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娃娃的汉族妈妈

　　晚饭时开门一看，啊！那个孩子又坐在石阶上了！他抬起头来，直瞪瞪地望着我。那一对亮晶晶的渴望母爱的眼睛，就像小羊羔望着妈妈。我感动极了，张开双臂一把抱起孩子呼喊着：“收下你了！我的孩子！”小阿旺笑了，又哭了！我也流泪了。藏族战士顿珠边跑边欢呼着：“收下了！收下小阿旺了！”……

　　亚东一位抗英老人白杰有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活了八十三岁，也盼了八十三年，终于盼来了解放军，把我们从帝国主义魔爪下解放出来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像天空中的金太阳，溶化了喜马拉雅山上的万年冰雪，温暖了我们藏族人民的心。我这样大的年纪，什么样的军队都见到过，清朝的，英国的，印度的，还有我们西藏的，没有哪一支军队像你们这样好，爱百姓，守纪律，能打仗，会劳动，谁见了谁夸奖……”这位老人的话，反映了西藏人民的心声。藏族百姓把人民解放军，当作了自己最亲的亲人。

　　进藏的解放军指战员们，利用一切条件为广大藏族群众做好事，谋幸福。藏族百姓把金珠玛米所做的一切看在眼里，用他们最清澈明亮的眼睛仔细辨别：是谁把他们当牛做马，是谁给了他们真正做人的权利；是谁让他们在黑暗中没有尊严痛苦地活着，是谁把金色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半个多世纪前的《解放军报》，曾以图片新闻的形式报道过王季秀的事迹。那张黑白的老照片，王季秀珍藏至今：两位藏族同胞送来的锦旗上用汉文和藏文写着：“愈我疾病，如同再生”，几个年轻的“白衣战士”面带笑容和他们合影，站在藏族老大爷身边的，就是当时年仅20岁的十八军医院妇婴科医生王季秀。

　　1951年，王季秀从军医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十八军。1952年4月的一天，甘孜，驻军医院里来看病的藏民和往常一样络绎不绝。上午10点多钟，一名藏族孕妇被五六个强壮的藏族汉子抬进了医院急诊部。那天正好王季秀当班。

　　一个急得满头是汗的男人用藏语连说带比画地向王季秀求助。她发现病人是一名患有重症脓毒血症的孕妇，她的腿脚、手臂上有好多脓肿，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恶臭。王季秀检查时连口罩都没带，她尽量显得轻松平常。

　　那孕妇从昏迷中醒过来以后，一直低着头，盯着墙角。王季秀让翻译告诉她，只要配合治疗，病是会治好的。王季秀切开她身上的脓包，仅在臀部一下就排出了一千多毫升脓血。她又专心地清理伤口上蠕动的蛆虫，有的蛆虫竟顺势爬到她的手臂上，她毫不在意。孕妇的丈夫揉搓着粗粗的大手，看着这名年轻的“白衣菩萨”，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王季秀每天都在这位孕妇身上排摸一遍，摸到肿块，就小心地切开，排出脓血。一个多月后，孕妇的伤口痊愈，还顺利产下一个胖小子。

　　“孩子的爷爷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给我们送来了一面大锦旗，还非要让孩子给我当干儿子。”王季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是像当年那样不好意思：“那时候，我还是个20岁的大姑娘呢，哪好意思呀。可藏族人民的一片心意，不好拒绝，所以只好红着脸认下了。”从此，20岁的汉族军医就有了一个藏族儿子。

　　那是1959年春，文工团的女兵赵邦玲被派到拉萨郊外白定乡工作组任党支部书记，参与当地的民主改革运动。一天早上，她和工作组的同事以及村干部正在开会，听说强巴曲吉家的墙倒了，5岁大的儿子普布被压在了墙下，她立刻赶了过去。

　　当时，小普布双目紧闭地躺在父亲怀里，前额有一部分被砸得陷了下去。乡亲们纷纷哭着恳求书记救救孩子。赵邦玲立即带着强巴曲吉父子直奔县医院。县医院条件有限，医生说，附近有个农场条件好些，骑马大约要四个小时。

　　赵邦玲二话没说骑上马，又领着强巴曲吉父子直奔农场。到了农场，已是傍晚，孩子脸色青灰，呼吸微弱。农场的医生说，伤势太重，只有送到拉萨解放军总医院才有一线希望，可是去医院没有车，骑马要一天多的时间，只怕孩子坚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赵邦玲问，有没有近一点的路。医生指着窗外远处的雪山说，翻过这座雪山就能到拉萨，只要四个小时，但路很难走，晚上要翻过这座大雪山是不可能的，要去也得等第二天。

　　赵邦玲决定冒险一搏。她先一个人骑马上山去探路。山路崎岖险峻，一侧是笔直的石崖，一侧是阴森的深渊。夜色更深，寒风愈加猛烈，月亮隐入乌云，整个山峦笼罩在黑暗中。她没有退路，必须想法救活普布这孩子。待登上山顶，放眼望去，一片连绵起伏、望不到尽头的山峦。她再掉转马头下到山坳，奔向另一座山岭，到了山梁一看，山峰壁立千仞，像一座屏障，哪里还有路？马累得在原地打转，赵邦玲把马拴好，四肢攀缘着下到乱石林立的山沟。天边已渐透亮，她这才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又回到了昨晚从医院门前出发的那个大坝子！

　　回到农场，摸到小普布还有微弱的心跳，赵邦玲忍着全身的伤痛，抱起孩子，带着他的父亲直奔公路，拦下一辆去拉萨的过路车赶往解放军总医院。一路上，赵邦玲紧握小普布的手，轻声地叫着他的名字。

　　孩子得救了。一个月后，小普布回到村子，一见赵邦玲，就跑过去紧紧抱住她，大声喊着：“阿妈书记啦！阿妈书记啦！”孩子的爸爸不知怎样才能表达心中的感激。工作组离开那天，小普布一直紧紧地搂着赵邦玲不肯松手。车慢慢启动，车窗外传来小普布撕心裂肺的哭喊：“阿妈书记啦！阿妈书记啦！”

　　多年后，赵邦玲离开西藏，转业到上海工作，可她还是常常梦见普布，梦见乡亲们。她常说，“总有一天还会回去！”2000年春天，赵邦玲回到阔别三十年的西藏，费尽周折终于找到普布。已是中年汉子的普布狂奔过来，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抱住，用额头频频地碰着她的额头。多少年的思念和牵挂，让眼泪奔涌而下。普布的妻子告诉赵邦玲，普布的父母早已过世，普布常说，他还有一个妈妈，就是阿妈书记啦！“他担心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分别的时候，全村的乡亲都来送行，赵邦玲和普布紧紧相拥，直到有人轻轻地拉开他们。车启动了，普布像5岁时那样，又一次哭着紧跟车往前跑，直到消失在赵邦玲的视线里。第二天一早，普布和表哥一起，提着好几个大热水瓶，走了十几里路赶到赵邦玲住的县招待所，热水瓶里装的是他和妻子一夜没睡打好的新鲜酥油茶、青稞酒和牛奶。再见“阿妈书记啦”，中年的普布竟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出声来。不擅言语的普布，一直由表哥代为诉说思念之情，他则在一旁，不停地给赵邦玲倒上牛奶、青稞酒和酥油茶，发现赵邦玲爱喝牛奶，他就抱着装牛奶的热水瓶守着，赵邦玲喝一点，他就马上续一点。

　　终于还是要分别。上车了，赵邦玲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普布也是泪流满面，紧握着她的手，还用身体使劲顶住打开的车门，生怕它关上。车门，终究还是关上，普布再一次跟着汽车拼命往前跑，一路跑一路喊：“阿妈书记啦！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如果今生不能，来世我也会来看你！”

　　回到上海，赵邦玲久久不能平静，给普布的表哥打了好几次电话，询问普布的情况。得知在她离开的当天，普布哭了一晚，后来几天就像丢了魂似的经常发呆，还说今生今世都会为她祝福！赵邦玲请表哥转告普布：“我也永远会为他祝福，我也一定会兑现我的诺言，把他的孩子接到上海，培养成才，让我们的感情延续。”

　　2003年，赵邦玲把普布12岁的女儿拉姆卓嘎接到上海自己家，安排在上海共康中学读书，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孙女一样，关心小拉姆的学习，照顾她的生活。小拉姆像父亲一样深爱着“上海奶奶”。在一篇作文中，她写道：“我奶奶曾是个解放军，她是个无名英雄，当年在西藏时，如果不是她用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去挽救我爸爸的生命，怎么会有现在的我呢？我们那儿的人，都叫我奶奶是‘阿妈书记啦！阿妈书记啦！’她是我心中最伟大的人！”现在，小拉姆是大连民族学院外语系2014年大学毕业生了。

　　一天，边防站召开军民座谈会，吉隆区区委书记巴桑提出要杨星火帮她办一件事。她说，吉甫村有个孤儿名叫阿旺次仁，未出世前他阿爸就死了，后来他阿妈又死了。阿妈临死前有个遗愿：“我死后让儿子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去内地学习，回西藏当干部！”

　　巴桑书记对杨星火说：“听说你在西藏工作过二十年，对西藏人民感情很深，我就把阿旺交给你吧！”杨星火的心情非常矛盾：“西藏人民哺育了我二十年，我为他们抚养一个孤儿，是义不容辞的。然而，我又有困难。当时已有一儿一女，自己从事写作，每年都要下部队，爱人老唐工作很忙，左肾因结核病切除了，只剩下一个肾，还有炎症。里里外外都由他一个人忙，已经很累很不容易了！再带一个孩子回去，行吗？”杨星火把自己的困难告诉了巴桑，并答应先发个电报回去征求老唐的意见。巴桑十分理解地叹息说，“是呀，抚养一个孩子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啊！”

　　电报发出去一个礼拜了，没有老唐的回电。就在这天中午，杨星火打开门，发现门前石阶上坐着一个藏族孩子，赤着脚，浑身只围了一块破麻布片。她吃惊地问，这是谁呀？藏族战士顿珠说，这就是要你抚养的那个孤儿阿旺呀！杨星火赶紧掏出几颗奶糖给孩子说：“你先回去吧，等成都来了电报我再去接你！”孩子吃着糖，摇摇晃晃地走了。晚上，杨星火怎么也无法入睡，闭上眼睛，就看见阿旺摇摇晃晃的身影。摇着晃着，那孩子的身影似乎又变成了她那死去的小女儿的身影……

　　杨星火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这样记述第二天的情景：

　　天啊！过去我为了西藏，没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小女儿，她死在车轮下了。如今，这个没人抚养的藏族孤儿，我能看着他这样孤苦伶仃地过日子吗？想到这里，我的心颤抖了！这天下午，我闭门写了三个钟头。晚饭时开门一看，啊！那个孩子又坐在石阶上了！他抬起头来，直瞪瞪地望着我。那一对亮晶晶的渴望母爱的眼睛，就像小羊羔望着妈妈。我感动极了，张开双臂一把抱起孩子呼喊着：“收下你了！我的孩子！”小阿旺笑了，又哭了！我也流泪了。藏族战士顿珠边跑边欢呼着：“收下了！收下小阿旺了！”边防站副站长高声喊着：“炊事班长，快烧锅热水洗洗娃娃呀！看他一身那么脏，晚上怎么上床睡觉啊？”

　　吃过晚饭，我关上门窗，用连队的大木盆给阿旺洗澡。我给他抹上香皂，用毛巾给他洗呀，洗呀！忽然，我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抬头一看，玻璃窗外挤满了藏族乡亲。一位老阿妈流着泪说：“孩子的妈妈是个瞎子，生出来就没给他洗过澡啊！……”

　　几天之后，杨星火带着阿旺回到拉萨，住在西藏军区第一招待所。同志们纷纷传说：“杨星火这次采访带回来一个藏族儿子！”

　　杨星火的文章接着写道：

　　给阿旺办户口时我费了点心思。阿旺次仁的名字改为唐雪兵，希望他长大回雪山当哨兵，藏族改成了汉族，出生地改成了四川叙永县（老唐的故乡），在别名一栏里，我填了“阿旺”二字，作为一个伏笔。等他将来长大了，送回西藏，再恢复他的本来面目……

　　我把藏族儿子带回成都。在成都军区大院温暖的阳光和春风中，把雪兵从3岁抚养到16岁，从一个不识字的孩子，培养成高中毕业生。然后，送他回拉萨考上了西藏大学，恢复了他的藏族名字阿旺次仁。大学毕业后，阿旺在最艰苦的那曲地区当了五年中学教师。后来西藏进出口商业检验局招聘人才，阿旺考上了，调回拉萨工作。1997年春，他又被派到西藏边防前线的樟木口岸商检局任办公室主任，在商检战线为祖国把守边关。

　　杨星火对藏族儿子全部的爱，对西藏人民全部的情，都汇聚成文章最后部分的两句话：

　　孩子长大了，有了工作了，当了干部了，我这个做母亲的也感到欣慰。我想，阿旺次仁的亲生阿妈，也会含笑九泉吧！

　　军人情怀父母心

　　李俊琛听说不许下车，急得直冲到车门前，司机不敢开门，她控制不住大声地喊起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从拉萨过来的，三年没见儿子了！”李俊琛大哭起来，激动地用拳头打车门，边打边哭：“我孩子生下28天就离开了。我还要去北京学习，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啊！我要看我的儿子！”……

　　1951年7月，抢修甘孜机场时董宏侠因临近分娩而住进了军医院。那时，部队尚未来得及建立正规医院，因陋就简，把山坡上较为集中的数间藏民的房子作为临时医院的房舍；把被牛粪熏得黑黑的房子打扫干净，支起门板做病床，就算是病房了。公路才修通部分路段，物资运输困难，医疗器械及药品多数情况下只能应急。

　　随着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护士将一个男婴抱到董宏侠身边。她充满爱意地看着孩子被“解放”的小手小脚手舞足蹈。伴着啼哭，孩子微睁的小眼上方的八字眉，高鼻梁，薄嘴唇，简直和他爸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董宏侠忧虑地注视着因营养不良而显得瘦小的孩子：“他能适应高原吗？我养得活他吗？”她把孩子小心地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亲着他那红红的有皱褶的小脸。

　　每一个在高原孕育过新生命的女兵，都格外能体会到做母亲的不容易。从怀孕起，就必须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董宏侠写道：

　　一次次的转移行军，背上的背包、米袋少说也有三四十斤，没怀孕对我来说不算回事，可怀孕后随着小生命长大，腿就像灌了铅似的，走起路来不那么利索了。遇到泥泞下雨天，地上的黏土专门和我作对，紧紧地黏在我的鞋上不让我走，有时还和我恶作剧，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把我拉倒，我忍受着疼痛，咬着牙手撑着地吃力地爬起来，一跛一拐疾步走入部队行进的行列。小东西没有被摔伤，和我一样顽强，还不时调皮地在肚子里折腾。

　　儿子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董宏侠感到如释重负。哪知道仅仅三天的时间，一个原本先天不足的小生命没能再承受寒冷、缺氧的打击，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孩子的爸爸外出执行任务，还没来得及和孩子见上一面！一个星期后，毫不知情的爸爸冲进病房……夫妻俩怔怔地坐着，相对无言。时间凝固了，不知过了多久，丈夫沉重而痛苦的声音响起：“宏侠，不要难过，想开点，还有好多事等我们去做呢……”

　　李碧苍和妻子黄素民一起进藏，李碧苍任五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黄素民一直在拉萨的军区后勤部任打字员。

　　1957年，黄素民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夫妇俩高兴地给孩子起名字叫“世峰”，“世界高峰”的意思。不久，李碧苍调到日喀则工作，不在妻儿身边照顾。孩子刚满月，黄素民就抱着孩子，坐着牛皮船过雅鲁藏布江去找他。因为高原缺氧，刚刚四十天大的孩子哭了整整一天，看着他喘不上气来的样子，21岁的黄素民来不及去找孩子的爸爸，抱着孩子跑到日喀则医院求救。黄素民说：“孩子到了那里已经快不行了，一吸氧就咯血……孩子最终没能救过来。孩子没了，我自己一路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团部的……”孩子只存活了四十多天，黄素民伤心欲绝。

　　四年后，李碧苍又调至林芝农场工作。黄素民在拉萨一直坚持工作到怀孕八个月时，医生叮嘱她马上休息。她想起生第一个孩子的经历，一心想着去林芝农场，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有丈夫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

　　1961年2月，在一位朋友的帮忙下，黄素民找到一辆可以搭乘去林芝的大卡车，她带着分娩和坐月子需要的东西上了路。中途在皮康兵站歇脚，黄素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一天，差点成了她和肚子里的孩子生命的最后一天。

　　第二天早上天不亮，黄素民开始腹痛。不到7点钟，黄素民就要生了。偏偏不凑巧，兵站唯一的医生送病员到拉萨去了，兵站里没有人可以帮忙。兵站的木板房子里四面透风，孩子生出来四十分钟，还没有找到人来帮忙。黄素民绝望地看着刚刚出生的小生命的脐带与自己连在一起。孩子，你能活下来吗？

　　兵站的人好不容易找来一个路过部队的司药，他年纪轻又不懂临床医疗。小司药勉强帮黄素民把孩子的脐带剪断，用布把孩子包起来。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闻讯赶来的李碧苍才出现在黄素民的面前。虚弱的她，一整天只喝了一碗红糖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小小的新生儿此时已冻得全身发紫，口吐白沫。附近实在找不到会救助的人，李碧苍只好抱着母女俩坐车赶往林芝，那里有参加平叛的五十四军一三四师卫生营。从皮康到林芝两百多公里的路，一路颠簸走了近六个小时，路上黄素民一直出血不止，垫在她身下的军大衣几乎被鲜血全部浸透。到卫生营时，黄素民由于失血过多，已经出现心力衰竭和休克。卫生营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有血库，怎么办？医生们到附近部队、农场找来了四十多个战士，现场验血、献血、输血。经过抢救，黄素民缓了过来。

　　卫生营没有新生儿温箱，只好把奄奄一息的孩子放在一个自制的小木箱里，摆上六个温水袋，替代新生儿温箱，再由四个特护轮流照顾治疗……孩子活了下来。夫妻俩给这个有顽强生命力的孩子取名“李韧”。

　　来自西藏军区成都保育院半年一次的汇报信，曾经是身在拉萨的杨一真和王孟真获悉儿子身高、发育情况的唯一渠道。“每次收到信，我就要哭半夜。”直到现在，王孟真一说起来，眼泪还是差一点夺眶而出。

　　“那时，不管是因为想念孩子，还是因为汇报信上的坏消息，每次都会大哭不止。老大是个女孩，孩子才十一个月大时，就离开我们送到成都保育院。分别时，孩子在屋里面哭，大人在屋外面哭。我们了解孩子的情况，只有通过保育院每半年一次的汇报信。我们的孩子到一岁半还不会走路，后来做了手术，才知道是缺钙，髋关节脱臼，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直到大女儿6岁时，杨一真才把她从成都保育院接到拉萨，一家人团聚。

　　也许是对解放军叔叔有着天生的好感，到拉萨后，女儿很听杨一真的话，很快认下了他这个爸爸。可任凭爸爸一路做工作，女儿见了妈妈，摸也不让摸，碰也不让碰。王孟真带她回家，路上她还问：“我的妈妈在哪里？”前车之鉴，王孟真生第二个孩子时，无论如何也不肯送走。她请来藏族保姆，把孩子放在自己身边带，直到4岁时才送回河南许昌老家。

　　舞蹈《洗衣歌》的创作者李俊琛直到晚年，看见别人亲热地抱着孩子和孩子玩，还是会特别心酸。孩子出生后到3岁，这一段本该是母子相处的最美妙的时光，但对李俊琛来说，却是一片空白。孩子的许许多多第一次，她永远地错过了，永远地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1958年8月，李俊琛回河南开封老家生完孩子，很快撇下儿子匆匆赶回拉萨执行演出任务。三年后，她有幸被选派到北京参观学习，期间有短暂的两天假期，终于能顺路去四川大邑的军区保育院，看望自己后来托人送到那里寄宿的儿子！

　　李俊琛赶到成都，搭上去保育院的班车。眼看就要见到儿子了，中间却出现了意外。班车途经一部队医院时，一个女兵招手搭车。可当班车停到保育院门口时，保育院的领导却挡在车前，不让司机开门，车上的人一个都不能下来！原来刚才搭车的女兵是正在住院的传染病患者，部队医院正到处找她，想到她可能来保育院看孩子，赶紧通知了保育院。

　　李俊琛听说不许下车，急得直冲到车门前，司机不敢开门，她控制不住大声地喊起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从拉萨过来的，三年没见儿子了！”李俊琛大哭起来，激动地用拳头打车门，边打边哭：“我孩子生下二十八天就离开了。我还要去北京学习，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啊！我要看我的儿子！”最终，保育院决定给车上每个人采取消毒措施后才放行，让李俊琛排在第一个。

　　孩子被领出来了。李俊琛冲到儿子面前，抱住他，泪流满面，贴着他的小脸亲了又亲，没想到儿子却吓得哇哇大哭，拼命从她怀里往外挣，又跑回保育员身后，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后把头转了过去。

　　那一刻永远定格在李俊琛心里：“我特意买了糖哄孩子，可孩子根本不认我，给一块糖让他叫‘妈妈’，他还是叫‘老师’。”后来，李俊琛不想再和儿子分开，硬把儿子接到了西藏。孩子爸爸也在军区文工团工作。回到西藏，李俊琛高兴地带儿子去看演出，指给他看哪个是“爸爸”。谁料，儿子指着台上一群男演员说：“好多爸爸喽！”“那时孩子认为穿军装的解放军都一样。”她说。“大儿子今年50岁了，到现在跟我在一起还是很客气，从小就没有撒过娇……”

　　“我们小时候不能和父母在一起”，“总是住幼儿园、学校，没人接”，“父母亲都在西藏”……“他们在西藏”，这是绝大多数进藏部队人员的子女两三岁就懂得的事情，但是西藏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只知道父母为了西藏必须离开。

　　感情上的疏离，也许可以通过时间慢慢拉近；而孩子们因父母的原因，落下的残疾，那些早逝的小生命，对许多“老西藏”来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作为女人，作为母亲，那是一种痛彻心扉的情感，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为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为了更多人生活更好，他们把这一切都埋在了心底。

　　把娃娃们放在心里

　　一进门，见到一男一女两个中年军人，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我日夜思念的父母亲，我心里喊着“爸爸，妈妈”，但是发不出声来，只有泪珠儿伴着嘿嘿地傻笑。弟弟少毓极规矩地行了个礼，有礼貌地叫着“叔叔阿姨好！”我一把拉着他说，是爸爸妈妈！弟弟愣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1950年春，十八军先头部队进藏前夕，为解除进藏部队干部子女教育、管理的后顾之忧，军党委决定并责成十八军留守处（后来的西藏军区留守处）组建自己的子弟学校。留守处处长王兴友毅然受命，开始筹建十八军子弟小学。

　　组建子弟校的命令下达后，军长张国华立即找到王兴友语重心长地说：“兴友同志，你知道为什么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吗？因为我们了解你能独当一面，能挑重担，能很好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然而这次任务不同于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也不同于在后方完成支前任务，而是要你这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去完成办学校的艰巨任务。这个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前方将士能否安下心来建设西藏、保卫边疆，是我们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你没有文化不要紧，你要依靠有文化的人，去团结他们，用革命传统去教育他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开创军队办学的新事业！兴友同志，我们知道你在任务面前从来不会讲价钱、喊困难。所以我向你郑重的承诺：办学过程中我们鼎力支持你，要人给人，要教学地方给教学地方，要钱给钱，要学生我们向各师、团发动员令让他们把学生送过来。”

　　于是王兴友这个放牛娃出身、在历次战斗中负过十一次伤、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老红军战士带着军长的嘱托和承诺，肩负军部办子弟学校的使命在乐山城中走街串巷，选定了子弟学校的校址；到军大八分校和妇校挑选了十多名刚刚参军的中学生，分别担任教学老师和生活老师；各师、团干部的子女也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到了新校区，子弟校有了第一批年龄不一的学生，大的有20岁的，小的只有五六岁。仅仅月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子弟小学抢在大部队进军西藏之前，在风景秀丽的乐山城里诞生了！而十八军的全体将士们则多了一份思念，多了一份牵挂。

　　当过父母的人，都知道牵挂孩子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当年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他们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度过的童年？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从西藏军区留守处保育院和成都八一校里走出来的。当他们听说我要在这本书里讲述他们的故事时，都毫无保留地把他们遥远的记忆托付给了我。这些沉甸甸的记忆，是十八军孩子们所独有的。

　　王素彬的记忆，细腻而清晰，仿佛就在昨天：

　　人，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记忆？我记事在四川大邑县唐场镇。

　　门前，高高的大门在我们身后发出“砰”的响声，隔断母亲远去的身影。母亲急着进藏，带走了不满一岁的妹妹，将不到三岁的我和哥哥送到这里——西藏军区第一保育院。进藏将士的孩子全部托付给了军区留守处，我们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留守儿童。

　　望着那急匆匆离去的脚步，惊恐无助的泪珠挂在脸上，隐隐约约间感觉母亲的远去，家的纽带从此被距离、时间隔断。

　　朦胧中，老师轻轻牵着我的手，将我带进了一片陌生，这里，我们将尝试用集体生活独特的方式去触摸、感悟世界。这里，我们将学习人生最基本的全部：规矩、底线、珍惜、分享。3岁的我和我的小伙伴，开始了人生独立的轨道。

　　集合、排队、紧随老师、吃饭、睡觉、统一行动。改良版温柔的集体生活，早早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纪律、什么是规矩、什么是团结、什么是友爱。与父母离别刻在孩子心灵的阴影，偶尔还会在梦里想起，但新储存的记忆里保育院已经成了家，老师和小朋友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要上学那年母亲回来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阴天，老师将我领到一个阿姨面前，指着她，告诉我，这是你的妈妈，接你回家。

　　“妈妈”，这两字，我怎么感到这么的陌生，四年了没有张嘴喊过。四年，家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父母，已经变成一个符号。我低着头，咬着嘴唇，任凭老师的催促，始终没有发出“妈妈”的声音。

　　跟着妈妈回家，父母在西藏多年，内地哪里还有家啊，只是暂时住在父母亲一个老战友家里。

　　去的地方有好远的路，是成都郊区，全是农民的菜园，绿油油能嗅到成熟的芳香。一条小路因为毛毛雨变得泥泞，妈妈背着我，不停地询问，我心里别扭地趴在妈妈背上，我，再次选择了拒绝，拒绝迟来的亲情交流。我实在不想和陌生的妈妈回家，我想回保育院，想回到老师、小朋友身边，回到不久要演出的舞台。时间已使保育院长大的孩子忘记了家的温暖，忘记了父母的慈爱。那“叔叔”、“阿姨”的称呼，伤透了父母的心，这些在枪林弹雨里拼杀、流血也不流泪的军人，在缺失、漠然的儿女情感面前只能长吁短叹。

　　雨，继续地下着，小路上，妈妈背着我走着。

　　多少年，每一次的路过，我都想流泪，我都会想起泥泞路上那温暖的背。

　　十八军后方医院政委贾珍的女儿贾少敏现在讲起那一段往事时，已将小时候的茫然化作了浓浓的亲情和思念，化作了深刻的理解、深深的感叹：

　　1953年，我的妈妈生了妹妹少磊不久，父母就带着我、弟弟少毓、襁褓中的少磊从成都坐火车到重庆，转换船到武汉，又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北京转客车回到老家河北肃宁县探亲。弟妹们都小，少毓3岁，少磊才几个月，我们家这么大的动静，我隐约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果然从老家回来后，父母亲接到进藏的命令，由于当年西藏地区的特殊原因，一个子女都不能带，父母作为军人，肩负着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神圣使命，做出了保国家舍小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决定，我和弟弟被送到了保育院，半岁不到的妹妹少磊被送到了婴儿园，就这样，父母离开了三个年幼的子女进藏了。

　　这一别就是数年，从1953年到1960年，我们兄妹仨相继先后从保育院相聚在八一校。每隔一年半载，父母的战友回成都，顺便代父母来学校看看我们，我们也习以为常，对来看我们的叔叔、阿姨非常有礼貌，快乐地和叔叔、阿姨玩半天。这半天肯定第一件事是要去照相，给父母带回，二是要向叔叔、阿姨如实汇报我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就这短暂的一天中，我们仨也其乐融融，享受着遥远的父爱和母爱，对叔叔阿姨叫个不停，已达到对父母思念的释怀。

　　有一天生活老师告诉我，带上你的弟妹到校长办公室，有人来看你们了，我以为又是哪个叔叔阿姨来了，喊到少毓，叫上少磊，一路小跑直奔校长办公室。一进门，见到一男一女两个中年军人，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我日夜思念的父母亲，时光定格在那一刻，我心里喊着“爸爸，妈妈”，但是发不出声来，只有泪珠儿伴着嘿嘿地傻笑。弟弟少毓极规矩地行了个礼，有礼貌地叫着“叔叔阿姨好！”我一把拉着他说，是爸爸妈妈！弟弟愣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喷发出几年来对爸爸妈妈的思念之情，他把爸爸妈妈的模样都搞忘了。我拉着妹妹少磊告知她是爸爸妈妈时，她有些茫然和陌生，还有点不知所措。这也难怪，父母离开时少磊才几个月，这个突然现实对她来讲，确实需要适应、理解、磨合的过程。当时我看见我爸，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眼睛湿润，用他那双大手在我们三个的头上轮番地抚摸着，我妈把我们三个揽在怀里，挨着亲我们，为我们擦泪，安抚我们，我们仨如小鸡待食一样在妈妈怀里叽喳着，争先恐后地说着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活，坦荡甜蜜地叫着：“爸爸”、“妈妈”，释放着多年思念的委屈，享受着一家团圆的幸福。回到招待所后，我们见到了妈妈在西藏波密生的小妹妹——贾少波。

　　我父母为他们终生信仰的奋斗目标，毅然离开了一双绕膝的儿女和嗷嗷待哺的二女，离开时，他们的心在流泪，在流血。而我们在最需要呵护、关爱、情感交流、人生观教育时，父母远离了我们，我们只能用个人利益服从了国家利益来解释。父母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我们家每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重大的牺牲，特别是少磊，在和父母情感建立中，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精力和更长的时间代价。

　　五十年过去了，人人都经历了种种人生的磨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亲情，总能把生命中的不如意慢慢地化解。个人的命运和情感都深深地嵌进浩如烟海的时代变迁中，都将成为历史的一个符号。

　　贾少磊接着姐姐少敏的回忆，继续延伸着对父母无尽的怀念：

　　随着岁月的流逝，父母相继去世了，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我看见了一张褪了色的照片。我坐在父亲的腿上，嘴里吃着我的小手，两眼有神地凝视着前方，母亲搂着站着的哥哥。父亲在相片的背后写下了“进藏前留念”五个字，多么珍贵的照片呵！看着它，我的眼睛湿润了，泪水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的心在颤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好像明白了很多，好像知道了一切，可是再也无法挽回，我内疚，我自责。

　　那时的我怎么知道，爹娘就要离开我进藏了，不到半岁的我从此与父母天涯海角数年，这不仅疏远了与父母的距离，更疏远了与父母的情感。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再见到我的父母，心里已经没有家的感觉，没有亲情的依恋，就如我姐姐说的，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那个时候，父母的心同样受到伤害，儿子管他们叫“叔叔”、“阿姨”，女儿嘴里喊不出“爸爸”、“妈妈”，他们的心真的在流泪，真的在流血，这是一段扭曲了的感情。为了尽快燃起我对家的温暖，尽快从心底回到父母身边，三年级后我转学回家了，即便是回家后，在感情上好长一段时间也是格格不入的。

　　而西藏军区保育院、西藏军区八一校在我的一生中，特别是生命的前十年，就犹如我的父母，是那样的舍不得，那样的依恋，那样的念念不忘，是他培养了我，是他教育了我，他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是我梦里重复的故事，是我今生今世永远不停的思念……

　　张均和祁奋的女儿张琪（原名张祁）回忆说：

　　我们小时候西藏的生活条件比起十八军进藏初期已有所改善，但是那个年代的西藏部队仍然没有像现在每年有的休假制度。人们只有到内地学习、开会和女同志怀孕快要生产时才能回到内地。那时西藏还没有通航，交通也没有如今便利和顺畅。所谓的公路很不好走，要回内地，必须先步行或骑马到昌都才能坐上汽车。当年我妈妈就是快生我时，只身一人坐着车，从颠簸的川藏路回到内地。1956年的7月妈妈在重庆生下了我不久，连名字都来不及给我起，就把我托付给了保姆，返回了西藏。后来妈妈告诉我，我的名字还是保姆给起的呢：那时保姆带着我去上户口，保姆和派出所管理户籍的人商量，说这个孩子的爸爸姓张，妈妈姓祁，就叫张祁吧。

　　我们姐妹三人的幼儿时期都曾在成都西藏军区保育院度过。

　　有一张照片，正面是我在保育院一栋房子的窗户外独自喝水，我自己端着的缸子几乎把我自己的脸全部遮住。照片背面有妈妈当年用钢笔留下的清晰笔迹写道：“她在喝开水。虽然照了这样一张相，但是一直没有高兴一下。知道我是她的妈妈，但又不熟悉，所以默默的和我玩了一天，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岁零八月。”那是1958年3月。

　　我在成都西藏军区八一校读小学时，爸爸第一次来看我，老师指着对面的来人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爸爸说，他当时抱着我，感觉到我在浑身发抖。

　　那个年代在成都八一校的孩子的父母都在西藏工作。每次有父母从西藏出来看望自己的孩子，也会看望我们。爸爸妈妈也是如此，看望我们时也要一并看望其他战友的孩子。

　　一次爸爸来看望我和大妹妹，带我们出去玩。在三轮车上，除了我和大妹妹外，还坐着其他战友们的四五个孩子。我们这些孩子有坐着的，有站着的，还有被爸爸抱着的，大家都高兴围绕在爸爸的身边。一个三轮车坐了这么多孩子，吸引了不少过路人的眼光。

　　后来我们都到了北京，投奔我爸爸的弟弟——叔叔家，我们三姐妹分别在不同的学校过着寄宿的生活。记得，那时我在北京郊区的十一学校读小学一年级，只能每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周末回叔叔家一次。每次我都要独自一人步行穿过校园外的一大片菜地，到公共汽车站，乘坐一段后，再转车去甘家口大妹妹的学校接上大妹妹，然后我们俩再转几次车才能回到和平里的叔叔家。周日下午我又按同样的路线，先把大妹妹送到她的学校，然后自己再返回十一学校。那一年我不到8岁，大妹妹也就6岁。

　　更多的周末不能回到叔叔家时，我有点像现在的留守儿童一样。当喧闹了一周的学校静下来时，校园里只有我们几个不能回家、留在学校的孩子，在空旷冷清的大操场上默默地度过一个个在学校孤独的周末。

　　有人说孩子的童年没父母的陪伴是一种缺失，但当时八一学校所有的孩子都健康地成长，包括心灵，无私的老师让孩子们没有孤独感。八一学校学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了爱同学、爱亲人、爱同胞。

　　从十八军子弟小学成立，到更名为西藏军区八一小学，一直受到军首长、军区首长的关注，每次他们返回内地都要到学校转一圈，看望或代战友看望在校读书的娃娃，或将娃娃们的成绩、娃娃们的健康成长情况带回部队，带到西藏高原。

　　当年的路影校长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一次张国华军长到八一校去探望学生、老师和教职员工，听说军长要到学校来，顿时全校欢腾，各班整队出发来到唐场北边的小河旁。只见那红旗招展，只听那锣鼓喧天和师生们热情的呼喊。军长的车来了！一辆、两辆、三辆整齐地排在河边。军长下车了，我快步地走到军长面前也不知说啥好了，向军长敬礼。军长说：“大家好！”并向孩子们挥手致意。这时队伍中走出来两个孩子，向军长行了个队礼，献上了鲜花。军长说：“孩子们你们好！”顺手拉着孩子们的小手健步走向学校的大操场。军长向列队在大操场的孩子们大声问候：“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好！”孩子们齐声回答：“军长伯伯好！”军长说：“我今天看到孩子们每个小脸都挂着笑容，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很高兴！你们想不想你们的爸爸妈妈呀？”有位同学高声说道：“校长就是我们的妈妈！”我指着那个孩子说：“他是个烈士的孩子，叫小东，是个好孩子。”只见张军长眼圈一红，差点流下眼泪。军长向孩子们说：“让我们记住他的爸爸，记住你们的父母，他们在西藏修路、打仗、保卫边疆，就是为了你们能好好地学习。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说着，军长亲切地抱起他身边的一个小学生，我介绍说：“他叫小宝，是赵力的小儿子。”军长抱着孩子亲了又亲。

　　风雪高原，爱情传奇

　　是什么东西呢？江一赶紧跑到没人的地方，张开手一看，原来是一个红糖窝窝头！她站在那里，一股幸福的暖流从手上传遍全身。多少个艰难的日子，近在咫尺却无法表达爱意，这一个小小的红糖窝窝头，却传递着他深藏的情意……

　　在20世纪50年代，在那个没有现代化信息快速传递绵绵情意的风雪高原上，十八军官兵们有着自己最为独特的爱情传奇。

　　他叫胡然，做事认真、待人诚恳，还风趣幽默；她叫刘延，开朗乐观、聪明灵秀。他和她，在进军西藏的征程中，都是后政文工团舞工队的一员。他是班长，她是副班长，工作让两人相互了解、相互吸引，但却碍于“进藏不满一年的不能谈恋爱”这条“军规”，一时无法在一起。

　　部队奋战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工地上，他和她的恋爱，就在紧张的劳动、繁重的演出任务中“见缝插针”。

　　那天，部队过金沙江时，刘延正准备上牛皮船，有人挤到她的身边，塞给她一张小纸条。一阵惊慌后，她马上冷静下来，她看到了他的背影，意识到那张纸条的含义，把它紧紧攥在手心里。

　　湍急的金沙江上，刘延坐在牛皮船里，趁别人不注意偷偷打开纸条，眼前出现这样一行字：“牛皮船，像勺，把你我舀到了一起。”她的脸热了，心跳得更快了。

　　从此，刘延的世界里，多了一个他，多了一段“桦树皮情缘”。

　　说起“桦树皮情缘”，还得夸夸胡然的心灵手巧。那时，胡然是话剧演员，又是舞美设计，喜欢木刻。工地上没有信纸，那些随手可得、不规则的桦树皮，经他的手，就制成了一份份别致的情书。我们有幸，得以在今天，还能读到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激动人心的浪漫。

　　桦树皮信之一：

　　首先声明，不是创造。没有纸，这儿的人全这样，用桦树皮写字，休息时，我就上山，剥桦树皮，画画。我的桦树皮比较大，比较美，因为有木刻刀相助……

　　桦树皮信之二：

　　李媛病得厉害，疼得在床上打滚，据说是妇科病。打了半支杜冷丁才勉强上场，由此，我想到了你，行军、

　　冰河怎么办？希望你别再淋着雨睡觉了。很难相信头上滴着雨水，床下也淌着雨水雪水，我已深深感到你行军、修路、演出的劳累。

　　桦树皮信之三：

　　别听孟的话，我好好的，只不过被石头擦破点皮。相信吗？疼痛是最好的振奋剂。这两天我睡不着，反反复复想着英雄，觉得自己也能当英雄。你想写东西，三组长的材料很好，在炸药就要爆炸的一刹那间，他扑了上去，三个民工得救了，他失去了一只胳膊——活着的英雄。活着的英雄很不容易，你能写出来吗？若能写成山东快书，我就争取上台演出，说山东快书不存在跑调问题。

　　听说波密的杜鹃花开了，真希望我参随部队转移到你身边。

　　桦树皮信之四：

　　草坪上盛开着鲜花，

　　不要议论它吧！

　　因为它正是开放的时候。

　　我新收集的一首民歌，抄给你，愿你喜欢它。还有一幅漫画，只给你一人看——几个战士喝酥油茶的奇形怪状。不光酥油茶不正，那“茶”实际就是牛粪。昨晚炊事班到达目的地，黑暗中忙乱把牛粪饼当作砖茶放进了锅里了，多有趣。

　　区队长让我注意一些影响，这段时间给你写信太多了。很难设想，没有感情的生活，这雪山草地还会这么美吗？你说！

　　这一张张珍贵的桦树皮，刘延曾经保存了很久很久，可惜后来在颠沛的日子里将它们遗失。幸好她还完好的保存着一本红皮日记，记录着当时的词句，成了两人爱情最好的见证。

　　经过一番波折，有情人终成眷属。多少年后，刘延已成为知名的北京女作家。当她的第三部散文集《聆听岁月》出版时，她特意将胡然当年在高原上写的两篇文章收入书中，纪念已故的爱人。

　　在吴景春的心里，七年前病逝的丈夫陈家琎从未离开。

　　当年，他是随十八军首批进藏的新华社记者，她是医疗队里漂亮大方的护士。两人的缘分，从一起在藏语训练班学藏语文开始——他是一班班长，她是四班班长，两人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工作学习经验。

　　在当时的吴景春眼中，陈家琎是个充满智慧而又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他的眼神中也读懂了“那个意思”。但年轻姑娘的矜持，让她“静观其变”。

　　那时候，吴景春还是篮球队队员。每到比赛，陈家琎就充当起“场外指导”。而每天早上起床，她在院子里溜达着背藏文单词时，总会“巧遇”他——这时的他已经开始了渐进式的“进攻”，常常借机过来和她说话。后来她才知道，有一天早晨，她边走边背单词，他照常在不远处凝视她的身影时，一位炊事班的老班长看穿了他的心思，悄悄地走到他身边鼓励他：“这可是个好姑娘啊，不要错过，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出来。”

　　就这样，他鼓足勇气向她表白了，她也满心欢喜地默许了。两人开始了浪漫的携手：在月光下并肩漫步拉萨河边，在林卡里追赶嬉戏……

　　吴景春还记得，两人“水到渠成”结婚那天，她晚上在病房里值完班回来，院领导和同事们抱着被子，把她送到西藏工委宣传部，在那里，和新华社的另一对新人一起举行了结婚仪式。虽然简单，也很热闹，大家还哄笑着在他俩那间墙皮脱落、又潮又湿的新房里闹了“洞房”。吴景春至今还保留着陈家琎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本军用日记本，上面写着他的心思——给她作为婚后纪念。

　　婚后，他总是在她公休时用自行车来接她。每次回到家，他招待她的只有几个果丹皮，顶多有一小块酱牛肉，她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但这样简单而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陈家琎被派往康藏公路修筑一线采访，一别好几个月。

　　好不容易重逢了，1956年，吴景春又因为参加苏联专家在北京举办的妇幼卫生进修班回到内地，当时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进修结束后，吴景春经过考试，被北京医学院录取，留在了北京。陈家琎也暂时调回北京，在新华社总社工作。可这段相聚的日子依然很短，不久，他又被调回新华社西藏分社工作。那时候，西藏还未通航，一封信要走个把月，两人只好约定：每周互发一封信。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总是收不到他的信。他在高原上的行踪，她都是从报纸上，通过他写的通讯报道“读”出来的：有时在帕里，有时在藏北牧区，有时又到了山南、林芝、波密地区……

　　就这样几十年过去，陈家琎因工作需要几次调进调出西藏，与妻子吴景春聚少离多。直到1998年，他病倒了，后来发展为双侧脑干梗塞，在病床上一躺就是四年。那段日子，她常坐在他的身边抚摸着他的脸，不时亲他一下，他笑着流出眼泪……只有生病在床，他和她才真正相守在一起！

　　当吴景春拿出相册，指给我看他们年轻时在一起的合影照片，讲给我听那一张张照片后面的故事时，她的脸上表情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幸福。

　　江一和朱子铮，这对进藏前就相爱的恋人，从四川一直到拉萨，在向雪域高原进军的数千公里途中，无数次的四目相对，却很难说上一句话。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看着对方的身影，有时从视线中消失了，企盼、担忧、思念和祝福，只能埋在心里。

　　其实，行军路上，他和她就在一个文工团。他是团长，她是班长，但许多工作上的事，她只能按级别向分队长汇报，很难和他直接对上话。那时候，两人的恋爱只有个别人知道，一直高度地保密着。

　　用朱子铮的话来说，那时候根本顾不上去谈情说爱，偶尔有点精力就想休息，看到江一那瘦小的身子背着背包过冰河、爬雪山，也很想让她骑马或者自己去替她背，但却不能对她特殊照顾，多说一句话也只能是打着“官腔”。谁让自己是团长呢？全团的人都在看着你，全团的人都需要你照顾。

　　回想起来，那时候，他的确常常有意地回避她：在团里讲话时，目光不经意间转到她那儿，便马上收回；有时她想借故和他说句话，他也总是假装看不见；有时候明明可以说上话，比如休息或野炊时，她看见他一个人蹲在那儿吃饭，悄悄地走过去，他也会站起来走开。

　　虽然江一心里多少有点失望，但她能理解他的心思。他是一团之长，进藏路上任务艰巨，多少事情要他操心？尤其是伤病员出现乃至有战士牺牲时，看着他日渐消瘦、心事重重，还要忙前忙后，她真是既心疼又无奈。帮不上别的忙，她只有尽自己所能，把班里的工作做好，不给他添麻烦，不让他分散精力。

　　也许，正因为习惯了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他难得的一次亲密举动，令她终生难忘。大概是部队从昌都出发以后，一次，朱子铮从前进指挥所（简称“军前指”）开会回来，召集班长以上的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会议快结束时，他朝江一使了个眼色。江一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也心领神会，散会后，故意慢吞吞地走在最后。经过朱子铮身边时，以为他要说什么，他却什么也没说，悄悄地将一个热乎乎的东西塞到她手里，转身就离开了。

　　是什么东西呢？江一赶紧跑到没人的地方，张开手一看，原来是一个红糖窝窝头！她站在那里，一股幸福的暖流从手上传遍全身。多少个艰难的日子，近在咫尺却无法表达爱意，这一个小小的红糖窝窝头，却传递着他深藏的情意。

　　虽然饿着肚子，但江一却舍不得马上把那窝窝头吃掉，一直揣在怀里，直到当晚睡觉前才慢慢享用。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上级开会时发给他的，他没舍得吃，一心想要留给她。

　　这对苦恋的有情人，是进藏后部队里第一对结婚的新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向他俩表示祝福，还派人送来了一盒糖果。

　　现已年过八旬的杜琳和老伴也是青梅竹马，他们的爱情，却没那么一帆风顺。

　　1948年底，14岁的杜琳从老家开封参军时，本来她也要跟着一起入伍的，但她的母亲觉得一个女孩子家参军闹革命不像话，把她关在房里，没赶上报名。但好在，后来她哥哥和杜琳一起参军入伍了。

　　“我这一走，分开八九年，也不知道她家里的地址了”，杜琳说起这一段，还颇有些庆幸得意：“1952年，我和她哥哥正好都在德格师部工作。我有心，常常有事没事找她哥哥。有一次，在她哥哥的桌上看到一封河南来的家信的信封，记住了上面的地址。从那时开始到1957年，我和她通了五年信，一星期一封，长流水不断线！”

　　虽然，两人来往的信件一来一回常常要走三个月，但两人的感情却在“长流水”中越来越深。1957年，组织上批准杜琳回郑州结婚。杜琳回忆：“当时我带着介绍信去，为的就是结婚。”没想到，到兵役局政审时，险些让他没结成婚。“他们说，经过了解，虽然女方在市委工作，表现不错，但她的父母已被内定划为右派分子了，劝我放弃。我一边感谢他们，一边明确表示，这婚一定要结。从上午磨到中午，再到晚上七八点钟，天都黑了，他们终于给我盖了章，说‘后果自负’。”

　　那一天，他和她欢天喜地领到了结婚证，夜已经深了。“婚后第十天，我就回西藏了。”也许，正是这份“忠贞不二”，让两人在今后长期的分居中，痴心相守。

　　在杜琳刚入住不久的新家里，他拿出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宝贝——当年妻子写来的一封封家信，生女儿时发给他的电报，还有女儿小时候写给他的信、寄给他的图画，都专门用一个小牛皮包包裹着，保存完好。这些“宝贝”，在他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安慰。“手电筒放在挎包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拿出来，在被窝里能看一行是一行！”

　　满头银发的白曙，依然那样美丽、挺拔。很难想象，进藏时她是身患重病的“老病号”。丈夫刘振国已经离去十多年了，但那风雨相伴的四十六载，那患难所见的真情，让她此生无憾。他是她终生的“亲密战友”。

　　1952年2月，两人相识在四川乐山。刘振国当时是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军级干部；白曙在文工团工作，普通一员。经组织介绍，同年3月8日，在进军西藏的前夕结了婚。婚礼照例是简单而热闹的，政治部和文工团的领导、战友们前来道贺。那时，正是他这个政治部主任最忙的时刻，进军前的动员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让他无暇多和她独处。不久，他和军长、政委又率先开赴甘孜等地筹备部署昌都战役。

　　没想到，白曙却患上重病，严重时已神志不清。组织上派人把她送到成都医院治病，但病情迟迟不见好转。为了更好地照顾她，组织上决定让白曙到甘孜来治疗。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医治下，加上丈夫的细心呵护和心理安慰，她日渐康复。

　　白曙忘不了，在她康复的那段时间，刘振国一有空就想办法照顾她，喂她吃东西，陪她说话；还曾歉疚地告诉她，听到她病重的消息时，自己是多么的难过；也曾耐心地讲给她听，进藏任务的重要和艰巨，不能分身去成都看她。患难见真情，这个由军级的“7号”首长变为自己丈夫的男人，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心。

　　部队要翻越海拔六千多米的冷拉山的前一天晚上，刘振国严肃地和白曙谈了一次话，既像对妻子，又像对战友。那番话，她一直记在心里。他说，“明天就要爬这一路上最高的山了，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干革命就是要有牺牲的准备，万一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第二天，行军来到冷拉山的一个垭口时，天色已晚。刘振国怕后面的部队走错路，自己站在垭口，迎着寒风指挥部队。那一天，他很晚才回到宿营地。后来白曙才知道，就在那一天，有五位年轻的战士牺牲在冷拉山上。

　　先结婚、后恋爱的感觉，也许就像是拼拼图，要用心一片片地拼凑，才能拼出一幅完整美丽的图画。他的细心、他的果敢、他的每一个侧面，对她来说，都在一点点“拼凑”中，日渐熟悉，愈发喜爱，似乎少了哪一块都不完整。

　　刘振国喜欢下象棋、围棋，打篮球，欣赏音乐、戏曲。从西藏调到北京后，他经常和白曙一起步行到长安街足球场看足球比赛，有时乘公交车去听钢琴独奏，看芭蕾、歌剧、话剧……这一切，都让两人感受到时代的进步，必须抓紧时间充实自己！

　　困难时期，刘振国在房后空地上种了一片玉米地，一下子收了50斤。白曙知道他爱喝玉米粥，想给他留一点，但他不同意，全部送到机关食堂为战士补充口粮。在他一心为公的影响下，她也像他一样拼命工作，随剧团下乡边劳动边排练节目，为郊区、农村、工厂演出。

　　20世纪80年代，夫妇俩回到成都的干休所休养。学跳迪斯科，又让两人有了新的共同语言。除在集体场合积极学习外，刘振国常在家里打开录音机，对着穿衣镜跳，不会的动作就让文工团出身的老伴教，还鼓励她也多练习，以免生疏。每逢活动的场合，总能见到两人夫唱妇随、形影不离。

　　可惜，他先走了。在为他出版的纪念文集中，她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和唯一的心愿：“百年后，明月夜，松林岗，相依相随永远相伴在故乡！”

　　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听父母谈起阿乐一家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直至我长大、参军、恋爱、结婚成家后，才真正知道这个故事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后，像离弦的箭，直奔祖国大西南追歼敌人。这时走在二野十八军队伍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兵叫时钟曼。在漫长的昼夜行军中，时钟曼多次听老同志们传颂着一段凄美的爱情绝唱——十八军原宣传部长乐于泓和他的爱人丁香的故事。

　　阿乐和丁香相识于苏州东吴大学。当时，正值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他们一块儿讨论时事，聆听共产党人的演讲，又经历了“四一二”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由相知而相爱。毕业后两人先后到上海，加入了共产党，后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阿乐和丁香从事地下工作，他们的安身之处就是窄小的亭子间，工作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丁香弹得一手好钢琴，在住房的窗口，时常传来《圣母颂》的琴声，这是他们互报平安的信号。

　　新婚才七个月，党组织就派丁香去北平参加一个秘密会议。由于叛徒的出卖，丁香不幸被捕。敌人认为她是共产党的要犯，又是在外国教会孤儿院长大的，担心外国人介入将会增加麻烦，因此匆匆将丁香押解到南京枪决。当时养母来狱中探望丁香，劝其写悔过书，并许诺带她去美国，丁香的回答是“我爱我的祖国”。1932年12月3日，丁香大义凛然奔赴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2岁，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阿乐得知后悲痛欲绝，当即赶往雨花台。时值严冬，寒风凛冽，冷雨侵骨。他站在丁香牺牲处，单薄的身体披着蓑衣，仰天长哭，雨水和泪水同时流淌。阿乐当即面向苍天对丁香立下终身誓言：“情眷眷，为将不息斗争，兼人劳作，鞠躬尽瘁，尝汝遗愿。”从此，阿乐关闭了感情的闸门，继续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抗战期间，他在新四军四师主编《拂晓报》。行军途中，战斗间隙，人们总见他独自一人，在村头或小河边拉二胡，用琴声倾诉对丁香的怀念。

　　师长彭雪枫见此，专为阿乐写了一首自由诗：

　　一个单薄的朋友，十年前失去他的爱人……如今啊！何以寄托，寄托在琴声里头……

　　十八军里凡是认识阿乐部长的人，都知道他的这段经历。每当谈起这个话题，大家都是唏嘘、感叹、赞美，更多的是对阿乐部长的敬重。他同时也成了众多女兵们的精神偶像。

　　时钟曼听到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还是一个参军不久的上海姑娘。时钟曼的父亲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才生，她出身书香门第，家庭生活比较优裕。对阿乐由仰望、钦佩到爱慕。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相遇了。那是在昌都战役胜利后，张国华军长给军直机关作形势报告时，阿乐部长主持会议，时钟曼做记录。她见到的是他儒雅英俊、才学广博的中年军人，极具魅力。时钟曼怦然心动，更重要的是对他高尚的美德由衷地敬重。而时钟曼那秀美的形象、优雅的气质、独具的风韵，也引起了阿乐的注目和联想——时钟曼酷似一个人，一个日夜思念的人，那就是丁香。十八年了，阿乐第一次对异性动情了。

　　丁香牺牲后，曾有不少女同志追求过阿乐，年轻漂亮的、才貌双全的，他都婉拒了，唯有时钟曼使他那颗冰冻的心融化了。横在他们之间的是年龄差距。时钟曼当时才19岁，而阿乐部长已步入中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可是时钟曼看重的是精神世界。阿乐的思想境界、人品和才华，都深深地吸引着她。阿乐对党的那份赤诚，那种完全不顾自己身体健康、拼命工作的精神令她十分感动。更重要的，是阿乐对爱情的坚守和执着。这一思念就是十八年的单身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是罕见的。时钟曼认为，阿乐对待爱情，用坚守、忠贞这类词语形容，分量都显得太轻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爱情是珍贵的、无价的，自己将终身托付给他是值得的。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1954年5月，有情人终成眷属。

　　据时钟曼回忆，在和阿乐一起生活的数十年中，丁香没有离开过她的家。当第一个女儿出生时，阿乐和时钟曼商量，说叫小丁香吧，时钟曼很乐意地同意了。不管是在西藏，还是在其他地方，每到丁香的忌辰日子，全家都要祭拜。时钟曼会主动备上酒，取出二胡，让阿乐奏上一曲，抒发思念之情。他们调回内地后，阿乐为纪念丁香，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两侧小路的斜坡上，亲手种下了一棵丁香树。此后，陵园也在此种上了很多丁香树。再以后，南京市委将这条小路命名为丁香路。每年清明节，时钟曼总是陪着丈夫，带着孩子，到南京雨花台祭扫。

　　几十年他们相互厮守，相互支持，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最艰难最痛苦的岁月。1992年，阿乐因心脏病突发过世。在他逝世一周年之时，时钟曼带着两个女儿，将乐于泓的骨灰盒埋在了他亲手种植的丁香树下。开始，孩子们不太理解，他们说丁香阿姨和爸爸仅生活了七个月，而我们的妈妈和爸爸风雨兼程走过了近四十个春秋，这样做不够公平。但时钟曼不这样想，她说，我们要理解你爸爸，他对丁香思念了一生，如今让他们在天堂团聚，我心里也得到安慰了。

　　时钟曼是首批进藏女兵中的一员，是整个进藏大军中的一员。她常说，是西藏让她遇见了阿乐，是西藏的生活才让她走近了他，是西藏的一切才让她懂得了他。

　　这些“老西藏”夫妻，曾经走过数千公里的进藏路，曾经在那里生活、工作十几年、几十年，曾经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西藏高原。他们共同面对过艰辛，面对过困苦，甚至危险。他们相互的眷恋、他们淳朴的情感，像陈酿老酒，愈到晚年，愈发香醇。

　　“老西藏”的爱情故事，虽然只是我随手采撷来的几朵小花，但我却分明看见，在那数千米以上的积雪冰峰上，数不清的洁白雪莲花还在傲然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