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三难，挑战极限

　　对于一支几万人的大军而言，面对极端复杂和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力物力都极度匮乏的后勤保障，无疑是极限挑战。十八军进军誓师离开乐山时，当地群众含泪告别说：“孩子，你们此行可要受大苦了！”可见一般百姓都明白完成进藏伟业必须迎接“极限挑战”以及这“极限挑战”意味着什么！……

　　至今，我仍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我第一次看到用卫星遥感技术拍摄下来的世界地形图时，内心深处产生的强烈震撼，特别是用鼠标快速拉近中国：锦绣山河，一目了然。其中，整个青藏高原犹如一块巨大卵形冰雪宝钻镶嵌在祖国的西南部。一系列高大山脉向四方辐射伸延；东西走向的几条大山脉重重叠叠，唐古拉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脉等构成了青藏高原的主体。这个主体的东南端陡然折向南方，有五条南北走向、比较细长的山系，近乎平行地紧密排列构成横断山脉，形成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势。群山逶迤，峻峰叠嶂，蔚为壮观。

　　西藏北邻新疆、青海，东连四川、云南，南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毗邻，西与克什米尔接壤，边境线长达近四千公里，既是祖国的边防前哨，又是祖国深远战略后方的西南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军进藏，必遇“三难”。

　　第一“难”，难在极端的自然环境。十八军进军西藏，在当时本没有公路。只有骡马可通行的路，有的路窄到只能一匹马通过。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全世界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十四座高峰中有五座在西藏，四五千米左右的山峰更是不计其数。所谓“藏道”，就是在如此高海拔的大雪山和冰河急流中开辟出来的。

　　人们常会引用李白诗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道路之艰难。但常识告诉我们，“蜀道”所处的海拔顶多一两千米，“藏道”却是处于平均海拔三四千米以上。如果说“蜀道”是在“一重天”上的话，那么试想“藏道”又是在几重天上呢？

　　20世纪40年代末期，进藏的道路大抵类似“茶马古道”式的骡马商路，运输只能靠骡马和牦牛。没有水路、公路、铁路，更没有航空运输。那时，从康定或西宁到拉萨骑马一般都要走三四个月。

　　即使是在现代化、信息化的今天，西藏的艰苦与特殊也依然存在。几年前，国内一支前往墨脱的森林考察队，拥有当代最先进的野外生存装备，包括通信设备、卫星定位系统等，吃住行都无后顾之忧，但当他们离开墨脱花一夜时间翻越一座大雪山归来时，所有人都激动地哭起来，恍如隔世。

　　可以想象，六十多年前，十八军将士们在渺无人烟的高海拔茫茫荒原、无数雪山和冰河上行进数月乃至一年多，那时的艰难险阻，包括他们创造出的生命、生存和大部队超负荷行军的奇迹，是多么地令世人惊叹和折服。

　　第二“难”，难在后勤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没有保障自己的可靠后方，就不可能大踏步地前进。补给无法正常运送到前方，就地补充几乎犹如天方夜谭。尤其在解放初期，我军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后勤综合保障体系，一支几万人的大军，在极端复杂和特殊的自然环境进军，而后勤保障却极度匮乏，这无疑是极限挑战。十八军进军西藏誓师后离开乐山时，当地群众含泪告别说：“孩子，你们此行可要受大苦了！”可见一般百姓都明白完成进藏伟业必须迎接“极限挑战”以及这“极限挑战”意味着什么！

　　在重庆，当刘伯承、邓小平询问进军西藏有何困难时，张国华说：全军最担心的是粮弹接济，只要粮食有保障，其他任何困难均有信心克服。刘伯承表示：西南局、二野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运输补给，但你们在思想上要有饿肚子的准备。

　　一个军在高原上行进几千里，要保证不饿肚子是非常艰苦的工作。在后来的整个进程中，十八军遭遇了无数次运输补给和粮食接济的“梗阻”。饥饿，形影不离伴随他们整整五年！这是一场世界上罕见的耐力和意志的极限大比拼，是为了信仰和理想而不言放弃的极限大比拼！

　　社会制度差异大是这次进军面临的第三“难”。“西藏是一个不知怎样幸存下来进入20世纪下半叶的中世纪社会。”加拿大学者戈伦夫的话很耐人寻味。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藏与内地最大的差异恐怕要算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体制。所谓政教合一，即王权和神权合一，神权为尊。中国历史上，从三皇五帝至秦汉唐宋元明清，都是王权为尊，王者为“天子”，“奉天承运”统治天下。

　　在西藏历史上，王权与神权并存、王权为尊的时代占据主流，17世纪中期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并正式定型以后的时间并不太长，或者说，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确立（即历史定制）并不久远。

　　历史上，在西藏民众心目中皆极其虔诚地相信“神为至尊，为至高无上”，并已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早期信奉苯教到信奉藏传佛教，宗教紧密联系着藏族民众的心理和道德标准，他们坚信前世今生都是命里注定，不可改变，把希望都寄托在宗教的梦幻世界里，求得精神上的归宿和慰藉。人们只有信教的义务，没有不信教的自由。有这种特殊的信仰背景，加之自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分裂活动此起彼伏，一批亲帝上层陆续出现，因此，20世纪初叶的西藏百姓既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也不了解人民解放军。

　　显然，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形下，解放西藏，已不是单一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科文卫等在内的“和平大进军”。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解放西藏既不能采用激烈方式，也不能不进军。其步骤上呈现曲折迂回的特征，方式上凸显温文尔雅，只要可以减少矛盾，减少冲突，减少民族隔阂，有利于统一大业，一切都可以商量。

　　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为了不激化民族矛盾，以和平的方式进军，大概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做到。极端的自然环境，势必造成无法快速跟进的后勤保障，再加上落差巨大的社会制度差异，这种难度，注定了承担这个重任的大军，必须是一支具有博大胸怀、高度智慧和纪律严明的铁军。

　　进军守则

　　进军西藏的整个过程中，十八军全体指战员以这个《守则》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尊重藏族同胞、实行民族平等、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各个方面，恪守信条，忍辱负重，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甚至生命……

　　如何面对西藏高原极为特殊的人文环境，十八军全体官兵怎样才能适应和处理好这种复杂的关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出发之前，十八军最初组建的那个全军独有的“政策研究室”，就已经开始研究和制定具体的政策守则了。

　　在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的主持下，提出初步意见，经过政策研究室专家和有关人员的讨论，十八军政治部于1951年1月颁布实施的《进军守则》，每一个条文都通俗易懂、细腻周全。守则开篇指出：“为求更好地团结西藏僧俗人民，保证人马健康，并发挥去年既得经验，以顺利完成解放全西藏的任务，除切实执行中央对西藏的各项具体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人职责外，特制订进军守则三十四条，全军干部、战士，及一切工作必须坚决执行。”其基本内容如下：

　　一、关于部队管理方面

　　● 行军中途，如遇陡山峭壁、水源小河，部队不易迅速通过时，务须于开修后再行前进。

　　● 如遇雪山应即配戴风镜，以免受雪地强光刺激，损伤眼睛。

　　● 部队徒涉后，要将腿脚擦干再整队前进；骡马徒涉一次，瘦弱一次，要特别注意喂养。

　　● 平时行军，中途如遇狂风不能继续前进，应即停止并设营，免使人马过度疲劳或迷失方向。

　　● 宿营后必须注意看管骡马，以防受惊跑失。

　　● 一切公物装具必须十分爱护，不得随便丢失、损坏。每到宿营地应先卸背包、枪支、撑好帐篷后再有秩序地卸放其他零碎物品。清晨出发，如无紧急情况，切忌过草，及时讲评处理，以求物资装具不丢损或少丢损。

　　● 连续行军要切实提倡：“回头望”，勤检查，及时讲评处理，以求物资装具不丢损或少丢损。

　　● 如遇江河必须船渡，要严密渡河的组织和指挥，严防缺乏周密计划，争渡和渡河后自由行动等现象。

　　二、关于组织纪律方面

　　● 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加强对病弱幼小同志的关心和互助，同时亦必须严明纪律，不准随便掉队。

　　● 战斗期间不住民房，不借民物。

　　● 在新区如必须解决某些供给困难时，要有组织地按当地物价采购，连以下单位和零星人员不得乱买，不得强购。

　　● 在康藏地区一律以银圆和藏洋为主要通货，严禁使用人民币。

　　● 不论部队、机关，一律不准派用“乌拉”。

　　● 严格人请假制度，进入宿营地之后，不得随便外出乱逛，到各大小城市更需特别注意。

　　● 一切缴获归公，统由战斗中最高政治机关提出意见请示上级处理，不得先斩后奏，不得损坏丢弃。

　　● 在康藏地区只准按照工委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不得宣传阶级斗争。

　　● 不论干部、战士、机关、部队，均须坚决执行民族自治区域政策，和解放委员会的各种法令、规定，不得有丝毫违反。

　　三、关于风俗习惯方面

　　● 藏人送礼可收其一“哈达”，或其他轻微礼物，并应回敬“哈达”，及其他适当的礼物。

　　● 藏人礼节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们可以点头答礼，不得因好奇而嘲笑。

　　● 藏人爱在温泉洗澡，男女不分，我军人员决不要参与其中。

　　● 藏人请吃东西，要少吃，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

　　● 和藏人接触，不可问哪个是哪个的老婆，更不要打藏人的家狗。

　　● 要切实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做到与藏民融洽无间。

　　● 对土司头人要尊重，既要反对看不惯和厌恶不满情绪，也要防止单纯团结上层、不积极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现象。

　　四、关于政策方面

　　● 对民兵、僧民武装，要大力进行政治争取，尽量避免与之作战，争取无效时则坚决歼灭之。

　　● 对俘虏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不动其“神诰”和吃肉用的小刀；伤虏要给以安慰治疗，藏兵尸体要动员群众按当地风俗妥为安葬。

　　● 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

　　● 未经同意不住寺庙，不住经堂。

　　● 战时严禁借住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意摸弄佛像，不得吐痰放屁。

　　● 如有喇嘛要求参军，概不收留，并应妥为劝说回寺院。

　　● 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雕、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

　　● 藏区旧有之行政人员如不反对我军，可继续任职，如已逃亡，则尽量争取返回。

　　● 一切反动特务组织，一律明令解散，已破获之为害人民的特务土匪，必须请示上级处理。

　　通读这些进军守则，其中很多条，会让人先是忍俊不禁，随之便肃然起敬。由此可见，当年十八军“政策研究室”的专家们，对当时西藏地区的人文状况和客观环境了解得是多么深入细致；对进军途中的纪律细则，用大白话讲解得多么生动直白、通俗明确。这些守则，是党的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落实在藏区的具体化，它规范了进藏部队人员的言行举止，既便于遵照执行，又便于检查落实。

　　进军西藏的整个过程中，十八军全体指战员以这个《守则》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尊重藏族同胞、实行民族平等、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各个方面，恪守信条，忍辱负重，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甚至生命。这种付出，对于日后藏区人民和上层人士尽快了解和认识人民解放军，配合和迎接大军进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先遣部队入甘孜

　　军人们真正领教到雪山的厉害：感到明显的缺氧，气喘不上来，胸闷得厉害，脸都憋得乌紫乌紫的。开始时先遣部队还是按照内地行军惯例，走五公里歇十分钟，走十五公里“打个尖”；后来眼看掉队掉得不成样子，后面的人离得越来越远，只好改成一二公里一歇，快到山顶时，每隔五十米或一百米就要歇一歇，喘喘气……

　　1950年3月，十八军先后组织了先遣支队和两支先遣部队向西行进，进入藏区。其任务是：调查西藏的政治、军事情况，提供制定政策的意见，调查进军路线，筹措物资，组织运输等。

　　3月29日，十八军前指及北路先遣部队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从乐山出发，揭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时任该团宣传干事的刘广润说，出师动员大会上，一五四团接过军党委授予的“进军先锋”锦旗，部队在乐山人民热烈的欢送中，乘汽车向西康省省会雅安进发。

　　进军伊始，十八军将前指设在雅安，至康定后兵分南北两路，分别向各处目标前进：北路为主要路线，由康定向西北直奔甘孜（行进路线最长）；南路为辅助路线，由康定往西开向巴塘。之所以选择甘孜方向为主要进军路线，是因为这条路线相对南线而言地形起伏较小，而且还有一条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修筑过、后来废弃了的简易土公路。这条简易土公路的确足够“简易”：刚竣工时国民党政府交通总局曾拉上媒体记者组成“试车团”试过，来回一千六百公里走了四十四天，每天平均不到四十公里，还不如人走得快。一路上真就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停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那次试车一完毕，这条土公路就再也没有通过车，也没有人维护。时间一长，原有的两百余座大小桥梁多为山洪冲垮，桥墩、桥台所剩无几；路面、路基也多塌陷。

　　3月31日，先遣队抵达成雅公路的终点雅安。再向西行，已无公路，物资全靠人背马驮。

　　由雅安再出发时，部队总共只能携带二十天粮食。为确保这点粮食能吃到甘孜，先遣部队加大每天的行程。一五四团从两路口翻二郎山到鸭子口宿营，再自折多塘翻折多山至长春坝宿营，平均每天行程都在六十公里左右。在海拔四千米上下的雪域高原，每个战士负重七八十斤，每天如此长距离的徒步行军，体力消耗极大。

　　部队遇到的第一座铁索桥横跨飞仙关两岸。桥面上只铺着稀稀拉拉的窄木板，左摇右晃得很厉害，人踏上去心慌、眼花，骡马根本走不了，于是卸下驮子，由人扛过去，再赶着骡马渡河。驮子轻的一百二十斤，重的一百四十多斤，最重的电台设备达到一百八十多斤。

　　侦察科科长李奋带头扛起最重的驮子，大家都上来争抢。铁索桥不到两米宽，离水面倒有二三十米，人踩着稀稀拉拉的窄木板，再扛上那么重的驮子，随时都有失去平衡掉下去的危险，场面极为惊险。二十几个人过一个铁索桥竟用了两个小时。那一路，接连过了四五座铁索桥。最长、晃得最厉害的要数泸定桥。这座因当年红军抢夺而闻名的铁索桥，长一百多米，侦察科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全部通过。

　　二郎山东坡大雪覆盖，一过山顶西面居然没有一点儿雨雪。东西两面气候截然不同，泾渭分明。下到泸定桥边，海拔骤然降低，头一天还在二郎山过冬天，第二天就来到温暖的大渡河边。

　　康定西去，当地称“出关”，意味着进入了藏区，海拔越来越高。进入藏区的第一座高山是折多山。此山藏语称“居拉”，意为“肠子山”，因盘山小路弯弯曲曲状如肠子而得名。

　　折多山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空气稀薄，山顶寸草不生，军人们真正领教到了雪山的厉害：感到明显的缺氧，气喘不上来，胸闷得厉害，脸都憋得乌紫乌紫的。开始时先遣部队还是按照内地行军惯例，走五公里歇十分钟，走十五公里“打个尖”；后来眼看掉队掉得不成样子，后面的人离得越来越远，只好改成一二公里一歇，快到山顶时，每隔五十米或一百米就要歇一歇，喘喘气。

　　过了折多山西麓，几天后进抵松林口，这是康北著名的森林区。行进在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中的小径，太阳透过婆娑的林间，一道道金光洒满林梢，空气格外清新，感觉如入仙境。长途行军的劳累顿时被这大自然的美丽驱散。

　　多年后，天宝讲了一个过折多山后“尖刀班”突然遭遇“西藏狮子”的故事：藏区的牦牛，脖子下和腹部以及尾巴的毛又长又多，还有的牦牛没有犄角，头上长毛把眼睛都盖住。这些家伙在草原上逍遥自在地吃草，高兴了互相追逐奔跑，有时候还有点“人来疯”，见到生人就连蹦带跳地向你跑过来。那样子实在逗人发笑。可是我们尖刀班的北方大个子兵哪儿见过这些家伙呢？看见这些家伙向他们冲过来，还以为遇上了西藏的狮子，连忙卧倒开枪，闹了大笑话。后来团政治处民运股的同志去向牧民赔礼道歉，并加倍赔偿。群众对此很感动，因为过去藏兵和国民党部队打了藏民的牛羊，藏民从来没听说过“赔偿”这两个字。

　　抵达将军桥，住炉霍县时，天气突变，雨水加冰雹，铺天盖地。翻过罗锅梁子山，北路先遣部队看到入藏区以来第一个大寺庙——觉日寺。此地距甘孜只剩下两天的路程。从雅安到甘孜总共六百余公里，部队初试高原徒步行军，跋涉二十四天。

　　1950年4月28日，北路先遣部队三千余人精神抖擞地进入康北重镇甘孜。

　　勒紧裤带度粮荒

　　为了统一思想，共渡难关，决定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大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吃早饭。有几个营级干部来到时，紧绷着脸，见了我们也不敬礼，便一屁股坐到地上，背朝着我，一声不吭。团领导想打破这种尴尬场面，主动和大家交谈，反应也很冷淡……

　　时隔六十年后，十八军的老兵们仍能唱起一首名为《甘孜一月不能忘》的老歌：

　　不能忘呀不能忘，甘孜一月永远记心上。我军刚来到，千山万水补给难，飞机空投接不上。藏民生活苦，我们度粮荒。

　　挖野菜打柴火，捉田鼠，捕麻雀，满山遍野忙，大家喜洋洋。

　　田鼠麻雀保健康，吃不完的野菜晒干当存粮。

　　十八军的老兵们至今也还记得，当时毛泽东主席明确要求进藏部队“不吃地方”，要求后勤保障要全部依靠部队自己解决。对于十八军来说，这是何等严格的要求啊！

　　在十八军进藏过程中，曾发生过三波最大的“断粮危机”。第一波是“甘孜一月”（1950年5月），第二波是昌都断粮（1950年冬，长达四十一天），第三波是进入拉萨及西藏各地后的粮食困境（1952年初至1954年底，时断时续）。

　　1950年4月底和8月初，南、北两路的部队相继到达目的地甘孜、巴塘后，很快就面临断粮的困境。其中，甘孜方面断粮持续时间竟长达一个月，老兵们习惯地称其为“甘孜一月”。

　　1950年4月底，北路先遣队好不容易到了甘孜，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景象。当地还很混乱，国民党二十四军宣布起义后，有一个营还待在甘孜，原甘孜县政府的一批旧职人员也还没来得及接管。

　　这么个小地方一下来了三四千人的部队，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部队会不会动他们的粮食。最初，先遣队借住在土司家的底层，打地铺。所谓底层，就是土司的佣人和骡马住的地方。官兵们牢记“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肚子再饿，也没有动老百姓一粒粮食。

　　开始，藏民见到解放军都有点害怕，但渐渐通过一些小事改变了看法。王贵说：“我们买菜买草，拿秤称，还要给钱，老百姓都不相信，也不敢要，扭头就要走。”他们跟老百姓解释“解放军公买公卖”时，有个藏民试着说了一个数字，看到解放军真的把白花花的银圆递过来，那藏民顿时一脸疑惑：世上的差支了牛毛那么多，得到报酬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呢！部队里曾在国民党二十四军当过兵的藏族战士说，过去从藏民那里拿东西从来不给钱；到了解放军的队伍中养成了“公买公卖”的习惯。解放军待人和气、买菜买草还给钱的事很快便传开了。一位藏族老大爷逢人便讲：“我见过藏军，见过国民党军，都是抢我们的，吃我们的，只有解放军是给我们的，帮助我们的。”

　　渐渐地，从雅安背来的粮食快吃完了，后方运输一时又跟不上，数千人在饿肚子！

　　北路先遣队负责人、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回忆说：正当大家为完成第一步进军任务而高兴之时，新的考验又向我们压来——我们靠肩背马驮携带的粮食吃完了。为了不加重藏族群众的负担，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坚决不向当地群众征粮。缺粮迫使我们节食。

　　此时先遣队一分为二：一五四团主力和军师直属分队抢修机场，其余部分往东参加抢修公路。挖土、填方，都是重体力活，可粮食不够，就得减量，从每天十六两（当时旧制一斤为十六两）减到十二两，到最后六两。开始，每日三餐减为两餐，再由两餐干的改为两餐稀的。整整一个月，部队自己想办法。团党委发出“勒紧裤腰带，困难面前不低头”的号召，组织部队上山挖野菜。

　　4月底5月初的甘孜地区，满山新长出的野菜成了部队的主要口粮，一吃就是二十多天。战士们把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草根煮来吃。有的草根有毒性，吃了全身发紫，还有的吃了后脸肿得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至今，王贵说起这些“宝贝”，还是苦涩中透着亲切：“藿麻头虽然有毒，一沾皮肤上就会起包包，但煮了以后就没毒了，还比较好吃，我们也学当地老百姓戴上皮手套摘；还有茴茴菜、野韭菜，行军锅里煮一大锅，科里五十多个人围着大锅，往地上一蹲就开始吃。就这样，一天还只能吃两顿，上午八九点一顿，下午三四点一顿。”

　　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发一斤青稞，磨成面便只剩七八两了。吃不饱，部队便组织大家挖野菜，捕捉麻雀和地老鼠。地老鼠肉味鲜美，以草根为食，对草原破坏很大，草原上到处是它们打的洞穴。但后来喇嘛们却放出风来，说这些小东西是“神物”。为了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习俗，部队下令禁止捕捉。

　　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部队都是在这种半饥半饱状态中度过的。除坚持训练外，部队还要抢修公路和国民党政府遗留的一个简易机场。这些都是力气活，干了没几天，各种不满意见便传到了师长吴忠的耳朵里。不少人发牢骚说，上级原说公路修通前派一个空军师为我们空投，每人每天还加半斤牛肉，现在空投靠不上，半斤牛肉也没吃上，倒是吃上青稞了……许多基层干部和骨干分子也埋怨上级说话不兑现，使他们向战士做思想工作理不直气不壮。

　　部队还没进入真正的藏区，就遇到了断粮的大问题。大部队在高原上断粮，还不许向当地老百姓征粮，难啊，太难了！官兵们的埋怨，全在情理之中。这个思想工作，到底怎么做才能奏效？

　　吴忠说起那天的场景，如同就在眼前：

　　为了统一思想，共渡难关，决定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大家来得很早，我和天宝同志还没吃早饭。有几个营级干部来到时，紧绷着脸，见了我们也不敬礼，便一屁股坐到地上，背朝着我，一声不吭。团领导想打破这种尴尬场面，主动和大家交谈，反应也很冷淡。我不动声色。我了解这支部队，了解这些干部。我知道，他们在一线工作，很多矛盾都集中到他们身上，他们无力解决，压力很大，平时又不能在战士面前发牢骚，今天在我这个老领导面前表达一点不满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刚到齐，警卫员送早餐来了。听说大家都已吃过了，我便请大家等我和天宝同志吃完饭后再开会。早饭共有三样：一盆开水、一碗炒面、一盘野菜。我和天宝同志各往自己的搪瓷杯里倒进半杯开水，抓上两把炒面，用筷子搅成面糊，再拌点野菜，三下两下，这顿饭便吃完了。在我们吃饭时，有的人故作不经意的样子瞟了瞟我们的饭食，然后悄声地和旁边的人不知讲些什么。气氛不再那么沉闷了。吃过饭后我再问话时，便有人搭腔了。我先让大家把问题和肚子里的意见都讲出来。沉默了一阵儿便有人打头炮，一有人带头，其他人便争先恐后地讲了。他们讲话无所顾忌，有些话相当尖刻，但讲完之后，便像放下了沉重的包袱，脸上又露出笑容。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粮食问题上，就是由于饿肚子而带来的部队思想工作和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困难。

　　吴忠只能对干部们讲传统：

　　我们现在充其量是吃不太饱，同早年红军在甘孜时要同强敌作战、又要自己筹粮、经常因筹措无着而断粮的艰难处境相比，我们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领导干部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要做好下级和战士的表率，积极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管好带好部队，只要干部队伍不乱，部队就不会乱。

　　在解决好营以上干部思想的基础上，又召开了先遣支队排以上干部和骨干分子大会。这次不仅是讲传统，更多的是鼓舞士气。

　　这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现在遇到了暂时困难，是齐心协力咬紧牙关去战胜它，还是动摇畏缩向困难低头？会后，部队展开了大讨论。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和他们的遗愿，革命军人的荣誉感，都化作了推动部队战胜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官兵们振作起精神，以巨大的热情重新投入到艰苦的进藏工作之中。

　　就在五十二师前指和一五四团到达甘孜的第二天——1950年4月29日，刚成立不久的空军派出的飞机即由新津机场起飞向甘孜空投物资。年轻的飞行员，驾驶着缴获的美军C-46运输机，不顾飞机陈旧、飞机性能差又缺乏高原飞行经验的不利条件，试图飞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空中禁区”——二郎山和折多山。不顺利的是，那段时间，虽然空军部队每天都向甘孜试飞，但是高原山区气候变化剧烈，空投区又恰恰处在雷电雨区之中，飞机无法通过，只得一次次被迫返航。其间，军长张国华每天通过电报询问先遣部队的生活，并不断申请飞机实施空投。

　　一五四团团长郄晋武在日记中写道：“战士们仰望着天空，12时过去了，13时又过去了……大家失望地回去了。”

　　5月5日，五十二师向军部报告：“部队携粮已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5月7日，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穿云破雾，勇闯高原禁区，终于空投成功。郄晋武记录道：“万里无云，太阳高挂在蓝天。这天气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正研究下一步工作，忽抬头，随着隆隆声音望去，从东南方向来了飞机。此刻整11点。飞机转了一个弯又折回来，开始空投。房上、地上站满了人。大家兴奋极了。收大米一百零八袋，约五千四百斤。”然而，对于甘孜数千人的部队来说，如此数量的空投犹如杯水车薪，只可解燃眉之急。

　　吴忠5月18日报告：从5月7日至17日，先后有六架次飞机空投成功。抵甘孜后，部队曾通过当地政府及爱国头人夏格刀登代购了一些青稞，但“与实际需要数则相差甚远”；建议雨季未到之前，以“足够数量的飞机来甘孜空投”，保障粮食供给。22日，此报告转到中央军委后，新津机场空运大队的飞机增为七架。5月27日至6月5日，共空投十一次，飞机十九架次。

　　“破了过去的纪录。满天的云，飞机都来了。”“天阴得很。同志们都为空军老大哥的安全担心。”“进驻甘孜部队的粮食供给，直至川康公路于1950年8月26日初通甘孜才逐步得到缓解。”

　　郄晋武团长的日记，为了解当时的状况提供了最真实鲜活的依据。

　　6月7日，当飞机在甘孜古城上空盘旋时，整个甘孜古城都沸腾起来了。人们眼见天空中一个个小黑点从飞机上掉下，越落越大，降落伞打开，一包包物资掉在田野里，砸得地上灰土扬起。战士们高兴地冲上去，捡回大米、饼干、花生和银圆。官兵互相谦让，把粮食先送给驻在金沙江边邓柯的前卫二营。虽然空投的物资不多，对士气却是很大的鼓舞！

　　军爱民，民爱军，纯朴善良的藏民迸发出极大的拥军热情。空投补给时，部队在野地里拉开丁字形的大红布指示方位。无数“宝贝”从天而降时，有的银圆掉到了指示方位之外，还有的掉到了山背后，老百姓拣到了，用牦牛驮回来，一个不少地交还给先遣部队。

　　一天，三三两两的藏族老乡背着一包包不完整的大米袋送到部队，说是放牛时在山上乱草丛中捡到的。部队首长亲自接待了他们，表示感激并要折价给一定报酬。藏民们无论如何不肯收费，没办法，部队只好给每人赠送一条哈达。藏民们收下哈达，高高兴兴地走了。

　　在藏族人民心中，哈达是仙女的飘带。白色的哈达象征纯洁、清白，表示对人诚心。他们拣到了“天菩萨”给解放军送来的大米，不能悄悄留下，一定要送还给解放军；他们没有收下报酬，却收下了解放军的“仙女飘带”。他们想，将来离开人世，仙女会证明他们是清白的。这就是纯朴忠厚的藏族百姓。

　　会战机场迎接“天菩萨”

　　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到处是起伏不平的小丘，荆棘丛生，乱石林立，环视一周，四面都是高山，唯有远处甘孜寺的金顶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领导交代任务时风趣地说：“我们的任务是削平一座座小土丘，填平一个个大洼地。”……

　　为了长期支援西进部队，建立一个稳固的空运基地，作为后勤运输的快速通道，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凸显出来。西南军区决定在原有极为简陋的甘孜机场上，用最短的时间，扩建出一个可以适应进军需求的机场。

　　扩建甘孜机场的立项报告称：目前甘孜机场“不适于降落C-46机。拟在附近另辟一个机场。据了解需一百五十万工，现已由渝派工程师前往勘察中”；“最大的问题为人力不足”。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立即从武汉、北京抽调大型机场修建机械。但就在这时，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朝鲜战争升级。原本就人力不足，结果连原准备调入甘孜的四个工兵团都调往沈阳，原准备抽调的机场修建机械也没有了，拨归十八军建制的只有两个工兵团，扩建甘孜机场的时间被迫推迟。

　　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成立后，1951年3月下旬组成甘孜机场工程指挥部，十八军凡是能抽调的兵力全部集中到甘孜，准备开始万人大会战。“那叫男女老少齐上阵呵！”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八分校、卫校医护队，就连豫剧团十二三岁的小娃娃都参加了施工！十八军的将士们硬是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方法，拼上青春和热血建设甘孜机场。扩建机场的开工时间是1951年4月11日。

　　甘孜地区海拔三千五百多米，气候恶劣，刚到这里的人一般都有流鼻血、头痛、头晕、心律不齐等高原反应。这里的老天爷更是喜怒无常，忽而骄阳似火，忽而风沙大起，忽而大雨如注，忽而冰雹袭来。特别是风大，帐篷搭不起来，勉强搭起来了，也常常会被大风刮跑。怎么办？上级决定：自己动手挖窑洞。

　　五十四师医护队一百五十多人，入伍前大多数是来自四川的中学生，三个区队九个班，第九班是女生班，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4岁。女兵顾梦舟就是其中的一员。她从四川大邑出发，晕晕乎乎在车上颠簸了一个星期到达甘孜，第二天就开始挖窑洞。

　　4月，有些冻土还没化，必须先点燃草根将上层冻土融化，才比较好挖下面的。接着是准备“建材”，要到离宿营地数十里外的山林里砍树。于是先是坐上汽车，然后背上背包进山，找了林间一片空地搭起各自的微型帐篷。山林里气温低，夜间更觉阴森恐怖，大伙挤在树枝铺成的床上，听虫鸣。有人睡不着，于是掀开帐篷，透过缝隙数天上的星星。

　　经过几天的努力，窑洞修好了，其实那窑洞只能算个“简易地洞”。大约只有一米来高，必须小心翼翼、弓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但无论怎样，就是住“地洞”，也比追着被大风刮跑的帐篷强。

　　年轻的队员们边唱着歌边高兴地美化新建起来的“家园”。他们在一排整齐的窑洞前开出一方平台，平台的一端用石头和泥土草坯修一张饭桌，饭桌四周砌四条长凳，就成了“饭厅”；平台的另一端是每天集合、点名、做操和集体活动的小广场。年轻人又在住地周围的地上，用彩色石子嵌上“进军西藏，保卫祖国”、“建设边疆，加强国防”、“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民族大团结万岁”等标语和各种几何形状的图案。甘孜机场南边的山崖边，至今还残存着六十多年前部队修建机场时挖出的窑洞，大多已塌陷了。

　　站在倒塌的窑洞口向背后的的山上望去，不远处的山顶上有九座孤零零的土坟，那里埋葬着修建机场时因窑洞塌方和其他原因牺牲的九位年轻的女兵。当年竖立的木质墓碑早已因风吹雨淋，年久破损，分辨不出墓主的名字，后来的人们在坟前的一块青石板上刻上了“十八军无名女战士墓”几个字。

　　今天的人恐怕无法想象第一天到达工地的青年军人们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到处是起伏不平的小丘，荆棘丛生，乱石林立，环视一周，四面都是高山，唯有远处甘孜寺的金顶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领导交代任务时风趣地说：“我们的任务是削平一座座小土丘，填平一个个大洼地。”

　　“机场大军”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吃完早饭，就挑起牛皮筐，扛上铁锹等工具去沟外几里路远的工地。中午饭由各队伙房做好送去，晚上直到天黑才收工。所有人都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施工中。据统计，当时平均每人每天挖土运土达三千五百多公斤，一趟趟来回的路程加起来足有三十多公里。

　　挑担子的头几天，每人的手上都打满了血泡，两腿也不听使唤了，肩头肿得像馒头似的。装筐的更辛苦，因为空筐子不断放到面前，不能停歇，连直直腰的时间都没有。运土的常常结对并肩前进，暗地里还“较劲”。有的女兵年纪小，身体弱，挑起土来像扭秧歌，左扭右拐也不甘落后，跌倒了，爬起来再往前走。挖土用的铁锹、十字镐都是队员从内地背去的，簸箕没几天就用坏了，于是就地取材，用牦牛皮做成牛皮筐。

　　转眼，扩建机场二期工程开始了，平整泥土，翻拣泥土中的杂草、石头、树根等杂质，然后铺砌石方。运送水泥、碎石、搅拌、灌浆等工作，全部都由人工操作。

　　所有的石料都是从冰冷的河水里捞上来的。军大八分校决定抽调二大队的男生，以中队为单位去拣石头。开始在机场附近拣，后来就乘汽车去十几公里以外的溪沟、河道去拣鹅卵石，大至三十厘米以下，小至十厘米以上。虽然那时已是六七月份的天气，但积雪融化而成的溪水冰凉刺骨，站在水里没几分钟，腿不仅冻得麻木、失去知觉，还被锋利的冰凌划得满是渗血的小口子。到了晚上，一道道口子生疼，疼得人难以入睡。

　　很多人的手指都被磨破了，鲜血淋淋，红红的肉露在外面，但没有一个人叫苦，用胶布将手指缠起又继续干。机场地面表层所有的碎石，都是人工砸出来的。待到铺砌石方时，每铺一层都需要用泥浆来浇灌。机器设备不够，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地跳进拌浆池，用双腿当“搅拌翅”，以人工的方式保证泥浆供应。

　　老兵王嘉瑜记下了那段经历：

　　工程进入冲刺阶段，我们排成单行传递石块。我正巧站在一个土坎下面，石块由坎上传递下来，站在坎上的小林一不小心，失手把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脸上，顿觉麻木。大家发现我鼻孔和嘴里都流出了血，立刻扶我坐在一旁，掏出手绢给我擦血。我的一颗门牙被砸掉大半截，嘴唇也破了，嘴也肿了，班长立刻送我到工地卫生所，军医用棉球给我止血擦洗后，给了几片阿司匹林和磺胺药片，嘱咐我休息。我当时觉得头晕、腿麻，但自己是副班长，就不顾大家的劝阻，继续参加劳动。没想到在收工返回的路上嘴反而疼得更厉害了。我忍着，回到住地没洗脸就躺下了。一连几天大家强迫我在住地休息，白天服止痛药片还能忍住，难熬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满嘴牙，连同上下颌骨、耳根都疼，热泪滚滚滴落在麦秸上。当时要能打上一针止痛针该有多好！可惜，那时什么条件也没有。

　　工地那喧闹沸腾的劳动场面，许多人至今提起来，还像当年一样激动和振奋：各单位的彩旗在工地上迎风招展，劳动大军人山人海，歌声此起彼伏，与广播的高音喇叭声汇成一片。日复一日地坚持，削平一个又一个土丘，填平一个又一个洼地，宽阔的机场雏形显现出来。女兵顾梦舟不禁感慨：“我们过去读过‘愚公移山’的故事，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寓言，现在看来，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啊！”

　　春夏之际的甘孜风多，风大，工地上常常飞沙走石，连耳朵里、衣领里都能灌满泥沙，男女兵娃子的头发好像满是灰沙的一丛丛乱草。晚上收工后，大家不得不用清水互相冲洗眼睛。高原强烈的紫外线长时间照射，女兵们原本白净的脸变得又黑又红，还经常脱皮，面目全非。

　　由于燃料奇缺，无法供应更多的热水，洗澡自然免谈。高原昼夜温差大，棉衣一年四季不离身，无法换洗，人人穿得又脏又破，个个灰头土脸。洗脸时一个班十二个女兵合用一脸盆水。脚上磨得都是泡，晚上必须烫脚，没有洗脚盆，怎么办？在地上挖一个圆坑，垫上一块帐篷布，水倒入帐篷布里，大家一起洗，能伸进来的都“插上一脚”。

　　部队来到高原数月，所有人都渴望着“如果能洗个热水澡，该多棒呀！”突然有一天，班长告诉大家一个爆炸性消息：距工地不远处有一个温泉，先让男兵们去洗，再安排女兵们去洗！女兵们为此兴奋不已，只盼那天快快到来。一天夜里，女兵们突然被摇醒，只听见班长低声急促地叫大家：“快起来，把东西带好，一起到温泉去洗澡！”

　　王琦玉说，全班女兵悄无声息地跟班长走了出去。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小星星，勉强看得见路，辨不出东南西北，不知走了多久，走进一个很宽的山沟里，脚下尽是大小不一的石头。好一会儿，才听班长说：“到了，大家抓紧时间洗，明天还要上工呐。”大家顿时一片茫然，想象中的温泉再简陋也该有一间房子，可眼下除了河沟什么也没有呀，怎么就说到了呢？仔细看去，发现脚下有一些浅浅的水坑，蹲下一摸，嗬！还真是热乎乎的呢。班长边脱衣服边低声说：“山冈上有男同志给我们站着岗，安全的！”于是，女兵们赶紧脱衣下水，这泉水刚好齐膝，可坐可蹲，不冷不热，恰到好处。女兵们洗呀，洗呀，洗完后赶紧穿上衣服，再洗衣洗被。直至东方发白，才带着一身清爽回到住地，早饭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为了迎接甘孜机场准时通航，整个工地在工程最后的冲刺阶段俨然变成了“竞技场”。单说那些女兵们，虽然在“机场大军”中只占很小部分，无论是分派任务还是劳动时，常常会得到一些照顾，但她们却似乎并不“买账”，谁也不愿意被人小瞧。一些女兵时常憋着劲儿和男兵们较量。

　　大个子姑娘王淑辉，人称“飞毛腿”，筐里装的土每次都不比男兵少，还常常跑在男兵的前头。男兵们背地里给她起了“牦牛”的绰号。还有一个爱和男兵“叫板”的女兵是顾梦舟的好姐妹易莲芳。有一次，易莲芳和一个河南籍大个子男兵比赛谁抬土筐的次数多，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因为她个子矮，重量大部分都压到她这边。那天，正是她月经初潮的日子。由于用力过猛，造成子宫大量出血，并且持续了半个月。后来的岁月中，她每次月经都要持续十来天，而且出血量大，导致她常年贫血，一直到更年期。

　　工程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竞赛更是“白热化”。在担土“计时赛”、砸石“群英赛”、拉大磙子的“耐力赛”等一系列劳动竞赛中，人们都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队与队、班与班之间互相挑战应战，热火朝天。通过挑土“计时赛”，工效提高很快。十五米的距离，开始大家挑一担土，一个来回要用五六分钟，后来，最高纪录缩短到三分钟。

　　在迎接飞机通航的集中突击阶段，人停，工具不停，队员们轮番上阵，每天施工时间不少于十二小时；天气好的时候必加夜班，施工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夜晚的工地上，一盏盏、一片片的灯光，星罗棋布地在工地上闪烁，宛如一座不夜城出现在高原上。

　　经过七个多月的奋战，1951年11月20日，高原上的第一个机场胜利建成。昔日“三沟七梁一丘山”、坑坑洼洼的荒原上，出现了一条三千二百米长的飞机跑道和可停十八架飞机的停机坪。那年的国庆节刚过，部队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新衣。机场工地上的官兵们，很多人都舍不得穿，想留在即将到来的机场首次通航典礼上穿。

　　1951年11月22日，载入史册的一天。万里晴空的高原上，传来了轰鸣声，数万名指战员和藏族民工站在机场跑道附近，引颈而望。当康藏高原上第一架飞机从大山那边飞来时，全场沸腾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滑行到停机坪。官兵和群众欢呼雀跃，欣喜异常。在一片欢呼声中，一位藏族老人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祝福“天菩萨”给他们带来吉祥和幸福。

　　当天晚上，在指挥部组织的庆祝晚会上，最后一个节目是由五十四师医护队女兵们创作并演出的诗朗诵《伟大的劳动万岁》：

　　这里曾经是一块乱石林立，荆棘丛生，鼠兔出没，野兽啼嚎，没有人迹，没有炊烟的广袤而荒凉的土地。如今是什么力量，使她焕然一新，变得如此沸腾？

　　是中国共产党派来的人民解放军，为了建设西藏，保卫边疆，为了西藏的富强，造福西藏同胞，在这块土地上修建了飞机场。

　　看呀！那宽阔的停机坪，那长长的飞机跑道，是解放军千万颗智慧的头脑，是解放军千万只劳动的双手，把她建造。

　　这里每一方平整的地面，都浸透了我们的汗水；这里铺下的每一块基石，都浸染过我们鲜红的血浆……

　　藏汉一家人

　　每天学习藏语文一至一个半小时成为部队雷打不动的制度。不久，被藏族群众誉为“通司切嘎（半个翻译）”的人数大增。当年十八军的官兵们，从一句藏语都听不懂、说不出，到“藏话、汉话加比画”能跟藏族百姓沟通交流，再到个别精通者可以用地地道道的拉萨话宣讲政策，交藏族朋友。军人们知道，学会藏语，才能真正走进西藏，走进藏族百姓的心中……

　　在藏族聚居区，解放军是藏族百姓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群最和善的士兵。先遣部队就是他们认识解放军的第一扇窗口、第一面旗帜。甘孜的藏族百姓交口称赞“这次来的汉人军队和过去的汉人军队就是不一样”，由此传出“嘉萨巴”（新汉人）的美誉。而且，这些新汉人是会说会写藏文的新汉人。

　　早在1950年初，十八军进藏之前曾在乐山开办了第一期藏语文训练班，17岁的杜琳是第一批学员之一。训练班的老师是在西藏学了一口标准拉萨话和藏文楷书的隆果法师。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月后，学员们掌握了基本的拼音、语法和句子，便分到各个连队教战士藏文，讲述西藏的风俗习惯、民族政策，外加宣传、鼓动。

　　今天，王贵讲起这段历史时还是那样声情并茂，现在的他不仅依旧能说一口流利的拉萨话，还能写一手漂亮的藏文，他的藏语语言文字能力达到相当水平，是国内知名的藏学家之一。难以想象的是，这一切都是在进藏路上打下的基础。那时，李奋站长对军侦察科全体人员说，要了解敌情、民意，不会藏语文就是聋子、哑巴。这时，正逢军党委提出要大家克服语言关，全军上下，从军长、政委到普通战士，大家学习藏语劲头大得很！尤其是侦察科，本能地冲到了最前面。

　　早在新津时，王贵就给自己规定，学藏文是每天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自豪地说：“当时，军里学得最好的也是我们侦察科。”

　　在二郎山脚下，侦察科第一次遇到运茶叶的骡帮，第一次看见藏民，王贵走上去第一次用藏语问路：“岔路口怎么走？”人家一句也听不懂。大伙儿都乐了，王贵闹了个大红脸。翻译上来解释，原来是发音不准。

　　侦察科奔袭康定时，鲁晋参谋在康定师范学校里搜集到一批藏语文学习材料，其中有汉族学者祝维翰编的藏语文课本，发给全科干部人手一册。这是大家第一次得到的正式藏语文课本，是汉族学藏语文的较好教材。虽然课本纸张粗糙，铅印质量低劣，但大家却如获至宝，赶紧弄些牛皮纸包书，以免装在挎包里行军中磨损坏；书中有许多印刷得很不清楚的字，互相校阅后，认真用笔把汉字、藏文描清楚。侦察员们每天拿出来看几页，学几段。他们又从康定师范学校弄到一本《汉藏语汇》字典，保存在鲁晋手中，大家轮流借用。行军中，指战员们经常负重五十斤以上，每天跋涉七八十里路，身体很疲劳，但学习藏语文劲头十足。参谋人员经常边走路边抽问单词、短句。每次途中小休息，就抓紧十分钟休息时间，拿出课本，坐在背包上，阅读背诵，你问我答，互相测验，一时路边读书声朗朗，好似课堂。从康定到甘孜的二十多天里，居然学完了祝维翰编著的那个课本。

　　到八美后借住藏民家中，王贵鼓起勇气走到房东老大娘面前，用藏语问：“到泰宁还有多少里路？”对方笑着用四川口音的汉语爽快地回答：“四十里。”原来，那一带不少藏民会说一点汉语，王贵高兴得跳了起来：“终于说通了！”

　　1951年1月，侦察科从昌都出发西进至边坝与一五四团三营会合，成为全军到达最西面的一个前沿点。侦察工作很繁重，搜集整理藏军的情况，继续调查兵要地志材料，上报军部。科里的藏语文学习仍坚持不断。边坝话仍属康巴方言，但已比较接近西藏方言，比昌都话更好懂。学得快的鲁晋、杜焱、吕超、李其绪、王贵等几个参谋已开始不用翻译单独外出开展工作。在边坝驻防八个月，是侦察人员藏语文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

　　部队进驻西藏后，更深刻体会到“不会藏语文寸步难行”。西藏工委和各分工委都曾对“机关干部学习藏语文”专门发过指示，要求大家为长期建设西藏做好本职工作，必须攻克藏语文关。每天学习藏语文一至一个半小时成为部队雷打不动的制度。不久，被藏族群众誉为“通司切嘎（半个翻译）”的人数大增。当年十八军的官兵们，从一句藏语都听不懂、说不出，到“藏话、汉话加比画”能跟藏族百姓沟通交流，再到个别精通者可以用地地道道的拉萨话宣讲政策，交藏族朋友。军人们知道，学会藏语，才能真正走进西藏，走进藏族百姓的心中。

　　首批进藏官兵几万人，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投身到学习藏语文的热潮中，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学，这是何等壮观的场景啊！

　　1950年7月9日，记者林田背着米袋、帐篷布、挎包、照相机、手枪等几十斤重的东西和南路先遣部队的一五七团一起向巴塘前进。同行的有团里的藏语翻译格桑，“这位巴塘的藏族青年干部黑瘦的长脸上总是带着热诚的微笑”。一路艰辛，幸好有格桑这样的藏族好伙伴。格桑爱唱，教会了林田许多西康民歌和情歌：

　　心爱的马儿，系在槽边，她脱缰而逃，但这是她自己的意愿，就让她去吧。

　　在这山的山谷里，有着一匹洁白的马儿。我心想骑上她，但她是喇嘛的马儿，我只有回头向她遥望。

　　山顶积着白雪，山脚长着禾苗。它的命运，只能听风雪的安排。

　　清早出现在天空的太阳，且莫藏在云里，我们无衣的孤女，还靠你着意的温暖。

　　格桑是个热心肠，看见闲事就要上前管一管。行军走过一片草地，几个为部队赶着牦牛运粮的藏民正在休息煮茶。格桑上前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告诉格桑，对汽车驾驶员很不满意，因为在康定附近汽车经常冲散他们的牦牛群。格桑答应一定代为反映意见。他接着说，将来公路会正式通车巴塘，那时就不需要他们的牦牛驮运了。

　　路过东俄村，工兵十团正在修路，孩子们围着战士们玩。一个女孩正在晒青草，格桑说：“你那些草给我的马吃点吧！”女孩大方地笑笑：“可以。”格桑笑道：“太好了，谢了。”

　　格桑和团供给处的同志要到一个牧场买牦牛，他叫上早就想到牧场看看的林田，他们带了一个武装班前往。因为牧民要到天黑时才会把牛群从山上赶下来，战士们只好等着，结果遇上了一场大雨，后来湿淋淋的战士们被牧人领进一个足有两间屋子大的温暖帐篷。

　　帐篷中间的灶上一排坐着三口铜锅，一口正在煮茶。帐篷里有母子二人，儿子叫阿朗多吉，是个喇嘛，常年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牧场，魁梧健壮，说是三十多岁，看起来像二十多岁；母亲六十多岁，赤脚，光头，戴一顶旧毡帽。阿朗让战士们坐在灶台左侧烤火，“妈根”（阿妈）一定要给他们煮新鲜牛奶喝。格桑说，煮也可以，但喝了一定要给钱，不然我们是不喝的。“妈根”不愿意这样办，坚持要送战士们每人一碗鲜奶。

　　阿朗也坚持要战士们在他家喝茶吃饭。格桑张罗起来，买好鲜酥油，亲自动手打酥油茶。大伙又商量决定买只小绵羊，这样十几个人便有了丰盛的晚餐，第二天还可吃一天羊肉。阿朗好奇地问格桑，为什么买一只小羊还要大家商量一番？格桑告诉他，这是共产党的规矩，做什么事都要大家出主意。“你们共产党的领袖是谁呢？”格桑回答：“就是天下有名的毛泽东主席呀！”阿朗说，他（指毛泽东）领导的这办法很好。

　　天快黑了，牛呀羊呀都回来了。格桑和阿朗带着战士们到各家各户去买牛。阿朗是中间人，他先和牛主人在破皮袄袖子里拉拉手，然后再和格桑拉拉手，最后拍着肥胖的牛屁股高声吵一阵，就成交了。

　　雨下得更大了。在河这岸讲好价，又到河对岸挨家挨户谈价格。其中一家，小点的孩子头发像刺猬一样立着，一丝不挂地趴在妈妈肩膀上，稍大的长着黑炭般的小脸，身上也一丝不挂。大家争吵一气，价格定下来了。谈妥以后，他们一起冒雨过冰河回到阿朗的帐篷。这时大铜锅里的羊肉已经飘出令人垂涎的香气。

　　林田请格桑问问阿朗母子，是否知道当年红军从这里路过的故事？

　　阿朗母子都说知道。

　　“那时军队怎样呢？”格桑问。

　　“他们只是弄吃的，别的东西全没动。”阿朗回答。

　　“‘共产’没到以前你们怎么想？现在军队的纪律怎么样呢？”

　　“没来以前，简直怕得要死，似乎都不敢在地面上存在了。可是‘共产’真的到了以后，那简直规矩得没话说。不要说不要我们的牛羊，就拿两件事说，第一，城里街上很少有当兵的游逛；第二，喇嘛寺里没有军人去。”

　　“妈根”问格桑：“人家说‘共产’快来了，说什么东西都大家平分。你告诉我，这办法什么时候实行呢？”

　　格桑回答：“‘共产’也不是把东西平均分。‘共产’喜欢的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人。”

　　1950年，中秋节。巧得很，藏族的八月节后一星期就是中秋节。格桑要到城北山里去慰问在那里为解放军打草的民工。林田决定与他一起前往。

　　过了一山又一山，远远已见打草人的白色帐篷，藏族姑娘响亮的弦子调也听到了。

　　终于到达解放军雇请打草的草场，见到了李股长。他们参加到打草的人群中，打草，比赛。太阳落山了，山谷清凉起来。林田碰到熟人——一个藏族老婆婆，她儿子也参了军。老婆婆说，她把从家里带来的胡桃给了路上遇见的驮运干草的解放军战士。她在心里想，自己的娃娃在外面，别处的老妈妈见了他，也会给他吃的东西吧！天下的母亲心是一样的。晚饭后，格桑召集大家围坐一圈，用藏语讲话，鼓励大家多割草，支援解放军去解放全体藏族同胞。他讲到解放军历尽千辛万苦来解放藏族人民时，有人发出“啧、啧”的感叹。有人发言说，一定有多大力气出多大力气，多割草。

　　会散了，妇女们的笑声、娃娃们的闹声，盖住了河水的哗哗声。野灶里仍燃烧着熊熊火焰，人们准备睡觉了。他们没有帐篷，只用毛毯或破烂的粗毛布单子裹在身上，在草堆旁蜷曲着睡下。格桑、林田和李股长喝了口小酒，走出帐篷。月亮已爬上山头，又圆又大。野灶旁有妇女在煮明早的茶，几个男人在围火闲谈。冷风刺人，万山静寂，露水凉得快变成霜了。这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山里的中秋之夜。

　　1950年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军委建议：十八军从川康进军西藏的同时，再由青海、新疆、云南各派一支部队作向心进兵的部署。1月24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后，青海派出了一支六百余人的第一军骑兵支队；新疆方面，王震批准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为“进藏先遣连”进入西藏阿里地区；云南派出了十四军一二六团及二十五团三营。

　　1950年8月15日，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五、一二六团奉命从云南北上，向察隅进军，配合昌都战役。10月1日，四十二师政治部副主任王杰敏、一营营长卫俊才率先遣营进驻察隅，不久成立了桑昂曲宗（察隅）人民解放委员会。

　　参加这次进军的陈炳后来回忆说，部队到察隅后，即动手修建营房，开荒生产，深入到山区，发放救济。他们一行六人进入僜人居住区“野人山”。当地藏民称僜人为“那洪”，意为有大耳环的人。僜人自称“登润”，征得他们同意后，改称“僜人”，藏族同志随之称他们“僜巴”。

　　初到巴安通，通过僜人居民点时，陈炳心想，僜人对解放军不了解，冷不丁看见，说不定会跑得远远的。哪知，他们刚跨进一间长形房屋就算是进村了，正好碰上这家人请客，屋里坐满了人。他们不仅对这些佩戴着解放军牌牌的战士们毫无敌意，而且亲热得很。战士们直爽地问：“我们到这里来，你们欢迎吗？”

　　僜人诚恳地回答：“为什么不欢迎？我们原来都是一家人，一直希望大哥早点回来。”“大哥”？几位年轻的战士都有些纳闷：什么意思？不懂！都说“野人山里的人”与世隔绝，很少与外界往来，他们从来也没见过解放军呀！何来如此称谓？况且，那些热情的僜人又是上了年纪的。战士们赶紧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解放军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子弟兵，称我们‘大哥’，我们不敢当。”

　　僜人非常肯定地说：“你们就是我们的大哥嘛！”接着，僜人给战士们讲了一个故事：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有个名叫阿加尼的金人，他和一个雌性猴子结婚，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东客”，次子叫“东玛”，三子叫“东督”，幼子叫“东岱”。有一天，幼子上山开荒种地去了，回来时发现三个哥哥都走了。原来，大哥到了出金子、产粮食的平原，成了汉族；二哥走到能种庄稼又能放牧的地方，成了藏族；三哥就在不太远的山区，成了珞巴族；留在家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僜人。所以，我们都是阿加尼的子孙呀。

　　陈炳他们连忙回答：对对，我们都是阿加尼的子孙！等再过半个月，请你们到日卡来，领取救济粮和生产工具。僜人立即拿出绳子，结了十五个疙瘩，表示应该在什么时候动身：每天用刀砍去一个结，结砍完了，就是他们应邀的日期，那时他们就整装前往。临走时，僜人分别给每一位战士送上一份用芭蕉叶包好的牛肉。

　　1950年夏，在贵阳，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急令所属工兵团驰援十八军，开辟雅安至甘孜道路。

　　二野五兵团所属工兵团从贵州遵义出发，到达甘孜后，被安排在甘孜城南数里外的斯吾村。他们的任务是为面积三百万平方米的甘孜机场跑道准备石料。因斯吾村驻扎的部队太多，工兵团八连随即移至斯东村。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在哪儿搭帐篷呢？临近中午，小村子静悄悄。战士们很想找藏族老乡问问，可他们会说的藏语就是：“天叫朗，地叫沙，吃饭就叫撒马撒。”无论怎样也凑不出一句：“这里可以搭帐篷吗？”

　　正一筹莫展时，传来马铃声，一位当地汉子骑马而来。他背枪挎刀，身体瘦弱，脸色白皙。他就是彭大哥，当年的红军副连长和司务长，长征时负重伤留在了当地。他的身旁还有一位藏族妇女。

　　彭大哥说：“我有个藏族名字叫彭措泽仁，是拉姆起的。这是我妻子曲珍拉姆，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她懂汉语，害羞不肯讲。你们尽管对她讲汉语。你们可以叫我彭大哥，叫她嫂子。”

　　虽说他依旧眷恋部队，但身体残疾怕是再也不能归队了。他向八连连长提出请求，让他当他们的参谋兼翻译官和“编外司务长”。他说，你们今年的任务是采五千方石头，建议先不要到大山里开山炸石，那样光准备工作就得半个月，今年任务未必能完成；附近有三条河沟，总长近四十公里，把河沟里的鹅卵石拾起来，二十多天就可完成任务。汽车从河沟里走，运程短，运走了乱石头，群众走路也方便，一举两得。郭连长一听，乐了：“好主意！照办。”

　　为数不多的好天气时，飞机能来空投，但毕竟物资有限，而且有限的物资首先要供应前方作战的部队，因此工兵团战士们的伙食质量可想而知。彭大哥眉毛拧成疙瘩：“这比红军时代好不了多少。时间一长，身体必垮。”他要连长派一名身强力壮、会骑马的同志随他上色达草原买牛。

　　甘孜也能买牛，为什么上色达？彭大哥说，甘孜买一头牛的价钱，在色达可以买两头牛，质量更好。

　　说走就走，彭大哥跨上马一路疾行，显出骁勇的军人本色。四天后，彭大哥与八连的胡宝文风尘仆仆赶回六头牛。胡宝文瘦了一圈，他说：“老革命干起事来不要命，四天走三百多里跑了几个牛场，挑最壮实的牛。晚上睡草地，饿了吃糌粑。我比他年轻十五岁，都陪不住哦！”

　　机场要修一年，吃菜问题怎么解决？彭大哥想出了新点子：在江边找一块无主的地种菜，种上四五亩地，一连的战士一年都有菜吃。战士们在江边找到一块荒废的地。彭大哥顺路又带战士们到了河边一个巨大山洞的洞口。哇！这里有温泉！大家喜出望外。

　　突然，七八个藏族姑娘嬉笑簇拥而来，脱衣入水，边洗澡边嬉笑打闹，战士们羞得连忙转身进入山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彭大哥竟径直向温泉走去，他也脱衣下水，和藏族姑娘们共浴，笑谈家常，惊得指导员半天说不出话来。事后，彭大哥对指导员说：奇怪啥子！这里离孔夫子远，不懂男女授受不亲。人们生活在大自然中，形成天然的习惯，已经千百年了。你大惊小怪，她们反而感到很怪。这种混浴的习俗在青海和康藏，凡是藏族群众聚居区都有。你们不习惯可以不接近，绝不要表现得怪怪的。

　　彭大哥讲起妻子拉姆和她妹妹的故事。“这里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每年七月初，我都要和拉姆来到这个洞里坐几个时辰，怀念那段终身难忘的经历。”原来，1936年7月，红军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留下来的一些伤病员，格达活佛在劝说敌人停止屠杀无效后，就把大批伤病员接到甘孜，换上藏族服装，一部分藏在白利寺，其余分散到山洞隐藏，洞口还有藏族群众守护。彭大哥当年就被藏在这个山洞里。不过，他们最终还是被抓起来，押到雅砻江上游，推入湍急的江水中……当彭大哥被江水冲回山洞旁的温泉边时，正好有两个藏族姑娘正在沐浴。她们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彭大哥。姐姐把他背进洞内，用干草盖住。天黑后，又用马把他驮回家。这两个姑娘就是拉姆和妹妹白姆。拉姆给彭大哥起名叫“彭措泽仁”。一家人对彭大哥恩重如山。彭大哥表示，只要他活着，一定要重重报答。

　　拉姆问：“你用什么报答我呢？”彭大哥回答：“你要什么？”拉姆说：“我要你做我的大牦牛，一辈子为我干活。”

　　拉姆告诉父母，她要彭措做她的丈夫！阿爸说，彭措是好，可他的腿有残疾。拉姆说：“彭措脑子十分聪明，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我有健壮的手脚，可以弥补他的不足。”

　　拉姆阿爸送给彭措祖传的枪。阿妈捻线，拉姆织氆氇做新衣服。全村出力，花了一年时间为他们盖起新房。十二年前的秋天，斯东村最美丽的姑娘曲珍拉姆成了红军彭大哥的新娘。

　　1951年12月8日，工兵连接到一纸调令，到甘孜西面的玉隆，打通开始封冻的公路。11日，一辆大卡车从甘孜菜地拉回了上万斤萝卜、白菜。“彭大哥和嫂子辛苦了半年，你们没有给他们留一些菜？”连长急急地问。“本来是要留的，老革命说什么也不要。最后连萝卜缨子也装到车上。”种菜的战士带着深深的不安和无奈回答。幸亏有这一车彭大哥带领大家种的菜，工兵连才能在玉隆过了一个有菜吃的冬天。工兵连的官兵们心里，一直惦记着红军彭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