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中央人民政府态度谨慎，耐心等待，就是希望何时改、怎么改，要等待西藏地区人民群众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觉悟，以破坏更小、损失最小、相关各方更易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以保证西藏的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以更和平的方式来完成……

　　昌都战役结束后，十八军暂停进军，在耐心等待，以实际行动体现中央政府的和平诚意。

　　此时，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已经开始几个月。西藏噶厦政府的官员们认为，美英及印度等国在支持“西藏独立”问题上，目前是讲得多做得少，不愿以支持“西藏独立”而损害其自身利益，因此颇感失望；而中央政府军事上又很强大，无法对抗，昌都一战更加剧了噶厦政府的政治危机，屯兵金沙江两岸和藏北高原的解放大军早已是盘马弯弓箭待发，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们继续前进的步伐。中央政府提出的和谈条件又是很宽容的。处于进退维谷的西藏当局，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在中央政府的感召下，只得面对现实，准备同中央和谈。噶厦政府官员会议最后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去北京，同中央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951年1月27日，达赖喇嘛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转呈他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件。2月1日，袁仲贤复信达赖喇嘛，转达毛泽东主席对他亲政的祝贺，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速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收到袁大使的信后，大受鼓舞。因为历来达赖喇嘛亲政，必须有中央政府的认可。毛主席的祝贺，使其感觉得到了合法承认。

　　1951年4月22日傍晚，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各部委首长亲自到车站欢迎代表团。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和平谈判代表第一次正式接触，地点在北京市军管会交际厅。出席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西藏方面出席的有：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双方开始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整个谈判过程曲折复杂，围绕着很多具体问题反复协商。

　　谈判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中从亚东来的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带有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内定的“底牌”。这张“底牌”的基本内容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外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部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但不能同意派兵到边界。中央驻拉萨的代表及其工作、服务人员，总数不可超过百人左右。”这张底牌显然缺乏诚意，也不具现实性。

　　西藏地方政府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很清楚，他带来的这个临时组成的代表团内各代表的思想并不一致，除他和从拉萨、昌都来的两人之外，其他代表几乎都没有接触过解放军，更不了解共产党。于是，他在履行代表职责向中央政府表达了噶厦政府方面的要求外，同时也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向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讲述他在昌都见到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情况，以及在沿途所见解放军不畏艰险在高山严寒地区施工修筑公路的情景。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表示，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我们承认达赖喇嘛的地位，毛主席祝贺他亲政，他要是去印度，就会失去现有地位。中央政府决定进军西藏是履行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是正义的。

　　在西藏历史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是格鲁派内部的两大活佛，这两大活佛系统分别在前藏、后藏地区拥有广大的土地、百姓和寺院，自清雍正、乾隆以来，一向归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彼此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后来清朝灭亡，驻藏大臣废弛，积弱的民国政府一时间鞭长未及难于管束，两大活佛间的嫌隙逐渐加大：先是噶厦政府强迫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服从达赖喇嘛的统治，并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而扎什伦布寺则沿过去旧例，不愿过高负担。十三世达赖喇嘛这种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步加大压力迫使九世班禅就范的做法，使班禅和噶厦政府之间产生了重大争端。不仅如此，1923年冬，达赖喇嘛又以“亲汉”罪名，拘捕了九世班禅左右的重要官员，使得班禅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九世班禅不得不于当年冬天秘密率领属下僧俗官员和随从仓皇北上，于1924年年初到达青海，从此流落在外，及至1937年10月在青海玉树圆寂，终未回到西藏。其间，当时的中央政府曾多次调解，希望促成两位喇嘛关系恢复及班禅返藏，但因噶厦政府内部的各种阻挠，终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时，上世达赖和班禅已转世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

　　李维汉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十世班禅即通电拥护，他们三十年来从来没有勾结过帝国主义，没有出国，这是一个界限，所以中央支持班禅和达赖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坚决维护西藏内部的团结。

　　对于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改革”的前提下，持谨慎和耐心等待的态度。封建农奴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以后早已绝迹了的落后制度，严重束缚了西藏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必须的，迟早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中央人民政府态度谨慎，耐心等待，就是希望何时改、怎么改，要等待西藏地区人民群众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觉悟，以破坏更小、损失最小、相关各方更易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以保证西藏的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以更和平的方式来完成。

　　李维汉说，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各民族在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自己的情况，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西藏目前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李维汉解释说，关于藏军改编问题，中央意见是逐步地做，和你们商量着办。对有关改革的问题，你们代表团建议改革由西藏政府自己起来改革，这样提法，我们同意。

　　回看历史上的藏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本来，自吐蕃王朝崩溃以来，西藏就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所设藏军，向来分派各地农牧民，有事则调集为伍，虽能达到数万名，但缺乏训练。西藏凡有内忧外患，一般都得由中央政府派兵才能平息，出兵动辄耗银成千万两，既劳师又费时；中央政府也不胜其烦、不堪其扰——比如，清雍正年间西藏噶厦政府里颇罗鼐和阿尔布巴内争导致局势动荡，中央政府干脆将达赖喇嘛接到泰宁（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境）供奉，派兵入藏平定局势后才将其送回。

　　为改变这种状况，加强边防，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议定（次年载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建立西藏地方常备军，与驻防绿营兵一起训练。藏军总额设定三千名，编为六代本，每代本辖二如本，每如本辖二甲本，每甲本辖五定本；并规定了编制、粮饷、赏罚等制度；军官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选任并发执照。

　　由清中央政府组建的这支藏军，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连名字也叫“加玛”。“加”为藏语“汉族”的意思，“玛”为藏语“军队”的意思，“加玛”为“汉军”，“加炯玛噶”意即“汉式军队”。

　　即使如此，从昌都战役中藏军的表现即可看出，他们内部管理混乱，兵员补充缓慢，有的是父子同营、甚至祖孙同营，绝大多数兵士随军带家眷，并饲养牛、羊、马等牲畜，大部分时间放牧、料理家务，极少时间操练。再加上藏军所到之处，对当地百姓无偿地派差、抓差、抢劫财物，藏军在人民群众中非常不受欢迎。

　　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在讨论中同时使用汉、藏两种文本，不是在汉文定稿后才译成藏文，而是在一开始就提出两种文字的初稿。在谈判过程中条文修改过多次，每一次修改都是同步进行藏文本的修改。

　　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协议的藏文本的准确性，李维汉亲自检查。他并不懂藏文，就请两组人员分开，独自对汉藏文两种文字的修改稿进行翻译。一组将汉文翻译成藏文，另一组再将藏文翻译成汉文，然后再把翻译过来的汉文与汉文原文对照，藏文与藏文对照，看有没有出入。对每一个词汇的使用都认真讨论，双方认可后才放入协议中。这种做法得到了西藏各位谈判代表的认可。

　　经过近一个月的磋商，谈判有了结果。1951年5月23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协议的签字仪式。

　　这个协议的正式名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十七个条款。这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的定位及其诠释，这部分内容可以概括为：

　　一、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统一祖国的神圣职责必须履行，不容置疑。

　　二、中央人民政府统揽西藏地区的国防和外交事务，原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以保证相关义务和职责的履行。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三、西藏地区现行社会政治制度不予变更，有关各种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改革，人民有改革需求时，得与上层人士协商。

　　四、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不予变更（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五、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相关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承担。

　　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接见了西藏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当天下午，毛泽东对进藏部队领导人张国华强调：“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我每一次看到这段历史的相关记载，都不禁想到，那时候中央在西藏实行的，应该就是新生共和国的第一个“一国两制”吧。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十七条协议》上签字。一排左起：孙志远、张国华、张经武、李维汉；二排左起：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凯墨·索安旺堆、阿沛·阿旺晋美、陈云、朱德、李济深。

　　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十七条协议》上签字。一排左起：桑颇·登增顿珠、土登列门、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凯墨·索安旺堆、阿沛·阿旺晋美、翻译彭措扎西（又名黄国祯）；二排左起：陈云、朱德、李济深、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各路并进

　　挺进的部队，每天都在和各种突发而来的困难做着艰苦顽强的较量，时时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流血牺牲。由于进军时间长，进军路线长，这种在与大自然搏斗中的伤亡，几乎等同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十七条协议》达成了，就要把协议条款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以十八军为主的各路进军部队，要立即进入西藏。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进军西藏的训令，要求进藏部队贯彻执行协议，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使命。

　　这就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有史以来空前规模的大进军。

　　关于世界屋脊的特殊地理地貌，著名康藏史地学者任乃强曾经写道：西藏高原“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周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接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

　　任乃强先生所说的“概难展施”，确实如此。在现代信息爆炸的社会里，各种描述西藏的文字多如满天繁星，没有去过西藏的人，只要凭借这些信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那里的一切。实际上，西藏高原的险恶与任乃强先生的话相比，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们只能通过少得可怜的消息，在对那片高原几乎完全不知详情的状态下，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两条腿去攀登险象环生的世界屋脊，这是对中国军人勇气和毅力、体能和智慧的“极限挑战”。他们将要面对的会是怎样的艰难险阻？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等待进军的日子里，十八军就已经开始做着进藏前的各种准备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负重行军训练。

　　这是一种特殊的训练。除了和正式行军一样全副武装，每人还要另外加重好几十斤。骡马载着物资，浩浩荡荡，在驻地周围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地段的山林小路上跋山涉水，埋锅造饭，全套演练在高原的行军生活。

　　行军训练时，早上出发，万里无云，极目远眺，山明水秀。午后，流云翻滚，雪花纷纷落下，大地茫茫一片。训练开始不久，就出现严重情况：走几步就喘，上坡更是上气不接下气。走到五公里时，就有掉队的，背包和人都散了架。一个上午仅仅走了十公里。这样怎么行呢？不行呀！指战员们纷纷为自己“加码”、“开小灶”。

　　军部收音员上海姑娘时钟曼看到有人往背包里装上石头，以增强负重行军的耐力，她也给自己设计了“一举两得训练法”：每天晚饭后，从位于山上的军政治部驻地到山下的甘孜河边去背水，再把水送到炊事班和房东阿妈家，这样既能得到锻炼，又能做好事，一举两得。开始时，她只能背半桶水，从山下到山上，一路摇摇晃晃，中途还要歇好多回，张大嘴喘大气，等回到政治部驻地时，桶里的水已所剩无几，自己却已浑身湿透。炊事班长和房东阿妈看着心疼，劝她不要再背水了。她不肯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她终于能背着满满一桶水，呼吸均匀，迈着坚实而有节奏的步子上山。

　　十八军的官兵们，在这样的训练中增强体质，磨炼意志，对战胜即将到来的困难已经树立了足够的信心，只等进军命令下达了。

　　从1951年夏天开始，人民解放军从各个方向进军西藏：

　　5月6日，新疆方向进军阿里的后续部队二百八十余人，由骑兵师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领从南疆于田出发。

　　7月25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领导的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赴拉萨。到边坝以后，带上一五四团八连，共四百余人，翻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夏贡拉、鲁贡拉（即东、西大雪山），穿越人烟稀少的“穷八站”，所经之地，空气稀薄，冰天雪地，道路崎岖，自然环境恶劣。指战员们以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四十五天，跋涉一千多公里，于9月7日到达拉萨东郊的蔡公堂，再渡过拉萨河。9月9日是西藏传统节日“雪顿节”，进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

　　8月22日，云南方向，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六团团长高建兴率六百余人从扎那出发，爬高山，穿过瘴气区，在地震塌方地带艰苦架桥修路，向察隅进军。10月1日，胜利进驻察隅。同年底，以一个排进驻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北侧的沙马，一个排进驻竹瓦根以南的中缅边境中国一侧，建立国防前哨阵地。

　　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等率西藏工委机关及部队等共计二千五百人，由昌都出发，取道“北小路”向拉萨进军。一路爬雪山，涉激流，风餐露宿，异常艰苦。怒江波涛汹涌，两岸陡峭，没有桥梁。位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冷拉山，海拔六千余米，自山脚至山顶大雪覆盖，气候严寒，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道路崎岖不平，风雪交加，雪山皆终年积雪不化。10月21日，进至达孜县，部队会合从边坝出发，经嘉黎、太昭（今工布江达县）西进的一梯队一五四团，共四千八百余人，24日进驻拉萨东郊，26日举行入城仪式。不久，一五四团两个营于11月15日分别进驻江孜、日喀则。

　　部队租用当地老百姓使用的牛皮船过金沙江

　　1951年10月，进藏部队越过海拔六千余米的冷拉大雪山向拉萨前进。

　　8月28日，范明、慕生忠率十八军独立支队一行一千一百人从青海香日德出发，踏上进藏征途。穿越三江源，强过通天河，翻越唐古拉山，遭遇八级大地震。11月26日，到达拉萨近郊。12月1日，举行入城仪式。

　　10月2日，十八军五十二师直属队与一五五团、军炮兵营为二梯队，共约五千六百人，由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从昌都出发，经洛隆、边坝、沙丁、白噶、嘉黎，以同样的艰苦行军，于11月进驻太昭、白噶、工布则拉宗等地。

　　这些挺进的部队，每天都在和各种突发而来的困难做着艰苦顽强的较量，时时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流血牺牲。由于进军时间长，进军路线长，这种在与大自然搏斗中的伤亡，几乎等同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相关链接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进军路线（以时间为序）

　　第一路（西康方向）

　　北线：1950年3月，吴忠、天宝（西藏工委委员）率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前指和第一五四团由五通桥出发，经雅安、康定，翻越折多山，于4月28日进抵甘孜。5月中旬，第一五四团一个营前出邓柯；3月底，王其梅、李觉率第十八军前指及部分部队从乐山出发，4月下旬进至康定，7月24日到达甘孜；8月底至9月上旬，张国华率第十八军机关和直属分队一部及第五十二师主力陆续从川西出发，9月中旬进至甘孜地区，与王其梅、李觉、吴忠会合，组织昌都战役。

　　南线：苗丕一率第五十三师前指和第一五七团于1950年4月上旬从眉山出发，经康定、雅江、理塘、义敦，翻越多座雪山，师前指和第一五七团一营于7月下旬到达巴安（今巴塘）；第一五七团主力9月下旬到达巴安（今巴塘）。

　　《十七条协议》签署后，第十八军继续进军。1951年7月25日，王其梅率第十八军先遣支队离开昌都，经洛隆、边坝、嘉黎、太昭，于9月9日到达拉萨；1951年7月1日，张国华、谭冠三率第十八军机关离开甘孜，经昌都、丁青、沙丁、桑青松多、直孔、墨竹工卡，于10月26日进抵萨；第一五四团于8月16日离开边坝，沿军先遣支队路线行进，在墨竹工卡与军机关会合后，于10月26日进抵拉萨。

　　第二路（青海方向）

　　东线：1950年4月，第一军奉命组建骑兵支队，6月18日由西宁出发，经湟源、兴海、清水河，翻越巴颜喀拉山，进抵玉树，奉命参加昌都战役。10月7日从玉树出发，经囊谦、类乌齐，进至恩达地区。战后撤回玉树归建。

　　第三路（新疆方向）

　　1950年5月，第二军奉命组建独立骑兵师担任进军阿里任务。其先遣连于8月1日自于田县普鲁村出发，翻越古里亚山垭口，8月底进驻改则地区之扎麻芒保；后续部队于1951年5月6日由安志明率领向阿里地区挺进，于6月29日进驻普兰宗，7月进驻日土宗，8月3日进驻阿里地区首府噶大克。

　　第四路（云南方向）

　　1950年7月，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自云南鹤庆、丽江地区出发，9月抵贡山、德钦地区集结。10月，参加昌都战役。1951年8月进驻扎那地区。9月，团长高建兴率一个加强营经竹瓦根，于10月1日进驻察隅。

　　第五路（青海方向）

　　西线：第十八军独立支队（西北藏工委）由范明、慕生忠率领，于1951年8月31日从青海香日德出发，跨过黄河、通天河，翻越唐古拉山，经聂荣、那曲、林周，于12月1日到达拉萨。

　　先遣支队

　　有段约五十里长、一二尺宽的小路，一边靠峭崖陡壁，一边临深渊急流，其间要走一截栈道，那截栈道只是一根悬架在半空中的树干。牵马望着下面奔腾咆哮的激流，心惊肉跳。当战士们爬过一段一里多长的苔藓石阶时，忽然后面有人喊：“不好啦，马摔下去了！”……

　　把装备全部扛在肩上。十八军先遣支队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开始向世界屋脊艰难挺进。

　　“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指的是通往拉萨的中路。这条路，是过去西藏地方政府的官道，全程直穿横断山脉西半部和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崇山峻岭。

　　1951年7月，中央批准十八军组织一支精干的先遣支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这支先遣支队，不同于十八军于1950年3月组织的那支赴甘孜先遣队，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支先遣队要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土登列门同行，先行向拉萨进军。其肩负的重要任务是：了解情况，宣传协议，筹集粮草，为后续部队进入拉萨做准备。先遣支队包括宣传、公安、外事干部及五十二师文工队等，共计四百余人。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财政困难，但国家对进藏部队支持力度很大。在甘孜补充的各种装备，有皮衣裤、皮大衣、毛皮鞋、皮护耳、风雪镜、毛毡垫、隔潮帆布、急救包，还有搭帐篷用的布、棍、钉，等等，许多都是全军其他部队没有的。但是，这一路进藏全靠两条腿，所有的装备要扛在肩上走。配备的装备再好，谁也不敢全留在自己的背包里。

　　为了减轻高原行军的沉重负担，必须在保证进军所需的前提下，精简一些个人装备。许多人连在四川发的和私人的东西也全部上交了。有的进藏女兵只留下皮大衣、毛皮鞋、皮帽、雨衣、隔潮帆布、床单、被里被面布、内衣裤、笔记本，还有炊具和搭帐篷的用具。就这样，加上食品一共四五十斤，行动起来还是很笨重。

　　有的进藏女兵，虽经过几次轻装，装备依旧不轻。虽然包括个人所带的衣物、书籍都已上交，部队所发的物资也逐一精简，但作为随队医生，必须带上必备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十几斤重的红十字皮包及其他必需的基本生活用品。这对女兵来说，还是负重量惊人。

　　文工团的战士除了背自己的背包，每人还要携带文艺器材，如二胡、提琴、腰鼓等。军乐队的文艺兵，要背起四个大摇头贝司和四个抱贝司，以及拉萨入城式所需的几十根彩旗竹竿。每个班仅配一匹骡马。

　　除了组织大批牦牛运送物资、加紧修路、酝酿空投外，解决运输补给困难的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加大部队人员的携带物资数量。进军的运输补给是按人头逐日计算的，规定：战士除武器装备外，每人携带十天的粮食，平均负重达三十五公斤；干部也要背负十公斤至十五公斤的粮食。各部队还要携带一定数量的银圆，一般由干部分散背负，以备必要时采购食物急救之用。

　　十八军一五五团卫生班班长续庆余回忆说，规定每个战士背上自己的给养所需：十公斤代食粉、一盒蛋黄蜡、2.5公斤装的固体燃料，干菜、炊具、帐篷、雨具、枪支弹药等。“代食粉是铁桶装的，有2.5公斤一桶和五公斤一桶的，大家都背在肩上。因为铁桶反光，走在路上的景象，真可用一本小说的名字《铁流》来形容。”

　　后来随军直机关一起进藏的军直保卫部公安队队员周岐顺幽默地回忆当年：“谁也没有我们富，都拿黄金压帐篷！”

　　原来，部队为“急救之用”，除了携带银圆，还带了一部分黄金。押运黄金的任务，就交给了周岐顺所在的公安队。一个班分到两匹马驮黄金，黄金外面都用牛皮纸包着。全队共四个班，一个班十来个人。指导员命令：必须把黄金安全地送到拉萨，一点也不能少！战士们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夜里加派岗哨。晚上睡在帐篷里，把一包包黄金压在身下，人在黄金在！战士们开玩笑地说：“我们这是睡在了世界上最贵的‘床’上呀。”

　　十八军先遣支队过雪山

　　后来，有的班里马死了，就必须靠人来背，本来每人负重就有六七十斤，加上黄金的重量就更吃力了。周岐顺记得，有位战士把黄金背到拉萨时，刚卸下背包，就当场口吐鲜血，昏了过去。

　　为争取时间，先遣支队选择最短、也是最艰难的险途。几乎每天都要翻一座山。在这条线路上，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大雪山有十多座。藏民们走这条路，通常是人骑着马，牦牛驮物资，而十八军的官兵们却要背着全部装备、给养，用双脚一步一步地走。

　　一般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雪线以上的雪就终年不化了。雪线，即积雪与深雪的分界线。山上厚厚的积雪底部已结成坚硬的冰，官兵们必须用洋镐铁锹掘开冻冰，边开路边前进。新辟的道路蜿蜒曲折，远远望去，拉得长长的队伍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长龙在雪山上蠕动。

　　往往快到山顶时，还会遇上突如其来的鹅毛大雪。狂风把雪片卷到半空中，飞舞一阵，再猛烈地倾泻下来，几乎让人睁不开眼。所有人的身上霎时间全白了，很快在外衣上结了一层冰，好像穿上铠甲一般，敲上去嘣嘣作响。

　　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地方，气压很低，空气中的含氧量一般只有内地的50%-60%，有的地方只有40%-50%，科学家将这些地区称为“生命的禁区”，基本上都是冰天雪地的无人区。医学专家解释说：“由于空气稀薄，含氧量少，到高原的人会出现胸闷、头胀、憋气、呼吸短促、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血色素增多等不同程度的高山生理反应。”在这种地方，水不到80摄氏度就开始沸腾，饭根本煮不熟。

　　对进藏官兵来说，他们的征途上，往往要通过的正是这“生命的禁区”。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所有的高山生理反应，常常夜里睡不着觉。虽说没有敌人的围追堵截，还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但大家苦笑道：“帝国主义、反动派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冲锋陷阵，消灭他们，就是牺牲也来个痛快。缺氧这个可恶的敌人却是看不见、摸不着，奈何它不得。”

　　先遣支队里有位名叫戴宜生的“眼镜”大学生，自称“戴宝”，22岁，出身于“豪门”，194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由党组织派遣回老家重庆做地下工作。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刘思扬的原型是戴宝的同学。重庆解放后，戴宝被分配到重庆市公安局外侨科。《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应十八军要求抽调一批公安干警支援西藏，戴宝成了十八军政治部建制的“公安队伍”里的一员。

　　张向明对这批公安干警印象颇深，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我在甘孜时，陆续就有好几批干部路过甘孜进藏去。有一批干部是拉萨市公安局的一个班子。这个班子是我们向西南公安部要的。局长杨正凡带了八九个大学生进藏，戴宜生、李淑琼、史法伦等都属于这一批干部，大学毕业，很精干，能力也很强。杨正凡本人是老公安战士，他的爱人叫申锐珍，也是一位老干部。当时我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但一接触，就能感觉到这批干部的能力很强。

　　1951年5月，戴宝从成都出发到甘孜，翻山越岭，“一个星期内完成这一步行旅程”，随后编入先遣支队。他背了一个双肩背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品、笔记本。他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到神秘西藏的“清华第一人”。很快，他就发现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林亮也是“清华人”，而且是1937年毕业生。戴宝回忆道：

　　一次在进军途中与林亮同志零距离接触，是发生在翻过6400公尺的丹达雪山后，跋涉于号称“穷八站”的漫长崎岖的山沟中的事了。那时我在行军中老是一个人掉队。这也算是“从一个大知识分子到工农兵普通一员的转变过程”吧。所以总是要大家安营扎寨、炊烟袅袅、千帐灯火时，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营地。有一天，我正一个人艰苦独行，忽听后面马蹄声，原来林亮同志和他的警卫员策马奔来。见到是我，林亮下马让警卫员牵着坐骑跟在后面，他走到我的面前问：“听说你也是清华的，这样的行军，你习惯吗？”“没有问题，给我时间，我正努力克服困难，我将尽快实现这个脱胎换骨的转换。”我们的话锋转到母校。我滔滔不绝地倾诉，虽离开不过二三年，我却一直怀念在那里的学习和生活，有时梦里也仿佛重返那郁郁葱葱的美丽校园。他也讲了抗战前在母校的情况。最后，我问他对清华的印象是什么？他思考了一会儿审慎地说：“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他表示有事先走了，骑着马拐过一个山弯就不见了。那晚，直到深夜我才到宿营帐篷，途中耳朵里仿佛响起清华浓荫深处的琅琅读书声……

　　要说戴宝的出身，用现在的话形容，是货真价实的“富二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除官僚银行外，尚有八大私人银行，戴宝的父亲是“北方四大行”之一的金城银行副总裁。戴宝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戴父送走大儿子留洋，特意给戴宝设留洋基金，以供他以后出国留学时用。但是戴宝选择了参加革命，把留洋基金全部用作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大少爷”，放弃安稳的生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这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听他讲述过去的故事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他在行进的队伍中要些别人丢掉的腊肉皮当宝贝，饿得两眼发绿想起朱古力时就拿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咀嚼时的情景。戴宝说，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只要想起在西藏所经历的，就好像是昨天的事。那是一种脱胎换骨的体验，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就是现在睡觉做梦都还是西藏那些事。

　　新华社记者赵慎应跟随先遣支队出发，留在他脑海里的是两座冰冷的银光耀眼的雪峰：夏贡拉和怒贡拉。这两座雪峰之间，有一条长达一百五十里的万木葱茏的林带。夏贡拉和怒贡拉就是东雪山和西雪山，康藏道上最著名的大雪山，属于念青唐古拉山脉。

　　夏贡拉又名丹达山，山麓有一小村，叫丹达塘，部队夜宿丹达塘，村中有小庙，人称丹达庙。关于丹达山的可怕和丹达庙的来历，据清人吴崇光撰写的《川藏哲印水陆记异》一书记载：“乾隆十八年，云南解饷委员彭元辰参军号泉三，在丹达山遇雪天，足陷深雪中无下落，嗣经驻藏大臣派员寻访，见彭公之尸，面不变色，饷银俱在，奏闻后奉旨建庙。”四十年后，大将军福康安率军进藏击退廓尔喀人对西藏的入侵，上奏皇帝：“此次官兵赴藏，经过丹达山，均无阻滞，山灵助，请加封号，并颁匾额。”于是，乾隆皇帝御书匾额“教阐遐柔”四字，“交驻藏大臣，于山下旧建神祠敬谨悬挂。”

　　赵慎应怀着好奇的心情进庙观看，只见小庙内墙上仍然悬挂着乾隆皇帝御书匾额，及当时驻藏大臣松筠所写的匾额“峙岵通衢”。

　　夏贡拉有三座山峰依次而立，从下面看像三个阶梯，山路犹如一条长长的光带从空中弯弯曲曲飘下来，越往前行路越陡峭，队伍越拉越长，没人敢坐下休息，害怕再也站不起来。回头望，万丈深谷就在脚下，令人目眩头晕，心惊胆战。盛夏的夏贡拉虽说不如史书和传说中记载的那么险恶，但仍然令穿行其中的人们心惊肉跳。队伍在松柏参天、蓊郁茂密的原始大森林里整整走了三天，有段约五十里长、一二尺宽的小路，一边靠峭崖陡壁，一边临深渊急流，其间要走一截栈道，那截栈道只是一根悬架在半空中的树干。牵马望着下面奔腾咆哮的激流，心惊肉跳。当战士们爬过一段一里多长的苔藓石阶时，忽然后面有人喊：“不好啦，马摔下去了！”扭头看时，一匹马摔进了一百米深的山涧里。

　　夏贡拉山上积雪有两米多深，牦牛开路，部队沿着牦牛过的雪壕前进，两边的雪墙比人还高，每个战士都跌倒二三十次以上。首先爬上山顶的指导员范培绪和一班班长风德成从冰峰上放下一根二十多米长的牛毛绳，让后继者抓着绳子攀上冰峰。

　　怒贡拉没有神奇的传说，却是货真价实的大石头山，上山十里，下山十里，全是崎岖的石头路。石头大的如磨盘，小的如斗碗，乱石棱角尖利。队伍犹如行走在一条漫长的刀山锥路上，一天差不多完全用脚心走路，要不是厚厚的胶鞋底，脚板会被切断刺穿。骡马的蹄子常被夹在石缝里，一路上只听得马蹄铁掌和山石撞击的声音，连块休息的地方也找不到。听到山石里开了锅似的流水声，却看不见流水。山顶积雪比夏贡拉的雪还多，露出雪层的满山怪石，像无数张牙舞爪的野兽。

　　翻过山顶，队伍没有休息，直接奔下山去。路经擦竹卡牧场的牧民帐篷时，战士们每人带上了一捆群众支援的烧柴，满心欢喜地向宿营地进发。不料想，刚刚还烈日炎炎，晒得人头昏脑涨，转眼就是狂风卷着黑云压顶而来，一阵冰雹劈头盖脸砸到人们的头上、身上，人马都走不动了。没办法，只好站在原地，用背包、烧柴挡住头，接受无情的冰雹袭击。大约半小时后，冰雹总算停了，部队继续前行，到达擦竹卡西五里的一片草地宿营。每个班的战士都按出发前的具体分工，有的搭帐篷，有的支锅煮饭，有的放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哪知，饭还没煮熟，冰雹再次卷着狂风呼啸而来，多亏帐篷桩子打得牢，才没被刮走。一时间，草地上、帐篷上、饭锅里“噼里啪啦”直响，演奏着让人啼笑皆非的“风雪交响乐”。灯熄了，火灭了，未煮熟的饭被冰雹雨水泡成了稀糊糊，连帐篷周围临时挖的排水沟都被冰雹填平了。王其梅的爱人王先梅回忆说：“大家本来已经累极饿极，结果因为冰雹捣乱，连饭也没吃成，吞了几口糌粑，就摸黑睡觉了。”

　　刘广润在接连遭遇狂风突袭时，也是狼狈不堪。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山路上，呼啸的狂风突然而至，遮天盖地，卷着大片的雪花，重重地打在脸上，如飞石击打般疼痛。身上的皮大衣像帆一样鼓起来，战士们踉踉跄跄，一步三喘。谁也不敢讲话，因为会立刻被大风灌得满嘴沙土。大家低着头，闭着眼，互相拉着往前挪。刘广润紧挨在一匹骡子身边，谁知骡子竟也被风刮倒，连带着身上的驮子一起重重地压在他身上。

　　小女兵们白天行军很累，晚上宿营，有的人睡到半夜时突然觉得被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她们迷迷糊糊地以为自己在做噩梦，拼命地想睁开眼睛，就是醒不了。第二天，她们才知道是夜晚猛烈来袭的暴风雪把帐篷压塌了，几十斤重的帐篷压在身上，自己居然不知道。

　　在另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上宿营，女兵们刚躺下不久，突然刮起了大风，“呼啦啦”地吹着，眼看就要把帐篷卷走，女兵们赶快起身，拼命地拽住固定帐篷的绳子，风太大，绳子紧紧勒着女兵们的手。快天亮时，帐篷还是被风刮跑了。失望的女兵们看着手中仍然攥着的帐篷绳子，不知如何是好。

　　先遣支队行军至怒贡拉雪山脚下，见到一个水平如镜的湖泊，湖水近处呈褐黄，远处则为青蓝，如一块熠熠发光的宝石镶嵌在翠绿的万山之中。又经过另一个湖泊，湖水浑浊。湖的支岔处有座木桥，部队和牛马从这颤悠悠的木桥上依次横越，驮背上是银圆和粮食。忙乱中，一头骡子先是在湖边扬蹄嘶鸣，踏上桥板后左挣右转，“扑通”一声掉入湖中。骡子在湖中拼命地挣扎，四蹄乱蹬。几个精壮的战士衣服也没脱，先后跳入水中舍命挽救。战士们仅卸下驮子，而这头与他们相随千里的骡子却被活活淹死在湖中。驭手们久久望着那静静的湖水，擦拭着湿润的眼角。

　　部队经过一晚的停宿，顶着纷纷的细雨，又踏上了漫漫征途，来到两河交界处。河水湍急，打着旋涡，浑黄宽阔的水面，一排排淡褐色的浪涛不断地向河岸扑来。队伍吆喝着，搀携着，踩着水浅的地方鱼贯而过。正当顺利越河而过时，供给部的四袋银圆突然掉进了滔滔激流中向下游深水处冲去。真是十万火急！

　　进藏部队通过湍急的河流

　　支队领导亲自指挥，迅速命令熟谙水性、身体强壮的战士组织打捞。寒风袭来，冰冷刺骨。打捞人员集合在岸边，穿着短裤，光着臂膀，不顾一天的疲劳和辛苦，不停地甩臂摆腿。随着口令，战士们纷纷跳入水中，河面上冒起一串串水泡。岸上的人凝视着翻动的波浪，心都绷得紧紧的。

　　一个个黑发散乱的头露出水面，脸色苍白，失望地摇着头，吃力地爬上河岸。大家急忙用棉衣把他们裹起来，扶的，搀的，端水的，问候的。又有几个战士跳下河去。就这样轮换着，搜索着。天渐渐地黑了，风更紧了。忽然，河面上传来欣喜的喊声：“摸到了，摸到了！”大家都簇拥到河边。几个小战士抚摸着九死一生才打捞上岸的银圆袋子，说：“我的宝贝儿，你要真的掉了队，我们就买不成粮食，买不成菜了！”

　　队伍进入离拉萨不远的鹿马岭。鹿马岭，气候极其恶劣，冬季积雪极厚，十分难行。骑马过岭，往往被摔得人仰马翻。“鹿马岭”因此得名。那天，雪花飞舞，白茫茫一片，空气稀薄，越往前走，雪下得越大，于是就地宿营。第二天，部队饿着肚子继续前进。走出落马岭后，来到了一片农区，生机勃勃，景色完全不同。官兵们三五成群在营地附近溜达，不停地往拉萨方向张望，隐隐地发现了晚霞的光芒！呵，那是布达拉宫金顶折射的太阳光。

　　护送电台

　　这支奇特的马队，簇拥着吊跨在马鞍上的四个大箱子，颇为壮观，还真有点神秘感。一路上，竟在当地群众中引出许多传说和议论，有说是某大首长的重要行李，有说是某种新式武器，还有说是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使用的“法器”……

　　紧随先遣支队首批进藏的大部队由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亲自率领，军指、西藏工委机关、入藏地方干部和军直各分队共二千五百人，走的是“北小路”，经丁青、沙丁、桑青松多、墨竹工卡，向拉萨挺进。

　　行前，西南军区要求张国华随时和军区直接联系。不料，翻越拉贡拉山以后，军前指与军区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命令，想方设法立即把军区增配的“大电台”前运，尽可能跟上十八军前指，以便到拉萨后能迅速与西南军区直接联系；并明确由十八军通信科副科长赵希忠带队，王军具体负责，限期一周内准备完毕，立刻出发。

　　1951年7月20日，刚从西南军区通信学校毕业的一分队队长王军，正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安排十六位入朝抗美的同学登机，自己随后到刚分配的西南军区通讯处报到。突然，一辆吉普车驶进机场，学校政治处的崔干事跳下车，向他们冲过来，边跑边大声呼喊：“一分队长！王敏（那时王军的名字）！一分队长！”崔干事一把拉住王军：“赶快上车！有紧急任务！”原来，进藏部队携带的电台功率小，已与西南军区失去联系。军区决定立即送一台大功率电台给进藏部队。考虑到西藏的条件极其艰苦，需要派一名干部去，就选中了王军。“哪里需要去哪里，打起背包就出发。”王军当即表态说：“请领导放心，坚决完成任务。”他哪知这次临时的任务竟变成了长久的驻藏，长达三十九年！

　　第二天，王军和分配到十八军的另外三名通信学校的同学，带上配置给十八军的电台出发了。第三天抵达新津，换乘辎重汽车一团派出的美制十轮卡车，一同载着满车的大米，开始向西藏行进。当时，新津至甘孜并未通车，许多路段连路基也找不到，过了二郎山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路了。十轮卡车像野牦牛“漫山乱跑”，歪七扭八地猛冲过树林、坡面和草丛，有时冲过了头，再返回重新找路。沿途没有住宿站、加油站。两个驾驶员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同学们三天两夜没喝一口热水，没吃上一口饭，又冻又饿。到了甘孜，只见他们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浑身泥尘，瘫作一团，下车时东倒西歪，站都站不稳。很快，从甘孜同行的三名同学被分配到五十三师、五十四师等单位，王军继续向前指护送电台。

　　这个“大电台”是当年国民党军政部造的TC-100型100瓦报话发射机，虽说重量没有超过牦牛所承受的负荷量，但体积太大，不能置于驮鞍上。此外，那台专为电台所配用的美制PE-95型汽油发电机，无论重量和体积，牦牛都无法驮运，只能靠人力。

　　王军请人把机器拆开装成四个大箱子，每件约重一百五十公斤，再在木箱外包上厚厚的牛皮以防雨雪，用大竹竿捆在大箱子两侧，每件需要八人抬，平均每人负重二十公斤。两天后，三十二名藏民分别抬起四大件，向西进发了。

　　藏民们把短杠放在腰部，用自带的皮绳捆在短杠上，再把皮绳的另一头套在头上，用头顶起皮绳，用腰背和头部负重的方式抬沉重的箱子。原准备日行三十公里，第一天仅走了十公里，行动十分缓慢。王军一行自身负重都超过三十公斤，帮不上什么忙，加之语言又不通，比比画画，谁也搞不懂对方的意思。

　　当时的兵站仅仅是一顶帐篷，没有宿舍和食堂，其作用是与当地头人联系，保证部队进藏物资的转运和补给，相当于运输转换点。他们按照西藏地方政府驿站的惯例，每个地区的支差（人和畜）都有一定地界：前一站来的牦牛、马匹和人员到了地界就不走了，由后面的驿站派出相等的人力和畜力接替前运，如此接力。

　　从马尼干戈到昌都，原计划半个月，可走到金沙江边的岗拖就用了二十多天。如此这般，不知何时才能追上十八军前指！更糟的是，翻越达马拉山时，王军的心脏出了问题，胸闷，呼吸困难，双腿浮肿，倒地不能动。王军心想，这下可完了，就是不死也到不了拉萨了！同行的赵科长把他像口袋一样放在马背上驮过山，进了昌都城，又把他送进由几间民房和两顶帐篷组成的军第三休养所。几天后，赵科长等三人为追赶十八军前指提前走了，负责运送电台的任务完全落在王军身上。

　　如何加快行军速度，是王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他想起行军途中有民工讲过，曾有个国民党团长用两头犏牛抬一顶轿子送太太走山路。如果也能用犏牛抬这四个大箱子，该多好呀！可是昌都没有这种用公黄牛和母牦牛杂交的温顺、好驾驭的犏牛。那么改用牦牛呢？可是牦牛放在一起就乱跳，硬是不合作。王军借了两匹马替代牦牛，试验成功。大伙乐疯了。

　　国庆节后，翻译达瓦也来了。10月4日，八匹骡马抬上四个大箱子，犹如坐上四川“滑竿”，王军等三人各乘一骑，加上各兵站骑马护送的战士，形成一支骑兵运输队，远远望去好一派“山间铃响马帮来”。不曾想，翻越一座小山时，在一段陡峭的弯路上，由于拐弯幅度过猛，竹竿摆动挤撞骡子，引起骡子受惊乱跳，竹竿劈断，把箱子抛下山涧，还砸坏另一匹骡子的后腿。大家急忙停下，费了三个多小时用尽全力才把那只箱子拖上来。幸好摔下山的是发电机的“定子”，没有损坏，若是发射机，后果不堪设想。达瓦同那牵马人返回昌都，由兵站赔偿骡腿损伤的费用，另派一匹马来。因为附近无竹竿可替换，王军就地组织大家想办法解决竹竿问题。经过这一折腾和改进，行军速度大大提高，日行可达五十公里。为了避开陡峭山路，他们决定绕道两百多公里，改走中北路。藏北高原人烟稀少，三五天很难遇到一个放牧的牦牛帐篷。一次，他们露宿草地，把马匹围成一圈拴好，大家在圈内盖上大衣睡了。第二天清晨王军醒来，发现草原上白茫茫一片，人和设备都不见了，只剩下几匹马站在雪地里。他大为震惊，立即爬起来抓起手枪，警惕地向四处望，摸索着往原本放设备的地方走，猛地被绊了一跤。呵，是达瓦！原来，半夜里一场大雪把大家和设备都埋了进去。

　　这支奇特的马队，簇拥着吊跨在马鞍上的四个大箱子，颇为壮观，还真有点神秘感。一路上，竟在当地群众中引出许多传说和议论，有说是某大首长的重要行李，有说是某种新式武器，还有说是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使用的“法器”。

　　一天，马队在白木娘村住宿，藏民围观四个大箱子，护送的战士挤挤眼，调侃说是毛主席送来的法宝。藏民连夜疾马通知寺庙和头人。第二天，马队刚到达安多一个开阔的河坝时，忽见河滩上站满了喇嘛和群众，喇嘛们打起法鼓，吹起法号，一些群众跳起面具舞。王军等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达瓦上前一问，原来他们把马队当成护送法器的行者了。

　　另一次，在距下曲卡五公里的地方，忽见道路两旁整齐地排列起许多荷枪骑马的当地人，中间有喇嘛，两位老人手持酒壶、木碗，伸手吐舌，嘴里念念有词。大伙以为遇到土匪，急忙下马保护设备。达瓦一询问，才知是当地人把他们当重要人物来迎接了。又是一场虚惊。

　　1951年11月29日，越过去拉萨的最后一座大山——郎大拉山。王军赶到最前面，登上山顶，只见拉萨河像银色的飘带，在山间弯弯曲曲绕行，金色的阳光洒满河谷，布达拉宫的金顶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不禁大声欢呼雀跃，几个月来的疲劳顿时一扫而空。

　　王军护送的这部发射机坚守在岗十多年，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才被500瓦的新机器所替代。

　　那时，我们正年轻

　　从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一看到用手拾牛粪，不习惯。开始时，他们都不肯用手拾，有的手拿着木棍往袋子里拨弄，有的用脚往袋子里踢。年轻的医生们更是戴着白手套，捂着雪白的口罩，用筷子去夹牛粪。到后来，也顾不上了，一只手抓炒面吃时，另一只手还忘不了去拿牛粪……

　　在十八军先遣支队将抵拉萨，十八军军指、军直机关向拉萨前进时，由西北局派出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开始向拉萨出发。

　　为保障后勤供给，独立支队成立了“牛大队”和“骆驼大队”。主力是号称“高原之舟”的牦牛。

　　兰州大学的徐东海和张其瑞被分配到牛大队，学化学的徐东海当了“牛倌”，学数学的张其瑞当了“牛贩”。青海省海晏县乌兰脑滩是一个牧区，居住着蒙古、藏、土、回等少数民族。组建牛大队时，主要在海晏购牛。两位大学生从没有到过牧区，从没见过牦牛。过去在大学学习的化合物、分子式以及微积分等知识完全用不上。没关系，一切从头学起。他们默默地下定决心。

　　起初，徐东海和张其瑞观看青海当地人煮面的过程，惊得目瞪口呆：先和好面放在小木板上，再从帐篷杆上挂着的羊肉上割下一块，不洗就切成小块丢进锅里煮；刚切完肉又用手抓牛粪烧火，不洗手就开始揪面片，又去抓牛粪，只拍打一下灰，又去揪面片；面片煮熟，撒点盐，面就一碗一碗向外盛。饲养员告诉两位大学生，这是青海人最喜欢吃的羊肉尕面片。初来乍到，两人无论如何吞不下去。没过多久，他们也学会如法炮制：抓过牛粪的手又去揪面片。司空见惯，不感觉脏了。有时牛粪掉进锅里，用勺子捞出来，等面片熟后，你一碗，我一碗，照样吃得挺香。

　　徐东海他们从黄河源出发，第二天即进入泥沼水盆地带。八九月份的草原气象万千。一天中午，宿营地还是烈日当空，远山却是大雨倾盆，顷刻间，山洪滚滚而来，冲到宿营地，大有灭顶之势。另一次，刚选好宿营地，解开骡马让它们在草地上吃草。不一会儿乌云压顶，大雨如注，寒气冰沁入骨，冻得人直哆嗦，就连壮实的马匹也停住了吃草，屁股对着屁股聚在一起。

　　在香日德，“牛贩”张其瑞被调到前梯队的报社搞后勤。离开牛大队之前，他特意找到徐东海告别。他们互相勉励，决心在进藏途中经受考验。张其瑞把自己的大青马送给徐东海：“我身强力壮，不论有多么艰苦我都不怕。我担心你身体瘦弱，要保重身体。我们进藏要走几千里，要经过雪山、草地。这匹马是在海晏购牛时，达如千户专门叫牧民给我挑选的草地马，马很老实，把它放开也不走远。你不要看它笨，它适应草地，耐力强。你身体不好，就把这匹马送给你作为纪念。”

　　1951年3月，贾湘云和兰州女子中学的十几名同学，在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告别了父母和学校，跟着教务主任梁枫，参军来到十八军独立支队，被分配到文工队。贾湘云回忆说，“那时，我们正年轻，最小的小惠只有十五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八岁。”真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队伍。她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千里艰难征途。

　　虽说年轻的女兵在出发前听到无数次警告和强调，要她们“做好最艰难的思想准备”，实际上，她们根本没有把艰难放在眼里。姑娘们想象着，那大雪山，就像是天然的水晶屏障吧；草原，一定像无边的绿色海洋，那蓝色的青海湖，真是“鹅毛沉底潭”吗？那通天河，据说是和西王母的御河相通的，还有那日月山、风火山……嘿！当年文成公主都能走过去，何况我们这些解放军战士！

　　到达香日德当晚，女兵们简直兴奋得睡不着觉：明天就能到香日德马场去领由自己负责的战马了；当跨上战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时，该有多么威风啊！第二天，她们向马场出发了。小惠无拘无束尖着嗓子喊道：“指导员，军马也有名字吗？”“哈，马的名字讲究可多了。”什么“黑老虎”、“火焰驹”、“浪里蛟”、“草上飞”、“乌云盖雪”……女兵们顿时叽叽喳喳嚷成一片，都想要一匹最棒的马。哪知一到马场女兵们都傻眼了。那些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一匹匹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只要稍稍靠近，就又咬又踢。她们被吓得躲在一边，根本不敢上前，只好乖乖地服从队长的分配。给贾湘云分配的是一匹又矮又丑的栗青马，她给它起名“矮腿青”。

　　老同志把女兵们一个个扶上马。“出发！”不知谁突然一声惊叫，领头的马立刻撒欢跑起来，后面的马都跟着狂奔。女兵们吓得乱喊乱叫，越叫得凶，马越跑得快。队长下令“不许乱喊”。从此，女兵们的思想从云里雾里落到了坚实的大地，开始踏上了真正进军的路。

　　西北进藏部队十八军独立支队的女兵们

　　从西北进藏的这支十八军独立支队士气高昂，情绪饱满，物资供应很充足。一路上天不明就起程，过午便搭起帐篷宿营。沿途在燃料、肉食方面得到了藏族、蒙古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开始的路程走得颇为顺利。快到黄河源时，出现情况。翻过海拔五千三百多米、空气稀薄的昆仑山，银圆大小的雪花纷纷扬扬落了下来。刹那间，草原变成了雪原，白茫茫，一眼望不到边。连日大雪，大部分马匹饿得嘶嘶直叫。

　　在大雪覆盖的地上，看不见路在哪里。队伍散开有一里多宽，几十里长，后面的人按照前面队伍走过的足迹小心翼翼地前进。走了一天，又是一天，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傍晚，部队在扎家山根的扎家滩上宿营。这一天仅仅走了三十五公里的路。在世界屋脊上宿营，搭起帐篷后，大家想起了牛粪。太亲切，太宝贵了！可这漫天大雪，没有牛粪，什么也找不到。即便刨出牛粪，也是湿的，点不着。从西宁出发后，部队沿途就是靠拾牛粪烧火做饭的。

　　刚出发时，从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一看到用手拾牛粪，不习惯。开始时，他们都不肯用手拾，有的手拿着木棍往袋子里拨弄，有的用脚往袋子里踢。年轻的医生们更是戴着白手套，捂着雪白的口罩，用筷子去夹牛粪。到后来，也顾不上了，一只手抓炒面吃时，另一只手还忘不了去拿牛粪。此刻，在冰雪封冻的扎家滩上，没有干牛粪可找，饭总是要吃的。不得已把支撑帐篷的多余的木头劈开烧火。晚上几个人互相倚靠在一起，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搭在身上，糊里糊涂地睡着了。

　　第二天，大家站在高处远远眺望，只见一片黑压压的稀湿带水的土地，一望无边。向导说，这就是黄河源淤泥滩，淤泥滩的边缘上，有条“金色的长带”，就是黄河！“黄河源淤泥滩”，就是沼泽地。沼泽地上根本没有路，腐烂的草和泥水混在一起，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齐腰深的泥潭。战士们背着几十斤重的行装，像扭秧歌一样，从一个草墩跳到另一个草墩。人虽然可以踩踏浮在泥潭上的草墩跳过，但骡马驮着驮子，体积大、分量重，一不留神便会陷入泥潭，相当危险。战士们只好卸下驮子，用人背肩扛的方式分段接力运送，再牵引着骡马，踏着草墩，逐匹通过。

　　通过泥沼带时，前面部队的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后面的战友们探路，他们在安全地带的两边插上红色的路标，人和骡马排成一列小心通过。突然，一匹脱缰马拼命往前挤，扰乱了正在沿着路标前进的队列。那匹马跑出路标的范围，陷进泥沼。紧随其后的一个民工拼命想把马拽出险境，却连人带马越陷越深。许多战士呼喊着想冲过去施救，指导员一声令下：“都不准乱动，党员同志跟我上！”他脱下棉衣铺在地上，迅速向泥沼地滚了过去。大家见状，纷纷脱下自己的棉衣“铺路”，几十件棉衣铺成的“路”延伸至遇险民工身边，可民工和他想救的马都已被泥沼完全吞没了……

　　顾云娟上小学时学过“地震”这个词，可是在上海长大的她从来不曾亲身经历。没想到，就在进藏途中遭遇了8级大地震。那是1951年11月，部队离开黑河后没几天，在念青唐古拉山区宿营后，顾云娟与另一个女兵一起去提水，正抬着一桶水往回走时，突然身体一晃，水从桶里溢了出来，顾云娟大喊：“你怎么走的？水都泼出来了！”几乎是同时，那个女兵也大喊：“你怎么走的！”她们晃了一下又一下，站都站不稳。顾云娟反应快，马上说：“地震了！”

　　就在离部队宿营地不远的地方，山头崩塌了，尘土罩住了深谷。“轰隆隆”的声响由远而近，整个宿营地像筛子一样摇晃起来。支灶的石头倒了，烧水的锅翻了；马竖起耳朵，惊恐不安；人站立不稳，不得不蹲在地上。指挥部下令：部队连夜出发，离开险区！若干年后，顾云娟从一位随军记者那里得知，当夜收听到的外电报道称：“藏北发生了强烈地震，中共军队将不能进入西藏。”原来那山崩地动的险情，竟然是8级强烈地震。

　　十八军独立支队的女兵在进军途中

　　部队抵达通天河时，正逢雨季，河水暴涨，冰冷湍急，多次驱赶着骡马下河抢渡都不成功。收容队的医疗战士吴景春和高生玉目睹了惊心动魄的场面：兽医刘益民自告奋勇下河赶骡马渡河，高生玉给他全身涂满凡士林油，再让他喝了些酒，其他十二位战士也都依样做好准备。在刘益民的带领下，“十三勇士”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扬鞭吆喝，驱赶着十多匹骡马抢渡。行到中流时，那些骡马开始纷纷往回窜，爬上对岸的很少。刘益民在激流中拼命地走着，突然间，只见他被急流冲倒，没入水中，一瞬间被冲向下游几十米远，中间翻滚了几下就再也看不见了。任凭大家急得在岸边直跺脚，大声地喊破嗓子，传来的只有激流奔涌的回声。

　　抢渡通天河共牺牲了刘益民等八位战友，一百五十头牲畜被淹死。由于物资损失严重，部队给养缺乏，官兵们在通天河畔吃了七天的马料充饥。最终，指挥部经过仔细研究，找到上游河面较窄的地方，统一指挥用羊皮筏子，人坐在筏子上牵着水中的牲畜才顺利渡河。

　　一直走在队伍最后的收容队过河时，由河工掌舵的筏子顺水而下，速度很快，十几秒钟已到河中心。谁也不敢低头看，因为湍急的水流让人头晕眼花。前面一个筏子上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有人掉下水了！吴景春和几个女兵一只手死死地抓住羊皮筏子，另一只手拼命拉住自己马的缰绳。前面落水的人是谁？上来了没有？举目望去，只见一匹黑马向对岸游去，黑马的身边似乎还有人头在水中浮动。大家在心里默默地为落水者祈祷，希望他能拉住缰绳，被马拖到对岸。啊！落水者终于和黑马一起踏上浅滩！原来是人称“大帅”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老吴！他为了拍摄大军渡河的壮观场面，一只手牵着马的缰绳，一只手扶着扛在肩上的摄影机，谁知马猛一甩头，顺势就把他抛入水中，幸亏他水性不错才逃过一劫。只是那架摄影机永远地留在了通天河里。

　　雪山娘子军

　　徐永亮突然发现前面队伍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血迹，在一片白茫茫中显得那样扎眼。他不禁喊：“啊呀，谁受伤了？在流血！”一道冰河，河面上留下一片鲜红，令人触目惊心！几个老兵回头一看，没吭声。他快走几步，发现有个女兵的裤脚上一片暗红，血正顺着裤脚滴下来，他忍不住又大喊起来，立即遭到女兵们一阵白眼……

　　整个进军部队中有一个为数不多但非常特殊的群体，这就是首批进藏的一千一百多名年轻女兵。虽然她们在几万人的大军中所占比例不到3%，但这支“雪山娘子军”却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队。

　　五十三师的男兵杜琳，至今还为当年年纪太小、不懂事感到歉疚，他说：“开始时，一些女兵掉队，我总是责怪她们。翻雀儿山时，我还批评几个新分来的女兵怎么搞的，总是落在后面。后来几个老大姐专门找我谈话，说我不懂事，女同志生理期来例假，用的草纸又粗又硬，大腿内侧都磨破了，走起路来当然很困难。”

　　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磨破了的皮肉粘着草纸，每走一步，就摩擦一次，钻心地疼！一段路走下来，疼得头上直冒汗。临行前发给每个女兵的几卷粗硬的草纸很快就被用完，在人烟稀少的深山沟里，在悬崖峭壁间修路时，哪儿能买到卫生纸？没有，就是没有！部队出发前，分队长提前给大家打了“预防针”，教大家把纱布做的军用蚊帐分为几份，每人一份，撕成小块叠好，以便在行军路上使用。日子长了，纱布用了洗，洗了用，都烂得不能再用了。再来例假时，女兵们只好撕扯被子里的棉花做替代品。棉花越扯越少，有的女兵的被子只剩下被套。两层薄薄的棉布，如何抵御得了高原的寒夜？

　　十八军康藏工作队的队员方铭回忆说：“身上穿的一套棉衣棉裤，不仅睡觉当枕头和被子，而且还是我们女兵解决困难的贮备库，不方便时就从棉衣裤的破洞里掏棉花当卫生纸用。后来，我棉衣裤内的棉花所剩无几，还是从总务处借来一套棉衣裤才当了新娘。”

　　年轻的男兵看见女兵中间“流行”扯被子里的棉花，起初以为是为了轻装。有的男兵迅速效仿把自己被子里的棉花也给扯了，背着个被套行军。女兵们见了又好气又好笑。

　　行军中，必须紧跟队伍。有的女兵来月经，没有办法，干脆任凭鲜红的经血顺着大腿流下。文工团男兵徐永亮，15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男孩。一天，部队爬过一座陡峭的大雪山后，进入一片较为平缓的开阔地，徐永亮突然发现前面队伍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血迹，在一片白茫茫中显得那样扎眼。他不禁喊：“啊呀，谁受伤了？在流血！”一道冰河，河面上留下一片鲜红，令人触目惊心！几个老兵回头一看，没吭声。徐永亮往队伍前面快走几步，发现有个女兵的裤脚上一片暗红，血正顺着裤脚滴下来，他忍不住又大喊起来，立即遭到女兵们一阵白眼。徐永亮现在想起来感慨地说，那时候年纪太小，啥也不懂！

　　一天好几条冰河，是家常便饭，女兵们的鞋袜和裤子湿了一次又一次，全凭自己的体温在行军过程中自然晾干。要是遇上傍晚宿营前还要过冰河，鞋袜和裤子就更难干了。第二天早上，硬邦邦的鞋好像“冰窟窿”！有一天，部队竟然过了整整二十四道冰河！

　　进藏路上，首长能给女兵的特殊照顾便是让出自己的马，让女兵骑上；男兵们能为女兵做的便是过冰河时，把她们背过去。这样的照顾，对谁都不轻松，谁都必须咬着牙坚持，可女兵们有时并不领情。

　　喻惠均过雀儿山下那道水深流急的冰河时正来例假，听到岸边男兵们招呼：“来例假的女同志过来，我们背过去。”她头也没回，把背包顶在头上，手抓住竹竿就下河去；心想，被背着过河，那就不光荣了。于是，由男兵领着，喻惠均和战友们三五人一排，手挽手，涉过齐腰深而且冰凉透骨的河流。每当这时，女兵们的内心都产生出一种满足的自豪感。

　　宣传队里有两个14岁的女娃娃兵，一名叫李俊琛，一名叫赵邦玲。

　　一人一个响亮绰号“李头”和“小炮（泡）兵”。李俊琛个子矮，队伍前面要是有个稍高一点的人，就会把她完全挡住，所以行军、排练时，她不是在队伍的最前头，就是在最后头，反正是“头”。虽然领导包括一些年纪大点儿的男兵总是尽量让她少背点东西，可怎么少也要自己背行包、干粮、武器，还要背乐器和演出用品呀！从甘孜刚进发时，小女兵们身上背着小山似的行装，个个精神饱满，恨不得一口气跑到拉萨，“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但每天几十里山路走下来，除了头晕、胸闷，脚底打着血泡，上气不接下气，背上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腰里捆着的米袋子里还装着银圆，如灌了铅一般往下坠。

　　赵邦玲，身材更为瘦小，身高不足1.5米，体重也就七十来斤，背上的“小山包”高过头顶，走在队伍里根本看不见人影。最小号的胶鞋穿在她脚上都还大，脚在鞋子里来回晃荡。很快，她的脚上就磨出了泡，接着大泡、小泡连成一片，真成了“炮（泡）兵”。脱袜子时，连皮带肉撕下来，血淋淋一片，疼得她龇牙咧嘴，旁人看得也直难受。

　　总有男兵想帮她分担些重量，她却总是不答应。快到山顶时，赵邦玲眼瞅着身边一匹老马滑倒后坠入深谷，倒吸一口冷气，不敢朝下看。她只觉得头上团团浮云在动，呼吸更加急促，整个胸肺好像被压成了一张薄片，脖子像是卡住什么东西。她干脆扯开外衣上所有的扣子，把身子弯成90度弓形。就在赵邦玲头越垂越低几乎要扑倒时，突然感到身上的背包动了一下，是那个一路和她开玩笑的男兵要帮她背背包。虽说已累得出不来声了，她还是费力地摇摇头。伴随着前面传来的一声“山顶快到了！同志们，加油啊！”赵邦玲和大伙儿似乎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山顶。那里空气更加稀薄，出奇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刮着人们的脸。大家挤在一起以防被风刮倒，身上重重的背包这时倒起了点作用。坐“雪梯”滑下山时，那“小山包”终于从身上卸下来，垫在屁股底下当坐垫。

　　在进军行列中的女兵，没有一个是弱者，都是好样的。17岁的女兵章瑛由于饥饿，营养不良已极度虚弱，全身浮肿，她仍然坚持自己背着背包，不让别人帮助，拼尽所剩无几的气力跟着部队前进。赵邦玲在回忆录中写道:

　　有一天，走在我前面的章瑛姐姐有点异样，走着走着就开始有点踉跄，像把握不住重心似的。当休息哨声一响，她艰难地扶着树棍坐了下去。确切地说，是僵直地倒下去的。我赶紧上前一步搀扶她，看到她的脚肿得连鞋带都系不上，线袜绽开处露出的脚面皮肿胀透明得像要崩裂了似的，脚脖子肿得同小腿一般粗，膝关节肿得连弯曲都不行，身子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她闭上眼睛，神情痛苦地用手紧紧地按着胃，嘴巴吃力地干咂着，一口口地咽着唾液。我禁不住眼眶湿润，心想要是现在能找到一点食物多好。我抬头向荒野望去，看到远处好像有点绿色，赶紧跑了过去，竟然看到几撮野韭菜，我立即采摘下来，欣喜地将其送到章瑛姐姐的手上。她用颤抖的手将这救命的野韭菜急切地送到嘴里嚼着，嚼出让人心酸的响声……

　　出发哨吹响了，章瑛姐姐挣扎着要站起来，我搀着她，旁边两位男同志赶紧过来将她扶了起来，背上了她的背包搀扶着她朝前走。可是，她刚刚硬撑着迈了两步，立即瘫倒在地，剩下的几根韭菜还紧紧地攥在她的手中。这时章瑛姐姐胸部剧烈地、不规则地起伏着，她脸色花白、声音紧促、断断续续地说：“不、不要……我实在、实在太累、太饿了，让我，让我休息……休息……”声音逐渐微弱飘忽，已几近耳语，话还未说完她就闭上了眼睛，两只手慢慢耷拉下来，野韭菜撒落在地，头一歪，停止了呼吸……

　　大家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在一个高坡上刨开结冰的冻土，垒起了一座没有名字、没有墓碑的新坟。

　　据1952年7月的一份部队报告记载，进军西藏两年，在高原执行任务，由于工作紧张，过度疲劳，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足，部队中患心脏病的情况已非常严重：五十三师1951年一般仅占1%-2%，1952年变为10%；一五七团某些连队达到15%，该团在矮拉山施工时，有的连队官兵脸肿的达数十人。

　　另一份1953年的报告记载，在亚东地区，1952年8月至1953年4月，一五四团在修建仓库时，曾有大批官兵因维生素B缺乏而患脚气病，脚趾溃疡，糜烂，多达五百余人，占全团的五分之一，死亡八人。患者症状一致表现为腿重无力，手足麻木，饮食不振，便秘，腿渐肿，动辄心跳、恶心呕吐，尿少……西藏军区卫生处张副处长把青稞粒在水中泡一周左右，待发芽再磨成浆，给战士们喝。用此方法后，情况逐渐改善。该报告还记载，对拉萨附近部队进行体检调查，发现心脏扩大的战士约占10%，劳动强度大的连队有的达到33%。高原感冒患者最多，上呼吸道感染多，其他如患大叶性肺炎、失眠、胃口不振、肠胃病、头昏痛、关节炎等病的也很多。在对随军的三百七十一名儿童检查中，二十九名有病，属于心脏方面问题的有二十三名，肺部有病的有五名，已死亡二十五名，死亡的儿童中心脏病占多数。女同志月经几乎均有改变，怀孕后流产的较多，新生产儿体重较轻，等等。

　　尽管这些报告在当时的条件下，统计数字可能会有误差，但没有人会再去追究这些细节，没有人会怀疑其可信度。这些报告中的每一个数字，都触目惊心；每一个百分比，都代表着一个团队、一个个体、一个故事、一种精神。在如此大规模、如此高海拔的长途跋涉中，经期、怀孕、流产、疾病、残疾……哪一种都可能导致终身不愈，相随一生。

　　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用什么精神在支撑着自己的身躯艰难挺进？

　　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

　　人们发现，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李狄三早已对自己的遗物作了安排：茶缸留给一位班长，皮大衣送给一名战士，自己用了十多年的一支金星钢笔留给在河北老家的儿子；而写着“进藏工作总结”的日记本，则献给“伟大母亲——中国共产党”。日记本里，还有一封写给上级党委的信，信上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请党宽恕……”

　　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有个叫“日加”的地方，如今早已改名为“先遣乡”。当地的老百姓以此纪念1950年从新疆进藏的那一支一百三十八人的先遣连。

　　1950年5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新藏间，横隔昆仑高原，均高六千四百米有余，进军阿里，想其艰难恐不亚于长征。”

　　西藏的藏北与新疆的南疆之间，被白雪皑皑、耸入云际的昆仑山隔断，号称“世外之谜”。如果把整个西藏喻为“世界屋脊”，那么阿里地区就堪称“世界屋脊的屋脊”。那里气候异常寒冷，交通异常闭塞。即便在今天，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辖区内人口也仅有八万多，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足见生存环境之恶劣。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的六千余骑兵侵扰西藏，也曾由和田翻越昆仑山脉经过此间向拉萨进兵；而1720年清军入藏平叛后，策妄阿拉布坦军循来路败走，出发时六千余骑的大军，得以生还者仅五百余人。

　　面对这样一个神秘地区，谁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除了千奇百怪的神话与传说之外，很难获得稍微可信的信息。骑兵师决定派一个先遣连进去，先摸清底细。他们挑选了一个很强的连队，副连长彭清云是全军有名的特等战斗英雄；又专门把骑兵师第一团的保卫股长李狄三抽出来，让他以团党委和团首长代表的身份率领先遣连进藏。李狄三是冀中人，1938年入党，1939年参加八路军，团党委对他的鉴定是：“对革命事业忠诚，勇敢，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工作细致稳重，尤其善于团结群众，有单独执行政策的能力。”

　　先遣连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七个民族的指战员组成，少数民族占了40%。这支一百三十八人的先遣连，在大漠中苦苦坚守二百七十天，奇迹般地支撑到后续部队到达，其间，相继有六十三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牺牲……

　　1950年8月1日，李狄三率先遣连开进了昆仑山。当他们翻越海拔六千米以上的昆仑山口时，几乎每个人都因缺氧而头痛欲裂，呕吐不止，便用绳带紧紧地捆在头上，坚持行军。其间牺牲的九名年轻的战士被冻成硬冰，留在了昆仑山上，成为永恒的雕像！

　　进藏部队居住的帐篷

　　十五天后，先遣连进入荒漠的藏北高原，驻扎在改则以北一个名为两水泉的地方。先遣连迅速派出两个侦察组分头出去搜寻，一去就是十几天，每次都因吃光了携带的干粮才返回。这样一次又一次，整整两个月，居然没见到一个藏民。终于，在10月中旬的一天，二排排长杨富成飞马回连报告：发现了人的足迹！李狄三立即骑马赶去，半路上遇到通信员小白报告说：副连长发现了三个不明身份的带枪人。李狄三估计，八成是普通藏民。他们对我们毫不了解，必然对解放军怀有疑惧之心，万一发生误会，很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他催马飞驰，赶到时那三个藏民和副连长已经对峙半天了。

　　原来，藏民遇到侦察组，先是丢下牛羊往山上跑。副连长喊话，他们就停下观望。副连长捧着哈达向前走，他们就往山上退，又不肯离开原地。李狄三告诉大家：牛羊是牧民的命根子，他们对我们态度如何，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这些牛羊。他让翻译带上哈达，把牛羊给老乡们吆喝回去。藏民见遇见的战士并无恶意，这才下了山。

　　翻译按照藏族礼节献上哈达，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人民解放军是解放穷人的队伍。他们这才放下心来。李狄三向他们讲解党的政策，尤其是民族政策时，他们边听边吐舌头，显得惊奇又满意。他们说，这里叫多孟，是改则头人管辖的地方。

　　李狄三命令全连转移到这里，把帐篷和藏民的毡房并排搭在一起，送给藏民礼品，开饭时邀请他们过来做客，成了难得的好邻居。先遣连调查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放牧、打柴、拾牛粪，于是藏民在先遣连驻地周围越住越多。

　　不久，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李狄三请当地藏民与西藏噶厦政府派驻噶大克的阿里噶本（总管）赤门·索南班觉和玛朗巴取得联系。当初，头人们听说解放军的队伍竟然悄无声息地驻扎在荒漠里，又惊又恐，不准群众再与先遣连接触，想要先遣连退走。经过几次接触，头人们的态度逐渐转变。赤门·索南班觉听了汇报，得知解放军秋毫无犯，于是派出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两名代表与解放军在改则以北二十多公里的峇空举行会谈。李狄三以“指挥”身份出席。最后，双方达成“彼此和平相处”的四条协议。

　　1950年11月底，阿里噶本的两位代表写信给毛泽东，称这里“没有经过一点战争，已经实现了和平”，并保证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毛泽东很快用电报复信予以鼓励。这比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早了近半年时间！

　　关于汀空会谈，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就是“赛马大会”。参加会谈的一方提出要举行赛马大会欢迎解放军，而且提出要与解放军“比武”。首先，副连长应战，比枪法。他举枪连发三弹，弹弹命中，博得一致称赞。接着，一排排长表演重机枪点射五发五中的绝技，惊得藏民们直吐舌头。

　　一个头人提出一定要和解放军比箭。李狄三灵机一动，让臂力过人的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子出场比试。那个头人闭目吸气，瞪眼用力，箭箭射中靶牌。轮到巴利祥子，他接弓在手，请人把靶牌后移五十大步，骑马蹲裆站稳，左手托弓，右手搭箭，两臂一张，只听“咔吧”一声，弓背断成两段。观看的藏民们惊讶得张大嘴，半天合不拢来，几秒钟后，场地上突然爆发出一片喝彩声。赤门·索南班觉的代表和头人们一看，解放军果然人人了得！于是枪法和箭不比了，马也不用赛了，干脆举起青稞酒，要和解放军结盟。

　　此后，先遣连决定向前方的藏族居民点扎麻芒保推进，准备过冬。迁至扎麻芒保，先遣连驻防安排为：连部，一、二排及四排的重机枪班，“八二”炮班分驻扎麻芒保；三、四排的两个“六零”炮班分别驻两水泉及多孟，主要任务是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二、三梯队，同时守护储藏在那里的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

　　扎麻芒保，藏语意为“索草多的地方”。“索”是小枝，丛生多刺，砍起来扎手；“草”是滨草，既尖且韧，牲口都不爱吃。附近的水也不能喝，必须到几公里以外去背冰雪来化成水喝。说是居民点，藏民却只有二十余户。

　　在这片海拔四千五百余米的荒漠草原，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一到秋后，几乎每天都要下一阵雪。先遣连进驻的那一年秋天，大雪来时漫天飞絮，仅仅几分钟，帐篷上就积了厚厚的一层。李狄三整整一夜未眠，他在等待军区的电报指示。又是整整一天的大雪，眼前的山包和河谷都分不清了，大雪填平了所有的峡谷，通往阿里的运输线彻底断绝了。终于，有一天收到军区来电：“立即转入过冬备战，坚持到明春。”

　　李狄三在他的日记里心情沉重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

　　山封了，路断了，往后只能通过无线电与上级联系。马上就开始过冬备战工作，首先要解决吃、住的问题，一定要坚持到明年春天。目前，同志们的情绪还好，但是，部队新成员不少，随着困难的加深，难免不产生波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巩固部队，提高斗志，否则一旦同志们从精神意志上垮了下来，是会辜负党对我们的委托的……必须树立一种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和顽强的斗志意志……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李狄三仍带着先遣连，坚持做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先遣连通过翻译，向藏民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藏民放牧、捡牛粪、医治疾病，还用部队有限的衣服、粮食等物资救济贫苦牧民。

　　一天下午，李狄三带领一个十余人的宣传组到改则地区活动。途经一座寺庙时，突然乌云密布，天色暗沉，一场风雪即将来临。一个喇嘛远远地看到解放军朝寺庙方向走来，赶紧禀报寺里的活佛尼玛才仁。尼玛才仁第一次看到解放军，心存戒备，命令紧闭大门，收起财物，拿起武器，随时准备抵抗。可等了好一阵，解放军没有上门，而是走向了附近的山岩……战士们宿营在离寺庙不远的山岩下。虽说可以避风，却挡不住随风飞舞的雨雪。不久，全身都湿透了。没有柴火，也没有牛粪可烧，只能啃随身带着的干粮充饥。

　　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尼玛才仁一夜没睡，百感交集。他被解放军的实际行动深深感动了。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风，解放军竟然不进寺里躲风避寒！第二天一早，尼玛才仁激动地跑到山岩下，把战士们请到寺里做客，听李狄三详细讲述解放军进藏的意义、目的和一系列民族政策，他啧啧称赞，表示愿意与解放军合作，与李狄三交朋友。此后，尼玛才仁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为解放军做了大量工作。

　　因为严重缺氧，加上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刚刚忙完“过冬备战”的先遣连出现了大批病号。先遣连只有一个卫生员，根本不知道大家患的就是严重的因高原反应而引发的脑水肿和肺水肿。

　　1951年春节前后十几天里，先遣连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都要送葬。谁也想不到，第一个闭上眼睛的竟是巴利祥子，那个彪悍的蒙古族猎手。3月7日这一天，全连举行了十一次葬礼。刚开始，送葬的人们抬着战友的遗体送出很远，再选一个地方埋下。后来，墓地离连队的地窑越来越近，活着的人已没有力气走远了。

　　李狄三深知，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给大家鼓劲。他组织大家学习《中国革命读本》，给大家描绘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在广场上和大家一起做“瞎子捉拐子”的游戏。在游戏的拉扯中，大家忽然发现，李狄三的双腿早已肿得厉害，硬是用绑带扎了起来！先遣连全体战士当即通过一条决议：限制李狄三室外活动，强制休息！但是，他的工作仍然没有停止。双眼几乎失明，他就用野羊毛捻成一根长长的绳子，逼着陈干事把这绳子拴在各班的地窑之间，他就捋着这条绳子出现在大家面前。很快，李狄三全身浮肿，再也走不动了。他趴在铺上写歌，吹笛子，其中他写的《顽强歌》唱道：

　　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寒冬尽时阳春暖，雪山阿里尽开颜。坚持住，会晤边防走向前！多出主意想办法，鞋袜破了兽皮扎，衣服烂到开了花，用条麻袋补住它！赤胆忠心为人民，越是艰苦越光荣，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度昆仑……

　　坚守到1951年4月时，先遣连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高原病。

　　1951年5月6日，新疆骑兵师先遣连从于田出发向西藏阿里改则地区进军。

　　但是军人们还想着附近的藏民有没有亟须部队帮助的地方。得知因为盐池被雪封住，藏民们没有盐吃，李狄三当即在病床上和连长商议：选二十个身体尚佳的战士，马上出发，想尽一切办法搞到盐，送到二十多户藏民家中。奉命找盐的战士走了没几天，李狄三病情就恶化了。卫生员从药箱里取出仅剩的一支盘尼西林药液，要给李狄三打针，李狄三却使劲地摇头，费尽力气表示：“给……新病号……留下！”停了一会儿，又迸出一个字：“盐……”

　　李狄三听说盐已经找到了，送到了每户藏民家中，才安心地闭上眼睛休息。此后有好几个夜晚，李狄三都被报病危，每一次大家都觉得他支撑不到天明，可第二天早上，他依然微睁双眼听着译电员朗读上级领导新来的指示；特别是收到了后续部队即将到来的消息时，他的两眼放出亮光，连说了几个“好”。

　　1951年5月1日，后续部队由一团副团长安子明率部进藏。新疆进藏先遣部队指挥长左齐告诉安子明，只要会师，就让李狄三尽快返回新疆汇报工作。5月24日，后续部队终于抵达扎麻芒保。当安子明走到李狄三床边时，李狄三露出欣慰的笑容，用尽所有的力气，从枕边拿出日记本交到安子明手上，嘴角一松，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人们发现，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李狄三早已对自己的遗物作了安排：茶缸留给一位班长，皮大衣送给一名战士，自己用了十多年的一支金星钢笔留给在河北老家的儿子；而写着“进藏工作总结”的日记本，则献给“伟大母亲——中国共产党”。日记本里，还有一封写给上级党委的信，信上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请党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