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帅，重重落子

　　1949年秋，毛泽东曾先后向西北、西南两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发出电报，提到“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毛泽东在部署解放大西南的同时，启动了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

　　准确地说，这是一群人的故事，是这个群体所经历的一个特殊年代的故事。整个故事始于1949年年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中国革命史上最后一次大进军开始了，这就是进军大西南。其任务是：消灭约七十万国民党残敌。由第二野战军全部和第一、第四野战军一部完成。口号是：“敌人跑到哪里就歼灭在哪里。”

　　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行进在公路上，士气异常高昂。结束湘南战役后的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主力五十二师就与四野三十八军的一一四师走在同一条公路上，挤在一起，双方各自走成一行，并肩前进。

　　进军开始不久，部队在向大西南行进的路上，十八军已经接受了接管川南的任务，并由此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调动，全军要接管二十二个县。

　　时任十八军五十二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魏克在日记中写道：

　　11月12日，吴忠师长和刘振国政委从军里回来，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军会议精神。全师的任务是：配合解放贵阳，限期赶到贵阳；接管四川南部。全师负责接管五个县的全部干部共计三百五十人；县长和县委书记已经确定，区长、区委书记、部长、科长、干事等已调配。

　　1949年初冬，结束湘南战役后的二野大军在进军大西南的途中。

　　调动是空前的，部队干部严重缺乏。另外，大部队则大踏步进入四川。与此同时，敌占区的军事情报及时地源源不断送回大本营。

　　就在魏克写下上面那篇日记的当天，二野总部军情人员王贵正准备从敌占区（重庆）赶赴贵阳。

　　王贵，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学生，18岁，1949年1月参军。此刻他辗转一个多月穿过重重封锁，数次遇险后，刚刚赶到重庆某高级住宅区一个豪宅里，去做国民党西南地区联勤司令部副司令郑翔祖少将的“客人”。第二天晚上，王贵拿到了重要军情，次日一早他扮成“阔少爷”向贵阳出发了。

　　王贵回忆说：

　　1949年11月14日，乘“黄鱼车”从赶水出发，在川黔公路上继续南行。在车上我一面暗里背诵情报，一面注意观察道路地形和沿途国民党军队情况。北撤的敌人部队可多啦，粗略估计一下，从赶水到桐梓一线，至少有一万多人，下午三四点钟经过遵义。行至遵义以南二十多公里处，我们在车上突然看到西南方向远处冒起一团火光，接着听到一声闷雷般的爆炸声，大家都吃了一惊。十分钟后，迎面驶过两辆敌人的军用卡车，上面站满排列整齐的国民党军士兵。接着，后面陆续有七八辆“黄鱼车”从南面向北驶来，车上的旅客都向我们挥手，司机和乘客大声喊道：“回重庆去吧！贵阳去不成啦！乌江大桥炸掉啦！”我一听，可真是着急，心想：怎样才能去贵阳呢？

　　为了以最快速度赶到贵阳，王贵趁着夜幕奋力游过寒冷的乌江。上岸时，他浑身颤抖，腿已直不起来了，他强迫自己蜗牛似的爬到岸边，休息了十多分钟才缓过劲来。考虑到直接进村可能会暴露身份，全身湿透的他找到一个小草棚，在粪缸边硬挺着过了一夜。不曾想，途经息烽又遭遇土匪，他被扒得全身只剩一条短裤。当天夜里在扎佐，睡梦中的他被一阵嘈杂叫声惊醒，有人慌乱地说：“共军来了，八路来了！”

　　时任十八军保卫部副部长的张向明回忆道，部队在湖南邵阳住了几天后又出发，途中听说去川南后干部们分配地方的方案已经出来，班子也明确了：川南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大章、第二书记彭涛，行署主任张国华（十八军军长），自贡市委书记谭冠三（十八军政委）。张向明回忆说：“我分配到自贡市当公安局长。在去贵阳的路上，我们就把要去川南的人拉了出来，离开了军部，军部的其他领导同志还留在军部。李大章、彭涛及我们这些要南下的干部走到了一起。到贵阳后很快我们就入川了。”

　　十八军接管川南的军人们到位的时间是1949年12月初左右。张向明到自贡市公安局上任时，发现副局长已早他几天于12月5日就到了，而且迅速组建了三个分局开始工作。那时自贡市内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天天晚上都可以听到枪声，每天的情报可谓堆积如山，地下党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来送情报，真假难辨；今天这里报警，明天那里报警，侦缉队今天从这里搞到一批枪支弹药，明天从那里挖出一些武器；到处流言蜚语，一会儿传说明天敌人要袭击自贡，一会儿又说是敌人里应外合……情况相当复杂，而驻扎在自贡市内的部队数量不多。新组建的公安局没几个人，吃饭就到原警察局与原职工和旧警察一块。大家天天熬夜，经常下半夜仍无法睡觉，人们的心里都有些恐慌。

　　青海骑兵支队在进军西藏途中

　　此时全国的形势是，解放西北的战事已经渐渐平息，解放大西南山地丛林的战事仍在进行中。东南沿海的泉州、厦门的野战部队一直把国民党残敌追至金门、马祖，并严守海防，以防退守在台湾和澎湖的国民党军残部伺机反扑。而在雷州半岛，解放海南岛的部队已经集结，习惯了陆地作战的部队，正在忙着修船造艇，海滩训练，人人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到海峡对岸……

　　而这时，新生的共和国的领袖，正在这张“解放”的宏伟蓝图上，重笔勾勒着另一组红色箭头。

　　高高兴兴地全力投入到接管、经营川南的十八军官兵们绝不会想到，1949年底，千里万里之外，在全速驶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最高统帅毛泽东重重落子，一项伟业筹划已定，一统祖国大陆最后一役的句号，最终将由他们亲笔画上。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并西南局写信，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作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

　　1950年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迎接一九五○年元旦》。社论中写道：“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全中国统一大业。”

　　时隔四十年后，美国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于1991年出版了《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书中提到，1949年11月2日，也就是向大西南进军的第二天，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给毛泽东发出一封信。

　　戈尔斯坦在书中写道：“西藏政府‘外交局’发了一封天真得出奇的信给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保证不进攻西藏，并且表示西藏希望同共产党协商归还当时被中国占据的藏族聚居区的问题。”戈尔斯坦援引了这封信：

　　致北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尊敬的毛泽东先生：

　　西藏是一个盛行佛教的独立国家，她预告注定要由观世音的化身（达赖喇嘛）来统治，惟其如此，西藏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西藏还保卫自己的领土，使其免遭外来的侵略。西藏一直是一个信仰宗教的发展民族的乐土。

　　鉴于青海和新疆等地毗邻西藏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汉藏边界或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因此，请按照上述要求向驻扎在汉藏边境的军政官员颁布严格的命令，恳请尽快给予答复，这样我们都能放心。至于从前被并入中国版图的那些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希望在中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举行协商谈判加以解决。

　　在这封被戈尔斯坦称之为“天真得出奇的信”里，噶厦政府声称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

　　戈尔斯坦评论道，“西藏噶厦政府的目的是企图获得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大力支持”。他们认为，“不能单靠印度给予帮助和支持。因此他们决定把发给毛泽东的那封信的抄件分别寄给美国和英国政府，向他们寻求政治和军事援助”。同年底，噶厦地方政府派出四个“亲善使团”到英、美、印和尼泊尔请求“帮助独立”。正在噶厦政府与各国接洽之际，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这一信息。

　　我们现在看，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批评当年噶厦政府的这封信“天真得出奇”，一点儿没说错。噶厦政府似乎是在玩捉迷藏，故意隐藏起了西藏自古就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这可不是儿戏。

　　早在八百年前的元代，西藏就归入了中国的版图，由中央政府实施行政管理。自此以后，西藏但凡有内忧外患，都得由中央政府出面乃至出兵才能解决。就说达赖喇嘛本身的神权地位，以及在达赖喇嘛主导下的政教合一统治——包括噶厦政府作为地方政权本身的合法身份，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建立和延续的。此外，达赖喇嘛神权地位的传承要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并且“册封”，那更是久已形成的定制。即或是晚清民初中央政府最为衰弱的时期，也从未放弃过对这方土地的主权。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198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它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费孝通先生认为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很多，虽说政治的原因不应当忽视，但最主要的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然而，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汉族形成的这个特大核心，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自在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

　　在三千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把周围异族吸收进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而日益壮大，汉族也涌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凝聚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而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屡次蒙受国土丧失、主权支离之难。国土和主权，保卫和丧失，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为敏感的问题。丢失了，是历史的耻辱；赢得了，是历史的胜利。任何一个有气节的国家和民族，对于每一寸国土，都不会轻言放弃。

　　如今，已经站起来了的新中国，绝不会再让丧权辱国的历史重演。解放西藏，就是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至于用何种方式解放西藏，属于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染指。

　　根据现在已出版和公开发表的资讯显示，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到“解决西藏问题”是1949年2月，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谈到的。也就是说，那时，解决西藏问题，已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达成共识。

　　1949年秋，毛泽东曾先后向西北、西南两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发出电报，提到“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毛泽东在部署解放大西南的同时，启动了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

　　进军西藏的决策既定，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进？从哪里进？

　　最初，鉴于西北方向战事已经结束，西南方向战事仍在进行中，毛泽东于1949年11月23日电令，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这个方向，基本上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唐蕃大道”，也是历代中央政府出兵西藏的主要进军方向。从这个方向进出西藏，较之于从高差起伏很大、道路崎岖难行的川康方向，有着地理上的相对便利条件。

　　然而，当时的西北地区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地区都属少数民族地区，民情社情复杂且不稳定，地域广阔而又人烟稀少，为进军西藏提供足够的后勤、财政方面的保障存在着一定困难，担负解放西北任务的第一野战军在兵力部署上也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主持西北工作的彭德怀遂于1949年12月30日致电毛泽东，陈述了“从青海、西北方向入藏困难甚多”、“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需要和阗、于阗、玉树屯垦囤粮，修筑道路”的意见。

　　于是，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再次电令，改由西南局主要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

　　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就这样历史性地落在十八军将士的肩上。在实施接管川南的任务中迅速掉头，改为进军西藏。这对于十八军全体官兵来说，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异常严峻的考验！

　　历史事件

　　1718年至1720年（清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清军击败占据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此为安定西藏的重要战争。

　　1788年至1791年（清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巴勒布廓尔喀（今尼泊尔）军队两次入侵西藏，特别是第二次，廓尔喀军深入日喀则等地，洗劫扎什伦布寺，震动全藏。乾隆皇帝闻报后，决定彻底解决西藏边务问题，下令征调内地省区的兵马、装备、粮饷，任用福康安、孙士毅等重臣率大军入藏。在西藏及川、青藏区藏族各阶层积极支持和内地各省大力支援下，这场反侵略战争很快取得全胜，保卫了祖国疆土完整和西藏人民的安全。

　　1792年至1793年（清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乾隆皇帝谕令“妥立章程，以期将来撤兵后，永远遵循”。福康安等秉承乾隆皇帝的旨意，逐次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和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管理等方面，分别拟定章程奏报朝廷，随后又将获得皇帝批准的各项条款汇集成二十九条，即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并译为藏文，颁于噶厦地方政府，饬令地方各级官员遵行。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发布《中华民国大总统宣言书》宣告：“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十三世达赖即派官员赴南京拜见蒋介石，声明“不背中央”。经国民政府同意，在南京设立了西藏办事处。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国民政府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商得西藏摄政热振和噶厦的同意，在拉萨设立了无线电台和常驻官员。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在青海寻访达赖转世灵童的工作，都是在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1940年，按照清朝的定制和惯例，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拉萨，主持了第十四世达赖灵童的坐床大典，同时在西藏建立了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解放西藏史》

　　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在青海圆寂。其后寻访并认定转世灵童的工作，亦经过国民政府批准。1949年8月，第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主持下，于青海塔尔寺举行。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解放西藏史》

　　1947年3月，黎吉生一手策划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原本应主权国家参加的会议，公然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藏军旗帜（“雪山狮子旗”）被当作所谓的“西藏国旗”公然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悬挂在会场上。更有甚者，会议使用的地图竟然把西藏标志在中国疆界之外。在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的强烈抗议之下，会议才更换了地图，摘下了“雪山狮子旗”，“西藏独立”的闹剧被迫收场。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宝与西藏》

　　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的问题的准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朱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回复十世班禅10月1日的来电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西藏的愿望。

　　——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改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担任。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解放西藏史》

　　军令如山，使命在肩

　　首先是召回令，或者说是召唤令，即立即召回十八军原班人马中已经安排到地方工作的中上层军政干部；同时吸收对西藏各方面情况有研究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加入进藏队伍；尽快动员进步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参军……

　　1950年1月7日，正在向既定目标行进的十八军忽然收到刘伯承、邓小平急电：命十八军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受领新任务。

　　在重庆，刘、邓两次接见十八军领导，明确“新任务”是进军西藏。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1月10日，刘、邓接见张国华等十八军领导时，邓小平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当即表态：“一切听从党安排。”邓小平对张国华说：“去西藏不容易哦，派你去，是让你做新时代的班超。”

　　刘伯承强调指出，解放西藏“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

　　此刻，十八军领导们的心里沉甸甸的。他们完全清楚这三个“非常”的分量，它关系到国家，关系到中华民族。他们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这六个字，字字千钧。他们当时可能还来不及想象，这次将要担负的使命，和过去他们在刘、邓面前领受的任务是多么的不一样。

　　刘、邓强调，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为此，西南局大体确定1950年2月底完成准备工作，3月初出动，月底主力集结于甘孜地区，5月进驻昌都，再以一个月时间到达拉萨乃至日喀则地区。随后，十八军迅速进入一级战备，进军西藏全方位的准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

　　首先是召回令，或者说是召唤令，即立即召回十八军原班人马中已经安排到地方工作的中上层军政干部；同时吸收对西藏各方面情况有研究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加入进藏队伍；尽快动员进步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参军。

　　集结的时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集结十八军全体指战员及为应对解放西藏新课题而组成的相当于“智库”的团队；第二阶段，1950年上半年，挑兵选将，掀起补充新鲜血液的征兵高潮；第三阶段，是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以后的1951年春夏，在全国各地再次征召大批各种技能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其间，从全国各地抽调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六百余人加入康藏公路修建指挥部，征召西南地区云南大学、贵州大学、四川大学、川北大学、川南工业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部分工科应届毕业生，分配到康藏公路修建指挥部和十八军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师部。

　　最先得到召唤令的是军情部门。

　　就在王贵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湘、川、黔传送军事情报的时候，1949年10月，根据毛泽东关于由西北局和西南局准备承担解放西藏任务的电令，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已经着手准备解放西藏的情报工作，决定当四川解放后，由四川情报站执行进藏的情报保障任务，并电示四川情报站站长李奋：注意了解康藏情况，为进军西藏做准备。之后，以四川情报站为基础组建的康藏情报站立即离开重庆赶赴成都，开展入藏准备工作。

　　王贵于1949年12月初回到重庆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时，正赶上情报处以原四川情报站原班人马为基础组建康藏情报站，他立即入编为见习参谋，从此注定了他和西藏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1950年1月30日，时任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的乐于泓（在十八军中人称为“阿乐”）突然接到由华东局转来的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调乐于泓重返十八军进藏，到西藏负责联络工作。十天后，乐于泓又收到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的信，告诉他部队已在川南一带集结，即将进藏，催他尽快动身。

　　阿乐是在十八军参加“百万雄师渡长江”作战后，留在南京接管地方工作的干部之一。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先后担任过宿东游击支队兼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十八军宣传部部长等职，是张国华、谭冠三的老部下，互相非常了解，情谊深厚，张国华、谭冠三非常爱惜阿乐的才华。

　　一个多月后，阿乐抵达重庆。阿乐，又高又瘦，瘦得出奇，只有一半的肺有功能。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为他体检，发现他左肺已萎缩，心脏左移，右肺代偿性向左扩张，并有钙化点，肺功能差，不适宜进藏。原来阿乐患有肺结核，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过三年牢，遭受酷刑拷打，饱受摧残。张国华实在舍不得就这样放阿乐走，阿乐也实在舍不得就这样退出进藏的队伍。张国华为此专门找到西南军区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以及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过十二年的奥地利医生傅莱等商量，决定：可试一试，如身体不行，即速返回。

　　时任西南军区作战处处长的李觉则是自己要求进藏的。统一祖国大陆的使命感，十八军领导的热情邀请，使他产生回到五兵团前线部队的强烈愿望。得知刘、邓向十八军下达进军西藏命令的消息后，他立即向领导提出进藏请求。

　　三天后，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对李觉说，领导已批准他的请求，决定他去十八军任第二参谋长。离开重庆前，李觉特地向刘伯承司令员及所有领导告别。1950年农历正月初五，李觉带领三十辆满载新式无后坐力炮、高平两用自冷式重机枪、各式电台等新武器装备的汽车车队，离开重庆，踏上新的征程。

　　1950年2月的一天，在内蒙古伊克昭盟骑兵大队任政委的红军老战士、藏族干部天宝正式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说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约见他。李达说：“天宝同志，西南局和刘、邓首长决定你参加进军西藏，具体情况十八军张国华同志给你介绍。他们现驻乐山，你尽快去那里报到，有困难吗？”天宝二话没说，立即赶至十八军。

　　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夏川是张国华从十七军“挖”来的。当时十七军接管贵州，张国华找到十七军宣传部部长夏川，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一起进藏。夏川回答：愿意！

　　正在自贡市公安局局长任上夜以继日工作的张向明，因为成绩突出，中共自贡市委打算安排他去做市委秘书长。张向明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突然接到通知，说十八军接到进军西藏的命令，所有十八军已下到地方的干部立即返回部队，一个不留。很快，自贡市接到命令的十八军干部全部都走了，只有张向明一人被市委硬行留下。不久，张向明收到一封直接发给他个人的电报，落款署名是十八军政委谭冠三。电报内容是：张向明速归，否则后果自负。语气强硬。“就这样我到了成都！”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新华社记者林田，1950年6月时25岁，刚刚从川东山区剿匪前线采访回来。新华社西南分社社长缪海棱找到他说，组织决定派他去十八军参加进军西藏的报道工作。林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打起背包就出发。

　　几十年后，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阴法唐回忆：“记得我和林田第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12月进军大西南行将结束的时候。那是我们十八军一五五团沿大渡河南岸追击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并配合十六军一三九团活捉了宋希濂之后的一天晚上，他从一三九团驻地跑来找我谈这次战斗经过。给我的印象是，这个新华社二野分社的年轻随军记者，朴素得像个士兵。”

　　杨冰，原为国民党工兵三十七团团长兼成都市城防第五区少将指挥官。1949年12月，杨冰率部与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兼成都市城防司令曾庆集部八十多个单位在成都联名通电起义，从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950年1月3日，西南军区王维舟、张经武两位将军亲临成都市商业街原“励志社”旧址，召集当时在成都起义的国民党工兵十九团团长姜翼龙、川军十八师某团团长张衡和杨冰开会，宣布将以上三个团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工程兵师。3月初，工程兵师扩编为工程兵纵队，杨冰任工程兵十二团团长。工程兵纵队各团随即配属十八军进军西藏。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每一个军人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必须恪守的原则，不允许讲条件。但是，服从并不意味着思想上不闹别扭。尤其是十八军正处在新中国成立的一派喜气洋洋的情绪中，突然改变进军方向和未来使命，而这个临时的调整方案，其难度和强度，又是难以想象和难以预测的。别的且不说，单说西藏超高的海拔和肆虐的风雪，就会令人生畏。十八军老战士杜琳回忆起1950年那个特殊的春节时，忍不住感慨：从“天府之国”去往“不毛之地”，那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当时，加入十八军随营干部学校的杜琳，一路跟随大部队在南京接管“总统府”，又到上海见了“大世面”，再过重庆进成都……经过八千里路云和月，好不容易可以安定下来了，突然，一纸军令下达，马上又要打起背包就出发，奔赴最为艰苦的西藏。几十年后，杜琳还记得，部队将要进藏的消息一经证实，大家的反应十分激烈。很多干部在家庭、婚姻等方面都有不少实际问题。过去连年打仗，无暇考虑，无法解决，现在打败了蒋介石，眼看一些问题有希望解决了，进藏之后又全都顾不上了，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不说别的，到了那里恐怕连通封家信也不容易。

　　针对这类思想问题，十八军在各部队中开展了评功、诉苦和大讨论。评功提高了工作情绪，诉苦提高了阶级觉悟。大讨论的重点是能否克服进军中的困难。用对比的方法，把进军西藏与红军长征时的形势、部队质量、路程远近、物资装备等作对比。经过讨论和动员，干部们基本上明确了进军西藏的意义，认识了进军的有利条件与困难，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

　　带兵人的思想通了，战士们的思想问题就好办了。随即，整个进藏部队展开轰轰烈烈的进军动员工作。杜琳清楚地记得，军长张国华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以理服人。

　　张国华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这次进军西藏，是以我们十八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他指出，“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自古美女爱英雄，我们都是英雄，还担心找不到媳妇……”

　　军长的报告迅速在干部战士中激起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的自豪感。大家都认为，能参加进军西藏任务的人是最幸福、最被人羡慕和最受人尊敬的人。

　　1950年春，十八军军直机关刚开完进军大西南的庆功大会，军宣传部就着手为进军西藏“挑兵选将”，确定进藏人员。宣传部有十来名女兵，都很年轻。尽管听说西藏雪山冰河多，风吹石头跑，空气稀薄，气候异常寒冷，可是大家一心响应号召，觉得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越是艰苦越光荣，都争着报名，写决心书、保证书，纷纷要求参加进军西藏的行列。各种“书”交上去后，大家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吃饭时、睡觉前都在嘀咕。郑文珊就是其中之一。

　　1950年2月，十八军五十二师在四川乐山五通桥召开挺进祖国边疆——西藏的干部动员大会。

　　一天傍晚，机要译电股的“假小子”赵鸣兴冲冲地跑来告诉郑文珊，他们股的胖子李宁、郑文珊和她本人被选定进藏了！郑文珊一听，高兴地扑上去搂住赵鸣的脖子直跳。李宁闻讯赶到，三人搂在一起又蹦跳了好一阵子。这三个女兵中，李宁年龄最大，20岁。

　　泸县女中高三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坤维和几名同学一起报名加入了十八军。1950年2月，部队要向川西北地区进发，王坤维请假回家向爹妈告别。哪知原本支持自己参军进藏的父亲突然改变主意，他觉得女儿这一走，凶多吉少，十有八九是生离死别，所以任凭女儿如何解释，就是不同意。他把女儿反锁在房里，不准她出门。王坤维又气又急，大声叫喊、使劲砸门都没有用。天色渐晚，再不走她就没有机会回到部队了。趁着父亲刚刚出门，她用力砸开了窗户，不顾一切地跳出来，摔了一个大跟头，爬起来就向部队的方向跑去。暮色中，她冲到河边，恰好赶上一条快坐满人的渡船，她刚跳上船，船就开了。这时，王坤维回过头久久张望，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作为女儿的她，重重地叹了口气，朝着家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爸爸；再见，爸爸……

　　不是任何一支军队都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而这支军队的传统与优势就在于：通过政治动员和政治思想工作，把五花八门的“想法”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意志中去，把一个重大历史关头赋予这支军队的艰难重任变成这支军队的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奉行、自觉实践的集体行动。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那个时代赋予的任务。”这是“老西藏”吴寿桐总结过往岁月的一句话。时隔六十年后，已近耄耋之年的他说：“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我坦然，我自豪，从未感到后悔……”

　　吴寿桐所说的“不后悔”，在我对“老西藏”们的采访中，听到过不止一次。面对他们饱经风霜的面孔，我眼前会浮现出十八军官兵们当年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他们当时的种种顾虑，婚姻、家庭、老婆、孩子、艰苦、死亡……哪一条，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必须思考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军人，当面对军令时，所有的顾虑必须无条件放下。当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军人是没有理由讨价还价的！他们放下所有的惦记，肩负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进军高原之路

　　八方英才，集结一堂

　　听说王仲的毕业论文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时，范文澜十分郑重地问王仲，现在中央人民政府为配合和平解放西藏，决定责成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牵头组织一个西藏工作队，是否愿意参加？……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以藏民族为主体，民众大多笃信佛教，实行政教合一统治，这一切使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众风俗习惯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了更好更准确地掌握西藏的情况，十八军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后，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立即组建了一个罕见的特殊机构——“政策研究室”。

　　1950年2月下旬，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在乐山成立，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兼主任。研究室主要由军师团领导干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系的教授专家和学生，以及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成员三部分人组成，其中研究人员二十多人，著名学者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就在其中。

　　李安宅，早年留学美国，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现代藏学的前辈学者。于式玉曾留学日本，是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姐姐。李、于伉俪长期从事藏文化研究，其成就已为世人所瞩目。当时，他们夫妻二人都是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教授。

　　李安宅曾描述说，自1926年后他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游行，然而成都解放时，“我在大街上跑了一天，欢呼跳跃，激动空前，从来不会唱歌的我，也会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歌声夹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如潮水澎湃！”完成祖国大陆统一这个神圣而光荣的使命，极大振奋了爱国知识分子的热情，他们中不少人坚决要求参加解放西藏大进军。李安宅和于式玉两位教授便是其中突出的一对。不久他们便放弃了安逸、舒适的校园生活，随十八军奔向世界屋脊。

　　军长张国华亲自给李安宅夫妇发军装。两位教授换上军装，神采奕奕，成为两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军人。张国华关切地问，家事都安排好了吗？于式玉说：“该卖的卖，该丢的丢。我们这是千里风雪西藏去，万贯家财一袋装。”他们爽朗地表示，当年没能参加万里长征，这次参加进军西藏是一件引以为自豪的美事。

　　十八军五十二师乐山誓师大会

　　政研室里聚集了不少藏学学者和专家，其中有著名藏学家、四川大学教授任乃强，他是康藏史地专家，绘制的康藏地区地图（草图）由二野司令部测量队印发给进藏部队。还有谢国安，人称“智慧保罗”，他是个传奇人物，幼年到西藏学习佛教经文，后到印度、尼泊尔研究佛教，20世纪40年代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从事佛教研究。

　　这些专家学者进藏，是贺龙等领导同志推荐来的。1950年年初，贺龙曾主持这些学者就进藏路线、藏军力量、康藏气候以及宗教等问题写出了详细报告。报告在分析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后建议：

　　对宗教问题处理得当与否，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而要十分慎重。一般的见解是前方派赴易，后方勤务难；军事收拾易，政治收拾难。国民党在康藏所以失败，即由于对其内部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绝非捧一个在外的班禅所能决定的。英国的势力能够伸张进去，也是从宗教问题着手的。

　　贺龙说到了关键。智库团队的集结，为掌握这个关键增加了力量。1950年1月10日，贺龙将此报告上报党中央、毛泽东。

　　十八军里有支特殊的部队——“西藏工作团”，团长天宝，副团长乐于泓。实际上，西藏工作团原来的全称为“中央西藏工作团”，最初是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科长韩戈鲁从北京直接带来的三十多人组成的。

　　张向明在回忆录里写道：“进藏的时候，中央简直把他们当宝贝了。周总理给他们作过报告。他们出发时，朱老总亲自为他们送行。这些都深深鼓舞着他们的工作热情。”

　　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的多杰才旦，曾经是西藏工作团的成员，他谈起西藏工作团从无到有的历史时，回忆说：民国时期在无锡建有一所边疆学校，主要是少数民族学员，其中有藏族学生。三野解放无锡后，将边疆学校的学生送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1949年又成立藏民研究班。藏民研究班后来把在北京的和西藏有关的人员组织起来，其中包括一些南下工作团的藏族同志，又吸收民国时的蒙藏中学、蒙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高，都是自愿参加藏民研究班。

　　不久，有一批西康省巴塘师范学院的青年学生入伍。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江村罗布就是从巴塘参军的，他也很荣幸地加入了西藏工作团，他说：“刚开始自己只是个排级干部，却享受连级待遇。部队对藏族青年的重视可见一斑。”

　　曾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朗杰也是西藏工作团的一员。当解放军进入巴塘时，17岁的朗杰在街上看热闹：“分不清谁是当官的，谁是当兵的，穿的都是一样的。”“大官儿没有一点儿架子”，真的是“官兵一致”！由此，朗杰坚定了参加解放军的决心。

　　西藏工作团在进藏途中，陆续吸收了不少青年学生，一批又一批，里面还有零星的初中生。到达甘孜时，已有一百多人。队员们非常希望参加进藏的具体工作。年轻人的积极性如此高昂，一切相当顺利。大多数人的工作任务或职务非常明确：做翻译。后来，十八军想出一个新职务——“藏文干事”。十八军的六位军首长，一人配备了一名藏文干事，这些干事非常年轻，大都是十六七岁左右。

　　1951年3月的一天，兰州大学团总支委员徐东海接到通知，要他参加共青团兰州市委召开的一个兰州市各大中学校团干部会议。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西藏工委书记范明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解放西藏工作”，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们向班超学习，投笔从戎，志在边疆。他充满激情地说：现在，为祖国效力的机会来了。祖国大陆上只剩下西藏尚未解放，唯有这一个机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迅速下决心吧，为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为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大显身手吧！回到学校，徐东海心潮起伏，再也平静不下来。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三年化学专业学习，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是在化学这门学科上为国效力，还是立刻走向西藏？他毅然选择参军进藏。

　　兰州大学有个边疆语文系藏语班，刚好有个班毕业，毕业生全体报名参军。十五名同学于1951年4月10日身穿新军装，戴上大红花，离开学校。师生们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把他们送到兰州新村中共中央西北局西藏工委干调队。

　　抗美援朝参军的热潮过后，北京大学校园里恢复了昔日的平静。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的王仲找出因报名参军而搁置的毕业论文，完成最后冲刺。不久，系主任郑天挺介绍王仲等三人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系工作。

　　1951年5月18日，王仲走进近代史所大院。王仲等三人这天要见的是他们仰慕已久的大学者——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范文澜身穿一件五福布（当时以粗纱纺织的一种白布）裁制的对襟短衫，头戴一顶维吾尔族的小帽（据说是王震赠送给他的），清癯和蔼的面庞上戴着一副度数极深的眼镜，脚穿一双手工缝制的老头鞋，俨然一副乡村塾师的打扮。听说王仲的毕业论文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时，范文澜十分郑重地问王仲，现在中央人民政府为配合和平解放西藏，决定责成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牵头组织一个西藏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勘查西藏地区的地下资源，除自然科学外，还有社会科学，是否愿意参加？王仲当即表示乐意参加。寥寥数语，顷刻间，便决定了王仲未来的使命。回到北大灰楼女生宿舍，王仲开始整理衣物。此时，科学院的调令已送交北大。

　　中央西藏工作队队员中还有海外学成归国的学术权威和业务骨干，如大地测量专家方俊、土壤学专家李连捷、社会学专家林耀华、地质学家李璞、地理学家吴传钧、气象学家肖前椿、法律学家曹经传等，此外还有少数民族干部等，共计五十六人，其中有两位女性，李璞为西藏工作队队长。各路人马奉召浩浩荡荡地进驻中科院招待所。中央要求全队人员不辱使命，全力以赴，齐心协力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西藏工作队仍由中科院党组统一领导，由十八军负责工作队的给养和设备等，并提供一切条件辅助工作队开展各项工作。从此，西藏工作队便成了我军的一支“特殊部队”——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的工作队。全队队员脱去旧时装束，穿上统一的解放军军装。同时，因各学科需要添置各种器材设备，所以夜以继日地赶造了许多木箱，以加固器材的保护。几乎一眨眼的工夫，招待所院落中木箱堆积如山，煞是壮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专门设宴款待全队工作人员，勉励有加，鼓舞士气。

　　1951年，吴景春从西北助产士学校毕业后，已经分配到陕西省卫生厅妇幼处。那时，正值西藏和平解放，需要大量干部，她和伙伴商量：“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打定主意，她们五个毕业生向学校提出来，可麻烦的是，她们都已经分配，怎么请求也无济于事。怎么办呢？她们中的孙汉云说：“别发愁，到西北局民委去！”民委的同志喜出望外：“我们当然要了，可是你们领导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眼看着山穷水尽了，忽然，又柳暗花明：这事传到了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习仲勋同志那里，“几个娃娃，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好啊！”在习仲勋的关心下，这事儿成了。

　　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得知后，纷纷表示祝贺，开大会欢送，敲锣打鼓地簇拥着她们，环绕着西安市的大街走，一直把她们送到西北局进藏部队西安办事处。“我们五个同学个个胸挂大红花，身披大红绸，惊动了街上好多不明真相的路人，把我们当成了劳模。”

　　吴景春后来成了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之一。在进军西藏的队伍中，共有一千一百多名女兵，她们中间既有老红军，又有老八路，还有刚出校门的女青年。

　　支援进藏部队物资　　    工厂为进藏部队做军鞋