　　而事实是，叛乱分子和那些人把形势估计错了，把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在此之前，中央为了体现“六年不改”的方针，陆续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毛泽东主席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西藏反动上层却错误地判断形势，发动武装叛乱。他们的目的是想赶走解放军，妄图实现“西藏独立”以永远保留野蛮、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但他们根本不了解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平息拉萨叛乱，只用了十个连的兵力，两天两夜就结束战斗。拉萨战役的胜利，打乱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部署，使西藏全面武装叛乱失去了指挥中心，为西藏全区的平叛和民主改革拉开了序幕。而后续剿匪中，西藏全区合计只用了五万军队、两年半时间，就彻底平息了叛乱。

　　带着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回到拉萨的张国华，成竹在胸，决心打敌要害，指挥部队迅速发起山南战役。山南地区东邻林芝，西接江孜，北靠雅鲁藏布江，南与印度侵占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门隅、珞渝地区和不丹接壤。山南地区可以说是西藏最富裕的地方，素有“西藏粮仓”之称。4月4日，军区调集四个团又两个营的兵力，以分进合击、迂回包围的方式，向盘踞在山南地区的叛乱分子发起进剿。出师十日，奔袭千里，一举荡平了叛乱分子的老巢，进而又封锁了亚东以东、米林以西的边境实际控制线，割断了叛乱分子与国外陆上联系的重要通道，基本上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高原战士》报上曾经登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部队急速地向山南地区进发。经过八天六夜的连续行军，一五九团九连六班副班长周仕云和战士严于庭二人，双脚走得又肿又烂，行走非常困难。虽然他俩的平叛决心很大，但是继续跟部队一块儿走是不可能了，部队只好让他俩在后边慢慢前进。

　　4月19日12时，他们翻过了海拔五千多米的启里拉大雪山，走到洛雪以南八华里的地方，突然发现迎面山沟里拥来一股敌人，他们是恩珠仓匪首所属的一部分亡命之徒。连日来，在各路平叛大军打击下，他们已吓得失魂落魄，狼狈不堪。大部队从这里过时，这群狡猾的家伙隐藏在山沟里，未被发现，现在部队过去了，这些家伙又快马加鞭冲出山口，妄想翻过启里拉大雪山，逃出平叛大军包围圈，向昌都地区流窜。周仕云和严于庭一看到前面来了敌人，心里高兴地想，“呵，送到手上来了，打个痛快的。党和首长经常教导我们，要抓住一切良好战机，勇敢机智地歼灭敌人，为西藏人民除害，现在是个好机会啊！”可是，他们只有两人，敌人相当于他们的五十倍，怎么样才能歼灭敌人呢？他俩合计，“只要我们打响，坚持住，前后部队一听到枪声就会来接应的，敌人不可能跑掉。”他俩趁敌人还未发现他们，巧妙地占领了敌人必经之路的制高点，两支冲锋枪组成交叉火力。

　　敌人一步步地接近，眼看只有两百米了，他俩先不打。敌人进入一百米的射击圈了，“打！”突然一阵枪声，毙伤敌四人，其中还有一个叛匪头子。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伏击吓晕了头，直搞得人仰马翻，乱作一团，不知所措。这时另一匪首也不知虚实，慌忙摇着帽子，用汉话喊着要求投降。周仕云、严于庭为了执行解放军的俘虏政策，马上停止射击，准备受降。但马上又想，万一被敌人发现只有两个人，情况一变，怎么办呢？为了防止意外，周仕云占领有利地形，先将匪首甲英藏旺解除武装，押在身边，然后严于庭逐个搜缴匪众武器。匪首看到只有两个人，不禁很是惊讶，战战兢兢地问道：“你们前后是否还有部队？你们团长叫什么？”企图探听虚实。周仕云厉声说道：“告诉你，解放军早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们跑不掉了，只有老老实实地投降，要不你后悔也来不及了！”接着，他又向匪首宣布解放军的平叛决心和俘虏政策，于是叛匪都乖乖地投降了。严于庭将枪收好，把枪机统统取下来放在一匹马上。经过清点，总共俘敌九十六人，缴获长短枪三十支、火药枪十四支、子弹六百三十发、刀七十六把。周仕云、严于庭这时忍着脚疼，胜利后的喜悦使他俩更加谨慎。他们警惕地押着俘虏，很快找到部队。

　　文工团随平叛部队到山南地区慰问演出，他们的口号是：“部队打到哪儿，我们就演出到哪里，把歌唱到哪里，把舞跳到哪里，为部队服务到哪里。”山南平叛，部队入峡谷，穿密林，连续行军作战，没有时间休息。衣服脏了，也没空洗；棉衣破得露出了棉花，也没有空缝补。文工团团员看到这种情况，一到部队驻地，放下背包就做两件事：一是派人到部队去收集战斗中的英雄事迹、好人好事进行创作，“现炒现卖”，排练文艺节目，当晚就在舞台上演出来。指战员看到他们自己的事迹这么快就被文工团搬上舞台演出，反映强烈，很受鼓舞。二是分头到班、排里把战士们的脏衣服、破衣服收集起来，利用演出的休息时间拆洗缝补。为了赶时间，文工团经常在演出时，前台演节目，后台洗衣服、补衣服。大家都是自己掏钱买针线和肥皂，拿出自己的旧军衣来补战士的衣服。4月的山南地区仍是天寒地冻，河水刺骨，为了给战士洗衣服，很多演员的双手冻得长满了冻疮，又红又肿，破了还流脓水。有的演员在后台为战士洗衣服、补衣服时精力集中，竟忘了上台演出。

　　　　青藏公路是西藏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也是平叛部队调动、补给保障的主要通道。公路位于高海拔、人烟稀少的牧区，叛乱武装在这一带活动，严重威胁着沿路和附近地区牧民的安全。平叛部队经常冒着风雪、冰雹行军在海拔五六千米的藏北无人区。由于部队运动范围大、补给困难，还要时时忍受缺粮断炊之困。一支部队曾经在唐古拉山雪原地带，连续追击敌人五十天，步行一千一百五十公里，断粮十三天，就是依靠顽强的革命毅力，咬紧牙关，不屈不挠，持续作战。

　　1959年7月初，平叛大军将叛匪驱赶至纳木错一带，准备将敌全歼。纳木错战斗打响了。十一师三十二团四连接到阻击敌人的任务，连长赵松英命令八班抢占山头。这时，参军不久的战士田都来刚从外面捡柴回来。一听到这个消息，他连饭也没吃，带上子弹，扛着机枪，就跟着出发了。

　　在途中，八班与十几个叛匪遭遇。班长叫全班赶快卧倒，接着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但敌人已占据了有利地形，八班只把敌人几十匹马打死，没有消灭敌人。田都来向班长说：“班长，你用机枪掩护，我用手榴弹干掉他们。”他迅速地从凹地匍匐前进，隐蔽在土坎下。待后面掩护的轻机枪火力压制了敌人，田都来乘这间隙，爬到离敌人不远处，向敌人投出手榴弹，炸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乱成一团。班长在烟幕中冲了上来，交火中不幸中弹牺牲了。这时，有五六个敌人光着膀子，手持大刀向田都来冲来。田都来拿起班长的枪，击毙了跟前的敌人。弹夹里的子弹打光了，敌人又疯狂地冲过来，田都来一步跃上土坎，在班长身上摸找弹夹，没有找到，便抓住手榴弹袋，抽出两颗手榴弹向敌人投去。手榴弹只剩下一颗了，又有七八个敌人向他冲来，他把最后一颗投出，炸死了三个敌人。班里的其他同志跟了上来，和敌人展开了肉搏。一个敌人举起大刀向田都来砍来，他用打光了子弹的自动步枪把敌人的大刀挡落到地上，上前一步，用枪狠狠地砸死了这个匪徒。接着，三个光着膀子的匪徒又从左右两侧和后方向田都来刺来，他紧紧握住手中的枪左右还击。敌人的一刀戳穿了田都来的右大腿。敌人拔刀时，田都来双手举枪用力推过去，把敌人推倒在一边。左边那个敌人持刀向他左胸刺来，他来不及用枪挡，左手一把握住敌人的刀，敌人一拖，割伤了他的手。右边的敌人又向他刺来，他紧紧抓住敌人的手，猛地把刀刃扭向敌人，使劲推过去，砍伤了那个敌人的脸。田都来正和三个叛匪格斗，后面又上来了几个敌人，把他围住。他握紧枪，与四面的敌人格斗。这时，他的左胸又被敌人戳了一刀，一只脚陷入了泥坑。他还是坚持着，敌人一刀一刀刺向他，他晕倒了。就在这时，增援的部队冲了上来，消灭了全部敌人。倒在血泊中的田都来苏醒过来后，紧握着连长的手问道：“连长，敌人消灭了吗？”看着身受十三处刀伤却仍然坚持、一共消灭了十一个匪徒的小战士，连长赵松英激动地说：“好同志，敌人全歼了，你放心吧。”

　　纳木错战役的胜利，基本上解除了青藏公路以西的敌人的威胁。

　　为了进一步确保青藏公路全线和昌黑公路（昌都至黑河）的运输安全，在军区指挥下，各部队多路开进，逐次展开对黑河地区东南、塔工地区西北、澎波地区东北之间，以麦地卡彭错湖为中心的叛匪进行清剿。

　　战前，军区发出“坚决贯彻在牧区的平叛方针——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指示。平叛部队认真执行，采取一切措施，大力争取叛乱分子放下武器。部队提出“人人开口，仗仗喊话”，多次取得一枪未发就劝降敌人的胜利。四O二团二营在彭错两岸战斗时，断供两天，战士们提出“宁肯饿断肠，不杀一只羊”的响亮口号，坚持采蘑菇、挖野菜充饥。战后，还派人收集流散的牛羊八千余头，交给群众认领，从而为迅速恢复牧区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嘎金在西藏军区教导营四连任尖兵班的副班长。1959年秋，四连奉命迅速赶到麦地卡寺庙以西追歼一股叛乱武装。这股叛乱武装有四十多人，叛乱头子叫土登。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一次，土登到村子里胡作非为，被农奴用斧头砍掉了一只耳朵，故得名“缺耳朵”。一天，四连在雪地上发现了叛匪的马蹄印，与此同时，村里突然传出枪声。班长明珠立即决定由他带四人向左，嘎金带三人向右，迂回进村，相机歼敌。嘎金摸到离村约八十米的高地上观察动静，发现一户房顶上有一个叛匪端着叉子枪警戒；房顶边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个骨瘦如柴的家伙吸着鼻烟；院子西面有二十多个叛匪在羊圈旁边争抢着啃羊骨头。院内摆着两具尸体，院子中间的木柱上捆着一位赤裸的老阿爸，一个面目狰狞的叛匪手持尖刀，正向老阿爸步步进逼。嘎金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瞄着那个拿尖刀的家伙就是一枪，枪响人亡，其余的叛匪顿时乱成一团。片刻，肥猪一样的“缺耳朵”挥着左轮手枪，吆喝着：“解放军的人不多，快冲上去捉活的！”当他们冲到跟前只有三十米时，嘎金大喊：“打！”只听“缺耳朵”狂叫：“谁再往回跑，我就枪毙他！”正在这时，班长明珠的枪声响了，山梁上也响起了连队“嗒嗒”的机枪声，随着冲锋号声，战士们发起冲锋，叛匪跳上马向河对岸的森林区逃去。

　　嘎金等冲进院子，急忙抽出尖刀将老阿爸身上的绳子割断。老阿爸悲愤地说，他叫格桑，一家四口人，儿子在区里工作。今天早晨他正准备上山砍柴，儿媳曲珍和孙子扎西在家烧茶，忽然村子里响起了枪声，原来是这伙叛匪进村了！“缺耳朵”闯进来说：“老东西，佛爷有令，快收拾东西，跟我们走。”老人斩钉截铁地拒绝：“要我跟你们叛乱，办不到！”“缺耳朵”残忍地踢死了阿爸8岁的孙子小扎西，又开枪打死儿媳曲珍。格桑老人顺手操起一根木棒，打死一个叛匪，又朝“缺耳朵”打去，房上的叛匪向他开枪，打中了他的左手。“缺耳朵”狂叫：“绑起来，剜出他的心，剥掉他的皮！”就在这时，解放军赶来了。

　　嘎金等掩埋好曲珍和小扎西，随连队连夜出发向河西追去。第二天刚拂晓，嘎金带三名战士穿过森林，在一片草场上发现了很多马粪和马蹄印，判定叛匪昨夜就住在这山脚下，一个小时前仓皇逃走。如果步行追击势必会失掉战机，连长当即决定，由副连长率尖兵班和二排四班组成骑兵小分队先行追击，连队随后急进。

　　他们带上一挺转盘机枪，把被子和雨衣捆在马的光脊背和驮鞍上，沿着叛匪逃跑的方向，日夜兼程紧紧追赶。没有马鞍，很多人的屁股和大腿根被磨破、磨烂，疼痛无比，但无人掉队。晚上宿营，五六个人挤在一起，磨坏的地方流黄水，不能坐，只好趴在背包上休息。出发时只带了一天的干粮，两三天过去，早就吃光了。班长明珠的感冒也越来越重，副连长把自己省下的一块干粮送给他，他怎么也不肯吃。副连长只好说，这块干粮还是留在最困难的时候吃吧。

　　部队继续追击，突然前面传来了马蹄声。嘎金和三个战士立即跳下马，在一块大石头后面隐蔽起来。马蹄声越来越近。三个人忽地扑上去，一把将那人从马上拖了下来。那人看到军帽上的红五星，又惊又喜地说：“金珠玛米，我可找到你们啦！”原来他叫多吉，是前面草原上的牧民。傍晚时分“缺耳朵”带着一群叛匪窜到牧场，强迫牧民给他们打酥油茶，杀羊给他们吃。牧民们一看他们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估计一定有解放军在追击，便一面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一面派多吉骑上快马，前来找解放军报信。

　　骑兵小分队快马加鞭，急奔牧场，叛匪刚刚逃窜。牧民们把早已准备好了的糌粑和酥油茶拿出来，看到他们的坐骑很差，又主动送来二十多匹配着马鞍的好马。

　　下午2时，骑兵小分队终于追上叛匪，两面夹击，攻占了山头。残余的叛匪又钻进山洞顽抗。嘎金和普布次仁向山洞里喊话：“你们受骗了，再也不要给叛乱头子卖命了！缴枪不杀，宽待俘虏！”对峙了一会，残余的叛匪一个一个地从山洞里爬出来，把枪丢在地上，举手投降了。狡猾的“缺耳朵”一看大势已去，只身潜逃。

　　胡汉钊是五十四军一三四师四OO团四连副排长。在西藏麦地卡地区底金山口西北一座无名山头的歼灭叛乱分子的战斗中，他身负两处重伤，仍然与敌搏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上级给他追记一等功，西藏军区给他通令嘉奖。藏族同胞将战地的一座桥取名为“汉钊桥”。

　　1959年8月，四连刚刚结束纳木错战斗，又马上接受了到麦地卡地区围歼叛乱分子的任务。四连经过八天四夜的强行军，按时赶到了合围地点——麦地卡地区的底金山口。两千多名叛乱分子发现解放军后，窜上了底金山口西北的一座无名山头，企图负隅顽抗。敌人所盘踞的山头，高耸在海拔六千多米的彭错草滩上，相对高度五百多米，山势陡峭，四周是一片开阔地，地形对解放军极为不利。四连接受主攻任务后，选拔了六十多名战士，编成五个战斗小组，分别由正、副排长率领，分头向山上冲击。

　　进攻开始了，胡汉钊带领突击组箭一样地向敌人冲去。子弹雨点般地从他们身边飞过，被敌人从山顶推下的巨石迎面滚来。胡汉钊和同志们时起时伏，利用地形隐蔽身体，发扬火力，仅二十五分钟就冲上了高三百五十多米的第一个山头。据守在山头上的三名叛乱分子见势不妙，抱起机枪向主峰逃窜。胡汉钊高喊“冲啊！”带领突击组紧追逃敌。离逃敌越来越近了，他连声向逃敌喊话，没有奏效，就端起冲锋枪猛扫过去，三名叛乱分子应声倒地。正在这时，主峰上的敌人打来一排子弹，胡汉钊的左臂被打穿，他按了一下伤口，双眉倒竖，紧咬牙关，两眼喷着怒火，右手提着冲锋枪，继续向主峰冲去。紧跟在他身后的三班长张德钧一把拉住他，一边掏出急救包给他包扎，一边劝他下去。他坚定地说：“别管我，你快带领三个同志从右边往上冲！”说完，他带着四名战士从左边冲了上去。

　　离主峰越来越近，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胡汉钊忍着伤痛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冲上去就是胜利！”突击组离主峰只有七八十米了，敌人更加疯狂地作垂死挣扎，排子枪一阵紧一阵地向下狂射，巨石一块接一块地向下滚来，四个突击队员都相继负伤倒下了。胡汉钊没有退缩，他只身向敌占主峰冲去。

　　离主峰只有五十米了，突然，从左侧一个石柱后窜出十多个敌人恶狼般地向他扑来，胡汉钊单手举枪，一梭子把十个敌人全部击倒。这时，胡汉钊的身子猛地晃了一下，向前踉跄了几步，殷红的鲜血顿时从他的胸部涌了出来。他抬头一看，二十多米远的一个石缝里，还潜伏着两个敌人，正向他瞄准射击。他拖着负伤的身体，向前猛跃一大步，迅速靠着石壁，忍痛对准石缝扔出一颗手榴弹，炸死了那两个敌人。部队乘胜冲了上来，枪声、喊杀声不断向主峰逼近。胡汉钊睁眼一看，兴奋地高呼：“同志们，冲啊！”他刚站起身子，突然发现右上方三十米处的大岩石后面又露出七个光秃秃的脑袋，七支步枪正向冲击的部队射击。他鼓足全身力气，向敌人猛扑过去，鲜血洒了一路。七个叛匪看他身负重伤，一窝蜂地窜了出来。胡汉钊怒目圆睁，迅速举枪射击，五个敌人刚跑几步便应声倒了下去。剩下的两个亡命徒舞着枪刺向胡汉钊逼来。他迅速扣动扳机，可子弹已经打光，换弹夹已来不及了。于是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抡起冲锋枪砸向跑在前面的那个敌人的脑袋。就在这时，胡汉钊的头部被另一个敌人扔来的石头砸中。胡汉钊就这样倒下了，他为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部队很快冲上了主峰，敌人全部被歼。

　　1959年冬，刚从军校毕业就来到平叛前线的排长路俊功接受了送粮任务。连长说：“在麦地卡平叛的部队断粮好几天了，团里决定你带一个班和一个民工队给他们送两万斤主副食，限四天之内完成任务。”

　　第二天早上，路俊功还没起床，牦牛队就来了。他刚钻出帐篷，便见连长领着一位藏族老人走来。那老人，中等个头，头戴旧军棉帽，身穿半新不旧的羊皮筒子，脚穿旧军用毛皮鞋，紫铜色的脸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一双眼睛闪着刚毅、坚定的目光。连长说，藏族老人名叫多吉，是我们的基层干部、骨干民兵，大家叫他多吉阿爸。一番忙碌之后，只见多吉阿爸把右手食指放进嘴里，打了几个口哨，十几名民工就赶着百十头牦牛出发了。

　　多吉阿爸与路俊功并肩而行，边走边说：“路排长，你们刚从内地来，过去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山，吃过这么多的苦，把背包拿来让我的马驮上。”然后不由分说地把路俊功的背包夺过去捆到了马上。原以为多吉阿爸不会说汉话，这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着实让路俊功大吃一惊！原来阿爸的汉话是跟工作队学的，“标准音调”是跟他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女儿学的。太阳落山前，驮队在一个向阳避风的山坳里宿营。路俊功看完地形，派出哨兵，便去找多吉阿爸，只见他正和几个民工在雪地上缝大米袋子。路俊功跑过去说：“阿爸，我来缝。”“这是我的责任，你的职责是护送我们，这里情况复杂，要提高警惕，防止叛匪偷袭我们。”

　　第二天中午，驮队翻过一座大山，刚下到山底拐进山沟，尖兵组跑回来报告说，发现前面山上有人，像是叛匪。路俊功虽说已参加过几次战斗，但独立应对紧急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心里没底。多吉阿爸看在眼里，果断地将右手食指放到嘴里，一连打了几个口哨，牦牛陆续停下来。他对民工说，牦牛挤在一块目标大，容易遭伏击，得把牦牛分散开来。十几个民工立刻每人赶走几头，一群牦牛化整为零。阿爸对路俊功说，这一带的叛匪已基本被歼灭，可能还有一些散兵，如果盲目前进，很可能遭到伏击，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伤亡；如果后撤，敌人会追上来打我们的屁股。现在需要的是沉着、冷静，首先把情况搞清楚。路俊功冷静下来，准备到前面侦察，把情况搞清楚。多吉阿爸一把拉住他说：“我熟悉地形，我去看看。”

　　路俊功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盼望多吉阿爸赶快回来。时间过去好久，仍不见多吉阿爸的身影。路俊功的心“突突”跳个不停，不断看表。隐约听见一阵枪声，他的心跳更加激烈。也不知又过了多久，只见多吉阿爸押着一个叛匪回来，路俊功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下来。

　　原来这股叛匪只有二十来人，十几支枪，属漏网之徒，正准备逃往班戈湖去，后来发现了送粮的牦牛队，便想吃掉驮队。正当他们得意忘形地叫喊时，多吉阿爸已悄悄地摸到了他们的跟前，突然几个点射，打散了敌人，多吉阿爸趁机抓了一个“舌头”回来。

　　多吉阿爸和路俊功研究决定：班长李伯超带领两名战士掩护牦牛队，路俊功和阿爸带领其余六名战士和四名民工去消灭散敌。当他们刚爬上一个小山头时，有十几个叛匪也正从另一边往这个山头上爬。多吉阿爸猛地站起来，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大家乘胜追击，把敌人包围在山脚下，随即展开政治攻势，向他们喊话，欢迎他们弃暗投明。

　　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战士小陈没有经验，见多吉阿爸不喊话了，站起来就要冲上去。多吉阿爸一把拉住他，就这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阿爸的手臂。路俊功赶快取出急救包要给他包扎，多吉阿爸推开：“不要管我，消灭敌人要紧。”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配合下，除几个叛匪头子逃跑外，其余叛乱分子全部投降，战斗胜利结束。

　　刚清理完战场，牦牛队就上来了。驮队没带卫生员，战士们不会战场救护，只有路俊功在军校学过战场急救。多吉阿爸有两处伤，一是左大臂，二是左腋下，都是贯通伤。小陈见多吉阿爸受伤，哭起来，边哭边说：“阿爸，你是为了救我负伤的，真对不起你老人家。”多吉阿爸爱抚地擦掉小陈脸上的泪珠，说：“你说我是为你负伤的，那你们告别父母、妻儿，从内地到边疆，又是为了什么？为谁吃苦打仗？为谁流血牺牲？”

　　一三四师四O二团在纳金山的一次战斗打得最为激烈。这个团的一位副排长带领全排战士向叛乱分子占领的山头发起冲击，当他攻上山头的时候，身旁只剩下两名战士了。这时他们俘虏了十多个敌人。当时有个战士看到身旁牺牲的战友，一时气上心来，端起冲锋枪就想结束这批俘虏的性命。副排长一把抓过他的枪，着急地高声喊道：“同志啊，不能忘掉党的政策呀！”那位战士收回冲锋枪，失声痛哭。就在这时，副排长被隐藏在暗处的一个叛乱分子射来的一颗子弹击中头部，英勇地牺牲了。这位副排长牺牲后，同志们在他的日记上看到这样写着的一句话：“藏族人民不解放，永远不脱黄军装。英勇牺牲为人民，艰苦奋斗守边疆。”

　　在追击战中，炮兵三O八团有个战士，将叛乱分子遗弃的一个不到一周岁的男孩背在身上，一边打仗，一边照顾孩子。战斗结束后，他到俘虏中找寻孩子的父母，可惜没有找到。孩子饿了，哇哇地哭个不停。他只好跑到牧民那里买来一碗牛奶，可是一个自己才不到二十岁的小战士，怎么可能懂得喂养小孩呢？孩子不但不吃，反而哭得更凶了。他看到群众中有位老妈妈，就请她来喂。老妈妈接过牛奶，说了几句藏话，哄了不一会儿，孩子果然不哭了，乖乖地喝了起来。在旁边的不少俘虏看到这个情景，感动得流了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俘虏，边哭边说：“我们完全上当受骗了。共产党、解放军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

　　平叛部队坚持“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保证了麦地卡战区群众人畜两安，取得了军政双胜。

　　与山南、纳木错、麦地卡战役同时进行的昌都地区平叛，也同样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昌都地区是西藏局部叛乱最早发生的地区。当地叛乱武装与川滇藏族地区逃窜来的康巴叛乱分子相勾结，叛乱范围广、危害大。

　　盘踞在昌都地区东南隅的大股叛匪，在平叛部队反复围歼清剿下，基本上被歼灭。唯有少数散匪利用地形熟又是藏族人的有利条件，躲过平叛部队的围歼，逃出包围，重又纠集成几股匪帮，少则数人，多则二三十人，窜至怒江两岸的高山上，妄图继续与平叛部队周旋，顽抗到底，等待达赖叛国集团返回西藏。为了尽快消灭这些匪帮，西藏军区昌都地区指挥所决定，以步兵一五三团、一五六团的部分兵力实行围剿。

　　桑昂曲宗（后改为察隅县）林呷地区位于怒江的南岸，依山傍水，山高岭峭，深沟纵横，急流汹涌，溜索当桥，羊肠栈道，交通十分不便。正如藏族民歌所唱：“站在高山顶，恋人能相见，隔江能说话，相会要三天。”由于交通阻塞，这个地区的工作比较薄弱，藏族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不够了解，加之叛匪的造谣宣传，因而对平叛部队生疑，不敢接近。这些匪帮凭借地理、交通以及群众尚未发动等条件，东躲西藏，白天上山，晚上到村子抢粮，与平叛部队捉迷藏，逃避打击。

　　时任一五三团参谋的曹加臣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好像就在昨日。3月20日晨7时许，六连部队按作战行军队列前进，尖兵组、尖兵班、尖兵排在前，大部队随后。佣山沟林带多系青冈木阔叶森林，树干不高，枝盛叶密，可视度极差，叛匪容易躲藏。为不遭叛匪伏击，六连边搜索边推进，行军速度缓慢，待到中午时分，才穿过阔叶林带进至针叶林带，再往前行便是草皮山坡。经过部队的搜索，尚未发现有叛匪行走的迹象。这时，连队战士们已有一天没吃饭了。前列行进的部队发现有一堆炭火灰，炭灰下尚有余温，是叛匪在此休息、烧水或取暖时留下的，估计叛匪已经发现平叛部队，先行上山，占据有利位置。

　　团部下达作战命令后，六连和五连二排离开森林地带，从长满青草地的山脊梁往上爬，山路宛如一枚回形针，部队来回绕着前行。当尖兵组、尖兵班爬上第一层坡地时，叛匪已发现。狡猾的叛匪并未开枪阻击，而是让部队顺利通过。待尖兵排刚爬上第一层坡地时，山上突然响起阵阵的枪声，“嗖——嗖——嗖”的弹头声飞过战士的头顶，尖兵排被叛匪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叛匪此一战术极其毒辣，企图把平叛部队分成两截，而后各个打击，以阻止平叛部队的进攻。

　　这时，五连三排在连长常魁的率领下，从右边迂回穿插至叛匪的背后，抢占制高点，然后从上往下压，支援六连一排发起正面攻击；六连指导员崔怀铎带领一梯队向叛匪左翼发起攻击。六连连长戴维信见五连的三排、六连的一梯队已向叛匪穿插上去，便高喊“一排跟我上！”迅速往前跃进。说时迟那时快，通信员小李见连长朝前冲有危险，便一个箭步跃至连长的前面。山上叛匪听到冲锋号声，一排排的子弹向一排阵地倾泻而来，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小李的腹部，小李随即倒下。戴维信匍匐上前，去为小李包扎，此刻，小李断断续续地说：“连……连……长……我不行了……你给我妈妈说，叫她不要哭……儿是为消灭叛匪牺牲的……”小李的声音越来越小，渐渐地闭上了眼。戴维信的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流，他咬着牙，坚定地说：“安息吧！小李子，我要全歼这股叛匪给你报仇！”

　　戴维信率领全排战士勇猛地朝前冲，在一梯队的火力支援下，一排的战士们像一群猛虎，三百米、两百米、一百米，距叛匪的第一山头阵地越来越近了。此时，战士们却遭到叛匪排子枪的猛射，副排长李明芳的腹部连中两枪，肠子直往外冒。连长喊战士扶他下去，他说：“我不要紧。连长，你带部队往前冲，我用火力掩护！”李明芳用手将肠子塞入腹内，用衣服将腹部裹紧，又拿起班用机枪猛烈地射击，直至战斗结束后，才由卫生员为其包扎。

　　六连的一梯队在指导员崔怀铎的指挥下，向叛匪第二山头阵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叛匪狗急跳墙，垂死挣扎。正当平叛部队将攻上山头时，叛匪又一阵排子枪射来。崔怀铎见有一名战士倒下了，爬过去一看，是刚从三连调来的雷德元。在激烈的战斗中，三排副排长王子良又倒下了。这时，崔怀铎噙着愤怒的泪水，大声地喊：“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要死的，不要活的！”这是怒吼，这是悼念战友的号角！

　　担任追击任务的一连，听到激烈的枪声，知道前面已经打响。枪声就是命令，时间就是胜利！一连连长乔登伦当机立断，命令全连战士除带上武器弹药外，其余东西全部留下，轻装突进。有许多战士为了减轻负重，干脆把棉衣棉裤都脱掉，穿着单衣跑步投入战斗。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平叛部队由遭遇战转为进攻战。剩余的残匪已成瓮中之鳖。阵地上的冲锋号又响了，战士们从四面八方向企图继续顽抗的叛匪阵地冲去。“通司”用藏语喊着：“叛匪们，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缴枪不杀，金珠玛米优待俘虏！”剩余的残匪见同伙死的死，伤的伤，大势已去，插翅难逃，遂举手向平叛部队投降。

　　战斗胜利结束了。这是林呷地区平叛中最后的一次战斗。

　　23日，六连全体指战员为三名牺牲的战士举行追悼会和安葬仪式。怒江东岸的一座高山坡上，屹立起了三座坟茔，三位战友便长眠于此。

　　1959年的平叛取得胜利后，叛乱武装除在某些地区仍然可以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空投人员、电台和武器外，已无法从陆地上再接受海外的援助。他们被分散在恩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温泉、黑河、巴青之间，申扎、萨噶、定日之间以及昌都东南等四个地区。1960年初，军区将其依次编为一、二、三、四号地区，重新布置兵力进剿。留在这些地区的叛乱武装，组织较严密，战斗力较强。他们妄图凭借横断山脉、荒原和高山草地，建立所谓“敌后根据地”，以便长期盘踞。

　　　　西藏平叛的战斗与我们通常说的正规军作战不同：叛匪多在暗处，人员分散不等，几个、十几个、几十个或几百人；很多情况无法预测，突发事件很多；随时遇敌，随时作战，常为遭遇战；作战地形常对平叛部队不利；重火力、大兵力不易展开使用；同时，敌人多不作顽强抵抗，跑得快，跑得散，不易全歼。

　　但是叛匪武装所到之处，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与当地藏族群众的矛盾不断加剧。藏族群众通过解放军的所作所为与叛匪的对比，越来越看清了叛匪的真正面目，对叛乱分子非常愤恨，都希望解放军早日平息叛乱，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张国华司令员在作战会议上指出，1960年是平叛的关键一年，要争取在年内基本解决问题。他指出“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必须自始至终全面贯彻；在具体运用时则根据不同情况有所侧重：一般在平叛初期和进剿阶段，应侧重于军事打击，结合进行政治争取；进入清剿阶段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并配合以有力地军事打击；不论军事打击为主或政治争取为主，都要发动群众。在作战指导上，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采取从四面八方将叛乱武装主力合围在一个有限地区之内，实行分进合击、分割包围、多层围堵、攻堵结合的战法，一举歼灭之。

　　在整个进剿阶段，全体广大指战员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精神，克服着重重的困难。

　　三八九团一、三营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生活异常艰苦的念青唐古拉山战区边缘担任阻击任务。部队在海拔五千五百米以上、雪深数尺的雪峰上，忍受着零下40度的奇寒，以冻雪垒墙防寒，以生米炒面充饥，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历了雪崩、龙卷风等致命的危险，昼夜巡逻在阻击线上。三八九团一连执行巡逻任务通过东拉山口途中，突然遇上雪崩，三十余人被埋进了雪窟，七人当场牺牲，其他同志全部被冻伤。3月24日，三八九团三连连长李文喜率领三十一人从6700高地前往通庚方向巡逻，途中突遭龙卷风袭击，三十一人中除司务长幸免、三人受伤外，李文喜等二十七人都被龙卷风卷起，埋在崩雪下，全部壮烈牺牲。就是在这样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担任堵击任务的部队顽强坚守了四十三个昼夜，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一五八团一连七班阻击企图突围的六十余名叛乱分子，全班七人中五人牺牲、两人负伤，仍坚守阵地，不放走一个敌人。

　　一五七团在章清包围敌人后，发现在敌群中有二十多名妇女儿童。他们宁可放弃最佳作战时机，坚持让翻译大力喊话，待群众离开，然后才发起冲锋。

　　三十二团八连在进剿中连续吃了七天的稀面糊，后又完全断粮一天半，但仍然不杀群众的一头牛羊。部队指战员提出了“宁愿自己饿断肠，不杀群众一只羊”的口号。

　　王正廷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1960年1月，一号地区的平叛战役正在紧张地准备中。由于我原来在沙丁宗当过军代表，以后又在丁青县任县委副书记，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昌都分工委命我带领六个同志和一部电台，到一三四师参加平叛工作。由于过去十年间，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给当地群众做了大量好事，藏族同胞对党的各项政策比较了解，共产党、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在平叛过程中，群众支前情绪十分高涨，出动了大批人力物力支援我军。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位藏族同胞送来的情报，对平叛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位藏族群众叫罗松，尺牍宗东坝村人，39岁。他有位姐夫叫旺堆，在叛乱武装中当排长。1960年2月中旬，罗松自愿要求去江村设法通过他姐夫了解叛乱分子的活动情况。有一天叛首夏仲召开排以上骨干会，他也混了进去。夏仲在会上说，解放军下一步很可能要打边坝，但他们地形不熟悉，他们到沙丁以后走得人困马乏，一定会把后勤人员和大批物资放在沙丁，大部队继续前进。于是夏仲当场部署，他亲自带一千二百人埋伏在沙丁宗附近的一个牧场里，待解放军的大部队过后，突然向他们的后勤部队袭击。得利后，再回兵边坝，和其他叛乱武装一起夹击解放军。罗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返回，向我作了汇报。我于3月2日赶紧到一三四师向部队领导反映这一重要情况。我到后正好碰上他们在开作战会，会上的部署几乎与夏仲估计的一模一样。他们计划到沙丁宗后，把师警卫连和县委几位同志留下，保护四百多驮物资，大部队继续向边坝挺进。我把我得到的情报向他们汇报后，师首长立刻改变决定，首先在沙丁消灭夏仲这股叛乱分子以后，再向边坝挺进。部署已定，各部队都按照计划准备行动。驻地县委帮助部队动员了十多名熟悉道路的向导和七十多名民工，各路部队在藏族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经过激战，全歼了这股叛乱分子，并活捉了叛首夏仲，这一胜利不仅为进军边坝扫清了道路，更重要的是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平叛部队中有一支鲜为人知的空军部队。在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上，完全靠人远距离地搜寻、发现、跟踪敌人的踪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进剿行动中，人民空军的参与为地面部队提供了支持。

　　青藏高原夏季的天气，忽晴忽雨，说变就变。一天，有情报传来：几股叛匪匪首在黄河源以南地区聚会。空军二十五师周庭彦机组奉命出动，执行侦察和投掷宣传单任务。上午9时，“402”机组满载宣传单从西宁机场起飞，穿过日月山口，向南飞赴战区。当日的青藏高原晴空万里，东南方向远处的山峰白雪皑皑，西边的青海湖碧波荡漾，正前方的草原一望无际，宁静而又美丽。

　　战机沿着预定航线飞行了一个多小时，横在航线前方的群山山峰上升起了朵朵淡积云。根据经验，再过一两个小时，淡积云会迅速发展成厚达数千米的浓积云，形成阻挡飞机前进的“云墙”。“杜2”轰炸机的性能决定了飞机不能穿越浓积云，也无法从云顶上飞过去。周庭彦沿公路作低空飞行，从浓积云下面飞越山区，已看到通天河北岸、清水河一带的大片草原，正是目标区。只见千余顶帐篷，沿飞行航线方向横向摆开。有白色的，也有黑色的，中心区有一顶长方形的特大帐篷，大概是匪首们的“议事大厅”吧。彩色传单像天女散花般飘洒在敌巢上空。

　　飞机进入返航航路，约三十分钟后前方山区上空已经升起一排排“云墙”。战机下降高度，贴着公路飞行，从“云墙”下飞过了山区。快到日月山口时，又是一排巨大的“云墙”，返回西宁机场必经之路已被雷雨云封死，云中电闪雷鸣。到预备机场着陆，距离远，油料不够。绕飞，油料也不够。迫降，高原迫降飞机与地面的相对速度比平原要快，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对飞机损伤也较大。关键时刻，机长周庭彦果断地对机组说：“做好准备，我们从雷雨云下面闯过日月山口！”说时迟，那时快，飞机已经飞进雨区。飞机剧烈颠簸，冰雹“叭叭”地打在机翼上，忽的一下，周围一片漆黑，好似夜间飞行。大约飞行了近二十秒钟，忽地一下，又一片光明。飞机终于通过山口，安全地返回了西宁机场。

　　　　当叛乱呈现出扩大态势，空军接到可进行空中军事打击的命令。在进剿行动中，空军出动各型飞机一百三十二架次，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其中，实施侦察五十三架次，轰炸三十七架次，空投四十二架次。

　　刚过完1958年的国庆节，周庭彦副大队长看到一份《敌情通报》：以仁青才仁和结古寺寺主白马旦周为首的叛匪，纠集残匪五百余人，裹胁群众一千多户，向唐古拉山北麓的莫云滩地区窜去。我骑兵部队和某分区部队正日夜兼程追击匪群，但因地区广阔，地形复杂，天气变化无常，追击了二十八天，仍未找到叛匪主力。部队的粮草供应十分困难，已断粮七天。亟须派飞机侦察、空投……

　　周庭彦心急如焚，他主动请战。战鹰怒吼着冲向天空。飞机起飞后约一小时，无线电里传来了周庭彦的声音：“‘402’到达l号地区上空，没有发现敌情。‘402’请求执行第二套方案。”塔台回答：“可以执行第二套方案。”指挥所里人们不安起来。第二套方案要西飞进莫云滩，那里沿途都是崇山峻岭和雪峰，绵延百里，天气情况变幻莫测；又是第一次飞进这个地区。正在这时，又传来消息：天气变坏，积云很多，“402”正在云上飞行。指挥所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忽然从空中传来了欢快喜悦的声音：“‘长江’，‘长江’，‘402’报告敌情，帐篷五六百，叛匪和被裹胁的群众两三千。”同时报告了敌人的精确位置。指挥所里顿时兴奋起来，立即将侦察到的敌情报告给陆军指挥所。

　　这时忽然传来另一机长报告：“‘402’听不到‘长江’的声音，由我搭桥向‘长江’报告，‘402’发动机温度增高，正在下滑高度，作降温处置。‘402’高度5000，无法返航，准备迫降。”以后，再也没听到空中搭桥传来“402”的任何一句话。刹那间，指挥所里空气好像都要凝固了。此后，寻找和救援“402”的飞机出动了好几批，都没有结果。直到地面部队全歼了那股凶恶的叛匪以后，空军派人到迫降地实地调查，并根据俘虏的供词，才知道周庭彦机组迫降前后的详细情景。

　　周庭彦向塔台报告准备迫降以后，就开始选择适合迫降的地带。前舱领航员温勋太因为飞机触地时的巨大冲击力，左胸部猛烈撞击在轰炸瞄准器上，造成右肋骨折断，动弹不得。周庭彦头部虽负伤，但他迅速用急救包包扎，解开伞包，站起来观察情况。他发现一股叛匪正向飞机包围过来。周庭彦孤身一人握着手枪，跳到机翼上，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大声吼叫起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硬是把叛匪们给镇住了。叛匪们迅速隐蔽起来。当匪首发觉机翼上只有一人，便带领全部匪徒凶恶地扑了过来。周庭彦临危不惧，用手枪还击，打倒两个匪徒，终因寡不敌众，被叛匪用大刀砍倒，壮烈牺牲。

　　在三年的平叛中，部队陆续进驻边防，设立哨所，进行巡逻，从而改变了西藏近四千公里边境过去有边无防的状况。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部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计牺牲官兵一千五百五十一人，其中干部一百六十八名；伤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其中干部两百人。

　　不愿做奴隶

　　按惯例，农奴主大年初一都要“请”一些农奴来庄园“喝茶”：租子交得多、听话的农奴坐在第一排垫子上喝酥油茶；其他农奴坐在第二排地板上喝清茶；租子交得最少的或“不听话”的农奴，面前摆上一个硕大的脏瓦罐，倒满冷水，农奴自己不肯喝，管家和家丁就强捏着农奴的口鼻使劲灌……

　　随着平息叛乱战斗的胜利推进，民主改革在西藏各地全面展开，西藏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辉煌的时代。民主改革的进程随着平叛而逐步展开，逐步深入。西藏工委和军区认真执行中央的“边平边改”的方针，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彻底摧毁叛乱分子的社会基础。

　　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旧西藏的社会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由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人数占西藏人口总数的2%，却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及绝大部分的牲畜和农具，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这种黑暗的制度下，农奴和奴隶事实上没有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可言，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们被领主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配，甚至用于赌博、抵押、赠送、转让和买卖。20世纪中叶，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已是现代文明世界中残存的中世纪孤岛，其政治之黑暗，经济之凋敝，民生之困苦，令人触目惊心。

　　农奴和奴隶也分很多等级。数量比较多的，藏语叫“差巴”，意思就是支差的人。他们租用领主和官家的地，自己种地，同时要为领主和官家支差、缴租。差巴下面还有叫“堆穷”的，“堆穷”就是小户的意思，他们没有固定租用的地，农奴主随叫随到，让做什么就得做什么。

　　　　堆穷下面还有一部分人，叫“朗生”。“朗生”的意思是家养奴隶。他们一无所有，终身为贵族、农奴主家劳动，没有人身自由（包括婚姻自由），被农奴主视为“会说话的牲畜”，属于农奴主的私有财产，可任意处置，可用于赌博抵押、赠送、转让和买卖。

　　在庄园里，农奴主把土地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为农奴主的自营地，一小部分是以奴役性的条件分给农奴耕种的份地。农奴为了领得份地，必须自带工具和口粮，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无偿服劳役，这些无偿的劳动，就是缴纳给农奴主的劳役地租，而农奴在份地里收获的大部分粮食最终又都被领主收走了。

　　王贵回忆说，在江孜工作的日子里，到处可以看到，仅一条田埂之隔，农奴主家的庄稼长势喜人，而农奴份地里却荒着。农奴忙完农奴主地里的活，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管理自己地里的活了。差巴一年所得不过二三百斤，连糊口都不够，主要靠吃野菜和野草再掺上一点粮食过活。

　　除了通过劳役缴纳沉重的地租外，农奴还必须缴纳各种名目繁多的税费。遇到天灾人祸，无法完成地租和各种税费时，农奴不得不进行借贷；而高利贷则成为进一步强化农奴人身依附关系的枷锁。旧西藏的高利贷，利率高达20%至30%，债利构成了三大领主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差税和债务，三大领主剥夺了农奴的大部分劳动成果。

　　在旧西藏，农奴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农奴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农奴要绝对服从农奴主的统治，反抗农奴主就是犯法。

　　早在16、17世纪，西藏的统治阶级就制定了以《十三法典》《十六法典》为代表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的要旨，就是要维护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对广大农奴的基本人权极端无视和践踏。法典将人分为三等九级，上等人，其尸价与黄金等量；农奴等下等人，命价值草绳一根。凡下等人犯上，轻者受鞭打，重者，则剜目、刖膝、割舌、割鼻子、剁肢、投崖、毒杀等。

　　以这种法律体系为后盾，西藏的官府、寺院和贵族庄园，私设监狱，配备刑具，农奴主拥有对农奴及奴隶的生杀予夺权。他们用极其野蛮残酷的暴力手段来维护对农奴和奴隶的统治。那时常见的刑法有鞭打、剁手、抽脚筋、挖眼睛。挖眼睛就是行刑者给犯人头上戴形似大帽子的石头，用力在上面一砸，两个眼球就全鼓出来，行刑者用铜匙剜掉，再在眼窝里倒上烧热的酥油。从这些刑罚看，民主改革前西藏的农奴制社会是一个残酷的人间地狱。

　　　　　　刚刚进藏时的官兵们，都目睹过“朗孜夏”（即拉萨市旧政府的司法机关）行刑的场面。朗孜夏是旧拉萨最大的监狱，位于八廊街北段。那是座坐西朝东带有廊子的高台，两边墙上挂着各种刑具。台前的广场中心竖有几根大柱子，有的犯人戴着铁枷手铐和脚镣被拴在柱子上，向过往行人乞讨。有的趴在地上挨鞭子抽，执法者还边打边喊着数：“几，尼，松，西（1，2，3，4）……”鞭子打完，挨打的人就扶着身边的柱子一次次地试着站起来，慢慢地爬行向来往行人乞讨。走在拉萨的街上，被剜眼、割鼻、剁脚的乞讨人，甚至戴着脚镣的流放犯人，比比皆是。常常可以看见贵族们从窗口扔出一块骨头，窗下人和狗一起抢食。

　　1952年的藏历年初一，王贵异常震惊地目睹了拥有近千名农奴的江孜格布西庄园的“新年仪式”。按惯例，农奴主大年初一都要“请”一些农奴来庄园“喝茶”：租子交得多、听话的农奴坐在第一排垫子上喝酥油茶；其他农奴坐在第二排地板上喝清茶；租子交得最少的或“不听话”的农奴，面前摆上一个硕大的脏瓦罐，倒满冷水，农奴自己不肯喝，管家和家丁就强捏着农奴的口鼻使劲灌。王贵亲眼看到有农奴被脏水灌得肚子鼓起，两眼翻白。整个过程，庄园的主人格布西和夫人就在楼上观看。

　　旧西藏的农奴制度和宗教专制制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端，比起西欧中世纪的农奴制更为严酷、落后。神权与政权合一的制度，必须要改变。其实，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都不能容忍这类制度永远存在下去。

　　西藏军区指示各部队立即组织工作队，投入地方的民主改革工作。经过诉苦、算账和说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穷苦民众逐渐认识到，像毒蛇一样世世代代缠绕在他们身上的差役乌拉、高利贷和人身奴役是封建农奴制的恶果，纷纷要求解放，要求推翻野蛮的封建农奴制。

　　各地的工作队相继进入各村落，首先与贫苦的农奴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的苦难，与他们交心做朋友。同时宣传中央的文件，讲解各种政策。

　　工作队在访贫问苦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召开“吐苦水，挖穷根”的诉苦大会。农奴们在大会上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控诉农奴主的罪行。广大群众通过诉苦、算账和说理，逐渐明白了压在他们身上的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和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

　　　　那曲的玛嘎曾经给亲人“金珠玛米”讲述她一家的悲惨遭遇：

　　我的祖父原来是差巴，有一些牛羊和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在祖父和父亲、母亲的勤劳经营下，一家人生活还过得下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些牛羊突然被农奴主次仁朗培抢走了。从此，全家变得一无所有，祖父因此被气死了。但次仁朗培还不放过我们。一天，他带着几个人来到我家，凶恶地对我阿爸说：“你父亲还欠我一笔债，今天一定要偿还！”我阿爸抑制着愤怒说：“我父亲欠不欠你的债，我不清楚，我家的牛羊全被你们赶走了，却是明摆着的事，现在我还有什么东西给你呢？”次仁朗培不满地说：“你没有什么东西给我，那就到噶厦去说吧！这笔债是我帮噶厦放的。”他说着，几个人就把阿爸绑在马背上。我阿妈去抢爸爸，被踢倒在地。

　　阿爸被带走了。阿妈从地上挣扎起来，急得团团转。阿妈突然抱起最小的弟弟向农奴主家奔去。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也跌跌撞撞地跟着跑去。到了农奴主家，见阿爸被捆倒在牛圈边的石板上，背上还压了一块大石头。我们的心，比用刀绞还痛苦。次仁朗培却恶笑着说：“哈哈！你们一家都来了，省得我派人去请你们。你们看看我是怎样对付欠债不还的人吧！”说着便举起手臂粗的一根大木棒，狠心地往阿爸的屁股上猛打。顿时，血肉横飞。阿妈气晕了，我们这些孩子哭哑了。等次仁朗培停下手，我们睁开眼看时，阿爸屁股上的肉全打烂了，两大块骨头白泛泛地翘着，地面和墙壁上溅满了碎肉和鲜血，真是惨不忍睹！阿爸被打成这个样子，万恶的次仁朗培仍不放过他，还把他关进不通风、不见太阳、阴暗潮湿的地牢里，使阿爸的伤口化脓、生蛆。没过几天，阿爸就惨死在地牢里。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奴隶被农奴主残害，不要说没有申冤的地方，就是说句不满意的话也要招致报复。阿妈因为说了一句“大人被你们打死了，这些孩子怎么活！”次仁朗培就说她“辜负天意”，不服从“佛”的处罚，也把她抓去狠狠地打了一顿。阿妈的腹部受到严重的伤害，伤口发炎化脓，外面的皮肉全烂掉，肋骨和小肠露了出来，苍蝇嗡嗡地绕着她飞，可怜的阿妈同阿爸一样惨死在农奴主手里。

　　阿爸阿妈死了以后，丢下我们九个一岁到十三岁的孤儿，怎么生活呢？我是老四，我就和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到草原去找那些死牛死羊，把它们拖回家来，煮给小弟小妹们吃。有一次，我们从山上发现一只刚死的小牛犊。我们把它拖回家来，把皮剥掉，把肉割下来，放在锅里煮来吃。突然间，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了次仁朗培。他看见我们煮着死牛肉，冷冷地说道：“这草场上的死牛死羊，是我供神鸟的。”他叭的一脚，把我们的锅踢翻，泼洒出来的汤水，把围在火塘周围的弟妹们烫得皮开肉绽，疼得直哭。我看着凶狠的次仁朗培，恨得牙齿发痒，真想把他一刀杀死。

　　可恶的次仁朗培走了以后，我们又把地上的肉拾起来，但不敢再煮了，就把生肉割成小块小块的喂弟妹们。两个小妹妹吃了生肉，肚子膨胀，不久，就死了。两个小妹妹死了以后，我和姐姐们商议，不再把生肉给弟弟们吃了，就到山上去挖野菜来煮给他们吃。但那么幼小的人，光靠吃那又苦又涩的野菜，又怎么能活呢？不久，小的两个弟弟也饿死了。

　　就这样，我家十一口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死了六口。

　　小的四个弟弟妹妹饿死以后，剩下我们五个大点的孩子，都是七八岁以上，能干点活了，豺狼成性的次仁朗培又在我们身上打主意。他强迫我们兄妹五人给他的几个儿子当奴隶，并且宣布不准我们互相说话，不准我们见面，不准我们往来。从此，我们兄妹都淹进了苦海！

　　我被分配到多木杰家的院子里干活。第一次跨进多木杰家的院子，多木杰就劈头盖脸地问我：“你记得你阿爸阿妈是怎么死的吗？”我人小，不懂得问话的意思，便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记得。”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记得？记得就好！如果不听话，下场就同你阿爸阿妈一样，懂吗？”我盯着他那蛮横丑陋的嘴脸，没有说话。

　　他向屋里喊了一声，屋里出来一个温和的姑娘。他粗声恶气地吩咐道：“把她带到狗窝里去。”这姑娘向我招了招手，我便跟着她走出了院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她小声问道，不等我回答，便接着说：“你瞧着吧，以后有你的苦吃！”她说着眼泪扑簌簌地从面颊上滚落下来。

　　狗窝是用卵石砌的一个小圈，里面又脏又臭，莫说住人，连狗也不会进去。我愣愣地看着狗窝。带我来的姑娘看出了我的心事，含着泪对我说：“你先把里面扫一扫，回头我想法给你弄块破氆氇来。”又说：“我叫白吉，往后有什么事，可来找我。我该回去了，再待要挨打的。”我看了看狗窝周围，见地面上钉满了拴牛拴羊的木桩。我明白了。今后我的差事就是白天在草场上放牛放羊，晚上在狗窝里守牛守羊。

　　我10岁那年春天，母羊产羔很多，我照管不过来。有一天，我牧羊回来，一点数，不知怎么少了一只。第二天，多木杰在山上发现这只羊羔的皮子。傍晚，我收羊回来后，他把我叫过去，不问青红皂白，抓住我的发辫，刷地抽出腰刀，一刀刺进我的右大腿，剜下一块血淋淋的肉，挑在刀尖上，咬着牙说：“你把我的羊喂狼，我把你的肉喂你，吃吧！试试什么滋味？”说着，硬往我嘴里塞，我痛得呼天抢地，当场晕倒了，他还不罢手，直到把肉塞进我的嘴里。我躺在地上，鲜血直流，万恶的多木杰则若无其事地甩着手走了。白吉听说后，赶忙跑来把我抱进狗窝，抓把牛粪灰塞住我的伤口，帮我止了血。我紧紧地依偎着她，她伤心地抱着我，我们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有什么好说呢？说给谁听呢？说了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俩默默地待了一会，她流着泪走了。

　　在白吉大姐的照顾下，我的伤口慢慢愈合，能做轻活了。多木杰吩咐说：“你休养够了吧！该给我去放牛犊了，不能坐着白吃糌粑！”多木杰把十多只牛犊交给我看，又叫另一个名叫顿珠的男奴隶放母牛。从此，我不得不一瘸一拐地每天上山放牛犊。为了不让牛犊去吃母牛的奶，我和顿珠分别在两个牧场放牧，而且要时刻提防小牛犊跑到母牛那里去，每天累得精疲力竭。

　　一天，我们正分别在两块草场上放牧，天上忽然下起冰雹，母牛和牛犊被打得乱跑乱叫，牛犊群和母牛群混在了一起，隔又隔不开，结果牛犊吃了母牛的奶。本来牛犊也好，母牛也好，都是多木杰他自己的，可是多木杰却大发雷霆，说我们无用，拾起一块石头，追着顿珠打，把顿珠左眼打瞎了，趴在地上起不来，然后又跑来抓着我，抽出腰刀，在我左膝盖下，砍了一条大口，鲜血汩汩地涌着。农奴主想到他的母牛可能要少挤一点牛奶，就无情地责打我们，而看见我们奴隶鲜血横流却满不在乎。我躺在地上，晕了过去。等白吉知道后，才偷偷跑来，把我抱进我住的狗窝。那些日子，我们两人见一次，哭一次，不知什么时候才是苦难的尽头。

　　　　我被砍了这一刀，不能上山放羊了，多木杰就叫我晒奶渣，规定要成天守望着，不能让乌鸦和牲畜来吃。那奶渣摊在地上一大片，四周又没有栅栏，我的手脚又不灵活，真是难照管。有一次，一只很野的公山羊，不听我的呼赶，闯来吃了几片奶渣。多木杰的老婆见了，提起一把尖刀，向我冲来，我知道又要惨遭不幸，被吓慌了。这母老虎抓到我以后，知道我的腿都被砍伤过，如果再砍我的脚，便不能给她家做活了。要白白放过我呢，又不能满足她视奴隶为牲畜、可以任意残杀的欲望。这家伙两眼一瞪，就给我的左手腕一刀，刺了个窟窿，才悻悻而去。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决定逃跑。我寻找着逃跑的机会。有一次，我打听到多木杰第二天要外出，就决定乘这个机会逃走。我在当晚把一切准备好，只等天明他出门后，我便起身逃走。第二天早上，我见他骑着一匹马走了，我便拿起东西，顺着洛河下游跑去。不料，那草原开阔，我的身影被他发现了，他打马追来，我急了，纵身跳进洛河里。

　　　　我被抓回来了。他叫来他的老婆和弟弟，把我掀翻在地，一人一边踩着我的手。他抽出了刀子，骂道：“你不要以为你已经长大了就能随便逃跑。把你的脚砍掉，看你还逃不逃！”他手起刀落，我感到右脚踝一阵剧痛，晕过去了。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我住的狗窝里，我唯一的亲人白吉姐姐正眼泪巴巴地守在我的身旁。“我的脚？”我慌忙抬起身问道。“不要紧，慢慢会好的。我已经给你包扎好了。”白吉安慰着，让我躺下休息。

　　我在十年的时间里，前前后后被多木杰砍了七刀。他公然无耻地向我说：“我砍了你七刀，你都不死，算你命大，是佛保佑你！”一个活生生的人难道可以被另一个人像宰杀牛羊一样随随便便地宰杀掉？可是，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奴隶的命运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身上的刀痕就是明证。

　　维赛的妈妈是拉萨大贵族赤门家的朗生，十年前病死了。6岁的小维赛逃出来和爸爸流落到山南。最后爸爸把她留在泽当名叫阿觉索郎的差巴家里，自己又流浪去了。维赛刚满10岁，就天天要替差巴给他的领主和过路官员支乌拉。官员或活佛骑着她主人家的马，逍遥前行，她就徒步在后面紧跟。夏天，强烈的阳光把路面的沙石晒得火热，她没有靴子，赤脚走在上面，脚掌被烙得疼痛难忍。冬天，她的破衣挡不住风雪，小小身躯冻得发僵。

　　有时官员打马快跑，她就死命拉着马尾巴跟着跑。到马站时，已被拖得喘不过气来。如果是出驮运乌拉，她最少要赶三头骡子。半路爬山过河，驮子翻了，她人小搬不动，就坐等过路人帮忙。有时从早到晚，等一天也遇不上一个行人，她那一小袋糌粑吃光了，风雪袭来，她只能依在骡子旁，哭啊，哭啊，直到什么时候来了过路人，帮她上好驮子为止。她还要饿着肚子把东西运送到站口，然后沿路讨饭回来。因为她一年四季从早忙到晚，不能洗头，虱子咬得受不住，她就央求人剃了光头。不认识她的人，谁也看不出她是个女孩子。

　　　　在神权和世俗势力的共同绞杀下，广大农奴和奴隶的生活极端悲惨，正如藏族一首民歌中所控诉的：高高的喜马拉雅山，堆的是农奴的白骨，滚滚的雅鲁藏布江，流的是农奴的血泪。

　　顾梦舟说：“这一天阳光灿烂，春风和煦。全村男女老少，走出牛棚马厩，走出难避风雨的破毡篷，走出难见天日的黑土屋，走出政教合一的牢狱。他们全都衣衫褴褛，皮包骨头，躬腰驼背，满脸汗泥，全身乌黑，一双双长满老茧的黑手，一双双树皮似的赤脚。他们是世界上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连自身的躯体都属于农奴主。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今天他们在大会上理直气壮地控诉三大领主的罪行。他们说，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下，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没马冬查（补了一千个补丁的衣服），住的是牛棚马厩。支不完的乌垃差役，挨不完的皮鞭责骂，麻木得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牲畜。”

　　　　在各地的控诉会上，农奴们响起了春雷般的呼声：打倒万恶的农奴制度！消灭剥削压迫！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压迫！这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到底是解放军官兵们给予得多？还是藏族人民回报得多？对于藏族群众来说，答案不言而喻：金珠玛米给雪域高原带来了春天，这份恩情，做多少事都无法回报。而“老西藏”们则会说：“是藏族人民给予我们的回报更多！”

　　文工团员吴寿桐回忆道：“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做到‘四同’，即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团里三十多人分在四个工作队开展工作，大家都住在贫苦农奴家中。这些农奴一般都极端贫困。房子低矮破旧，满屋子被烟熏得漆黑，臭虫、跳蚤到处都是。晚上睡觉，臭虫会从屋梁上掉到你的脸上。工作队每天早晨都要替群众背水。藏民背起一桶水，腰、背、腿步调一致，滴水不漏。吴寿桐等背起半人高的水桶，东摇摇，西晃晃，水洒一身，到了家一桶水只剩下半桶了。“四同”结束时，大家已经像藏族同胞一样，一桶水能一滴不漏地背回住的地方。

　　西藏工委社会部的陈钊被分到山南扎囊的色共乡。她的“四同户”是一对老年夫妇。陈钊与老阿妈一家人住一个房间，吃一锅饭，一起下地干活。晚饭后在家里开会或聊天，老阿妈总会坐到她身边，摸着她的手和脚问她冷不冷。陈钊年轻，工作紧张，倒床就睡。一天，她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老阿妈把自己的床垫放到了她睡的草垫子上。她掀起床单，那是用穿破的氆氇衣服缝在一起的紫色的褥子，是老阿妈多年来一针一线好不容易缝补而成的。薄薄的垫子，是穷苦的老阿妈唯一能拿出来表达心意的东西。陈钊出神地望着它，感慨万分。

　　陈钊在乡里开会时常和一个叫卓玛的姑娘坐在一起。卓玛纯朴活泼，工作积极认真，是家里主要劳力，一个很让人喜欢和信任的人。她们之间虽然语言不完全通，但微笑、手势也能交流情意。一天，卓玛等几个积极分子正在工作队商量事情，陈钊接到次日黎明回区里开会的紧急通知。第二天，她正要上路，卓玛走来，从怀里掏出两个土豆，微笑着递给她。这土豆还是热乎乎的呢。陈钊知道，卓玛住得远，为了这两个土豆，天不亮就得起来准备，走上一个小时的路程才能赶到。

　　德格总兵站的干部昂旺平措说，如果不是当地藏族群众的保护，他也许活不到今天。三次历险脱险，现在说来有些轻描淡写，但确实让昂旺平措永生难忘。一次，工作队正在村里开群众大会，叛匪从山上下来，枪声四起，藏族群众马上自发地把工作队的同志保护起来，让他们脱掉身上的外衣，穿上藏袍，戴上毡帽，混在群众堆里，躲过一劫。另一次，叛匪包围了工作队驻地，恰好昂旺平措等出去访贫问苦。藏族群众偷偷地跑去给工作队报信，让他们派人到县里搬救兵。叛匪听到风声后逃跑了，工作队才解了围。昂旺平措回到驻地一看，发现土匪劫走了全部生活用品。最危险的是那次，昂旺平措和一个伪装成“积极分子”的叛匪到偏僻山沟里的藏家访贫问苦。谁知那人其实要把昂旺平措骗到叛匪老巢！多亏有个藏民知道那人跟叛匪有勾结，一路紧追，随便找了个借口把昂旺平措带离了危险。

　　藏族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哈达不用太多，有一条洁白的就可以了；朋友不用太多，交一个解放军就行。”“为什么我们年纪越大，想起西藏会越有激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勉之说，“西藏情结的核心是一个‘爱’字，为之可以舍去孩子、家庭和健康。”

　　196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16岁的王勉之毅然报名参军来到西藏。三年后他被单独派到离日喀则三十多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搞社会主义教育。他借住在一户藏族阿妈家。王勉之白天工作，晚上要独自去邻村的工作大队汇报情况，每天晚上来回走八九里地。每次他走在路上，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等他回到村子里，身后的脚步声也就消失了。几个月过去了，王勉之的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归队。最后一次回到村口时，为了搞清楚是什么人跟踪，他冷不丁跳进青稞地里，掏出手枪准备会一会跟踪者。眼见尾随他的人一愣，也站住了。王勉之从青稞地里跳出来，二人面对面。“没想到那人竟然是房东的儿子，他就这样不声不响地保护了我三个多月。”讲到这里，王勉之的泪水像四十年前一样涌了出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实行民主改革

　　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让昔日的奴隶怎能不激动万分？只见他们忙着在自己刚分到的地里转来转去，有的用脚、用绳子一遍遍丈量；有的打上木桩，写上自己的名字；有的高兴得在自己的土地上打滚，喝酒，又唱又跳，晚上就睡在自己的土地上……

　　民主改革的关键在于制订新的财产分配方案。其中，摸清生产资料的“家底”和阶级情况重新分配，是一项细致烦琐且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首批进藏女兵李国柱任队长下乡搞改革时，工作队特意在群众中选拔有一定文化、对乡里情况熟悉的积极分子共同开展这项工作。

　　他们首先将乡里七户农奴主代理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本人交代数字和群众掌握数字核对后，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好、差土地搭配；现有大小牲畜、大小农具也都搭配分配；同时按划分阶级政策，摸清情况，提出划分意见。

　　丈量土地工作量大，上、中、下三等地的面积差别也很大。“当时没有尺子，我们根据已掌握的数字，用绳子拉着丈量，量出几块标准地，以此类推计算。基本数字和分配意见反复讨论核实后，向县里汇报，同意后再公布。”

　　接下来，就是召开全乡大会。工作队宣读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和划分阶级的方案，并宣布从即日起，在乡里实行“四个废除”：一、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二、废除人身依附，解放农奴和奴隶。三、废除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一切特权。四、废除债务乌拉和差役。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和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实行赎买。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农具、房屋及其他生产资料一律没收。

　　新分配方案宣布后，热闹的发放场面持续了四五天。

　　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让昔日的奴隶怎能不激动万分？只见他们忙着在自己刚分到的地里转来转去，有的用脚、用绳子一遍遍丈量；有的打上木桩，写上自己的名字；有的高兴得在自己的土地上打滚，喝酒，又唱又跳，晚上就睡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的在刚分到的房子里看来看去，个别人分到房子后，总觉得不踏实，不敢相信，反复问工作组的同志，是不是真的永远分给我们了？还有的穿着新领到的衣服，牵着牛羊，摸来摸去，把脸贴在牛脸上，高兴得不知道怎样才好。

　　在南木林县，当烧掉关于乌拉差役和人役税、地租、高利贷等用于压迫和剥削百姓的文件字据时，群众都高兴得叫着、唱着、跳着，天都黑了还都不愿回去。多角萨隆的一个奴隶，分得一间四面有玻璃的房子。他睡在这房子的软垫上，因太高兴和不习惯，一夜都没有睡着，直到天快亮时，他把被子拿到门背后铺在地上才睡着。还有一个农奴，分到了两匹马、一头牦牛、一头黄牛，给它们喂好草料后，他也睡了。但当他听到牲口脖子上的铃铛叮咚响时，觉得与平时不一样，不敢相信牲口真的属于自己。于是他拿着灯走到牲口棚里，一头头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怎么也睡不着了。

　　　　　　赤康村私塾教师巴珠回忆：群众对民主改革非常欢迎。过去很多人欠着债，这个债父父子子都还不完。有的人因为还不了债逃亡外地，搞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了。改革，他们当然欢迎了。民主改革后，差没有了，债也没有了，农田又分给了个人。土地是按人头划分的。有的地方地比较多，一个人能分到四亩，有的地方地少，一个人也能分到三亩，总之，有多有少。生产资料也是先集中起来，然后按照需要分给个人。包括牲口，也是这样分配的。属于赤康庄园的仍然属于庄园，属于塔巴拉章的属于塔巴拉章，剩下的分给负责放牧的九户牧民，还给几个穷苦人家分了牲畜。大家都很高兴，原来没有地的人分得了田地，原来只能进行无偿劳动的人收获了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样的结果是人人乐于看到的。

　　翻身农奴从内心感激共产党，感激解放军。原来很多藏民家里挂的都是达赖喇嘛像，民主改革后，又挂上了毛泽东主席像。

　　　　1959年统计，西藏全区贵族和大头人共六百四十二户，未参加叛乱的一百七十二户；大小寺庙二千一百三十八个，未参加叛乱的寺庙一千一百六十七个；约四千户农奴主代理人中70%未参加叛乱。对这些人占有的多余的生产资料都按照每亩地、每头骡马、耕牛等具体价格实行赎买。农奴主代理人本来没有土地，改革时，也按照当地农奴的一般水平，同样分给他们一份土地。

　　开始时，有些人想不通，认为“农奴主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现在改革了，还要对他们实行赎买，这样一来他们不是更富了吗？”认为“太便宜他们了”。一些赎买对象更是对这样“优待”的政策半信半疑，付赎买金给他们也不敢要。

　　针对这些情况，工作队进行耐心教育和说服工作。让大家都明白，民主改革依靠的是广大的穷苦农奴和奴隶，同时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特别是一些上层的爱国人士。只要爱国，就要公平合理地对待。当时已是西藏军政重要领导人的阿沛·阿旺晋美，坚持要将全部赎金退回，张国华和西藏工委的领导婉言拒绝，劝他当好“执行党的政策的带头人”。

　　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虽然实行了没收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农奴的政策，但仍按照当时一般农奴的水平分给他们一份生产资料，使他们生活有所保障。对转变了立场，而且确实有专长的还安排了工作。

　　回想1959年3月拉萨动乱的那十二天，曾任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拉鲁·才旺多吉觉得过得是既明白又糊涂。初始，军区为保护那些不愿参加动乱的上层爱国人士，曾建议拉鲁他们全家到军区大院来，予以保护。告之三次，但拉鲁没有来。他觉得，达赖对他的恩赐，噶厦封他庄园和土地，他是噶厦的高官，如今世面这样混乱，是噶厦的“危机时刻”，他不能不和噶厦站在一起。

　　3月10日那天，他奉命进宫开会，半路上得知四品官索朗加措被打死，另一高官被石头砸破脑袋，拉鲁急令司机开车回家。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两天参加开会，拉鲁刚提出打死人不好，就遭到别人一顿臭骂。他赶紧表态：“既然进了这个房子，在不得已时当然要豁出性命！”第四天，形势急转：大会秘书长要求再选出五名“新司令”，其中就有拉鲁。拉鲁3月13日就任“新司令”。没想到，14日，来了一伙全副武装的家伙要把“新司令”赶走。拉鲁回忆说：“眼前出现的一切，如同闪电一样。”他极度恐慌，担心可能是索朗加措第二……终于，3月19日，即第十天的时候，他获知“达赖喇嘛一行已于17日晚启程前往印度。罗布林卡卫教军的精锐人马走了一半”。天哪！都跑了！在危难时刻，扔下他悄悄溜了！拉鲁不能逃，他不能丢下快要生小孩的妻子。

　　20日早上，已听到解放军向罗布林卡方向进攻的枪声。道路已被堵截，而且可以看到双方在药王山上交火的情景。21日早上，枪炮声越来越密，拉鲁留下几个普通佣人守家，让妻子和孩子先行离开。自己带着三个佣人从住房背后一座楼房的窗口上跳出，躲进城郊普布觉寺。晚上，管家劝拉鲁快逃，拉鲁说：“不走了。以前解放昌都时，被解放军抓的人都没被杀，这次也不会被杀吧！”22日上午，拉鲁向解放军缴械投降。

　　群众批判大会会场设在当年的文化宫那个地方，到会的足有一万多人。大会一开始，农奴们纷纷跳上台去揭发、批判叛乱分子的罪行。大会越开越激烈，群众越来越气愤。突然，台下愤怒的人群吼叫着，高举拳头，潮水般地向拉鲁涌来。糟了！今天非活活给揍死不可！拉鲁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不料，汹涌而来的群众被拉鲁身边解放军干部拦住，一位排长张开双臂把人群和他隔开，不住地大喊着：“不许这样，要讲党的政策！”另一位用身体护住了他，始终没让他挨到一拳。

　　回到看守所，拉鲁躺在铺上，心情异常激动，心想：如果没有部队干部的保护，今天非被打成肉泥不可。他流下眼泪，深深感到共产党的伟大，对他这个叛军“总司令”、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如此关怀，通情达理。他说：“我服了！”

　　夜深人静，拉鲁彻夜不眠，初次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情景，毛泽东主席当年亲切会见、谈话，多少往事都涌上心头。他懊悔极了。如果不参加叛乱，就不会落到这般地步。那些上层爱国人士不都很受尊重，生活得自由自在吗？现在呢？只有好好劳动，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也许在晚年的时候，还有个光明的归宿。

　　　　　　1965年8月31日，拉鲁被特赦释放，同时获得特赦的还有噶厦司曹罗桑扎喜、仁希松多、布达拉宫侍卫长噶参云典等。军区首长向特赦人员颁发了释放证，并注明，如有不服，可在十日内上诉。拉鲁当场表示：“不用十天，我现在就申明，我完全服罪，我永不翻案！”

　　拉鲁提出务农要求。政府分给他土地，拉鲁和妻子整整十年从事农业生产。对于从未干过农活的拉鲁来说，困难可以想象。“群众确实是善良的，看到我们不会干农活，就耐心地教给我们，这对我们的教育很大。”拉鲁逐渐学会了种地、灌水、锄草、收割、打场等一整套农活，还获得了好收成。

　　1977年，拉鲁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1983年被选为西藏政协副主席。1981年底，他见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李维汉部长，大家都很激动，拉鲁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李部长，见到您，我非常高兴。但我也非常惭愧，我没有听从您的教诲，参加了罪恶的叛乱。”

　　李维汉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咱们都要向前看。二十多年了，你拉鲁的变化很大啊。过去你见我们时，是拘谨的、戒备的，现在呢？你多么爽朗，多么亲热。说明你真正认识了共产党，跟共产党了！”

　　拉鲁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要听共产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这不仅是我拉鲁个人的光明前途，也是我们西藏的光明前途！”

　　百万农奴站起来

　　“三反双减”结束，开始土改，次仁拉姆分到三只绵羊、一头奶牛、一间房子、一个水磨和六亩地。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这是幸福的泪水。“活菩萨啊！”次仁拉姆找到工作组说，“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巴桑原来的名字叫格桑，她的父母分别是西藏山南贡嘎县两个农奴主的奴隶。按照西藏旧法律，首先，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其次，如果男女奴隶分属不同的主人，生女孩归属于女奴的主人，生男孩归属于男奴的主人。巴桑的父母共生育两女三男。这样，巴桑和她的姐姐归属巴桑母亲的主人家所有，她的三个弟弟归属父亲的主人家所有。巴桑的母亲早逝，小弟夭折，巴桑的父亲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待孩子们慢慢长大一些，到了能干活的年龄时，先后被各自的主人叫去当奴隶，姐弟四人天各一方，孤苦伶仃。幼小的巴桑远离故乡，在拉萨的农奴主家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

　　1956年，巴桑19岁，她还是女奴，什么都没有改变。哲蚌寺对面就是军区八一农场和西藏工委七一试验农场。农场里有许多藏族工人，他们每天上班，下班，唱着歌走来走去，无忧无虑，其中还有巴桑很要好的朋友。

　　巴桑主人的庄园所在村里，有解放军的小分队。有时巴桑会坐在一边听解放军给穷孩子讲故事。听得多了，巴桑产生一个大胆的新念头，要投奔解放军，要寻找自由。

　　原本想约几个奴隶一起逃跑，可是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呢？农奴主肯定饶不了她，还会连累别人。要跑，一定要往远处跑，否则农奴主找解放军要人怎么办？藏历七月初，人们正忙着准备过“当巴伦布”节，忙忙碌碌，仓库门没有关。巴桑趁着黑夜，忍着刚被痛打后的伤痛，偷偷摸出门向远方跑去。她身穿一件破烂的藏装，腰上系着根牛皮绳子，光着脚，躲在对面的山上。逃到哪儿，解放军才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收留她呢？她想起当雄。当雄就在青藏公路边上，听说解放军在那里修机场。她白天不敢走大路，只好翻山越岭走山路。天黑后下山，再从大路上走。饿了，摘地里的豌豆角和山上的野果子充饥；渴了，喝山沟里流下来的水；困了，找个避风的地方打个盹，醒了之后继续往前走。一天晚上，她走在大路上，边走边想：一定要改个新名字，那样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在哪儿。她仰头看天，忽然看到了金星，藏语里的“嘎玛巴桑”。就这样，她给自己改了名字——巴桑。

　　走了五天六夜终于到了当雄。巴桑找到解放军说，自己是孤儿，没有家，求解放军留下她，哪怕做小工。刚好解放军在拉萨北郊盖房子，第二天早上，解放军用汽车送巴桑回到拉萨北郊，当了小工，先在炊事班帮忙挑水、烧火和洗碗，后送她学医。她汉语太差，无法与老师沟通，又安排她去学文化。总在拉萨附近转来转去，巴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生怕被原来的农奴主发现，再抓她回去。第二年，中央决定在内地办学，为西藏培养民族干部，要学员们自愿报名。巴桑高兴极了，恨不得马上离开拉萨的她急不可待地跑去报名。

　　1957年国庆节刚刚过去，巴桑就到了内地。1958年9月15日，巴桑读书的那个学校在陕西咸阳正式命名为“西藏公学”（今西藏民族学院），学制六年。从此，巴桑真正新生了。

　　她就是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的巴桑。

　　布德是藏北那曲地区巴青县拉西乡的牧民。巴青县偏僻贫困，布德一家常年住在羊圈里和牛羊一起睡觉。一年四季，布德都穿件爬满虱子的光板破羊皮袄，任凭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雪，都得去给牧主放羊。碰上大雪天，他又累又饿，生了病，出门晚了点儿，牧主管家就对他又踢又打。他光着脚走在雪地上，脚冻得裂开口子，鲜血直流。一天晚上，两只小羊羔被狼叼走了，管家不由分说，一边用皮鞭狠狠地抽打布德，一边呵斥他，硬揪着布德趴在地上吃他的大便。布德痛苦地说：“那时我还不如一条狗！狗还能吃饱，我很少吃饱，狗有自由，可以随便跑，我连点自由都没有。”

　　　　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来到那曲地区。1954年，青藏公路修建指挥部组织以转业军人为骨干的养路段，索县公路养护段在森林地带办了红旗林场，招收藏族农牧民当工人，布德就是其中一员。他第一次有了做人的权利，第一次按月领到工资，生活有了保障。

　　1959年初，以索县哲热本和绒布寺基索（管财务的上层喇嘛）为首的叛乱武装，杀害了林场负责人王宪章和会计邓宜宾，包围了林场。那时林场有干部、职工三十多人，叛匪数十倍于他们。大家虽英勇奋战，但粮食弹药越来越少，防御阵地日益缩小，情况十分危急。场领导决定派两名藏族工人化装成当地牧民，向驻扎在安多的部队送信求援。

　　任务落在27岁的布德和另一个工人身上。他俩换上羊皮袄，怀揣救援信，趁夜深人静，混出第一道封锁线。在第二道封锁线碰上了三百多名叛匪拦路盘问。布德沉着地回答说，自己是巴青牧民。另一工人却禁不住叛匪的威胁，承认他俩是林场工人，是给解放军送信的。

　　闻听此话，布德迅速将信塞进嘴里吞了下去。匪徒气急败坏地把布德捆起来，并把他绑在马的后面，让马拖着飞跑；还将他悬空吊起，把五六十斤重的盐口袋绑在他的脚上；扒光他的衣服，用皮鞭狠狠抽打他的前胸后背。一道道血印布满上身，鲜血往下滴淌，叛匪基索边打边问：“你是藏人，达赖喇嘛才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吃糌粑的藏人要起来反对吃大米的汉人。我只问你两条：你是跟达赖喇嘛走，还是跟毛泽东走？你是吃糌粑，还是吃大米？”

　　布德毫不屈服：“我当然跟着毛泽东走！糌粑、大米我全吃！我倒要问你：汉人究竟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反对汉人？”基索狂叫：“给我狠狠地打！看他跟毛泽东走，看他吃大米去！”布德被打得皮开肉绽，失去知觉。匪徒更加歇斯底里：“不能让他这么便宜地死，让他慢慢死！”基索接着命令：“先挖他的眼珠！”叛匪把布德放下来，解开绳子按倒在地，将一块凹形圆石重重地扣在布德头顶上，并重重地敲打石头，布德的两只眼珠被压挤出来。基索残忍地用铜匙扎进布德眼眶，恶狠狠地挖出眼球，抽出小刀将眼眶和眼珠间的筋肉割断，又将烧得滚烫的酥油浇进布德的眼眶里。布德晕死过去，匪徒们仍凶恶地朝他的头踢来踢去，狞笑着吼叫：“看你嘴还硬不硬？”布德被踢醒，恍惚中听他们说：“明天剁他一个手指，后天再剁一个，十天剁他十个，叫他慢慢死！”而此时的布德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金珠玛米一定会来救我，一定会消灭这帮匪徒！一定要坚持住，活下去！”

　　　　这时，军区已获悉林场被敌人围困的消息，派出部队火速增援索县绒布区，打跑了叛匪，解救了林场。

　　战后，索县公路养路段段长崔鸣琴派人寻找送信未归的布德，他们在哲热塘官寨的大门口发现了他。三天三夜没吃没喝的布德已奄奄一息。部队立刻将他送往那曲医院抢救。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布德虽然身体恢复了健康，但双目已永远无法重见光明了。布德紧紧地抱着解放军说：“敌人挖掉了我的眼睛，但我还有耳朵听党的话，还有手干革命，还有腿走社会主义道路！”

　　后来，布德被选为拉西乡乡长。1960年，布德在北京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曾任乡党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5年9月13日，布德在西藏巴青县逝世，享年73岁。

　　1926年，次仁拉姆出生在山南隆子县桑昂曲林一个破牛棚里。很小的时候开始阿妈就背着她给农奴主干活。次仁拉姆6岁开始给农奴主看孩子，8岁上山打柴，但凡不合农奴主的意，就会被鞭子抽得身上道道血痕。隆子县的冬天特别寒冷，没有铺盖，依偎着阿妈取暖，阿妈紧紧地搂着她，泪水“嗒嗒”地落在脸上。次仁拉姆12岁那年，她和阿爸阿妈分别被卖给两家农奴主。和阿妈分手时，阿妈看小拉姆身上只披着件破毡片，哭着脱下仅有的旧氆氇披在女儿身上；次仁拉姆大哭着死命抱住阿妈的腿，不肯分开，却硬被拖走，来到雅鲁藏布江北岸的乃东宗结巴乡。她没有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阿爸阿妈了。

　　“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

　　次仁拉姆二十多岁了，她爱上了一个朗生，怀上了他的孩子。领主发现后，大骂并赶走了她的爱人。孩子生在牛圈里，这孩子和次仁拉姆是一样的命运。孩子缺奶，总是啼哭，领主讨厌小孩哭，就用鞭子抽，大人小孩一齐打。一次孩子哭，领主硬把烂鞋子塞进孩子嘴里，次仁拉姆很伤心，但她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1959年，解放军平息叛乱的过程中，开始了民主改革，解放军和工作组到来了。次仁拉姆悄悄地观察了他们好多天，他们衣着朴素整洁，说话和气，哪里像谣传中的那种坏人？那天晚上，她生平第一次吃上工作组带来的白米饭，第一次听到了“平等，自由，当家做主”，好像一股甘甜的清溪流入心田。

　　　　“三反双减”结束，开始土改，次仁拉姆分到三只绵羊、一头奶牛、一间房子、一个水磨和六亩地。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这是幸福的泪水。“活菩萨啊！”次仁拉姆找到工作组说，“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1960年，次仁拉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她被选为结巴乡党支部委员。那时，乡长宣布可以自由组合农业互助组，忙乎了一天，最后剩下了十一户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干。包括次仁拉姆在内的这十一户都是原来的朗生。有人难过极了，说：“能飞的都组织起来了，剩下的都是过去住马厩的。”这十一户分到的所有东西加起来还不如两户中等翻身农奴的多。奴隶在农奴主家做杂役，没有农业耕作经验，难怪别人不找他们。晚上，大家都聚在次仁拉姆家里：“维啦（大姐），怎么办呢？”次仁拉姆说：“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羊毛也能捆住狮子，不要看兔子腿短，一样可以翻越高山。”大伙说，旧社会没有饿死我们，困难再大也比旧社会强。

　　十一户奴隶联合起来办“穷棒子互助组”，引起巨大震动。有人讥笑说：“小鸟再欢，身上不过二两肉；轻飘的炊烟经不住风吹；一人穷，十个捆在一块更穷！”次仁拉姆不在意人们的议论，他们咬紧牙关干自己的事。关键时刻，乃东县委和县政府给予他们支持和物质帮助，大伙的劲头更大了。他们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教，翻地、施肥、撒种、除草。这是奴隶们第一次当家做主人啊！

　　“古绒”是专供达赖喇嘛吃的一种白颜色的优质青稞。过去，领主放言说，普通人不能随便种植、更不能享用这优质青稞，否则就要“灾祸上身”。次仁拉姆不信邪，当年试种当年获得丰收，被誉为“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第二年扩种，每亩产量七百多斤，超过普通青稞一两倍。第三年春播时，这种良种青稞便在全乡和全区推广开了。“朗生互助组”的名声越来越大。1963年，次仁拉姆被推荐为国庆参观团代表，到北京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后来，次仁拉姆成为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劳动模范，先后担任过结巴乡党支部书记、乃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60年初夏，新华社记者林田再次来到美丽的山南地区。雅鲁藏布江及其南岸支流温暖的河谷平原上油菜花盛开，青稞开始抽穗。碧绿如绒毯般的田野上，一群群翻了身的藏族妇女忙着除草、灌水，不时传出嘹亮悠扬的歌声。

　　山南的农奴翻身了，第一次过上和平自由的生活。历史上曾经是西藏政治、文化中心的泽当古城所在的乃东县，大片肥美的土地都是参加叛乱的大农奴主的庄园。自从山南军管会宣布，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今年实行“谁种谁收”（秋后再分土地）以来，群众的积极性特别高涨。世代在庄园主的土地上作奴隶、服劳役的男男女女自动组成了生产小组，共同耕作，锄草放水。他们说：“像是摘掉了生牛皮帽子。”

　　泽当附近有上万亩土地靠一条大渠灌溉。这条渠因年久失修，每到雨季总要淹没一些土地，雨少时水量不足又闹旱灾。那时给农奴主耕种差地的农奴们想修，但因差役太重无力修。平叛后，农民协会一号召，翻身农奴自动集合起来，举着红旗，来到了渠上。他们和驻地解放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组成了数百人的修渠队伍，从几里路以外的山上背来石块、石板，把堤岸和渠底铺好打实，运石的长蛇阵中欢乐的歌声此起彼伏。泽当镇农协主任坚赞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快活地劳动过。因为小孩子也明白，今天我们劳动是为自己了！”只用了六天，大家就把这条百里大渠中破坏最严重的一段彻底修好了。

　　乃东区正开展“三反双减”运动，农民协会发现田里草多了，就组织起许多拔草队。解放了的奴隶安了家，也来参加打草，四五天内就把三千亩青稞田里的杂草拔得干干净净。祖祖辈辈做奴隶的次丹拉姆告诉林田：我们打的这些草，晒干贮存起来，明春喂庄园耕牛，这些牛很快就是我们的了。

　　民主改革中欢欣鼓舞的翻身农奴，开始自由地建设新生活。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变革。它摧毁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使占西藏绝大多数人口，长期受压迫、被奴役、毫无人权的百万农奴得到解放，为世界的人权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而这一伟大的事业，正是故事中的那群人一步一步走来，一点一点付出而铸就的。

　　他们在我的心里，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