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火索，格达活佛被害

　　全国政协曾邀请格达活佛到北京开会，格达活佛表示：“等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格达活佛不会想到，他再也到不了北京了，再也见不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格达活佛惨遭暗杀！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在当时直接影响到和平解放西藏的整个进程……

　　在海外经常有人向我询问什么叫“活佛”？我特别请教了一位藏族高僧，他非常虔诚地告诉我，活佛就是已经成了佛的人，他仍然活在人间，这就叫活佛。根据佛教的理论，任何人只要按照释迦牟尼留下的“四谛法”去修炼，人人都能成佛。佛是代表一种最高的成就，表示他已能摆脱烦恼，大彻大悟，超生涅槃，不入轮回。

　　“朱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当年红军离开甘孜时他曾告诉我，红军十五年左右，一定再回甘孜。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正好十五年，太了不起啦！”这是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见到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的领导吴忠和天宝两位老红军时说的第一句话。

　　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增·扎巴塔耶，生于甘孜白利乡德西底村，7岁时被选定为白利寺的活佛，17岁去拉萨学习佛经，八年后获得喇嘛的高级学位“格西”称号。他为人公正，喜欢帮助贫苦大众，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和尊重。早在红军长征过甘孜时，格达活佛就与朱德、刘伯承成为挚友，他曾救助过两三百名滞留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亲自为他们疗伤和安置。此事足以证明格达活佛佛心所向。

　　1949年西康尚未解放，格达活佛就秘密派代表绕道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青海到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意，表达了藏族人民渴望解放的急迫心情。当格达活佛知道中央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后，他双手合十，连声称赞道：“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实乃爱护众生，不使生灵涂炭，善德善德。我这个崇信释迦牟尼的有神论者，衷心欢迎你们这些无神论者，竭诚拥护伟大的共产党！”

　　北路先遣队五十二师驻在甘孜时，天宝和吴忠与格达活佛常常叙谈到深夜，他们将朱德和刘伯承1950年6月1日的信转给格达活佛。其间，全国政协曾邀请格达活佛到北京开会，格达活佛表示：“等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格达活佛不会想到，他再也到不了北京了，再也见不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格达活佛惨遭暗杀！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在当时直接影响到和平解放西藏的整个进程。

　　回望当时的局面，中央人民政府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中央认为西藏问题如能实现和平解决，对统一祖国、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西藏社会稳定是十分有利的。为此，自1950年开始，官方和民间先后派出了四批劝和代表团赴藏，向西藏地方政府表明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态度和方针。

　　但是，西藏噶厦政府拒绝与中央政府对话。他们派出政府官员夏格巴等人绕行印度欲往香港，1950年3月初到达了印度东部边境城镇噶伦堡。夏格巴等人却忽然吃惊地发现，英国人竟然拒绝他们进入香港；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印度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夏格巴等人在印度跑来跑去，离开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回到噶伦堡，又跑回新德里，最后他们明白：英国人躲开了；美国人口头上表示“原则上同意援助噶厦政府”，实际上对他们并不十分感兴趣。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到任，随即接见夏格巴等人。袁大使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藏进军。西藏代表团务必于9月20日前到达北京，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当晚，袁大使设宴招待，耐心说服，督促他们尽快启程赴京。

　　这个现实，是噶厦政府和夏格巴等人根本没有想到的。而没有想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时局”还存在着幻觉：企图通过外部势力辅以手中的武力，让解放军止步于金沙江畔。而夏格巴等人在印度毫无结果的奔走游说，开始让噶厦政府意识到，同为改朝换代政权更迭，这个新的中央政府跟从前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府不一样：从前是中国政府干什么都得看外国人的脸色，现在却是外国人在这里要干什么得看中国政府的态度。在西藏问题乃至所有的中国内政问题上，这个中央政府对所有想插手的外国人的态度其实就是一句话——这不干你们的事儿！

　　为了促使噶厦政府尽快接受和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身在甘孜的格达活佛毅然决定离开白利寺，西行入藏去拉萨，希望说服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主张。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动身这天，甘孜当地百姓们跳起神舞和锅庄，为心中最为崇敬的偶像送行。吴忠师长发表动人的即席演说。跳舞的人们停止了舞步，静静地站立着，眼泪唰唰地流下来。一些走路来的老阿妈手里转着经筒，喃喃地祈祷着，还有人失声痛哭。身材高大的格达活佛头戴一顶礼帽，身穿一件长袍，面带微笑，平静地与大家告别。他婉拒吴忠和天宝带来的银圆，只收下吴忠建议防身用的两支卡宾枪，翻身上马。吴忠和天宝与他并辔而行，送了一程又一程。

　　在格达活佛渡过金沙江之际，军里电示侦察科在德格密切关注格达活佛的动向，设法了解他过江后的一切情况。此后，侦察科每天派出外勤打探，却毫无所获。

　　时隔近两个月，9月初的一天，王贵和参谋吕超带上藏族翻译文绍华一大早出发到龚垭。夏秋之交的河谷，一片葱茏，处处绿树野花，风光秀丽。他们三人顺河而下，在龚垭村口遇到一队骡帮，七八个赶骡的藏民盘腿而坐，正打着皮火筒烧茶。侦察员们笑着走上前去，吕超微笑着递上香烟，大家边吸烟边聊天。侦察员们“不经意”地问道：“你们听说格达活佛了吗？”赶骡的藏民听闻此话，脸色顿时出现异样，他们互相看了看，没有立即答复。侦察员一再询问后，其中年纪稍长的藏民才慢腾腾地回答：“听说格达活佛已经死了。”王贵等三人大惊：“在哪里死的？”“就死在昌都。现在昌都人都知道了。”“怎么死的？”“不知道。”随后几天，这个消息迅速传遍金沙江两岸。不久，格达活佛的佣人逃脱关押，跑回甘孜，证实格达活佛被害的消息。

　　原来，格达活佛于7月24日到达昌都，很快会见了昌都总管拉鲁·才旺多吉，说明自己的使命。格达活佛说，共产党早晚都要解放西藏，希望采取和平方式而不诉诸武力。如果拉萨噶厦政府企图与共产党抗争，会造成生灵涂炭。所以他来昌都，劝阻噶厦地方政府不要同共产党武力对抗。他带来了共产党提出的三点和平建议：一、西藏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二、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必须进驻人民解放军；三、西藏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

　　拉鲁迅速将这些建议报告噶厦地方政府，得到的答复是：拉萨方面正在考虑这些建议，在这个时候拉鲁既不应当让格达活佛前往拉萨，也不准许他返回甘孜，必须让他留在昌都。

　　8月22日，格达活佛“突然去世”。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被毒死的。有消息披露说，格达活佛被软禁在昌都一栋二层藏式小楼上，身体不舒服时喝了英国人福特送来的一杯茶，或是咖啡，接着出现中毒症状，全身发紫发青而亡。这个福特是噶厦政府授予的五品列赞巴官衔的报务员，为英国和印度搜集情报，平日身着藏装，戴藏式礼帽。

　　昌都解放后，侦察科进行了大量调查，基本确定格达活佛的死与在藏军供职的福特有密切关联。根据副政委王其梅指示，科长李奋带着英语翻译刘景丰，由王贵做记录，向已被俘的福特了解更多的情况。27岁的福特仍穿着西藏贵族服装，看见三位解放军后十分紧张和恐惧，一直哭泣。尽管李奋一再向他说明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不会伤害他，他依旧拼命哭，一言不发。福特被带离昌都，送回内地。福特在重庆关押期间，供认在西藏进行间谍活动，并多次承认他唆使人毒死格达活佛的事实。1955年，根据福特在重庆关押四年期间认罪较好、有悔过的表现，加上1953年朝鲜停战和1954年印度支那停战后，我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有缓和关系的愿望，在此外交形势下，公安部门决定依法判处福特并予以提前释放，从香港递解出境。王贵说：“至今，福特本人签字画押的许多审讯记录和他亲自写的供词，都完好地保存在该案卷宗中。”

　　格达活佛之死，是西藏噶厦政府拒绝和谈、坚持分裂立场的大暴露。争取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前来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一切努力，均被帝国主义支持的西藏噶厦政府拒绝。他们一再拖延，不派谈判代表，还从国外购买大批军火，因为他们觉得手头还有一张“底牌”——藏军。

　　和平谈判的大门已经被关死，不打一仗，抽去噶厦政府这张“底牌”，就无法敲开和谈的大门。于是，格达活佛舍身成仁之地——拥有藏军重兵驻守的昌都地区，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前进、是和谈还是动武的焦点。

　　加拿大学者戈伦夫曾经就这一事件谈到他个人的看法：现在回头来看，中国新政府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打算出兵西藏，虽然按照他们的军事优势是完全可能的。但1950年8月，到拉萨去调解的格达活佛遭到暗害，致使北京的态度明显地强硬起来。

　　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指出：“如果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遵此，西南军区于8月26日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

　　多年后，张国华在《西藏的新生》中谈到了这个“基本命令”的基本内容：根据毛泽东主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指导原则，部队分为两个集团行动。北路集团以五十二师、军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和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组成，为我主力集团。北路集团骑兵支队和一个步兵团迂回类乌齐，拊敌之左侧背，占恩达，断敌西退道路；其余两个团和军炮兵营从邓柯隐蔽渡金沙江后，再过澜沧江直取昌都；侦察、工兵两营从岗拖渡金沙江担任正面牵制性攻击。南集团以五十三师和云南军区部队的一个团组成，主力从巴安（今巴塘）渡过金沙江，经宁静（今芒康）、吞多迂回敌之右侧背，占领邦达，断敌从西南逃往拉萨的退路，并堵其窜往察隅。

　　这意思就是：“正面牵制，分进合击，迂回包围。”

　　昌都战役于10月6日打响。

　　昌都，政治和军事地位都很重要——那是西藏的东大门，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一点，可从昌都总管在噶厦政府中的官品窥得一斑：噶厦政府六个总管之中只有昌都总管是三品官，由噶伦兼任，其余皆为四品官，足见昌都地位之重要。昌都总管历来被视为“肥缺”，拉萨高官常用“重金”来争夺这一肥职，不仅因其“高品位”，而且因其“高收入”。有人形容说，来时二三十箱的家当，回去少则三四百箱；来时箱里装的是日常用品，回去时金满箱、银满柜。

　　软禁格达活佛的昌都总管拉鲁，为期三年的任期至1950年夏期满，他要求噶厦派人来接替他。6月，噶厦任命四品官阿沛·阿旺晋美为昌都新总管，要求他于7月11日到昌都赴任。阿沛夫人实在不同意阿沛接受这个差事，因为太危险，变数太大了！她觉得，阿沛不是去“赴任”，而是“赴死”。他没有花一两银子“买官”，他完全可以不接受这项任命，况且还轮不到他一个四品官嘛。可是阿沛厚道，身为政府官员，怎能为个人安危托词抗命？噶厦这次任命实在是“破格使用”，提升为三品噶伦。

　　早在1950年初，噶厦政府就将藏军总兵力扩充至一万七千五百人，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布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不熟悉地方情况，庶民百姓对解放军尚无好感之前，先发制人”，于是一再发电报催促拉鲁赶快“收复失地”。而拉鲁虽然也赞同武力对抗甚至还做出过相应计划，但毕竟他是世家子弟见过些世面，而且在噶厦政府从政多年，知道就凭这万把人的近乎“乌合之众”的队伍，要跟金沙江对岸那支刚刚横扫了大半个中国的“汉军”主动寻衅交火，那一定是必败无疑！何况自己任期将满，也犯不着冒这个风险。于是，拉鲁给自己转变了角色，跟噶厦政府一样，不仅拖延起时日来，还打算尽快离开昌都返回拉萨。

　　9月底，与新总管阿沛办完交接后，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拉鲁带着自己的贴身随从及一部无线电台返回拉萨。殊不料，他们上路七天后，走到洛隆宗附近，却突然收到噶厦政府电令：仲札团及部分僧兵已经离开拉萨向康区进发，前来接受拉鲁的指挥；还指令他在洛隆宗建立作战指挥部。看来这一仗，拉鲁想躲也躲不掉了。

　　拉鲁离任昌都后，留守在昌都的人们都在猜测，冬季临近意味着解放军可能不会发动进攻。然而情报每天不断传来，常常自相矛盾，闹得人心惶惶。那些三年前同拉鲁一起到昌都任职的拉萨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认为，由于所处位置暴露出许多弱点，要想阻止解放军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设法说服新接任的阿沛，将作战指挥部移到更便于防御的洛隆宗，那里山高谷深，有关口。阿沛却回答，他的职责是保卫昌都，因而不能随意移动作战指挥部；但如果拉鲁的原部下想要离开昌都，他不会加以反对。讨论再三，拉鲁的原部下选择了留下来。

　　其实新总管阿沛也不想打。

　　阿沛是8月28日到昌都的。刚一到，他就收到了邦达饶嘎送来的一份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议，这个建议与格达活佛所带的三条建议相同。邦达饶嘎为康巴人，是总部设在印度的“西藏革命党”领导人，于1946年被印度驱逐回中国。他比从拉萨出发的阿沛早一天到达昌都。

　　阿沛显然看到了这个“和平建议”，于是致电噶厦政府，提出停止执行原定“收复失地”的命令，电文说：“因时世混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于县）内仅有七八户人家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元根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在此情况下，不要说发动进攻，即按目前这样的备战下去，就是没有共军进攻，其局面也维持不了一年。”阿沛还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谈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同时，他也派出邦达饶嘎带着自己的一名官员益西达杰到康定去和共产党谈判。但是，当他们到达康定时，昌都这边已经打起来了。

　　南北夹击，解放昌都

　　军炮兵营用夹叉法进行试射，弹点忽远忽近，藏军不知其中奥秘，以为是炮兵打不准，就像看热闹似地高声叫喊，手舞足蹈，有的还吹起号角。炮兵连试射完毕，转入效力射，指挥员一声令下，成排的炮弹在藏军队伍中间和四周开了花，有几顶帐篷被击中飞上了天。藏军这时才知道解放军炮火的厉害……

　　1950年9月初，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军机关抵达甘孜，组织实施昌都战役。根据当时藏军情况，张国华决定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战法，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以五十二师为主，成左、中、右三路配置，围歼类乌齐、恩达及澜沧江以东的藏军；南线由五十三师一部自巴塘渡金沙江，攻歼宁静藏军，切断藏军西南退路。

　　1950年10月6日，十八军南北两集团从昌都东北及东南三条路线开始攻击。为吸引和牵制敌人，掩护北路集团主力对昌都之敌的迂回、包围行动，并阻断昌都之敌主力从西南逃往邦达以至拉萨的退路。

　　昌都地处昂曲、扎曲两河汇合成澜沧江之处，藏语意为“水流汇合处”。其地势西北部高，东南部低，最高海拔为五千四百六十米，最低海拔约三千一百米，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不少山峰耸立于常年积雪的雪线之上。气候特点是昼夜温差大，常常是一日多变。在这样高海拔、多天候条件下的高原山地组织战役行动，在解放军战史上尚属首次，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有时比战场对手更难以对付。

　　张国华在《西藏的新生》中，谈到了解放军在昌都地区作战所面临的困难：

　　西藏高原的气候、环境、地形和敌情很特殊，光敌人布防区从金沙江正面就拉了一千多里，江边到昌都是七百余里的纵深。在如此辽阔的地区，加上敌军地形熟悉，善于驰骋，使我军像老虎扑苍蝇，难以捕捉。

　　张国华命令各路部队不动声色，隐蔽前进，从侧翼迂回到敌人背后。只要把敌人包围住了就是胜利。

　　昌都守敌本以为雪山恶水能挡住解放军，以为解放军长途跋涉，行军疲劳，水土不服，飞也飞不过金沙江，因而藏军可以以逸待劳地沿江抵抗。但解放军则从正面吸引住整个敌军的注意力，为分进合击的部队赢得了时间。

　　时间是非常紧迫的。几道门户尤其是西门户恩达如不迅速封死，敌军随时有逃跑的可能。因此，部队不顾一切疲劳，猛追！快追！张国华后来回忆道：

　　各路部队以日行一百二十里至一百七十里的速度星夜兼程疾追。有的边追边打，有的干脆甩开敌人插向敌后。高原风雪晴雨变化无常，空气稀薄，阳光强烈，部队常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雪线上奔走，越过雪山草地冰河急流，穿过森林峡谷荒莽小道……一个声音在部队穿行的高山峡谷中回响着：抓住他！包住他！不让敌人跑掉！

　　这时的巴塘县已经成立了县政府和支前委员会，还有党的外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他们组织一大批知识青年和群众大力进行支前工作，使得昌都战役南集团的战前准备十分顺利。一五七团主力从康定出发，翻越数座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的大山，到达巴塘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群众支持下，渡江准备工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10月7日，南集团部队全部进入渡江位置，一五七团一、二营于巴安（现巴塘）西北之宋瓦卡美暗渡金沙江，直取宁静，担任迂回于芒康县城以北以西地区的任务；一五七团三营正面从竹巴笼强渡金沙江成功，毙伤和俘虏藏军第九代本一个甲本（连），之后沿空子顶、莾岭、古树向芒康县城前进（师指挥所随行），警卫连队从牛古渡渡江，向宁静县城前进。

　　10月9日，随南集团包抄围剿的林田，写下了这段日记：

　　天刚亮时，我们终于下到了沟底。太阳升起来后，我们又爬上了西面一座高山。山顶有几户人家，地名“岭当”。为加快前进速度，调整了队伍顺序，四连被调到前边，和指挥所先走，炮兵连和直属队排在后尾。

　　荒芜的山谷无穷无尽地向上伸延，涧旁小路上横躺着腐烂的树干，林中生着羊齿草、蕈子和苔藓。中午，阳光从枝叶隙缝筛下来，腐叶蒸腾着发出霉烂气味，空气更加闷塞。战士们的眼睛有些发红，嘴唇干裂。经过两天两夜的紧张行军，大家已很疲劳。虽然沿山谷慢上坡和爬山不同，但每个人背着五六十斤的东西疾走，都满头大汗，呼呼喘气。有一个战士呼的一声直倒下去，紧闭眼睛，口吐白沫。同志们赶紧把他抱起，卫生员跑过来给他灌药水，队伍又继续前进。不一会儿又有两个战士晕倒了，其中一个脸涨得通红，汗珠流进眼里，一面喘气，一面呜呜地哭。年长的藏族向导从胸前摸出小转经筒，一边用手转，一边念经。年轻的藏族向导一声不响，面带严肃从容地从身后一个战士肩上拿下一个十几斤重的糌粑袋搭在自己背的皮口袋上，那个战士要夺也没夺回来。他挺着胸膛向前走去，脸上全是汗污，长发在后颈上揉来揉去。休息时我和他聊起来，他叫萨敦，今年18岁。

　　10月11日，藏军第九代本格桑旺堆见败局已定，遂偕一营长到解放军师部联络和解，表示愿意率部起义。对抗行动亦随即停止，藏军第九代本欢迎解放军进驻芒康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互以友军相待。与此同时，格桑旺堆致电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复电予以表彰和慰勉。南集团随即派部队进击邦达、八宿方向，配合北路集团对昌都形成全面包围。

　　战役发起后五天，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及前指根据藏军与解放军一接触，稍事抵抗即行溃逃的情况，判断藏军不会固守昌都，有可能全线撤退，故命令各部迅速前进，务必完成迂回包围任务，务必切断藏军退路。

　　15日，一五七团一、二营分成两个梯队抢占澜沧江扎西大尚木桥。19日，进至左贡、田妥、邦达一带，切断了昌都守敌经邦达退向拉萨或南窜察隅的退路。

　　这个时候，兵分三路的北路集团主力已经对昌都守敌形成了合围之势。不过，较之于南集团部队，他们的行程更为深远，也更为艰难。而其中最为艰难的，是北路集团最关键最重要的角色——担任右路千里大迂回的一五四团、青海骑兵支队、五十二师炮兵连。他们于10月6日、9日分别从青海玉树和邓柯出发，任务是取道囊谦，经知牙出类乌齐，尔后直插恩达，关上昌都之敌西逃拉萨的大门。

　　这一路部队由五十二师副政委阴法唐率领，行程最远，沿途地形最复杂，气候最多变，一路迂回作战可谓艰辛备尝。北路集团右路部队官兵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他们遇上的第一个敌人，不是操着枪炮的藏军，而是大自然带来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叫“雪盲”：部队连续在茫茫雪地上行军和宿营，四周皆是银装素裹的山岭，一望无际的雪野看不到边，也分不清地平线在哪里，就像是被装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雪笼里，被一片白色包围着。部队行进在耀眼的阳光下，一片银光闪闪，强烈的反射光刺激得大家直流眼泪，却没几个人知道，这是雪盲症正悄然来袭。

　　真是“白色包围圈”！还没跟敌人接触哩，就啥都瞅不明白了。

　　虽说部队出发前装备了风雪镜，但不能防紫外线，而镜片的质地在崎岖的行军路上、拥挤的帐篷里又极易挤坏、弄碎。加之战士们还不晓得雪盲症的厉害，多以为风雪镜无用。谁知离开青海玉树几天后，不少战士就直叫眼睛疼。一五四团一营三连的指导员刘广润，眼睛不久也肿起来，疼得像刀剜一样，什么也看不见了。有的连队几乎一半人都是这样。战士们只好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彼此牵着走。干部们急得直发愁：这么多瞎子，遇上敌人怎么办？在军医的指导下，方知“雪盲症”造成的是暂时性失明，及时治疗，休息几天就会恢复。

　　部队从此开始注重预防雪盲症，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那时，哪有防紫外线的太阳眼镜啊？官兵们想出各种办法：有的把长头发搭拉下来遮住眼睛；有的撕下一块军衣布把双眼蒙上；还有的用蓝墨水把救急包里的纱布染成蓝色，罩在眼睛上——官兵们就是靠这些“土办法”，互相搀扶着，走出了漫无边际的“白色包围圈”。

　　刘广润所在的连队，就是执行千里大迂回的部队之一。渡过金沙江以后，部队逆江北上到哲古草原，尔后往西逐渐进入雪峰连绵的高寒地带。这里似乎是从未有人走过的荒山野岭，四周寂静无声，仅仅可见几只秃鹫在啄吃山崖上的死兽，偶尔发出一两声凄厉的长鸣。没有路，战士们只能依靠指北针判定方向，在山崖陡壁上开路行进。越走山越高，越走雪越深。十月的昌都，有的地方连山沟都被雪填平，人马踩上去，立即就掉进雪窝。战士们把担架杆抽出来，一边探路一边往前走。

　　晚上在雪山上宿营，帐篷钉子怎么也打不进坚硬的冻土里。没有办法，战士们累得只能把雪扒一扒，身上盖一块帐篷布，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宿营地白雪茫茫，不见人的踪迹。等到起床军号一响，忽然从雪中这儿冒起一个，那儿钻出一个。一次，刘广润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个战士，找到他睡觉的地方，才发现他全身已经冻僵，眼睛紧闭——他再也听不到军号声，再也不能起床了……

　　翻越囊谦寺以北一座海拔五千一百多米高的雪山时，原计划全团当天都要翻过去。部队一早出发，踩着一米多深的积雪往上爬。此时大雪纷飞，一片混沌，辨不出方向。不少战士爬一步滑半步，直到天黑，三连才刚刚翻过山顶。如果当晚强行下山，凶多吉少。团里指示：就地宿营。

　　刘广润所在连队就住在了陡峭的山腰上。山陡得找不到一块可以让人躺下来的地方，大家只能在脚下挖一个坑，脚蹬着这个小坑，背靠在陡坡上，双手抱着抢，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很快就睡着了。半夜里，突然一阵寒风，把刘广润冻醒，他猛地坐起来，只见四周白茫茫的一片，不见一名战友，难道连队出发了？忽然，他听到饿急了的骡马啃雪的声音，转身一看，发现自己从原先睡觉的地方滑下去了十几米！他连忙起身四处寻找战士们，果然发现有几名战士也滑下山坡，有的还裹着衣服睡得正香呢。被弄醒后，他们竟然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问：“指导员，出发了？”战士们跟着刘广润一起找人，人找齐了，天也亮了。

　　昌都的冰河多得难以想象，常常是翻一座雪山，就要涉过数条涧水冰河。千里大迂回的一路上，对付冰凉刺骨的涧水冰河，真比打一仗还难。一早起来过河，夜里好不容易焐热的双脚猛地踏进激流中，那滋味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刘广润脚一下去，顿时寒流传遍全身，忍不住浑身颤抖。河面上的碎冰，像刀子一样锋利，人和马走在河里，腿被冰棱划破，立刻就是一道血口子。湿着脚上岸，手指头大小的石子冻粘在脚底板下，抠猛了连皮肉都会一起抠掉，再粘水时疼痛难忍。几次亲历，人们才明白，石子不能马上抠，要靠自己的体温稍微暖一暖让它们自己轻轻地掉下来。

　　负责正面攻击的部队进抵昌都前，夜袭缅达的那个晚上，部队已行进了一天，忽然发现前面有藏军，便决定夜袭敌人。天色已晚，刚过一个山腰，只听前边“哗哗”直响，走近一看，是条冰河。战士们二话没说，纷纷脱去鞋袜和棉裤，“稀里哗啦”跳进激流向前冲，水有多深，水有多急，谁也不知道。《战利》报的小个子记者焦东海不识水性，身边通信连的两个大个子战士把他架在中间过河，总算安全地通过。焦东海把湿透的内裤脱下来搭在背包上，穿上棉裤和鞋袜继续前进，没多久一摸背包上的裤头已冻得像一块铁板了。第二天焦东海获悉，兄弟连队还是付出了代价，在过另一条激流时牺牲了几位战士，叫人痛心不已！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回忆说，左路部队7日依次渡江，江面虽宽不到百米，但水深流急，渡河中多次发生翻船和落水事故。八名战士溺水牺牲，淹死骡马十四匹，十多件武器装备和物资被冲走。渡江后一五五团在右，一五六团和军炮兵营在左，成斜梯形向昌都攻击前进。

　　北路集团左路和中路部队，在途中都打了几仗。战士们的感觉是：行军赶路比打仗更困难。左路部队一五四团的战士们爬过一座座雪山，

　　过一条条冰河，快到类乌齐时，腿都烂了。

　　印象最深的，是夜渡囊谦的扎曲河。部队行军刚到河边天就黑了，如果当晚不能渡过去，第二天清早渡河会更冷。扎曲河宽阔，水深流急，部队找来几条牛皮船连夜渡河。重武器装在牛皮船里划渡过去，马匹和骡子用绳子牵着浮水过去。战士们头顶着装备，涉过深及胸部的冰冷河水，大家在水里浑身颤抖，牙齿不住地磕碰，有的战士甚至冻得失去了知觉。马匹冻得站不稳，有的马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水里。

　　岸上是一片荒沙滩，伴着大风飞扬起来的沙石子，打在脸上生疼。上岸后，大半身湿透的战士们更是冻得难以支持。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大家用手在地上摸索着拾来一些干牛粪，在河滩上挖一个坑，点起火烧开水。刘广润把冻僵的手伸到火堆上，竟然感觉不出火的热度！腿从膝盖到脚，布满一道道血口子，遇水，疼得像刀割；遇热，又痒得钻心。

　　二营的排长赵连华才二十多岁，之前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仍然坚持行军打战，一路淋雨、过河，伤口感染，化脓不止，后来被迫截肢。更糟糕的是，在青海玉树补充的粮食也吃完了，茫茫雪山，挖不到野菜，见不到草，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有的战士饿急了，就把枪的皮背带煮来吃。全团的马死得所剩无几，驮子只能靠人背。所有的人都咬着牙坚持着。

　　类乌齐，藏语意为“大山”，是昌都西北的一座县城，因位于高山之下而得名。城里主要建筑物是一座白教噶举派寺庙，围绕寺庙有几十户居民，多为在寺庙服役的“差巴户”。类乌齐地处紫曲河谷北侧，北面山高且险，南面是林木茂密的小山，紫曲河由西而东从城南流过。驻守在这里的是藏军第七代本主力。

　　10月16日夜，一五四团先头部队进到类乌齐以北甲藏卡桥。河对岸是藏军第七代本两个甲本，解放军因水深不能徒涉，迂回未成，改由正面攻击。而藏军却一触即退，仅击伤其十余人，余敌便向南逃窜。17日，骑兵支队一部赶到，向驻类乌齐之敌发起攻击。因藏军分散配置在山地、林区，散布面广，与解放军打麻雀战，被歼的敌人仅二十余名，其余作鸟兽散。

　　拿下类乌齐后就直奔恩达，为了抢时间，部队连续急行军三十几个小时。一路上，三连战士侯天祥帮别人扛枪、背背包，爬高山的时候他还经常走到队伍前头去喊口号。到片刻的就地休息时，侯天祥抱着一挺机枪靠着石头坐在地上。几分钟后继续前进的号声响起，他却再也没有站起来。他是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使命活活累死的！

　　恩达是昌都藏军主力西逃的要道。师里要求一五四团在指定的时间堵死这个“口子”。恩达，藏语直译为“五道口”，意为四通八达之地。从昌都到拉萨的北、中两条道路都由此经过，控制恩达，基本上就完成了战役合围任务。

　　一五四团的一个营连续急行军三十六个小时。不少战士一边走一边瞌睡。到达类乌齐时，天快亮了。一五四团留下三营守类乌齐，其余两千多人赶往恩达。

　　来自青海的骑兵支队占领类乌齐后连夜向南疾驰，八百多匹马，竟然累倒、累死三百多匹。许多人不得不弃马步行，四条腿变成了两条腿，骑兵变成了步兵。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因进入高原较早，所配马匹都是在甘孜地区就地采购的适应高原生活的高原马，连队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严守制度，爱惜马匹，因而全连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状态。从类乌齐出发后，这个连成为骑兵支队的主力、先头连。

　　北路集团右路部队继续向目的地恩达猛进。

　　中路部队一路攻击前进，在生达、小乌拉山、洞洞竹卡各歼藏军一部。

　　10月12日，一五六团逼近藏军据点郭堆，生达藏军向郭堆增援。两股藏军稍与解放军接触，即掉头南逃。吴忠用报话机命令一五五团、一五六团“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昼夜兼程，追上南逃藏军”。

　　这两个团由于后勤保障难，没有与先头部队一起进入藏区，战役打响后是从川西乘汽车直接进入西藏高原的，没有经过高原适应性训练，便立即投入了战斗。初到高原徒手爬山都要一步三喘，战士们除手中武器外，还要携带笨重的御寒装备和十几天的口粮甚至燃料，十分疲劳。为了战役胜利，他们咬紧牙关，奋勇前行。不仅这两个团，全师部队都不分白天黑夜，尾随逃跑的藏军穷追不舍。战役结束后，许多人的鞋子竟然脱不下来，两只脚肿胀得像发面馒头。

　　16日下午，一五六团的十人先头小分队终于在都兰多以北的小乌拉山追上了南逃的藏军三代本主力。他们不明情况，追敌心切，骑马只顾前赶，遭到藏军伏击，七人牺牲，幸存三人临危不惧，一直坚持到主力赶到，此时已近黄昏。

　　第二天，军炮兵营用夹叉法进行试射，弹点忽远忽近，藏军不知其中奥秘，以为是炮兵打不准，就像看热闹似地高声叫喊，手舞足蹈，有的还吹起号角。炮兵连试射完毕，转入效力射，指挥员一声令下，成排的炮弹在藏军队伍中间和四周开了花，有几顶帐篷被击中飞上了天。藏军这时才知道解放军炮火的厉害，急急忙忙上马，一溜烟翻过山口逃向昌都。

　　小乌拉距昌都还有一百多公里，根据藏军第三代本继续向南逃窜的情况，师长吴忠判断藏军主力仍在昌都，即命令中路部队继续衔尾疾追；又指示右路一五四团和骑兵支队加速向类乌齐、恩达前进，首先切断藏军西逃之路，然后视情况兜击昌都，配合中路、左路围歼昌都藏军主力。

　　北路集团右路部队抵达邓柯的第二天，一个身着藏装的年轻人找到一五四团政委杨军毛遂自荐。他说，只要他能办到的事，请随时吩咐，并自报姓名叫“周大兴”。听口音，他是四川人，怎么到藏区来的？怎么穿着藏装？周大兴只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用谈它。”他一再要大家相信，能帮部队做一点事，是他最大的快乐。从此，周大兴每天两三次到驻地，每次都背来大捆的木柴，当司务人员硬往他荷包里塞钱的时候，他恼火地叫起来：“我是为了钱才给咱们队伍砍柴的吗？”像受到很大污辱似的把钱重重地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走去。

　　周大兴的表现，引起杨军的注意。杨军来到周大兴家里，只有周大兴妻子在家，屋里空荡荡的，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显然，周大兴一家的日子过得很苦。通过和周大兴妻子聊天，杨军得知，原来周大兴是当年的“红小鬼”，从老家川北参军，跟随红军长征一路到达甘孜时，因患重病无法继续随队北上，留在了当地，康复后靠给别人放牛羊过活，娶了现在的藏族妻子后才搬到了邓柯。虽说早已穿上藏装，但周大兴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牢牢记着红军首长临别时的话：“想尽办法，活下去，等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回来！”这一等，就是十五年。部队真的回来了！解放军踏上了当年红军走过的路！

　　当五十二师师部批准周大兴重返部队时，这位七尺男儿欢喜得掉下眼泪，大家也为“周老兵”归队感到高兴。

　　周大兴重新归队后，迸发出百倍的工作热情。进攻昌都途中他身兼向导、翻译、侦察员等数职，有时化装成藏民走在队伍最前面，了解道路和敌情；有时又走在全队后面，搜集藏族百姓对解放军的印象等情况反映；到了宿营地，既要给干部担任翻译，了解情况，开展群众工作，又要帮助各单位买柴买草。他成了大家非常喜欢和不可缺少的人。战友们后来才知道周大兴时不我待的心境，原来是他患有心脏病，早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他只想在自己倒下之前，为部队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

　　连日的艰苦行军，周大兴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时常帮助年幼体弱的战士背背包，过度的劳累使周大兴的病情不断加重。在翻越囊谦寺以北的那座大雪山时，有消息传来：周大兴牺牲了！周大兴从春季出现到秋季牺牲，仅仅半年时间！他临终前拿出早就事先写好、一直带在身上的一封信，请求战友们帮他转交给他的妻子。数十年后，刘广润用颤抖的手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抄录着周大兴写给妻子那封信的片段：“亲爱的益西泽玛：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你了！我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做一点我能做的事，我的心愿就算达到了！我没有辜负红军首长对我的指示和你对我坚贞的感情。泽玛，不要为我难过，永远跟着共产党，做你应该做的事吧！”

　　10月18日，这是昌都战役中的一个关键日子。

　　这一天凌晨，北路集团右路部队前锋一五四团抵达恩达，占领恩达后山制高点。

　　已经可以看见胜利的曙光了。

　　可当团长郄晋武回头一看，两千多人的队伍只跟上来稀稀拉拉的三四百人时，他的鼻子一阵发酸。这一仗，打得真是特殊而又艰苦啊！我们的战士，大部分不是倒在了敌人的枪弹下，而是倒在了残酷险恶的自然环境里！

　　也难怪，一路上战士们吃的都是什么呀？有的战士饿得甚至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来吃，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疼得在地上打滚。有的战士捡牦牛骨头和牛角，用火烧，再用石头砸成粉末吃下去，吃得上吐下泻。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按时赶到指定地点，实在太艰难了。本来团里有不少马，但是为了赶路，没有时间放牧，全都饿死了。马匹一路艰苦负重，战士们视为战友，感情很深。可是没有粮食吃，怎么办？只能下令让战士们吃饿死的马。战士们边吃边哭。

　　郄晋武强忍心中的悲痛，迅速集结部队，向杂曲河恩达大桥发起攻击，歼灭藏军后就地修筑工事，迎击大股西逃的藏军。

　　18日，骑兵支队主力赶到恩达。一锤定音！“口子”被堵上了。

　　19日，师长吴忠命令骑兵连主力连夜沿从朗错拉到昌都的大路前进，另一部分兵力沿小路向昌都方向搜索前进。当日黄昏，一五六团轻装先遣营抵达昌都近郊。

　　十三天急行军一千五百里，秘密迂回，出敌不意，北路集团部队最终于10月18日先敌四小时抢占了恩达，胜利完成堵住昌都守敌退路的任务。

　　几乎与此同时，北路集团中路部队也进抵昌都城下。

　　北路集团左路部队于10月7日从岗拖渡江，歼守敌三十余人。13日进至江达，当即从两翼向敌实施包围。这时守军已无斗志，一触即退，溃向昌都方向，16日逃至觉雍以西四十五公里处，以为已摆脱解放军而休息时，被追来的解放军赶上。解放军查明敌情后即以迅猛动作奔袭该敌，当日深夜解决战斗，歼敌一百一十余人，残敌向西溃逃。解放军继续追击，于20日前后，差不多也于同一时间到达昌都城下。

　　此时，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残部西撤至拉贡附近，当听说解放军已堵住去路后，折回昌都西的朱古寺。20日上午10时左右，骑兵连主力进抵距昌都不足二十公里的加林，忽见两名藏政府官员双手高举哈达，骑马迎面而来。两人称是奉阿沛总管的命令来迎接解放军的，阿沛总管命令藏军二千七百余人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至此，昌都战役的大局已定。

　　在北线解放军合击昌都的同时，云南的一二六团消灭和驱逐僧兵和一部藏军，占领盐井等地区。一五七团和一二六团随后向西发展，并分别执行拦截藏军的任务。昌都藏军无力抵抗，部分弃城西撤。北线主攻部队一五六团随之进城，左路部队和一五五团相继跟进，并消灭没有撤走的藏军两百余人。

　　10月24日，战役全部结束，昌都解放。

　　从1950年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战役历经十九天，先后打了二十一仗，共歼灭藏军五千七百余人，计有五个代本全部、三个代本大部。一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二十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及印度人两名。可以说，在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已被消灭，这相当于注销了噶厦政府抗拒解放军进军的最后筹码。

　　战后，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回顾道：

　　昌都战役是一次极为特殊的战役。就一般军事概念，单以交战双方直接投入的兵力、兵器和战斗激烈程度等方面衡量，这是一次规模不大、比较一般的战役。但是，这是我军首次在高原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战役从准备到实施的持续时间之长、作战地区之广、地形之复杂和作战行动之艰难，都是前所未见的，特别是它所达成的军事和政治目的，更使它在我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就以行军来说，过去我就从未遇到过几天之间累死、拖垮几百匹战马的情况，而一五四团在这样的条件下，竟有八百多人步行，几乎与骑兵部队同时赶抵恩达，完成了战役包围任务。应该说，这些同志就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在战役中的作用，他们的毅力和勇敢精神，都毫不逊色于过去进攻战斗中首先冲入敌阵的勇士！

　　达赖喇嘛亲政

　　向“神”请教“战和二举何为上”的结果是请达赖喇嘛亲政，由达赖喇嘛决定“战与和”。从亲政后达赖喇嘛给毛泽东主席的信来看，达赖喇嘛选择了“和为上”。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出走呢？达赖喇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昌都解放时，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的随从官金中·坚赞平措在帕巴拉礼宾官的家里被解放军发现了。

　　昌都解放前几天，金中·坚赞平措就忧心忡忡不敢在昌都待下去，便取道朗木措，向拉萨逃命。他一路不敢走正道，胆战心惊地在树林里摸来爬去，衣裤剐成块块碎布，脸上手上划出一道道血痕。焦急，恐惧，饥饿，劳累，两天后，他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他暗自思忖，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不如痛快地死了。金中立刻返回昌都，准备面对死亡。

　　出乎金中的意料，解放军不但未对他加以人身威胁，反而安排好食宿，好言相待，他的满腹忧虑随之化解。大约十天后，王其梅副政委和阿沛总管商议，派遣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巴·平措多吉前往拉萨，向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呈送重要公文。金中二人受命后，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支不到马差时就自己背着马鞍徒步前进。

　　途经接近拉萨的拉日朗时，金中向拉鲁噶伦呈送了阿沛总管给他的公函。拉日廊住有三大寺的七十多个武装喇嘛，金中呈送公函那天，有的喇嘛横眉怒目，气势汹汹，金中两人低调离去。没曾想，当他们抵达工布帕拉山西侧的仁青林时，突然接到噶厦公文，命他们火速赶到拉萨，立即去见噶厦，切莫延误。他们随即赶到拉萨，只见诵经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很多官员、随从都在等待。

　　见到金中二人到来，迎候的噶厦官员们颇有些兔死狐悲之感，神情间戚戚然略带惊喜。二人向四大噶伦中的然巴噶伦、索康噶伦和代理噶伦土登绕央行过报到礼，呈上阿沛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公文。噶伦们把二人视如贵宾，急不可待地询问昌都现状、解放军动向、兵员多少等情况。

　　金中答道：“解放军有多少人，不得而知。但他们纪律严明，不住民房，不要老百姓支差，为群众做好事，受到群众赞扬。解放军向昌都推进时，按当时的军情和路程推算，至少还要两三天才能进抵昌都，不料，就在当天晚上，解放军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然巴噶伦听后，连声惊呼“阿啧啧，阿啧啧”，说道：“解放军像钢铁般坚硬，而我们像糌粑一样松软。”索康噶伦说：“阿沛·阿旺晋美受苦了，我们并不责怪他。我们的军队太糟糕，确实不能上阵。如今只好耐心等待，世界形势总会起变化的。”

　　索康所说的“等待”，传达出的是噶厦政府的意愿。那么，噶厦究竟想“等待”什么呢？

　　说是“耐心等待”，实际另有盘算。

　　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时，拉萨城里犹如遭遇天摇地动的大地震，上层高官和三大寺堪布连续召开紧急大会商量对策。会上，“和战”两派争议异常激烈，相持不下，最后决定按照习俗求“神”指明出路。于是乃穷和噶东两寺的护法神被请进达赖喇嘛和达扎的寝宫，由噶厦等主要人员陪同“请教”的问题是：“下一步战与和，二举哪种为上？应由谁掌管全藏政教大权？”

　　乃穷“神”说他是凡胎肉体，现回到普通人，无法代表“神”的意志。不得已请教噶东“神”。噶东“神”本来也想溜走，经众人苦苦哀求，最后跪伏在达赖喇嘛面前，闭口不回答所请教问题，而是带着哭腔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要你亲自掌握政权，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神汉当不了家做不了主——也不敢做主，那就只好请神权领袖现身了。

　　就在达赖喇嘛准备亲政又未举行仪式的当儿，噶伦高官和三大寺代表齐聚密室，放出话来，说“拉萨危在旦夕”，密谋达赖喇嘛出走，财物运往印度，且行动务必严加保密。

　　金中二人来到拉萨送信的时间恰在此时，他们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意图：要求噶厦速派代表进京，并保证在达成协议前不进军拉萨；同时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保证不侵犯。阿沛的信中还说，上述各项，阿沛本人和在昌都的四十多名僧俗官员完全可以担保，一定要速派和谈代表方为有利。

　　1950年藏历十月八日（公历11月17日），达赖喇嘛举行亲政典礼。亲政后，达赖喇嘛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呼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十月八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耐人寻味的是，达赖喇嘛亲政后一个月零三天（公历12月20日），突然仓促任命大堪布罗桑札西和鲁康娃·泽旺绕登二人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交代政教事务之后，达赖喇嘛即换上普通衣装，从布达拉宫出走。同时将噶厦政府的三百多驮金银财宝运往锡金，英国人福克斯携电台随行。经江孜到亚东后，立即通过印度驻锡金大使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协助其至印度居住。

　　现在公开的资料表明，那时印度政府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阵营中独树一帜，成为不结盟国家的领袖，而且已经与新中国建交，因而不愿明目张胆高调地接纳达赖喇嘛；美国则正陷入朝鲜战争泥潭中，无力多管西藏事务，而且英、美还担心达赖喇嘛出走后，班禅返藏主持全藏政教事务，也不愿达赖喇嘛在那时出国。故印度政府复电说：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如为了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他往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于是，达赖喇嘛一行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向“神”请教“战和二举何为上”的结果是请达赖喇嘛亲政，由达赖喇嘛决定“战与和”。从亲政后达赖喇嘛给毛泽东主席的信来看，达赖喇嘛选择了“和为上”。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出走呢？达赖喇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这时我万分焦虑。我当时16岁，佛法修习结束期限未到，我不仅对世界情况知之甚少，而且缺乏政治经验，并且我已到了知道是多么无知还必须努力学习的年龄。因此我首先声明，我年龄小，尚不能担此重任。到18岁才能接受这项重托。我也明白护法神和活佛喇嘛提出的这种请求的原因。每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所实行的摄政统治的漫长岁月，不可避免地会削弱我们的政教制度。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内部就存在着派系纷争的现象，从而导致了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衰退。我们已到了大多数人都亟欲避免承担责任而不愿接受职权的地步……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达赖喇嘛开始和中央政府保持接触但又防备的关系。

　　昌都断粮

　　半个多世纪以后，孙常愉还记得那时做过的一生中最美的梦：梦到自己在昌都大街上，用全部卫生费买到了五六个又大又香的猪肉包子，兴冲冲地跑回帐篷里……正在这时她突然被人胳肢醒了，原来她笑出了声！她把梦中的情景说给大家听，一位年长的女兵风趣地说：“你们真不该把她弄醒，要不然我们都能跟着她在梦里吃到大肉包子了！”……

　　陷入窘境的噶厦政府在彷徨，而为了和平必须在昌都耐心等待的胜利之师，也不得不再次面对另一个敌人——饥饿。进驻昌都部队面临断粮绝境。

　　昌都战役之后，进入11月份，雪域高原已十分寒冷，先遣部队曾经赖以生存的野菜基本上都见不着了。昌都较之甘孜，又向拉萨前进了五百多公里。此时，公路没有修通，再加上大雪封山，飞机也无法实现空投，供给更加困难。缺粮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之长、人数之多都远远超过甘孜缺粮。每一个首批进军西藏的解放军官兵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有关饥饿的记忆。

　　师长吴忠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当我右路迂回部队攻占类乌齐，偷袭恩达，切断藏军退路，继而转兵东进之时，中路侧击昌都的师主力，却正处于艰难境地。最大的困难是多数单位已经断粮。10月16日，一五五团三营官兵饿着肚子跑步抢占扎曲边的冬中日哇（洞洞竹卡），有的跑得口吐鲜血，有的昏倒在地。随军的牦牛运输队已经远远落在后面，而到昌都还有三四天的行程。怎么办？一五六团在小乌拉山战斗后，为了继续追击南逃的藏军，不得不忍痛杀掉几匹骡马，又向藏族群众买了几十筐元根，从团首长到战士，每人分得三四个。大家就靠一点骡马肉、几个元根，连续追击六十小时，一直追到昌都。没有分到骡马肉的掉队人员，就吃前边部队丢下的骡马皮，继续赶队。一个战士饥不择食，拣了藏族群众扔掉的七个牛蹄子，用火烤烤，一顿吃掉，几乎把胃撑破。

　　饥饿使部队的意志、特别是政策纪律观念，面临严峻考验。战士们经受住了这个考验。一五五团三营机枪连三名战士奉命去买糌粑，转了半天空手而归，路上却意外地拾到一只装满了糌粑的牛皮口袋。拾到的糌粑能不能拿回去吃？三人议论了很久。不行，再饿也不能吃，要交还失主。他们等在那里，不久便见失主骑马飞奔而来。当丢掉糌粑而失魂落魄的失主从战士们手中接过糌粑口袋时，简直不知该怎样表达他的感激之情，骑上马走了很远，还不时回过头，伸出拇指不断高喊：“亚姆，亚姆（好）！”

　　担任收容任务的一五五团一营副教导员张世华，在一个村边见到七八名不属同一连队的掉队战士正在开“批斗会”，批评一个战士偷拔了藏族群众的元根。张世华找到了元根的主人，代表部队赔礼道歉，又拿出五块银圆买了一筐元根，分给那些虽然饿得发昏却绝不侵犯群众利益的可爱战士。

　　吴忠还回忆：

　　我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的消息不胫而走。广大藏族群众热烈欢迎、热情关怀这支军队。藏军从冬中日哇撤退时，把群众集合起来，用腰刀砍树头，吓唬大家不准亲近“汉军”。可是一五五团一到，当地头人却立即组织群众用半天时间扎了十四只木筏，又派人连续一天一夜划着木筏，把我军送过扎曲。

　　昌都城外小头人次成等五人，骑马走了两天一夜，迎到了一五五团三营，然后拿着部队给他们的一捆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联合颁发的《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走在部队前面，一路张贴一路宣传。这个营到昌都后，正在为断粮而苦恼之际，又是这位次成，为部队送来了五头牦牛、二十只羊。解放军左路进抵达马拉山时，也遇到十多名骑马从昌都远道赶来的小头人和群众代表。他们不但为部队带路，而且邀请部队住到他们家中。

　　时任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宣传股长的王心前说，进军途中爬过无数雪山，涉过无数条冰河，虽然艰难但可以扛得住，最难挨的是负重行军还要饿肚子。虽然全军上下都深知“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但后方粮食经常跟不上，却是让所有人都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的现实。

　　昌都断粮时，每人每天的配给就只有四两（相当于现在的2.5两）。这仅有的口粮，每天分成两顿，还要严格按定量执行，炊事班“粉少水多”，煮出来的粥因为太稀，竟能映得出人影，被大家戏称为“四只眼糊糊”。

　　那时每个战士身上都背着几盒为进藏部队特制的蛋黄蜡，每盒有十根，每根大约手指般粗细、二十多厘米长。虽然只是由蛋粉、白糖、盐、淀粉等原料制成，但在当时已算是最宝贵的营养品，不到最后时刻，谁也舍不得拿出来吃。虽然每个战士都发了银圆带着，但部队有纪律，不能随便上街买东西，以防扰乱当地市场。

　　战士们在昌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饿极之时，听说路上有饿死的马，便连夜找回来。马肉吃掉了，马肠子也不浪费，拿来煮粥吃。开始，烧饭的战士不懂马肠子不仅要洗外边，还要翻过来把里边也洗干净就直接把肠子里的马粪连同饭一起煮。开饭时，吃着不对头，怎么这么苦？就是这样，也舍不得丢掉。为了充饥，领导带头，再苦也要咽下去！

　　骡马肚子空了不肯上路。在断粮的日子里，骡马每天也要保证四五斤草料。战士们饿着肚子上山给马割草，意外发生了。炮兵营一名战士早上喝了碗“四只眼糊糊”就上山割草，背着六七十斤草下山时，脚下打飘，眼前一黑，摔下了悬崖壮烈牺牲。

　　当年的女兵黄文琼说：“有一次排练打腰鼓的时候，我饿得头晕眼花，一头倒在地上起不来，别人问我：你怎么啦？我只好说：我有点困，让我躺一会儿吧！”一天早饭后，她和战友们照样上山，沿着小路去打草。忽然，一大群牦牛迎面而来。本来人应该往路的里侧避让，黄文琼在慌忙中却靠向了路的外侧。一头牦牛撞得她身子一歪，直向山下滚去，山下就是激流汹涌的澜沧江。万幸的是，她被一块大岩石挡在了半山腰。大伙把黄文琼救上来时，她的脸和脖子上都是血。卫生员给她处理伤口，脸上包满了纱布。吃饭时，她张不开嘴，有人找来了一根空心草作吸管，痛得她边吸边流泪。许多年后，回忆那段往事，黄文琼说出一句更让人心痛的话：“那时最刻骨铭心的是饥饿，要是能让大家填饱肚子，我宁可再摔几次！”

　　十八军五十二师宣传科在藏族群众家的二楼架上天线，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录新闻”。负责抄收的孙常愉，在好天气时可以一字不漏地收记下来，但最恼火的是吃不饱饭，工作到深夜，常常饿得心里发慌，头昏眼花。有时甚至不晓得在纸上写了些什么，第二天整理记录时连自己也不认识，她只好请教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方清远根据上下文意思，连猜带推敲地补上……

　　驻军发给女同志三块银圆的卫生费，孙常愉琢磨打它的主意，她用买卫生纸的一块银圆在街上买到三个大饼，晚上工作饿得实在支持不住时，才肯拿出来吃一口。等把第三个饼拿出来吃时，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硬得啃不动，她就把饼砸成小块，放在水里泡软了再吃。

　　半个多世纪以后，孙常愉还记得那时做过的一生中最美的梦：梦到自己在昌都大街上，用全部卫生费买到了五六个又大又香的猪肉包子，兴冲冲地跑回帐篷里……正在这时她突然被人胳肢醒了，原来她笑出了声！她把梦中的情景说给大家听，一位年长的女兵风趣地说：“你们真不该把她弄醒，要不然我们都能跟着她在梦里吃到大肉包子了！”

　　在断粮的日子里，官兵们就是饿着肚子，也只用一个半月时间就盖起了“进藏第一房”。

　　“进藏第一房”是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的成立大会而建的。当时，昌都地区有代表性的上层人士约有两百人，加上部队的干部及工作人员，预计出席成立大会的人员达三百人左右。可寻遍昌都，哪里有这么大的房子可用？昌都城里寺庙最大的殿堂也只能容纳不超过两百人，况且按部队的民族政策和纪律，不允许借用寺庙的殿堂。

　　军侦察科科长李奋提出，昌都地处森林区木材多，可以自己打土坯，抓紧干，估计一个多月能建起一座可供三百多人开会的礼堂。王贵说起六十年前盖“进藏第一房”的经过，“饿着肚子干”的火热场景仿佛还在眼前。

　　侦察科全体人员一边开展敌情、进军路线等调查工作，一边盖房子。警卫连负责锯木料，没有工具，就找出过去藏军遗弃的英式步枪刺刀，找铁匠打成几把锯子。打土坯的任务交给王贵等七八个年轻人。大多数人都没干过这活儿，但有一名山东战士在老家时曾经是“打坯能手”，大家跟着他都学会了使用坯模子，放入粘土，使劲儿地拍打，然后晾干，形成一块块二十斤左右重的土坯砖，二十多个干部、战士饿着肚子开始了突击打坯比赛。深夜11点多，他们还借着月光继续打。王贵笑着说：“一个多月后，礼堂真的建好了，比当初设想的还要大，足能容纳四百多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就在这里如期举行。”

　　就在“土礼堂”初见规模的时候，后方补给终于运来了，断粮的日子结束了。这天，司务长兴高采烈地向大家宣布：“今天一共煮了一百一十斤大米（只有九十多人），保证大家能吃得饱！”结果，大米饭被吃得干干净净。这是战士们饿了四十一天后吃的第一顿大米饭。饭后所有的人都坐在床沿上，动弹不得。

　　“我们被解放了”

　　“阿妈啦，你得好好想一想喽！天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不抢我们的青稞，不让我们支乌拉，不杀我们的牛羊，他们全是金刚身子菩萨心喽。对豺狼，他们是雄狮猛虎，对百姓却比绵羊还温顺。他们远从几千里外赶来，还不是为了把我们这些苦娃子、苦差巴，从火坑里从地狱里搭救出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让我们门前有酥油茶桶，屋后有鸡鸭牛羊，天天有糌粑吃，顿顿有奶茶喝吗？”……

　　1950年12月27日，昌都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会议宣布，废除向人民支派乌拉差役的旧制度，豁免了1949年以前人民“欠”旧政府的全部粮、款债，实施免费医疗，开展兽疫防治，奖励开荒，指导当地群众兴修水利，扶助工商贸易，发放无息农业贷种、贷粮，兴办小学，放映电影及培养民族干部。林田就是在如此背景下，从十八军康藏筑路工地赶往昌都的。

　　在途中的达格村时，林田遇到一个藏族老乡家在摆酒请客，亲朋好友齐聚一堂，欢欢乐乐。林田和名叫拉玛的妇女聊天，她说：“我们被解放了，就像一匹骡子被从背上卸下了沉重的盐袋子一样轻松，真不知怎样感谢解放军才好呀！”她又讲到家里有两个男人——丈夫和儿子，解放军渡江以前几次被藏军拉去支乌拉，当“民兵”。为了不让家里的两头牲口让“藏巴娃”（指藏军）拉走，只好赶到高山上躲起来，她在山上看着马，在树丛露天过夜。“今年过年大不相同了。如果是以前，哪能这样聚在一起喝酒快乐。”

　　林田一人骑马到牛场采访，晚上回来时学员们在跳弦子，老乡们也要跳弦子，头人起头唱，大家围成圆圈，手牵手跳起来，深夜才散去。

　　3月2日林田一行人到达昌都。

　　初到昌都，林田住在江边一户藏民家。房东把最好的房间让给他住，还找来一个汉族老人做翻译，告诉林田，缺什么东西他给找，有饭叫吃就吃，有茶叫喝就喝。房东对老人说：“这同志像喇嘛一样，吃了饭就坐在这里苦写。”

　　林田在昌都九个月，绝大部分时间是下基层。部队上雪山修路，他也随部队上雪山，住在战士们的帐篷里，同战士们一样吃野菜糌粑糊糊，半天采访，半天到班里和战士们一起开山筑路。

　　林田记录了一个连几个班的故事。五班住在一个藏族老乡家里，房东有个12岁的小儿子，叫泽鲁。每天战士们一起床，他就拿小铲子送来一铲炭火，用干牛粪帮忙把火生好。战士们出早操回来时，老乡又在火上坐上一罐洗脸水。班里战士们把泽鲁当成小弟弟。部队送来的水果和糖，战士们都分给泽鲁一份，还替他找来一顶军帽。泽鲁整天围着战士们转。林田每次跑步回来，一进门泽鲁就接过枪。晚点名后，一听大门响，泽鲁就赶紧拿松明照亮让战士们好上楼。过年时他家煮了羊肉稀饭，首先给战士们送来一大罐。六班的房东阿白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班里每个战士的名字他都叫得上来。战士们帮助他打麦子打到深夜，他送的东西，战士们不吃，他生气地说：“谁不吃谁稀稀拉拉（不好）的。”

　　林田决定利用空闲时间到藏训班学藏语，于是搬到训练班大院。令他特别高兴的是，房东的仆人若噶也跑出来参加工作，到训练班来了。林田记得他刚见到若噶时，若噶剃着光头，穿个暗紫色的破脏袍子，光着一双黑黑的脚。林田以为若噶是男仆，后来才知道是个女孩，被卖到这家当仆人。若噶常给林田送开水，生火盆，有时还帮他上街买东西，慢慢地，她知道解放军部队里有藏族女兵，特别羡慕。林田知道她的心思，去训练班时，有意借了房东两个做床用的“卡垫”，请若噶帮忙背到大院去，然后让几个女兵把她带到屋里玩。若噶离开时，恋恋不舍，眼睛里含着泪花。几天后，林田惊喜地发现若噶排在学员队列中。她穿了一套黄色的显得短小的制服，头戴绿色旧军帽，不好意思地朝林田笑。林田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句：“啊！若噶，太好了！”

　　两个星期后，林田随部队离开昂曲河，沿其支流向西前进。路上遇见到去硕般多一带招生回来的藏训班的一群战士，大家都晒得黑黑的。若噶也在其中，她欢欢喜喜地牵着马，帽檐下露出一绺黑发，脸色黑红，显得健康漂亮。看见林田，她高兴极了。想到她从一个蓬头垢面的奴隶变成自由活泼的女工作人员，林田从心底里为她高兴。分别时，若噶走出好远，还回头朝林田招手，喊了一句：“同志！雅保松（一路保重）！”

　　益西拉姆，时年21岁，她有个姐姐和一个当喇嘛的弟弟。一天，她自个儿从拉窝跑到宁静县（今西藏自治区芒康县）要求参军。十八军收下了她。第二天，她阿妈就跑来找她，生拉硬拽叫她回家。她涨红了脸说：“阿妈啦，你不是常对我唠叨：从嘴里吐出去的话，就像从崖上流走的水，再也不能收回来了。你不该忘记吧，那天你从江卡回来，把我们姐弟三个叫到一起说，只有小弟是男娃，可惜啦，要不是他当喇嘛，去当金珠玛多好呀！我说我去参军，你一会儿说，哪有女孩子当兵的；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说，我好像看见金珠玛有女兵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同意我来参军了吗！”阿妈一个劲儿地否认：“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同意你离开阿妈来参军！”

　　益西拉姆双手绕着阿妈的脖子：“阿妈啦，你得好好想一想喽！天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不抢我们的青稞，不让我们支乌拉，不杀我们的牛羊，他们全是金刚身子菩萨心喽。对豺狼，他们是雄狮猛虎，对百姓却比绵羊还温顺。他们远从几千里外赶来，还不是为了把我们这些苦娃子、苦差巴，从火坑里从地狱里搭救出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让我们门前有酥油茶桶，屋后有鸡鸭牛羊，天天有糌粑吃，顿顿有奶茶喝吗？”

　　阿妈终于被说服了。旁观的人说：“益西拉姆啦，你那张嘴巴可真够巧的哟，硬把你阿妈那颗石头脑袋说开花了呀！”阿妈半嗔半喜地说：“巧什么呀，要不她句句说的是真话，我才不得依她呢！”战友们给阿妈又是端茶，又是拿梨，一顿招待；临走时，发给她一张印制得很精致的军属证和五块银圆的路费。阿妈双手合十，对民运股的负责同志说：“我的益西拉姆算碰上真神了，望菩萨保佑神军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