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和平解放

　　扎什伦布寺的喇嘛和日喀则的市民们，自发地用红布或红纸做了许多五星红旗。全市家家户户，寺中每一僧舍，无不红旗招展。在扎什伦布寺的每一处经堂和僧房中，还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这些画像都安放在与释迦牟尼像并列的地方……

　　拉萨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是西藏地方的首府，藏传佛教圣地，也是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它始建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当1951年部队来到拉萨的时候，这座城市的贫困和破败出乎人们的意料。那时候的拉萨除了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没有路灯，除了井水、河水以外，没有供水和排水设备。街头经常看到冻饿而死的人的尸体，还有乞丐、囚犯和成群的狗。大昭寺西面是叫“鲁布邦仓”的乞丐村，小昭寺周围也是乞丐聚合地。当时乞丐竟有两千人之多，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部队即将进入拉萨，当地贵族定出苛刻条件，规定每匹马在拉萨每天啃地面的青草，要付两块银圆。为顺利进入拉萨，减轻牲畜草料费用的负担，西藏工委、十八军决定：除军首长的乘马、骑兵通信用马和驮载火炮的马匹外，所有骡马都集中起来，编成骡马运输队，留在德庆地区放牧，不得进城。

　　1951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批复西南局，同意组成统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成立。按照中央军委命令，以十八军机关为基础组建西藏军区机关。

　　西藏军区成立后，1952年3月7日，第十八军番号即行撤销。西藏军区的成立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担任军区领导人，在西藏上层和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达赖喇嘛为祝贺西藏军区成立，特地送来了“汉藏亲密的太阳永照不灭，愿所发的祥光永衬地上”的锦旗。

　　在中央“慎重稳进”方针指导下，如何争取和稳定上层大多数，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西藏工委和军区把工作重点之一放到争取上层人士身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联系活动，座谈，访问，随意交谈，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孤立亲帝分裂主义分子。

　　中央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亲自率队朝拜布达拉宫和拉萨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看望喇嘛和群众，散布施，献哈达。他们逐个走访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扎萨等主要官员和几个大寺庙的活佛、堪布，给他们赠送礼物，宣传《十七条协议》精神，解释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促进了相互理解，初步建立了联系，团结了一些上层爱国人士，争取了中间分子向共产党、解放军有所靠拢。与此同时，组织广大指战员为西藏人民群众做好事，助民劳动，担水，扫地，放电影，演节目，为群众免费医疗，发放布施，发放无息贷款，等等。这些举措立时轰动拉萨，传到各地。

　　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西藏和平解放后，仍保留着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和封建农奴制度，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继续维持，地方政府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在这种特殊的两制并存时期，西藏的行政权力都掌握在原上层统治者手中。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虽按《十七条协议》的要求，接受了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事实，但分裂主义分子极不情愿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具体事宜和支援驻藏部队的工作。

　　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开始急剧分化，但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爱国上层人士仍为少数；中间力量对《十七条协议》有待于进一步理解，对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尚有顾虑，谨慎地观望事态发展。藏族人民群众还不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仍受控于三大领主。以司曹鲁康娃为首的几个握有实权的顽固的分裂主义分子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造谣生事，威胁恐吓爱国人士，扰乱社会治安。他们侮辱谩骂我方外出的人员，投掷石块，向解放军寻衅闹事，甚至破坏军用设施。他们组织所谓“人民会议”请愿团，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他们暗地里控制西藏地方政府，不向解放军出售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他们还同时调动藏军，占领拉萨市内制高点，包围中央代表的驻地和阿沛的住宅，策动并组织军事骚乱，企图赶走解放军，破坏《十七条协议》的落实。

　　一时间，拉萨城内谣言四起，商店关门，人们无法正常生活，形势非常紧张。军区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及时调动部队进驻拉萨地区，以防骚乱。张经武、张国华利用各种场合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和人民群众讲解《十七条协议》，同时摆事实讲道理，对鲁康娃等人的行为进行揭露和严厉地批驳。

　　1952年4月8日，中央代表张经武应达赖喇嘛邀请赴布达拉宫商谈拉萨局势的问题。

　　布达拉宫是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也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神经中枢，那里戒备森严，既有藏军，又有武装僧人，全部荷枪实弹。在那时的情况下，所有同志都为张代表的安全担心。

　　经过深思熟虑后张经武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必须前往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同他共同商讨处理办法，表示我们对他的尊重。这样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喇嘛和上层人士，也可以教育西藏广大人民。”“我们要力争和平解决，要做到仁至义尽。”张经武还分析了清朝第七十八任驻藏大臣被杀的原因，在于当时清朝在西藏没有驻军，并着重指出：“现在我们有解放军驻在西藏，我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又是达赖喇嘛约请我去的，谅那些反动分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看他们没有这个胆量”；“但如果我回不来，我将和达赖喇嘛一起在布达拉宫观看同志们的自卫还击作战，你们的胜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万一被害，也是为革命、为西藏人民而牺牲的嘛！”军区为保障张经武的安全，做了周密部署。张经武带着翻译彭哲、保卫干事李天柱和警卫员李永柯，冒着危险进入布达拉宫。

　　张经武见到达赖喇嘛，立即帮助他分析情况，并严肃地揭露躲在幕后、暗中制造骚乱的两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行径，表示只要不再骚乱下去，除少数敌特分子外，其余一律不予追究。

　　在军区作战室里，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等军区首长以严肃的神情，密切关注着张经武进入布达拉宫的情况。军区机关、部队和炮兵营的指战员都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杨一真回忆说：“李觉参谋长急忙把我叫出作战室，对我说：张代表已经出发了。现在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马上带上望远镜和信号枪到西面广场小河边等候。如果张代表在布达拉宫发生意外或被扣留，跟随他的保卫干事即会从布达拉宫顶上朝南的中间窗口里伸出一面红旗或发射三发信号弹。这时你也要发射三发信号弹，作为我们部队发起反击的信号。事关重大，希望你认真观察，千万不可疏忽大意！”杨一真说：“当时，我的心情有点紧张。我立即做好了准备，奔到小河边，集中全部注意力，用望远镜一直瞭望着布达拉宫的每一处地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突然从布达拉宫东门内走出一个身影，当断定是张代表平安地从布达拉宫出来时，我急忙奔到作战室报告：张代表从布达拉宫回来了。”

　　守候在作战室的张国华、谭冠三等首长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那段时间，张经武、张国华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各种会议上，都提出严正交涉，表明要彻查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态度，同时公开地说明军区调动部分部队到拉萨的情况和目的。在他们坚定的立场和事实面前，噶厦政府的态度开始软化。

　　1952年4月27日，达赖喇嘛下令撤去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十七条协议》第五条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第六条规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为了更好地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央当时决定在时机成熟时护送班禅返回西藏。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从西安到达西宁，代表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前来欢送班禅启程返藏。习仲勋还前往塔尔寺看望班禅并转达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对他及其一行的问候。

　　堪布会议厅举行了有一千余僧俗群众参加的欢迎大会。班禅在大会上致辞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全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也是不可能的。

　　会后，习仲勋又在班禅的住地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习仲勋建议班禅回西藏后不要着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

　　经过将近四个月的跋涉，1952年4月12日，班禅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出的一行人员陪同下平安到达拉萨。第二天，班禅在布达拉宫拜会达赖喇嘛。这是自从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以后，十世班禅离开西藏二十九年（1923年至1952年）后，双方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也就是毛泽东主席说的，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是西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牙含章清楚地记得，他护送班禅回到久别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时，各地属民前来欢迎的多达五六万人。“当我们进城时，群众情绪激昂……扎什伦布寺的喇嘛和日喀则的市民们，自发地用红布或红纸做了许多五星红旗。全市家家户户，寺中每一僧舍，无不红旗招展。在扎什伦布寺的每一处经堂和僧房中，还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这些画像都安放在与释迦牟尼像并列的地方。”

　　荒滩变良田

　　谭冠三特邀阿沛·阿旺晋美夫妇、达赖喇嘛的母亲等西藏上层人士和妇联、青年联谊会的男女老少到“八一农场”参观，将官兵们用汗水“喂养”出的大萝卜、大白菜作为礼物相赠。许多前来参观的上层贵族也不由赞叹：“解放军真是什么都会干，了不起！”……

　　毛泽东和中央在决定向西藏进军的初期，曾提出过“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但是，1950年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的《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中号召：“每一个指战员必须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当年12月，西藏工委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解放西藏只是我军的第一步任务，而长期建设西藏则是党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军的长期任务。”

　　广大指战员在具体实践中体会到，从接受进军任务到西藏和平解放，从进军拉萨到进驻边防，已经用了两年；而熟悉和适应环境，进行西藏建设和巩固国防，则需要更长时间。因此，指战员们清楚，没有在西藏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是不行的。

　　十八军进驻拉萨后不久，政委谭冠三就在全军大会上明确表示“把老骨头埋在西藏”的决心，并鼓励部队长期建设西藏。他曾赋诗《贺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在诗中叙述进军过程如“第二次长征”一样的艰苦困难后，坚定地表示：

　　男儿壮志当报国，藏汉团结重如山；

　　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就这样，谭冠三在西藏任职十八年。几十年以后，他在内地逝世前仍然牢记自己的誓言，交代家人将自己的骨灰送回拉萨，埋在他当年带领十八军广大指战员创建的“八一农场”，实现了“把老骨头埋在西藏”的誓言。

　　确定了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后，进藏部队在高原上如何脚踏实地地工作，就成为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历史上，由内地进藏的军队，开始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后来总是因为给养断绝耗尽、民族矛盾激化，终不能在西藏立足而归于失败。

　　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政府令西安将军额伦特率部从青海赴西藏平息准噶尔之乱，起初打了几个胜仗。后来数千清军在藏北那曲断粮，全部饿毙，致全军覆没。宣统二年（1910），川军统领钟颖率部入藏，开始虽然军事上取得胜利，但部队纪律败坏，毁坏寺庙、佛器，残害喇嘛、群众，与藏族群众的关系极度紧张，遭到西藏上下各界的一致反对，也给了当时英帝国主义者进一步挑拨藏汉关系的口实。后来在拉萨、江孜等地与藏军交战中，这支部队被藏军、群众断绝其补给供应而无法生存，最终于民国元年（1912）向藏军缴出枪械，被逐出西藏。

　　我们的进藏部队是与历史上其他所有进藏的军队本质完全不同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党中央、毛主席早在解放军主力还未进驻拉萨以前的1951年9月13日就电告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指出：“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

　　进入拉萨、江孜、日喀则、太昭等地区的部队，几千里行军的劳累尚未消除，即以战斗姿态投入大开荒运动，不仅为尽早就地解决粮食问题，而且为了在西藏站稳脚跟，落实毛泽东指示十八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精打细算和生产自给”的方针。

　　军直属队进驻拉萨还不到一个月，就召集全体干部大会，动员开荒生产。大会在“马噶萨巴”大院里举行。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首长坐在几张木桌拼成的主席台后面的凳子上，张国华首先简要地讲了形势、开荒生产的重要意义，然后讲了今冬立即抢时间开荒的理由。他说：现在土还冻得不很硬，可以翻挖，经过冬季翻地以后，土中的虫子冻死，明春一块块翻过的冻土化冻，土质变松，有利于春播；错过这个时间，再冷就不好翻挖了，将会影响明年的春播。接着是谭冠三讲话。他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后，用浓重的湘南口音响亮地说：“同志们！开荒生产，是我们在西藏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和战斗任务！”谭冠三讲到“长期的、经常的”六个字时，特别提高音量，特别放慢语速。

　　军首长的讲话，显示了军人要靠自己劳动的双手在西藏高原立足生根的钢铁意志和决心。十八军前方机关与噶厦地方政府协商后，购得拉萨西郊的一片河滩荒地。谭冠三分工管生产，他号召全军发扬光荣传统，打好开荒生产这一仗。解放军会打仗，还真能在一片荒滩上种出粮食来？

　　从军领导到小战士，凡是能出动的人员全部都开上垦荒一线，分片包干。然而，荒滩变成良田，谈何容易！拉萨河畔的沙石滩上，遍布枝杈交错的荆棘丛，荆棘丛枝丫上长满倒刺，开荒劳动，指战员们身上的血痕随处可见，衣服上到处是被撕破的口子。更恼人的是荆棘长得不高，根却扎得极深。枝蔓在地下延伸，盘根错节，拔不动砍不断，用火只能烧掉地面的棘蓬。

　　部队能用的工具，只有少量的铁锹和十字镐。指战员们自力更生，自己打造镐、锹、犁、耙等工具，但还是不够，只能几个人共用一件。谁愿意干等着呢？各显神通吧：有人找来牛肋骨和石片掘地；有人在木棍上捆帐篷钉子当钉耙松土；有的连队分成三班作业，人休息工具不歇……不久，十八军紧急从印度购置的一部分洋镐到位，加上后方抢运来了一批工具，才解决了开荒工具的问题。

　　荒滩上，大小鹅卵石层层叠叠，挖了一层又一层，似乎永远挖不完，刨不尽。正值高原冬季，泥土冻结，一镐下去，“嘣”的一声反弹回来，砸在大石头上溅起无数火星，虎口震得麻、酸、疼。铁锹卷刃，洋镐磨短。有时一镐下去，小石头会蹦起来伤人，人们戏称“蹦弹”。每天总有人被“蹦弹”击中，留下一片红肿。

　　最要命的是，军人们不了解拉萨“日光城”的“酷”。尽管是寒冬，中午的太阳居然烤得人直冒汗，小伙子们脱了外衣，光着膀子干活。到了晚上，小伙子们就叫开了，原来被紫外线灼伤，整个背上又红又肿，皮肤开裂。开荒结束时，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脱了几层皮。“日光城”昼夜温差大，拉萨河谷的夜风更加猛烈。早上起来，铺天盖地的风沙把所有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都盖满一层土。人人都灰头土脸，连耳朵和鼻孔里也灌进了沙，都成了“沙人”。

　　1951年11月26日至12月13日，短短十七天里，进藏部队在一片荒滩上开垦出二千三百多亩土地，修筑了数千米水渠，引来拉萨河水浇灌。1952年2月下旬，新成立的西藏军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正式向全军区发出“向荒山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的号召。

　　在拉萨的博物馆里，至今保存着一些当年垦荒部队用过的十字镐，作为那段高原开荒历史的见证。那原本约有一尺多长的十字镐，在官兵们一次又一次和荆棘根、乱石块较量的垦荒战斗中，最后被磨得只剩下五六寸长。

　　1952年的春节刚过去，驻拉萨机关、部队又投入一场轰轰烈烈的“背粪运动”。那时候，偌大的拉萨城里竟然没有一个公共厕所。每年数量庞大的朝圣人群涌进拉萨，无数来自各地过往频繁的马帮商旅，以及来自藏区各地的官员和土司头人及其随从，还有一年一度、历时一个月的传召佛事活动时数万喇嘛蜂拥而来，于是拉萨街头随处可见人畜粪便。

　　布达拉宫前面有座据说是几百年来堆积而成的垃圾粪堆，有几层楼那么高，雨天、热天污水横溢，臭气熏天。

　　“背粪运动”一开始，军区机关上下就有了一个每天雷打不动的日程：天刚亮，起床号一响，大家先不洗脸，一起背上用柳条编的背篓到布达拉宫前背粪，走一个小时左右，背到西郊开垦的荒地，把粪倒下，再回营房洗脸吃早饭，这时才刚刚早上九点钟，正好开始一天的办公。每天两顿饭，到下午五点多钟吃过晚饭，每个人再扛着铁锹，到司令部菜地挖土、种菜，直到天黑，回来继续办公。深夜入睡，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继续背粪。军直属机关机要员姚澍说，“很多时候，深夜里，很累了，要点蜡烛，抓紧一丁点儿空余时间自己补袜子、补衣服，那时候什么都得会。”

　　军区文工团正在赶排大型历史剧《李闯王》，全团演职员利用每天早晚两个小时完成积肥运肥任务。一般是白天排节目，晚饭后，三三两两背着柳条筐，到拉萨市区装满作为肥料的污秽物和粪便背回营房，放在宿舍门口。虽然臭气袭人，但谁也没有怨言，这可都是开荒生产急需的“宝贝”！黎明即起，将前晚背回的肥料运到离营房十几里路的农场，再回来洗脸吃早饭，排练节目。

　　搬走了堆积成几层楼高的垃圾粪土，接下来又开始搬拉萨市区各处陈年的粪堆和许多大户人家的茅厕。贵族家的茅厕更让人恶心，他们居住在二三层楼上，厕所居高临下地修建在楼上，污物直泻地面，对应的地面四周用大石头垒成粪便池，里面都是那些肮脏的污物。军人们钻进粪便池里，臭气熏得无法呼吸，头晕恶心，眼睛都睁不开。有时，军人们正在淘粪，上面突然泻下粪便，躲闪不及，溅到身上、脸上……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拉萨大街小巷的粪便都被部队淘光背走了！拉萨河畔新开垦的土地因为二百五十多万斤肥料而变成沃野。布达拉宫前面的粪山被“搬”走后，初步形成了后来的拉萨人民广场，现在扩建成了布达拉宫广场。进藏部队创造高原开荒历史的同时，也开了西藏“爱国卫生运动”的先河。

　　部队在焕然一新的广场上安装大喇叭，广播乐曲。播出没几遍，藏民便能争相传唱，他们对汉文歌词可能一概不知，但歌曲的旋律却唱得很准。部队还不时在广场上放映电影，电影刚刚放完，不少人即能哼唱出其中的主题歌。

　　那时候，拉萨城里藏式窗台上布满“洋菊”和“张大人”。大家走在路上，经常可以听到藏式屋顶的平台上传来歌声，看见一些人在上面很有节奏地跳舞，以为是演习什么典礼活动。后来才知道，那是人们边干活时边歌舞，即所谓“打阿嘎”，旋律取自民歌，歌词即兴编唱，在房顶高处，居高临下看到的新闻趣事，便随机入歌。

　　冰消雪融，春到高原，第一批希望的种子撒向广袤的荒滩。在雪域高原上，种植品种有限。开始时，部队种植的蔬菜主要也是白菜、萝卜、土豆，号称“新三样”，外加小部分葱、蒜，几年后品种逐渐增多。

　　1952年8月1日，第一个军垦农场“八一农场”正式在拉萨挂牌，刘国玺为第一任场长，专职人员三百零八名。收获的季节来到了。第一年从内地带来的种子就在这片阳光充足和肥沃的土地上结出了大萝卜、大白菜和大土豆，均创拉萨历史之最。

　　当年的小女兵童莹华在回忆录里，生动地再现了官兵们收获的喜悦和感慨：

　　在我保存的相片中，所有人都把手掌对着镜头“比比谁的血泡大”那一张，就是当时垦荒情景的真实写照。记不清用了多少天，流了多少汗，终于开出了一块地，撒上了小白菜种子，播下了希望。第二天，就有性急的人跑去看种子发芽没有。小苗刚出土寸把高，就忙着去施肥。在众人精心照料下，小白菜畦变成了一床厚厚的绿绒毯，铺在雪域高原上。吵着要小白菜秧的同志越来越多了，队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骂着：“我看你们哪里是想争取劳动，你们是想吃白菜秧想得喉咙里都伸出手了！”大家做着鬼脸哈哈大笑。小白菜秧终于在欢声笑语中弄出来了，“粉团菜秧汤”的食谱也研究确定了，大家小心翼翼地从菜园里间出一棵棵纤细柔嫩的小白菜秧，轻手轻脚地洗干净，生怕弄坏了一片小叶，竟连那点点须根都舍不得掐掉。在大家津津有味地品尝劳动的收获时，我见到有的同志夹着一棵小白菜秧看了又看，然后放在嘴里嚼了又嚼，硬舍不得吞下去。我想，她准是在细心品味这一棵小白菜秧中究竟有多少甘苦与辛酸。

　　那时，谭冠三特邀阿沛·阿旺晋美夫妇、达赖喇嘛的母亲等西藏上层人士和妇联、青年联谊会的男女老少到“八一农场”参观，将官兵们用汗水“喂养”出的大萝卜、大白菜作为礼物相赠。许多前来参观的上层贵族也不由赞叹：“解放军真是什么都会干，了不起！”

　　垦荒大军的创举吸引了许多藏族同胞来农场参观。西藏历史上很少种菜的习惯随之发生改变，一些贵族也在庭院种起蔬菜。农场为他们免费提供种子，并派人指导种植。应噶厦政府要求，农场还帮助藏军第一团办了百亩蔬菜农场，为第二、四团各培训五名藏军士兵学会温室蔬菜栽培法，赠送一批农具。在收获季节，许多藏族百姓每天坐在田边，双手捧起青稞，再摸摸几十斤重的大萝卜，反复念叨着同样的话：“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收成！”

　　开荒生产，显示了我军扎根西藏的决心和力量，爱国上层人士受到鼓舞。不久，达赖喇嘛的母亲把她在曲水一块五百亩的土地赠给“八一农场”，类乌齐宗的宗本朗杰把该宗的几百亩地拨给了农场使用，农场的规模逐步扩大。

　　农场扩大了，部队特别吸收了第一批百余名流浪孤儿。这些孤儿的父母多为外地贫苦农牧民，千里迢迢朝圣到达拉萨后无法返回，所生育的子女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旧西藏地方政府从来不管他们的死活。藏族孤儿来到农场，日常生活有了保障，还有专人教他们学文化、学种粮、学种菜。这些孤儿后来有的当上了拖拉机手、技术员，还有的当上了农场的领导。

　　在部队抵达拉萨的初期，不仅粮食紧张，酷寒少衣，烧柴也成了大问题。

　　拉萨四周有不少神山，长着葱郁的林木；城里、郊区也有一片片林卡，但都因树有其主，解放军严守纪律，连一片落叶也不能去捡。

　　烧柴问题如何解决？首长十分着急，再三同噶厦政府商量，他们就是迟迟不予解决。怎么办？

　　当时位于拉萨河中心有一处荒弃的甲玛林卡。这是一片人迹罕至、荆棘丛与灌木杂生的原始丛林。谭冠三向噶伦索康提出：让一百名解放军在此地砍伐柴草三个小时，每人可以交上十个银圆。嘎厦官员想想：要到这样一个荆棘缠绕、连鸟都不愿意做窝的杂树林去砍柴谈何容易？那林卡中的灌木，有的有碗口那么粗，都长在又粗又硬的荆棘丛中，难以触及，这是一个从来也没人去砍伐过的原生态杂树林子，三个小时肯定砍不了多少棵树，而他们又能收入一千个银圆，这倒是十分合算的交易，便爽快地答应了解放军的条件。

　　谭政委决定将砍柴的任务交给一五四团三营。他亲自到三营作动员，要求三营官兵要充分利用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做好准备，全力以赴地打好这一仗。要在三个小时内把这个林卡中的全部杂树、棘丛砍光，以解决全军柴荒的紧迫问题。

　　驻拉萨部队全体指战员得知这一消息备感振奋，文工团政委传达了谭冠三政委的指示：由于部队缺粮，长期处于半饥饿的状态，战士个个面黄肌瘦，身体浮肿，体质虚弱，如不让执行任务的战士吃上一顿饱饭上阵，完成任务是有困难的。因此，谭冠三命令司令部通知部队机关，一人节约一天的口粮支援三营，让三营参加砍柴的一百名战士吃得饱饱地上阵。

　　大家纷纷表示拥护军区首长的决定。有人高声地说，为了支援三营我们就是十天不吃饭都行。团里有人提出，我们一人节约两天口粮支援三营。

　　赵邦玲回忆：

　　会后文工团政委带着我们几个人将两天定量的代食粉送到了三营的营地。

　　三营的官兵看到我们文工团送来口中省下的两天口粮，感动得不行。他们说：“文工团也是在很艰难的条件下生存，还担负着为部队、为统战进行着大量的、繁重的演出任务，这已经十分不易了，还省下口粮支援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哪里肯依，毫不迟疑地将代食粉塞到官兵的手里。

　　三营的官兵们捧着代食粉，激动地表示：再难、再艰巨，都会保证圆满地完成任务，绝不辜负全军的期望，绝不辜负大家诚挚友爱的心意！

　　三营迅速行动，抽调出一百名精干的小伙子，有的发了斧子，有的发了砍刀。临阵磨刀到深夜，直到所有的斧头、砍刀磨得闪光锃亮，锋利无比。

　　第三天一大早，一百名战士手提斧头，再带上砍刀、绳索直奔甲玛林卡。文工团员们也抬着茶水，带上毛巾，带着锣鼓，奔到了现场，为部队送毛巾、送茶水，敲锣击鼓为部队鼓劲。

　　谭政委亲临砍柴的现场。

　　噶厦政府在林卡边地势较高处的坡坎上，搭了一个宽敞的帐篷，摆了一张桌子，桌上用盘子盛上一些外国水果糖和桃干、杏干等干果，还准备了几壶上等酥油茶。桌子上最醒目的地方放上一只“滴答、滴答”响声极大的闹钟，桌后坐着司伦鲁康娃和噶伦索康等官员。当他们看到谭冠三一到，纷纷站起来让座。

　　鲁康娃一反傲慢的常态，亲自给谭冠三敬酥油茶，并带着胜券在握的自得神态转向谭冠三说：“谭将军，按照事前约定，砍柴时限是三小时，多一分钟都不行，您说是吧？”

　　谭冠三政委豪爽地回答：“那当然，我们解放军从来都是按约定的规则办事，别说超过一分钟，连一秒钟都不会超过，请司伦放心。”

　　鲁康娃得意地笑着，他将“滴答、滴答”作响的闹钟放到了桌子中间，一口一口地喝着酥油茶。九点钟一到，鲁康娃便笑着对谭冠三说：“谭将军，时间已到，可以开始了。”

　　谭冠三政委望了他一眼，微微一笑，对三营营长说：“开始！”一听“开始”的哨响，战士们立即像猛虎下山，如虎啸山林般掀起一股飓风扑向林卡。这时，文工团员们立即敲响了震天的“得胜锣鼓”的鼓点，歌声、加油声此伏彼起。

　　战士们全然不顾张牙舞爪、扑面而来的荆棘将脸划伤，将手割破，将衣服撕烂，抡起锋利的斧头和砍刀，只见一道道银光闪亮，只听得“咔嚓、咔嚓”巨响，碗口粗的树，战士们几斧头就砍成两截，一棵接一棵地往下倒；纵横交错的棘丛在三营战士的刀斧下，像柔弱的嫩草一样一片一片地被割倒。这偌大的一片林子，刚像被十二级风暴横扫过后一样，呼啦啦地卷得无影无踪。

　　一百名战士憋足了劲，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就把偌大一片林卡的灌树林、棘丛一点不剩地全部砍光，而且还将砍倒的树干堆好，将割断的棘丛捆扎好待运。

　　此时，只见三营营长快步跑到谭政委面前，朗声地报告：“谭政委，三营指战员已完成任务，请指示。”谭政委望着眼前的战将，望着这些勇猛可爱的战士，望着河滩上全部放倒的灌木林、荆棘丛，十分满意地讲：“好！好！干得好啊！”

　　这时鲁康娃一脸阴沉，噶厦政府的官员们个个目瞪口呆。

　　打通贸易，开办银行

　　所有在人民银行西藏分行工作过的人都牢记着：进藏初期的金融工作，每开展一项新业务，始终要把藏族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人行西藏分行的无息农牧贷款是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发放的，刚开始的贷款资金，就是首批进藏官兵们背进高原的那些银圆。名为贷款，实则带有救济性质……

　　第一批到位的先遣支队担负着为后续部队准备粮食柴草的任务，但受到条件所限能带到拉萨的钱不多，无论购买粮食或住房，都是以暂借方式，说定以后偿还。

　　财经大队刚到拉萨，罗家镐等即通过大贵族噶雪巴买到八廊街西南面一幢二层楼房，商定付给十一万元大洋，首先挂出“采购处”的牌子，罗家镐任采购处处长，正式开始采购工作。这个“采购处”，就是后来的“西藏贸易总公司”的前身。

　　那时，拉萨做生意的人不多。国内的商人分别来自云南、青海、四川、北京等地，主要是以贩卖骡马、茶叶、羊毛、药材、火腿为主。市场上最多的是尼泊尔商人，有近百家，主要经营从印度进口的布匹、呢绒、铁件，以及金银首饰品、手表、化妆品等。采购处根据部队需要，有重点地同商家打交道。

　　1951年10月下旬，十八军主力一部进入拉萨，尽管到达时只有四千二百多人，可是要解决数千人的吃饭问题已成为突出困难。采购处全力以赴，派出人员到各处负责收购，组织运输加工，然后再分发给各伙食单位。拉萨的上层人士擦绒、拉鲁等曾给予大力支持。邦达仓、桑多仓等商家，十八军后勤部门在甘孜、昌都时就同他们有了业务联系，这时他们不仅出售青稞和酥油，还解决了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供应，如蜡烛、火柴、肥皂、草纸之类。当年年底，采购处共采购青稞三百六十多万斤、酥油二十多万斤、牦牛七千七百头、羊一万九千只，基本上保证了进藏部队的需要。

　　拉萨的市场很小，不能在短期内投放很多货币，以免引起物价波动。机关部队刚进驻拉萨就有明确规定，禁止各单位和个人随意在市场上购物，由采购处统一采购和分配。除粮食等统一供应外，生活日用品在部队由军人服务社供应，地方人员由贸易总公司门市部供应。

　　尽管严加控制，但物价还是涨了。部队的需要增加了采购量是原因之一，而主要原因是西藏上层数家买办商业集团操纵市场，哄抬物价，妄图把“脏水”泼向解放军。物价上涨引起群众不满，致使国营商贸一开始就面临复杂的斗争。

　　刚起步的国营商贸暂时尚无能力与农奴主买办商业集团抗衡，进藏部队面临在西藏能否站得住脚的严重问题。党中央当即提出两条基本政策：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第二条是迅速打通同印度及和祖国内地的贸易关系。如此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要打通同内地的贸易关系，须先修通公路，当时公路才修到雀儿山，修到拉萨还需时间。相比之下，利用同印度的贸易关系相对容易些。历史上，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早就有传统的小额贸易。西藏所需的物资，除自产的粮食和酥油外，其他生活用品如布匹、铁件、纸张、煤油、火柴，甚至贵族食用的饼干、糖果之类都来自印度。西藏则主要出口羊毛和药材。1949年前，西藏每年有八百万磅（折合三百五十多万公斤）羊毛运销印度。自1950年底，印度单方面增加羊毛进口税率30.7%后，使西藏的出口羊毛大量积压起来，由此引起西藏部分上层人士的不安。

　　为解决同印度的贸易问题，采购处正式更名为“西藏贸易总公司”。总公司一是请中央在拨给西藏的经费中加上部分外汇（卢比），以便将外汇作为偿还欠款，支付给擦绒、邦达仓等商家，让他们在印度购买部队所需物资；二是报请中央批准，收购西藏积压羊毛。总公司以比出口印度高一倍的价格把西藏羊毛全部收购，然后统一出口。印度商人在西藏收购不到羊毛时，只能接受我方的出口价格；三是通过我国驻印大使馆，直接从印度购买驻藏部队所需物资。

　　1952年初，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通过国家外贸部在印度购买了一批军用布匹、皮鞋等物资，即通知西藏军区转运接收。军区遂在亚东设立转运机构——“西藏贸易总公司亚东接运站”。此后，总公司同印度的贸易关系逐渐活跃起来。在夏秋期间道路畅通季节，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乃至上百头骡马往拉萨运送货物，补充了部队和群众的需要。同时，也使商家有利可图，促进了上层人士与我方的合作：很多上层人士正是在这种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祖国的利益联系起来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祖国力量的强大，从而扩大了与贸易机构的往来，也增强了对祖国的向心力。

　　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从广东调拨五千吨大米，经印度转口运入西藏。这批粮食数量大，运输距离远，中印双方又要几次交接，手续复杂烦琐。

　　为了做好这批大米的转运工作，中央要求西藏派人到印度联系办理。为此，西藏工委决定派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和贸易公司经理罗家镐前往办理。李觉化名吴立平，外称“经理”；罗家镐化名王维如，是“经理”随员；另有英语翻译赵瑞先，三人穿便装于6月中旬离开拉萨。

　　其间，李觉一行进入锡金首府甘托克时，邦达仓商号的主人邦达养丕亲自迎接。他们在拉萨早已相识，他仍以“参谋长”“部长”相称呼。李觉当即说明情况，始改称“经理”。邦达养丕亲自驾车把三人送到他位于中印边境重镇噶伦堡的公馆住下。第二天，三人乘飞机抵加尔各答，后顺利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住进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中国大使馆的协助下，转运大米和采购物资任务均顺利完成。8月初，他们返回亚东不久，大批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运入西藏境内。

　　1951年10月8日上午，在进入拉萨城的入城式的十八军队伍中，其三中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组成的，大家昂首挺胸、精神抖擞、步伐整齐，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等歌曲通过拉萨市区。沿街挤满群众观看，很多藏族群众“阿啧、阿啧”地赞叹，看到队伍中有女兵，更是发出“阿加拉！阿加拉！”（女孩、大姐的意思）的惊叹。

　　此时，西藏分行共十九人。到达拉萨的第一件事，是收回进藏途中发给十八军官兵们每人携带的五十枚至一百枚银圆，如数登记。一袋袋沉甸甸的银圆在缺氧挨饿、超负重行军的情况下，官兵们始终“不离不弃”。最终清点结果，除途中遇险摔下山崖牺牲的战士携带的银圆无法收回外，其他一枚也不少。这些由十八军官兵们用鲜血和生命一步步背进拉萨的银圆，其蕴含的生命价值是无法计算的。

　　在分行筹备工作即将就绪时，噶厦政府却提出不准用“西藏分行”的名称，只能用“西藏办事处”。为稳定局势，早日开业，“西藏分行”暂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办事处”（以下简称“人行西藏办事处”），已刻好的业务公章只好重刻。

　　1952年初，在拉萨八廓街南街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拉萨办事处、邮电部拉萨办事处。银行供应外汇，开展无息农牧贷款和手工业无息贷款。

　　5月22日，人行西藏办事处特别邀请了噶厦政府中的友好人士和各族商人代表参加开业庆典。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在会上讲话，第一任行长张英详细地说明了银行的业务项目及服务宗旨，受到来宾们的热烈欢迎。商人的反映尤其强烈，他们看到汇至加尔各答的款能很快取到，购货返回后又能及时销售，收回现款，方便了经营，赞不绝口。当天就有七八户签合同办了汇款，前来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

　　解放军进藏部队先遣队后勤部代理人民银行，在西藏地区发放第一次无息农牧贷款三十多亿元（旧币）。贸易总公司优价收购商人积压的羊毛，打破了外商对外汇、羊毛出口的垄断，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印度、尼泊尔发展友好的通商贸易。

　　人行西藏办事处创建之初，专业人员紧缺。一个省级的银行机构，现有的业务骨干显然远远不够。西藏工委专门从十八军直属机关及部队先后抽调四十多名新手入行。“门外汉”上岗，从基础知识和技能开始学起。时间紧、任务重，无法先办专业培训班再上岗，只能采取分科负责的办法，边学边做。比如，会计科的新同志，写阿拉伯数字当然不成问题，但要符合银行记账的规范要求却难。虽说多数人都会打算盘，但大都打得不快、不准。业务骨干当老师，手把手地教做传票、记账、算账、结账示范。而且要求新同志一个星期左右就上柜，坐柜一个月后要达到比较熟练。

　　从十八军来的傅先根勤奋刻苦，很快就被分配去日喀则组建支行。所谓“支行”，就是几间简陋民房。几个部队来的新手用土坯隔了一个通道。晚上放些马草，解开背包往地上一铺就睡觉；白天，铺盖一卷，用银圆箱子或土坯当凳子，趴在简易的柜台上边学边干。

　　出售外汇等业务开展顺利，日喀则支行回笼的银圆逐渐多了起来，周转箱出现了短缺。但一时做不出那么多箱子，怎么办？大家就把一百元一包的银圆平铺在地上，再一层一层地码起来。管库员把铺盖一铺，晚上就睡在这特殊的“床垫”上看守库房。清点具体库存数时，只要看看管库员身下那“床垫”的高低，就知道大概有多少银圆的库存了。

　　那时的所谓“金库”，四周的墙壁都是土坯垒成的，库房的门也就是用木板做成，简直“不堪一击”。傅先根和部队派来的新手们拿起武器，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站岗放哨，保卫金库。

　　参与筹建人行西藏办事处的骆子杰、滕淑蓉夫妇后来回忆说，工作中最艰苦的要数出纳科的收款员和会计科的储蓄员。当时西藏流通的货币以银圆为主。出纳科的大量工作是回笼银圆时鉴别、清点、封包、装箱、入库、保管和调运，每一个步骤都靠人搬动，是重体力活，所以科里大多数都是男同志。那时，没有鉴别银圆真假的设备，只能沿用民间的敲击鉴别法。收款员为保证质量和信誉，收款时必须站在柜台边，对所收的银圆逐个敲击，看看是不是杂版，听听有没有杂音，根据声音判断银圆的成色。同时还要在心里默默计数，费力又费神。遇到回收金币，还要用牙咬来鉴别。

　　每天回笼的银圆，少则几万枚，多则十余万枚，平均每个收款员每天要收约一万枚银圆，这意味着每个收款员每天要站在柜台边敲击鉴别约一万多次。一天下来，每个人都腰酸背痛、手软腿胀。由于银圆在流通过程中表面沾附大量灰尘，一天敲击下来，收款员们手上、脸上、鼻孔里也是黢黑、墨黑的，很难洗掉。

　　进藏人员的储蓄存款，实为内汇存款，存款、取款手续都是转账，工作量约占整个会计科的90%左右。可以说，这项业务是西藏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为了稳定市场物价，对进藏部队官兵的津贴及地方工作人员的工资，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规定，每月按5%发给银圆，其余全部以记账方式存入银行，不得取现。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每人都有一本存折，只能把账上的钱汇回内地，或通过银行转向贸易公司，购买从内地运进的日用百货、副食品等。

　　人行西藏办事处成立之初，拉萨的储蓄存款账户有一万余户，每天工作量大致在六百笔至一千笔之间。由于办理的都是转账业务，每笔业务所需时间比常规办理要多出三倍左右。加上记账员新手多，各项手续全凭手工操作，难免效率低，有差错。银行内部纪律严格，规定“错账不准过夜”，所以那时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十个小时，甚至更长。

　　此外，为适应西藏工作的需要，银行的每个人要学习藏语文、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每周至少安排二十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掌握藏语，可以准确地与藏族同胞对话、沟通，是银行对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要求。大家每天都过得极其紧张、忙碌。

　　人行西藏分行会计处原处长蔡立初最独特的经历是办“流动银行”。

　　1953年2月，从重庆分行来的蔡立初进藏几个月后，和其他九名“增援军”被派到五十四师建立的随军银行工作组。筑路大军的首长见到这些专业人员来到工地，高兴地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原来，筑路部队发的津贴全是银圆。在崇山峻岭里筑路，既没有商店，也没有邮局，战士们拿到银圆只能放在枕头边。一遇到“转段”，即修通一段路后，转移到前面新的工地上时，战士们既要背施工用的铁锹、十字镐、钢钎和生活用品、干粮，还要带上沉甸甸的银圆，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行军不堪重负。有的战士为了“减负”，只好把一部分银圆丢在路边。因为在战士心中，金钱是个人财产，万不得已可以丢弃；其他东西都是修路必需品，属于国家财产，是人民的，是不能丢的。

　　针对战士们的难题，随军银行工作组明确主要任务：积极储蓄存款，保证部队经费。根据部队的编制，工作组分成三个小组，除了设在五十四师师部的小组天天固定开门营业外，其他两个小组都是“流动”的，经常下到连队，在各连队之间走动。部队配给的两顶帐篷，一顶当办公室兼库房，一顶就是男同志集体宿舍，两名女同志和师部后勤的女兵们住在一起。

　　银行每“流动”到一个新的驻地，第一件事就是按照部队指定的区域搭帐篷，办公室帐篷是“用很厚的帆布缝制而成，由于雨水的浸泡，附着大量沙尘，十分沉重，搭起来要费很大的力气”。几个男同志又上山砍来粗细、长短不一的树枝，粗的作柜台的脚，一端埋在土里，另一端钉上长的树枝，再在上面钉上装罐头的木箱板子，就是办公桌了；凳子更简单，到工地上拣一些粗点的圆木头，一锯就成了。

　　天黑了，筑路大军收工，银行便开始工作。工作人员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只要有官兵来存款或取款，就办理业务；下连队时，背上背包、存单、算盘和武器，在树林里沿着战士们踩出来的小道前进。

　　“那时的帐篷流动银行一开张，指战员们高兴了，几乎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银圆都拿来存上，不仅立即实现‘减负’，而且安全可靠。”“流动银行”根据当时部队施工流动性大的情况，特设定额定期储蓄存单和定额汇票，战士休假或日后转业返家时，都能凭着这些存单和汇票在指定的银行领取现金。很快，五十四师的随军银行就有了数百箱（每箱一千枚银圆）的库存现金。

　　有段日子正值雨季，又赶上五十四师“转段”，蔡立初和同事们要随之运转银圆。车行至波密段，刚修通的公路被塌方的土石堵塞了一百多米，石块仍不断地向下滚落，要恢复通车至少需要两天时间。时间等不及，为抢时间，只能把银圆箱搬过塌方段，再换乘车赶到新的驻地。于是，银行工作人员都卷起袖子，扛起三十公斤重的银圆箱子在岩石上行走。那场面十分惊险，地上湿滑，头顶上不时有石块飞滚而下，每扛一箱银圆，都像是一次冲锋。几箱银圆扛过后，蔡立初突然滑倒，银圆箱顺着山坡滚了下去。他爬起来拼命追下山，一把抓住箱子，扛起来一口气冲过塌方段，接着又继续扛下一箱。蔡立初等六七个小伙子记不清扛了多少箱，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浑身被汗水浸透，棉衣的肩部也被磨破。夜幕降临，几百箱银圆终于全部装上另一辆汽车。上车继续赶路时才想起，大家一天下来只吃了一顿早饭。

　　1954年底，康藏公路全线通车后，“流动银行”完成了历史使命。蔡立初说，正是这段日子里严格的随军生活和艰苦的工作环境锻炼了自己：“我们每一位银行职工，都因为修筑康藏公路尽了一份力而倍感自豪！”

　　所有在人民银行行西藏分行工作过的人都牢记着：进藏初期的金融工作，每开展一项新业务，始终要把藏族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人行西藏分行的无息农牧贷款是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发放的，刚开始的贷款资金，就是首批进藏官兵们背进高原的那些银圆。名为贷款，实则带有救济性质。

　　最初，在拉萨附近的农牧民中发放无息农牧贷款时，这些以往受尽农奴主高利贷盘剥的穷苦百姓不敢接受。银行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召开群众座谈会，讲明贷款的意义和方法，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群众的申请。有人试着贷了一笔，好得很。结果一传十、十传百，拿到贷款的农牧民到处现身说法：“解放军放贷不要利息，不要送礼，只贷给穷人，和噶厦政府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解放初期西藏货币不统一。拉萨地区以藏钞为主，通行于金沙江以西主要城镇及部分农牧区。印度卢比占有着阿里、亚东、帕里及山南地区的部分市场，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也有流通。尼泊尔货币“廓章”则流行于中尼边境地带。银圆是昌都地区和部分农牧区流通的主要货币，而在拉萨及其他地区则是买卖商品和贮藏的手段。

　　中央为了保护藏区群众的利益，决定进藏部队暂时不使用人民币而使用银圆，不让群众吃亏。重庆、西安、武汉造币厂专门铸造银圆，供应西藏需要。在外汇管理上，主要是投放，以便进口物资。当时供汇的原则是：凡属贩运军需民用必需品的商人，无论是外商、西藏地区的商人，还是内地的商人，一概售给。仅1953年，供汇价值就达一千七百万银圆。1952年，中国人民银行拉萨办事处建立后，规定了一块银圆换三个印度卢比零十六盾的比价。当时藏钞的比价急剧下跌，从原来藏钞十五两兑换一块银圆的价值，跌为二十二两藏钞兑换一块银圆的价值。噶厦政府求助于人民银行，双方定了一个协议，即十五两藏钞兑换一块银圆，实际上使银圆成了藏钞的本位币，客观上稳定了藏钞的价格。

　　据有关部门测算，按这个比价，西藏三大领主和商人以藏钞换汇，从中得到数百万银圆的好处。1953年8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复西藏工委说：“对藏币问题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因藏币有贵族和政权的支持，是贵族政权的主要财政来源，我们过早地提出统一，一方面会引起西藏上层当权派的不满，另一方面在我们财政经济基础还不是十分巩固的时候，过早地将西藏政权的全部财政包下来，会使自己陷于被动。”

　　1959年7月15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发出布告，宣布在全区发行使用人民币。随后，又发布了以人民币限期收兑藏钞、禁止藏钞流通的布告。至1959年底，西藏分行共支出两百多万元人民币，收兑一亿多两藏钞，从此，实现了西藏全区货币统一，金融事业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进军西藏这一路，许多藏族百姓家的牦牛、骡马参与了运输支援。在加紧修建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的过程中，昌都各地的牦牛、骡马连年长途运输，病伤死亡很多，三个月里，参加运输的牦牛就伤亡了三分之一左右。

　　西藏工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做出相应的赔偿决定，赔偿范围不仅包括运输途中跌死、累死、病死的牲畜，连回到家中七日内死亡的牦牛和骡马也在赔偿之列。

　　很多藏家老者都说，这是他们打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听都没听说过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相比过去贵族们派“乌拉”差役的无偿征用，解放军按价付给运费已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事，哪里想到，还有对支援运输中牲畜死亡给予赔偿的“新鲜事”！

　　1952年9月25日，西藏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赔偿运输采购中人民损失的指示》，规定：凡在支援运输中死亡的牲畜，按每头牦牛二十五银圆、犏牛三十五银圆、毛驴二十银圆、骡马五十银圆的价格进行赔偿。

　　藏族同胞见证了强有力的政策执行情况。各部队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组织专人深入调查研究，查清损失情况和原因，然后召开村民大会，当场兑现赔偿。

　　进藏物资的重要转运点——海子山兵站，就是一个执行政策的典范。在运输的高峰期，一天中各地赶来这里驮运物资的牦牛就达两万多头。由于过去各家的牦牛都只在本地活动，从来没有参加过跨区域运输，长途跋涉中，不少牲畜不习惯沿途的环境，或是误食毒草、误饮毒水，或是染上疾病而死亡。

　　牦牛运输结束后，兵站站长领着三个工作组，带上银圆和慰问品深入二十四个村子，挨家挨户，认真核实，逐一赔偿。在运输中损失了六头牦牛的扎仁阿爸领到了一百多枚银圆的赔偿金，他激动地流着眼泪跪在地上说：“人间几千年，哪里有过这样好的军队呀！”

　　大师办学

　　夫妇俩既是学校的领导者，又是藏汉语文老师。没有教材，他们亲自动手编写，现编现教。对学藏语文的成年人和儿童，于式玉先从藏文字母教起。对如帕巴拉·格列朗杰、罗登协绕、谢瓦拉、格桑旺堆、甲本慈诚和学汉文课的学生，李安宅则从汉语拼音和“中国”、“西藏”、“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等汉文名词教起……

　　1951年以前，西藏的教育比较落后，普及面很小。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文盲。教育形式主要是三种：寺庙教育、官办教育和私塾教育。其中，主要的是寺庙教育，只有出家作喇嘛、僧人才可以接受寺庙教育，教学内容是宗教经典。官办教育是指噶厦政府所办的两所学校，一所是僧官学校（则拉扎），学生只有几十人，多是来自三大寺院和贵族子弟，主要学习宗教仪式；另一所是俗官学校（雪拉扎），学生必须是预备当俗官的世袭的贵族子弟。到民国时期，私塾开始发展，但只是局限在拉萨等城市，私塾的教育不规范，最好的教育也只是初小水平。1934年，国民政府曾在拉萨设立过一个“国立拉萨小学”，维持了十年左右，期间达到高小毕业生水平的仅十二名，多数学生中途退学。

　　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完成使命后，李安宅和于式玉夫妇顶风冒雪赶到昌都。不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正式成立，李、于二人是文教处负责人。

　　李安宅先生在当时已经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现代藏学的前辈学者。他的夫人于式玉，也是长期从事藏文化研究的专家。两位大学教授级藏学专家来到昌都，马上就投身到为藏族人民办学这个最基础、最急需的普及文化知识的事业中。夫妇二人同昌都各界人士共商办学事宜，1951年1月12日，昌都办学董事会召开。会上推选昌都寺二活佛谢瓦拉为董事长，解委会副主任德格·格桑旺堆（起义藏军九团团长）、摄金次噶、甲本慈诚、李安宅、于式玉和魏克为董事。董事会商定，学生不受性别、年龄、民族、贫富、信仰的限制，上层贵族和各族贫苦百姓均可入学，以学藏语文为主，选修汉语文。昌都小学校址设在昌都西北角一座破旧城隍庙里。

　　董事会立刻如同办大喜事那样筹办张罗起来。解委会和驻军五十二师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就抽调藏汉族优秀干部，五十二师派文工队员到学校帮助教语文、数学、音乐、舞蹈。不到一星期时间，昌都小学开学了！

　　年逾四十的格桑旺堆和他的女儿拉觉旺姆、儿子强巴格桑以及佣人的子女，都是学汉语文的学生，同时也是教藏语文的老师。学员中有昌都寺大活佛11岁的帕巴拉·格列朗杰、二活佛谢瓦拉和察雅寺11岁的活佛罗登协绕，以及校董甲本慈诚等，还有许多成年人和儿童。

　　昌都小学是李、于两位教授在藏区创办的第一所小学。两位大学教授甘心当小学老师，源于他们对藏民族的热爱。李安宅曾说：“安多区不但寺院林立，有其本身之价值，其于西藏整个之文化，亦有伟大之贡献，所以，本区藏民既因大自然而培养出乐天的态度，复因宗教的熏陶而充盈着信仰的热力。藏民为中华国族分子之一。”“分子强而国族强，吾与藏民有厚望焉。”

　　夫妇俩既是学校的领导者，又是藏汉语文老师。没有教材，他们亲自动手编写，现编现教。对学藏语文的成年人和儿童，于式玉先从藏文字母教起。对如帕巴拉·格列朗杰、罗登协绕、谢瓦拉、格桑旺堆、甲本慈诚和学汉文课的学生，李安宅则从汉语拼音和“中国”、“西藏”、“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等汉文名词教起。当帕巴拉·格列朗杰和罗登协绕两位活佛学会用汉字写“毛主席万岁”时，甲本慈诚5岁的儿子和蔡家荣的小儿子也会写“解放军叔叔”了！

　　昌都小学迅速发展，学生多了，城隍庙显得小了，桌凳和教学用具跟不上需要了。为了扩建小学，需要大批木材。学校董事甲本慈诚立即带领他管辖的百姓到杂曲河上游的原始森林去伐木。几天后，他带了几位经验丰富的藏民到一百多里外的深山里伐木去了。两个多月时间，伐倒了几百棵粗大的树木。由于长时间在森林里寒冷和潮湿侵袭，甲本慈诚不幸染上重病，临终之前，他千叮咛万嘱咐：“告诉解委会和解放军的首长们，告诉李教授和于教授，我的任务完成得不好。还要告诉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要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好好帮助解放军……”

　　藏族老人们说，1925年昌都流行天花，当时所有老百姓都生活在恐惧中，谁要是染上了天花就只有等死，那是最可怕的灾难。那年，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了四百八十多人。昌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为了预防天花流行，解委会和五十二师卫生处决定给昌都各族人民的孩子免费施种牛痘。在李、于两位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医务人员首先在学校召开了家长座谈会宣传接种疫苗的知识，会后小学生带头都种上牛痘疫苗。次登卓玛的妈妈格隆说：“过去有钱的人才能种这种吉祥痘，我们农奴的孩子是没有这个福气的。今天金珠玛米给我的孩子种了牛痘，带来了大福！”相巴穷觉的妈妈依希芝玛说：“我们从前有病没法治，今年还未生病，解放军就先给种了牛痘，我们农奴娃子有好日子过了。”未上学的儿童在小学生的影响下，几天内也有二百七十名男女儿童种上了牛痘。

　　1951年8月28日，大军要向拉萨进发了。准备随军同行的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出发前几天，从早到晚一直接待送行的学生、家长和藏族朋友。出发这天，学生们来得特别早。女学生打扮得格外漂亮，有些姑娘最后让于教授看她的发辫和花结同老师编的是不是一样，有没有老师扎得好看。于式玉一一看过，夸奖一番，姑娘们才满意地跑到欢送的行列里去。家长们端着青稞酒、酥油茶和新鲜奶茶，捧着洁白的哈达来给两位教授送行，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当两位教授依依不舍地走到学生们的欢送行列面前时，人们热情地唱起送行歌曲，跳起祝福舞蹈，女学生送上鲜艳的格桑花，男学生献上洁白的哈达，藏、汉族老师和朋友们把两位教授团团围住，含着热泪齐祝“一路平安，吉祥如意！”两位教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

　　1951年9月，进藏部队举行拉萨入城仪式不久，藏文训练班（简称“藏训班”）就开学了。董事长是十八军政委谭冠三，班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是徐爱民，教育长是李安宅，教务室主任是于式玉。

　　藏训班主要教藏文，同时设有印度乌尔都文和尼泊尔文班，后又开设英文和汉文班。学员多数是部队连排干部和地方机关一般年轻干部，也有部、处级干部数人。学员中，中学生占多数，也有部分大专生和极少数小学生。

　　藏训班的师资力量强大，有社会学家、藏学家李安宅、于式玉；有精通英、尼、藏、汉语文的专家谢国安；有精通藏语文的刘立千、张西申、傅湘；以及语言学专家金鹏，佛学专家韩镜清，社会学家林耀华和研究生王勇等。藏训班还聘请了一大批藏族英才任教，藏族上层高级知识分子察珠活佛、姜乐金等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如此多的专家学者汇集的藏训班，被誉为“西藏当代高级学府”。李安宅带领这些大学问家通宵达旦为藏训班编教材。徐爱民曾有诗形容：

　　杨柳丛中数盏灯，深夜仍闻读书声；

　　藏训班里几尊翁，编译教材到鸡鸣。

　　一年后，藏训班改为藏语文干部学校。

　　1952年“五四”青年节后，十余名贵族青年要求入学学习汉语，为此又专门为这批青年成立了汉语文班，又称“社教班”。由于办得好，这个班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这些贵族青年大多数在国外读过书，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和革新要求。他们敬重学识，渴望进步。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在美国讲过学，任过教，在贵族阶层和学员中有相当威望。这批青年很活跃，除学习外，还经常组织文体活动。他们在西藏工委宇妥小礼堂登台跳舞，曾轰动拉萨；与十八军女子篮球队的一场篮球友谊赛，曾成为拉萨街头热议的话题。

　　出身西藏名门贵族桑珠颇章的唐麦·贡觉白姆6岁开始上学，藏文书法至今在西藏赫赫有名。她回忆说，和平解放前，西藏妇女没有上学的权利，就是噶伦夫人也没有权利。藏语里妇女的称谓是“杰麦”，意为“劣生”。

　　藏语文干部学校开办后，需要藏语教师，有人找到贡觉白姆说，你来教书吧。贡觉白姆的丈夫在噶厦做事，须先请示噶厦，噶厦同意她去，于是，她成了学校的老师。贡觉白姆说，十八军生活艰苦，学校没有房子，天好时在露天上课，冬天刮风下雨就在帐篷里上课。噶厦不卖给他们粮食，他们只靠蚕豆、豌豆当饭吃。在帐篷里上课时，学生经常放屁。“但我很同情他们。他们克服困难到西藏，为了藏人，我克服困难教他们语言又算什么？”后来，贡觉白姆等组织爱国妇女联谊会，她动员上层妇女参加，又规定她们要带十人来参加活动，这样参加联谊会的人越来越多。她还带着宣传队唱歌、跳舞宣传党的政策，“震动了拉萨”。

　　1952年8月，李安宅和多杰才旦、陆一涵受命创办拉萨第一小学，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这是西藏地方诞生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

　　那时在拉萨办一所小学，是开创西藏现代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中央对此事非常慎重，曾经专门发电文指示，办学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的意见，反复与上层协商后再作决定。办学经费由中央出钱。教材内容方面，内地的课本只作参考，自编的教材在征询噶厦的同意后才能使用。根据这个精神，与噶厦多次进行协商，最后终于获得了大多数上层的同意。

　　1952年8月15日，拉萨第一小学按照西藏的传统礼仪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当时学校的领导层董事长是张国华，设正校长三人，第一校长为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第二校长是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饶噶厦·彭措饶杰，第三校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译仓勒空四大仲译钦波之一、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和谈代表之一堪仲·土登丹达；其他六名副董事长和十七名董事大多由西藏地方政府实权派中的头面人物担任。学校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刚开学时报名的学生就达到了三百多人，后来曾发展到上千人。其中大部分学生是非贵族的小官吏、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城市贫民家庭的孩子及贵族家庭的子女。在师资方面，地方政府派了一批僧官做教员，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加上从进藏干部中选拔的二十多名藏、汉族干部，一个较为完备的教职员工队伍就组建成了。在教学课程设置上，拉萨第一小学采取的是传统与创新兼顾的方法，授课内容以藏文为主，既有传统的修辞、文法等课程，也有算术、自然常识、音乐、美术等自编教材的课程。为了满足一些家长的要求，学校还请三大寺各派一名格西来学校主持每天早上的经文诵读，以及讲解宗教基础知识。这些丰富多样的课程设置和灵活的教学方式深受家长和学生们的欢迎。

　　李安宅、于式玉两教授在西藏五年，为发展西藏民族教育事业含辛茹苦，耕耘拓荒，用心血培育成长起来的藏族学生们，现已遍布西藏各行各业。

　　“阿姆吉拉”神话

　　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为保证其路途中安全，行前要解放军为他检查一次身体。医院提出要检查血液、尿液，最初他们不同意。在西藏，达赖喇嘛是佛，他的粪便都是神圣的东西，更不用说抽血检查了。经过耐心解释，终于成功地在达赖喇嘛身上采了血……

　　“阿姆吉拉”与“门巴”都是藏语“医生”的意思，“拉”是敬语，是是藏语中对人尊重的称谓。十八军从进藏的那一天起，随军的医护人员，不仅承担着为部队指战员们看病治疗的职责，还自觉履行着为当地藏族人民救死扶伤的重任。

　　和平解放前，西藏时常流行天花、霍乱、性病、斑疹伤寒、猩红热、破伤风等疾病。西藏和平解放前的一百五十年间，有过四次天花大流行。1925年的一次，仅拉萨地区就有七千人丧生。1934年和1937年的两次伤寒流行，拉萨又有五千余人死亡。当某些传染病暴发时，旧西藏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救治病人，反而把病人赶进深山峡谷，派兵把守山口将病人困死。那时候，西藏人的平均寿命有只三四十岁。

　　1950年2月，二野卫生部直属第一医院刚抵达重庆唐家沱没几天，张学彬接到通知，立即向二野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报到。钱信忠对他说，调他到十八军任医务主任。就这样，张学彬和未婚妻孔宪云等人向十八军报到。

　　这一行人从新津出发，一周左右到达甘孜。随即展开藏民门诊，前来就诊的病人日渐增多，一天门诊可达数十人。门诊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鼻科等科，还做些手术，如简易的肿瘤切除、兔唇修补等，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一位藏民告诉张学彬，他到这里治病是“打卦”要他来的。原来藏民生病后，习惯到寺庙找喇嘛打卦治病，这次打卦的喇嘛很聪明，告诉他们到解放军这里来，治好了是喇嘛的卦灵验。门诊还是免费医疗，所以常听到藏民说：“金珠玛米门巴呀咕嘟（解放军医生好）。”

　　1951年5月，部队医疗部门从甘孜出发至昌都，不久张学彬率二十名左右医护人员随军首长一起由北路进藏向拉萨进发。到拉萨后，门诊最初设在帐篷里，后移入原藏军四团营房内，选择其中两间作为给群众看病的场所，一间诊病，一间取药。最初民众不敢来，由于免费医疗，医术高超，就诊者日渐增多，两间房子不够用了。此时，中央工作队到达拉萨，队内医疗小组陈集舟（皮肤科）、陈学存（营养）、陆钟琦（生理）和刘国声（药物）四位大夫也加入进来参加门诊工作。于是，找到一排房子，正式成立门诊部。

　　此时，门诊部已可分为内科、外科、皮肤科、检验科等科室。中央工作队医疗小组还带来一些药品器材，如青霉素、显微镜等。早晨开诊时，把药品器材甚至床、凳等家具搬去门诊部，晚上再搬回原藏军四团营房。

　　部队到拉萨不久，一次，达赖喇嘛的经师林仓活佛患大叶性肺炎，病情来势凶猛，经师年龄又大，高热达摄氏41度，很快就不省人事，喇嘛“打卦”后宣布无救，让准备后事。有人提出让解放军医生试治一下。他们找到门诊部，张学彬等很快控制了经师的病情，不久，高热消退，经师恢复了神志，几天后就痊愈了。经师十分感激张学彬，要求合影留念。

　　贵族贡嘎，原是喇嘛，后娶妻成家还了俗。他患伤寒，高热不退，解不出小便。张学彬等为他导尿，放出大量尿来，周围的人惊诧不已。那时门诊部只有一个对内的休养所，设在藏军四团营房内，土坯房又矮又黑，跟贵族房子无法相比，相当于奴隶住房。但贡嘎坚决要住院，劝也不听，不得已，只好给他安排一个床位。病愈出院时，贡嘎夫妇二人感激万分。

　　当时，西藏工委曾向西藏上层人士提出办学校及其他事业，他们均表示反对，唯有办医院首先得到他们同意。1952年5月8日，拉萨人民医院宣告成立。此时，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北京医疗队，四川来的西南医疗队，西北来的西北医疗队，中央卫生部赴藏卫生工作队均先后到达拉萨，连同中央工作队医疗组的医生，以及先期随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来的协和医院的徐乐天医生均集中起来，到拉萨人民医院工作。医院设床位五十张，是西藏地方历史上第一家正规医院。

　　拉萨市八廓街上的商店，不少是尼泊尔人经营的，他们大都娶藏族妇女为妻。一位经营布生意的尼商妻子难产，母子生命危险，来医院急救。经查是胎儿横位，医生为她转胎位，多次宫缩后，胎儿头颅渐向盆腔移动，胎头突然滑入盆腔，顿时破水，羊水喷出，将照明蜡烛喷灭，产妇大惊。再点燃蜡烛时见婴儿一只小手已露出，经过紧张的处理，胎儿终于产出，母子平安。以后医护人员过其店门，必请进去坐，还抱出孩子给他们看，一再感谢毛主席派来的好“门巴”。

　　1954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为保证其路途中安全，行前要解放军为他检查一次身体。医院提出要检查血液、尿液，最初他们不同意。在西藏，达赖喇嘛是佛，他的粪便都是神圣的东西，更不用说抽血检查了。经过耐心解释，终于成功地在达赖喇嘛身上采了血。以后，检查别的病人就容易多了。

　　位于西藏东南部的珞渝，过去被称为“野人区”。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珞渝居住着当地土著珞巴人、门巴人以及陆续迁徙过来的康巴人。“上珞渝”基本上就是如今的墨脱、米林、隆子县的部分地方和印占区的北部一带，人烟稀少，少有平地，老百姓多在山坡上刀耕火种，与外界近乎隔绝；“下珞渝”则是印占区的南部一带，更偏僻，道路通行也更困难。

　　1951年7月，十八军考虑到珞渝地处边关要塞，便在那里成立了工作组。18岁的石继蓉修完甘孜机场后回到医护队，被分配到昌都军分区门诊部。不久，组织上决定派她支援珞渝地区工作组，到那里开展医疗工作。

　　在珞渝工作，对石继蓉来说，最困难的是医药奇缺和经验不足。珞渝地区是疟疾的多发地区，有的村庄男女老少都患此病，造成贫血、肝脾肿大，平时里劳作、生活都受影响。看到老百姓面黄肌瘦痛苦的样子，石继蓉心里着急，和同事们挨家挨户向藏民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提倡以防为主，加强自我保健，只能把有限的药品用在危重病人身上。她翻山越岭，学习和采集当地土医土药，为病人治疗胃痛和腹泻。她因地制宜，尽量用拔火罐和针灸疗法为百姓解除痛苦。当地百姓都称她“女娃娃神医”。

　　一次，石继蓉刚从外面巡诊回来，一位藏民急匆匆地跑来，说自己的老婆被毒蛇咬了。那汉子嘴里不停念叨，大意是没得救了！“她肚子里可有我的孩子呀！”石继蓉背着药箱跟他到村里，只见那孕妇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原来她上厕所时，突然被毒蛇咬了大腿，伤口处已红肿起来。石继蓉用止血带从伤口上结扎起来，迅速将周围的毒汁挤出，又毫不犹豫地用口去吸，直至毒汁去尽，再清洗伤口，消毒，上药。得救的孕妇感动得喃喃自语，用手摸着石继蓉的头发，然后双手合十祈祷。

　　很快，百姓们有什么病都来找石继蓉。就连藏民达旺家的一头母牛难产，他也找到工作组恳求石继蓉帮忙。给牛接生，石继蓉哪来的经验？但看着达旺充满信任的眼神，她无法拒绝，跟着他来到了牛棚，猜想着动物生理解剖与人体相似，大胆地为母牛助产接生。一头活蹦乱跳的小牛犊终于顺利出生了，达旺全家高兴得唱起歌来。

　　这位当时18岁的医务工作者，就这样在西藏高原上整整工作了三十七年。

　　1952年8月，在北京一所大医院工作的郭滨生志愿参加卫生部首批组建的“中央昌都地区民族卫生工作大队”（简称“医疗队”）。这个医疗队人数多，装备也较齐全，成员主要由南京、上海、江苏、广西、江西、四川各地助产学校及医学院的部分应届毕业生组成，并抽调了北京、上海、四川一些医疗卫生干部，共约一百余人，其特点是“三多”：年轻人多，女同志多，助产士多；年纪多为17至23岁。

　　1953年夏，郭滨生三人医疗小组赴康藏公路工地。当时，由昌都到拉萨的公路正在修筑中，医疗组设在海拔比怒江边还高的荒山峡谷里。每天都有藏民前来看病，换药。工程推进，医疗组随着“联合办事处”跟着前移。

　　1954年在江达宗办医院，医疗小组巡诊下乡常行走在藏东横断山脉的雪线，涉过无数冰冷刺骨的江河。途中经常一两天不见人烟，饿了吃口糌粑，渴了喝口凉水。突遇六月雪花纷飞，便找一块稍平坦的地方搭起简易帐篷，里面只能勉强容纳两个地铺，其余人睡在露天。帐篷内外寒气逼人，清晨被头结成冰凌。

　　巡诊一次路程很长，郭滨生虽挥鞭紧赶，前面马队的身影仍越来越小，自己的老马越走越慢。郭滨生下马，打算牵着马走“直线”，而老马却自行朝山坡上的小路绕走。眼看前方大队人马已快到山口拐弯处了，郭滨生心急如焚，硬牵着马走洼地抄近道。哪知刚走进去，马腿就陷入泥潭，郭滨生方才意识到这是块沼泽地，懊悔忘记了“老马识途”！郭滨生情急中，大声喊叫李干事。李干事跑马过来，只见沼泽上已只剩下大口喘气的马头及马鞍。二人面对险情，束手无策。此时，耳际响起自远而近的清脆铃铛声，几位赶着骡马的藏民走来。郭滨生迎上前去请求他们救救她的马。藏民商量一会，其中两人轻轻走到马面前，引导着马左右翻滚多次后，马就从沼泽里出来了。藏民将马牵到二人面前，郭滨生眼泪汪汪连声说：“吐接奇（谢谢）！吐接奇！”郭滨生转身再看这匹老马，它也是眼泪汪汪。郭滨生禁不住抱住马头哭了起来。他们把东西放在另一匹马上，轮流牵着这匹浑身湿淋淋的马。郭滨生回头望了一眼暮色苍茫的荒原，在迷蒙的夜色中，心里涌上的感情无法言说。藏东山区的村庄如北斗星般散落在山冈和山坳，医疗队步行走遍了每家每户，接种牛痘，送医送药，处理伤口。除了高原常见病外，还有不少麻风病人。有时，郭滨生在藏民房前会碰到藏獒气势汹汹地狂吠着扑来，因背着药箱躲闪不及，两次被咬破了裤腿。有近三个月的时间，郭滨生每天下午去草原附近的村落及牧场巡诊，和一些藏族妇女熟悉起来，开始她们称她“普姆门巴”（小姑娘医生），后来给她取了藏族名字“多吉知玛”（意为金刚女神）。

　　秋日高原，山坡上江达宗卫生院的门前已是落叶满地。午后，一个瘦小清秀、短发蓬乱、穿着褴褛的孩子，怯生生地站在诊室门口，分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郭滨生问：“你是不是生病了？”原来她叫巴西，是女孩。经肺腹检查及看咽部均无异常发现。她说不清自己的病史，只说爸妈要干活，不能陪她来。郭滨生给她一些药，嘱咐她两天后再来复查，可是她没有来。等再次来时，她被检查出肝轻度肿大，化验血白细胞数偏低，淋巴细胞略高。给她服用四环素，叮嘱她常来测体温。可她又是几天不来，郭滨生惦记着她的病情，请翻译白登傍晚陪她去村里找巴西。

　　在一间光线阴暗、矮小破旧的土房内，巴西的母亲站在灶旁，铁锅里煮着元根之类的菜，墙角小凳上坐着个脏兮兮的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巴西的父亲默默地坐在灶前。郭滨生问：“巴西呢？”“上山放羊，去了两天了。家里的七八只羊主要由巴西放。”郭滨生大惊：“她前几天还发高烧，就是不烧，这么小的女孩怎么能在高山上过夜？”郭滨生回头看看这小小的房间，没床没铺盖，只在门后放有几块发黑的粗羊毛垫。白登悄悄对她说：“穷人家孩子都这样过，上山几天，只带一口袋糌粑。”郭滨生要白登再三叮嘱女孩的父母，巴西回来后一定到卫生院来！别再去放羊。

　　回来的路上，郭滨生突然意识到巴西可能得的是布氏杆菌病。那些天下午巴西来卫生院时都在发烧呀。巴西和羊有密切的接触史，而病羊是人类布氏杆菌病最危险的传染源。巴西化验血的结果和肝部出现轻度肿大都符合这种病的特点。

　　巴西再来时黑瘦多了，眼神带着迷茫，下午体温仍较高，说自己全身疼。她还只是个9岁的孩子，内地这么大的孩子有的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征得巴西父母同意后，郭滨生留下她在卫生院诊室住了几天。郭滨生让巴西穿上自己的睡衣裤，帮她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还拿出自己的床单、枕头、被褥等给巴西用；按时给她服药，吃半流食。经过良好护理及规律地服用四环素后，巴西的病情明显好转。

　　一周后，巴西带药回家时，面色略有红润。两年多后，郭滨生离开江达那天，巴西和她妈妈都来了，巴西已长成了一个俏丽的小姑娘。她抢过郭滨生手里提的东西，一直送到公路边的邮车上。邮车开走了，扬起一阵沙尘，巴西还站在沙尘中向郭滨生拼命地挥手告别。

　　一个漆黑的夜晚，有个藏族群众跑来求助，吴景春医生等三人摸着黑，和藏民一路小跑赶到他家。谁知，藏民还请来了喇嘛，正在给产后出血的产妇念经。其实当时产妇的病症是“产后胎盘滞留”，并不难处理，只要在消毒的情况下，戴上手套轻轻剥离胎盘，再进行止血，就有把握抢救病人的生命。吴景春告诉产妇的家人诊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哪知他们坚决不同意剥离手术，不管翻译怎么反复说明、争取，都没有用。听着喇嘛的念经声伴随着越来越微弱的产妇的呻吟声，吴景春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带着伤心、委屈回到医疗队驻地，忍不住放声大哭：“为什么见死不能救？为什么见死不能救？”这就是进藏后，白衣战士们常要直面的另一种痛苦。

　　吴景春明白，藏族群众千百年来形成了固有传统观念，他们没有接触过现代医学、现代科技，他们对现代医学的诊治将信将疑，只能相信喇嘛。在西藏，生孩子被认为是件污秽的事，一般孕妇只能在牛棚、猪圈或者帐篷里分娩，而且大多在冰凉的地面上，有条毯子就不错了。产妇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用羊毛绳捆扎。这次经历，让吴景春坚定了在藏族百姓中间宣传卫生科普知识的决心。“我们边治疗，边宣传，渐渐地，群众也开始了解我们，接受我们了。”

　　那年拉萨正流行天花，大街上到处躺着满身满脸脓泡的天花病人。贫民区最集中的地方，多数人家里连个简陋的帐篷都没有，只有一些用粗织的牛毛布支起的围子，围子和几个简陋的帐篷内外，都躺满了病人。除了天花患者，还有性病患者，最常见的病是梅毒、淋病。高生玉到日喀则开展医疗工作时，每天早上7点钟上班，医院门口就有一二百人排队等着打针。人手不够，她常常要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

　　医疗队开出的药方见效很快，于是藏族群众的观念发生改变，从开始认定“喇嘛说他该升天，就该升天，不能治”到“解放军医生治得好病，还不要钱”，再到后来，连喇嘛也说：“到解放军的医院去看病吧！”“阿姆吉拉（医生），谢谢你们！人的头发虽多，但是可以数尽；可我们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是怎么也数不尽的！”这是藏族商人华德夫妇紧握着吴景春的手，用藏族人民特有的朴实语句道出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